华盛顿大学中国通教授
沈大伟的危言耸听

　　西方人当中，如果对中国哪一方面感到兴趣而有所研究，而且最好能懂得一点汉语，就可以名正言顺冠上“中国通”。有此衔头，无论是在大学或政府部门任职，都是社会精英，属于顾问一级人物。但是他们毕竟是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往往雾里看花，主观意识难免，而其中甚至还有些负有特殊任务者，其言论见解就不值一哂。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中国通”教授沈大伟，最近受王赓武邀请，在新加坡盘桓已有时日，此前已经与王赓武同台对中国作出评论。2月21日，他在南洋理工学院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再次现身说法，谈论中国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

　　让我们从1949年说起，打从新中国成立，西方社会一直把中共政权视为敌对势力，叫嚣、谩骂、攻击、诬蔑、围堵，无日无之，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跟在西方的指挥棒后头呐喊助威。从建国开始迄至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内部经历了战争、运动、天灾等各种因素，在国外反对势力企盼它垮台的历史进程中，它竟然傲立不倒，而且在1978年跨出了坚实的改革开放步伐，至今39年，它已经腾空而起，翱翔在世界上空。

　　中国人的信念和韧性，不是西方人所能理解，他们追求国家统一的决心，更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李光耀以为中国快要变天，他紧抓住赵紫阳，以为可以对他产生影响。然而李光耀踞居在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岛上，眼光短浅，他根本不了解，也动摇不了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和国家统一的观念。赵紫阳下去了，邓小平上来了，改革开放的气势吓呆了李光耀，他不得不对邓小平竖起拇指。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领导人无论在任何阶段中，国家的利益都是放在第一位，这是西方社会人士，包括像李光耀这样的人物，都无法了解。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依旧信步闲庭，领导风骚，对于世界的风起云涌，动荡不安，他们洞察秋毫，筹划万方，应对自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设定的规则当中，他们出进自由，应对有方，万般变化皆在胸臆之中。中国人敢于提出“一带一路”这一跨世纪的宏图，早已策划了精密的铺设方案。

　　我们回过头来看沈大伟的言论，他说中国眼下是施行“硬权威”治理方式，将会陷入长期的衰败过程，他特地提起“列宁式”的国家，也就是有着些少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无不失败。言外之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必然会失败。沈大伟非常主观地说，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社会创新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上下互动的方式以及国内创新人员和国际同行交流也不够……中国的创新事业是不完整的”。沈大伟在新加坡站着讲话不腰酸，他也知道新加坡正在提倡创新，也是政府自上而下发动？国内国际交流也还未展开，为什么不批评新加坡的创新是不完整的？于此可见，沈大伟来此演说，是另有目的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39年过去了，富起来的人都成为中产阶级，然而中国究竟有多少中产阶级，两千万还是一亿人？这些在中国进入 WTO 富起来的人口，正是西方人感兴趣的对象，沈大伟口中的中产阶级，正是他们，而且他寄望这些中产阶级能够塑造“民主政体”。可是令他失望的是，他认为“长期处于中等收入状态，并且无法及时转型而减慢经济增长，越‘陷’越深”。有人向他问起，中国社会是否有着“特殊国情”或者“例外”，不可能出现如他所说的“陷阱”。这位中国通说：“外界应该用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这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这是用“西方民主”与中国作比较，也就是说中国缺少“西方民主”，在体制上应该创新转型。

　　沈大伟更露骨地认为，中国2013年十八大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内容大部分没有落实。他说：“中国在经济、政治、环境、科技、国家安全等领域，都面对一系列的关键转折点”。他将“转折点”无法达到的原因，归纳为四个因素：“反腐造成的负面效应；利益集团的阻挠；高层经济决策的不确定性；过度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然而，十八大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却是历来最为全面详细，其内容包括以下十五点：

　　一、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
　　二、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三、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四、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五、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六、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
　　七、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八、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建设
　　九、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十、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十一、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
　　十二、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
　　十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十四、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十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以上十五点包括多项细节，至今还在运作，将之与沈大伟所说的四个因素对比，沈大伟可说是“无的放矢”，仅凭表面作出臆测。“反腐造成负面效应”，是否不该反腐，任由腐败泛滥下去？“负面效应”是否认为越反越腐，应该停止反腐？“利益集团的阻挠”是否指商人干政？或者是腐败分子干扰政局？“高层经济决策的不确定性”是否指朝令夕改？“过度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大概是指政府津贴企业，想必也包括基础建设在内？

　　沈大伟带着看衰中国发展的眼光，他认为中国目前只有四条出路，即“新专制主义、硬权威、软权威、半民主化”。他认为2009年中国实行“软权威”路线，按此路线，就能够实现2013年改革目标，“中国将出现部分政治改革”。言及于此，沈大伟终于露出了真正的目的，与许多西方人士一样，他们难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想把自身的价值观强加在中国身上。2009年发生汶川大地震，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遭遇进入新世纪以来最困难的一年，经济下滑的趋势严重，政府倾全力扭转下滑趋势，并规划“十一五”计划，完全没有出现沈大伟所谓的“软权威”。

　　十八大三中全会制定了妥善的治国方针，这是国外反华分子所不愿见到的事实，他们知道，中国崛起是在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提升，相比西方社会，一个是朝阳东升，一个是夕阳西沉，高低立就。如果能够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朝向所谓的“民主社会”发展，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想法。沈大伟最后说的话，完全暴露了他的幻想，他说：“中共政权是否有信心，去推进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政治开放？”什么样的“政治开放”不言而喻。

　　沈大伟受王赓武邀请，于此中新交恶之际前来，又一而再发表对中国的言论，不是偶然的学术交流，而是要制造危言耸听，让人觉得在中新交恶中处于劣势的新加坡还有奚落中国的本钱，而中国其实是问题多多，外强中干，不足畏惧。看来中新交恶在学者的鼓动下还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