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与郑永年的拙劣双簧表演

　　李光耀死时，有一批人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这些人包括郑永年、王赓武，以及大大小小的报馆人员，有点惊慌失措，但不久他们发现一切照常，于是又可以领干薪过日子。不过没有了李光耀，这批人说起话来也许比较大胆，但是媚骨依然。先说一说郑永年，这位来自上海的学者，在新加坡这个小岛上似乎很吃得开，作为李光耀的文胆，当然是以数落中国为目的。大家回忆一下，他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无不批评挖苦，似乎只有郑氏言论，才是医治中国百病的良方。李光耀死后，他突然觉得小岛很小，于是又往中国去交流，从一个“中国通”变成了“新加坡通”，学者之善变，莫过于此！

　　再说王赓武，这位消灭南洋大学的《王赓武报告书》的主要执笔人，其父亲是当年英国殖民地马来亚联合邦的华文学校视学官王宓文，与陈育崧同事，却没少做对付思想左倾的教师，监视、检查、恐吓、开除是惯用手段。王赓武留学澳洲，主修历史，然而满脑子都是洋人思路，是典型的洋奴哲学崇拜者。李光耀利用他撰写《王赓武报告书》，公开了关闭南洋大学的阴谋，王赓武因此立了大功，被李光耀视为智囊。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王赓武在香港大学呆不下去，回来新加坡后，被李光耀安置在今天的东亚所（原来是东亚哲学研究所、东亚经济研究所），目前担任该所主席，郑永年为所长，背后没有了李光耀，两人只好互相配合。曾有南洋大学校友当面质问他关于报告书之事，他慌张地顾左右而言他，声称“签名的不只我一个人”，如此没有气节而又心虚之人，就是李光耀的座上宾。南洋大学有幸一日建成陵园，跪在跟前陪同李光耀的就是王赓武。

　　李光耀临死前几年，王赓武向他报告明朝有所谓的“朝贡制度”，是西洋各国向明朝进贡各种方物的一种不成文的制度，明朝政府的赏赐往往比进贡的多倍，是礼仪的往来。王赓武把它当做是明朝威吓西洋各国的强迫性手段。李光耀如获至宝，不但自己发表看法，还指使王赓武、许通美以此大做文章，企图借此散播中国威胁论，让亚细安国家感到恐慌。当时南海问题初起，新加坡这批人已经煽风点火。

　　吴作栋掌政时期，大肆宣扬 Singaporean，似乎这就是地球上的新新人种。王赓武为了逢迎拍马，跟着提出 Singaporean Chinese 和 Chinese Singaporean，尤其荒谬的是，他竟然提议海外华人放弃华侨、华裔、华人的称呼，于此可见这是一个没有民族气节的混蛋。

　　这么一个混蛋，8月18日在东亚所竟敢高谈“民族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他说“中国人从来不曾明白什么是西方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代表着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王赓武有意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孤立在“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剥去民族、国家、以及中国人的概念。过去李光耀不止一次提及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且坦言害怕中国的年轻人的民族主义。为什么呢，因为李光耀曾经面对坚强不屈的受华文教育者，华校生的民族主义精神，令他吓破胆，而李星可骂他“数典忘祖的二毛子”更是他终生的噩梦。王赓武盘踞在李光耀身边，互为熏陶，自知罪孽深重，所以谈论民族主义，有意轻描淡写地以文化掩盖过去。

　　王赓武还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中国特色”本来就有，自严复、康有为、孙中山，一脉相承，然而十分可笑，原来他说的是“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理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实践，在中华大地上进行这场社会实践，必然与中华文化有关。王赓武是看别人吃米粉在旁边喊烫，他的目的是但愿见到中国依照过去的老办法原地踏步，把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变成画地为牢的束缚。这种想法和许多洋人的想法一致，要把五千年的枷锁套在共产党人身上，其居心可想而知。

　　对中国既想要骂之，又不敢为之，所以只有故作公允之论。王赓武说“在中国人建设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国特色’必须清晰，必须与中国传统社会完全整合与衔接，不能使对西方社会主义成功模式的复制或模仿。”今天，有哪一个西方社会是成功地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创设的实践经验，许多国家对它蠢蠢欲动，当它的体制进一步完善时，很有可能成为各国模仿的典范。

　　王赓武神神秘秘的言谈，最终还是露出了真正的目的，他说：“‘中国特色’也并非全是正面的内容，如果保留了错误的特色，‘中国特色’就未必是好东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带回来一些最糟糕的传统，给中共执政带来危机。”他所说的危机指的是腐败现象。从胡锦涛的领导班子开始，反腐败工作一直进行着，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领导班子更下定决心继续反腐创廉，这种现象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认识到了。改革开放使中国政府下了极大的决心，同时也认识到在经济上必然要作出牺牲。官员权大，商人钱多，社会急激变化，这样那样的物质诱惑难以避免，要使之上轨道，只有花大气力逐步反腐创廉，这是政府的责任，是共产党的责任。

　　王赓武提出一个可笑的问题：“那反腐之后呢？习近平要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答案很简单，反腐照样进行，社会主义照样建设。王赓武应该不是弱智，中国已经宣布2020年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对一个社会作整体提升，王赓武作为历史学家，应该有所震撼吧！

　　然而，他对于习近平要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毫无看法，只能提出（1）变是常态；（2）行而后知；（3）述而后作三点不知所云的见解。

　　变是物质的运动，对着习近平讲变，是否希望他朝着什么方向产生变化？李光耀在习近平刚上任时，一直寻找机会让李显龙接近他，可是一厢情愿，习近平对李显龙不感兴趣。李光耀多次说习近平是曼德拉式的人物，指的是他在五七干校劳动多年，想以这个不伦不类的比喻讨好习近平，也只有李光耀这样的不懂中国国情的人才会说出此话。王赓武很懂李光耀心理，李光耀不在了，他仍负起“国师”责任，大概是希望习近平改变对李显龙的看法吧！

　　中国人向来讲求“知行合一”，王赓武却单方面提出“行而后知”，他说：“从清末以至1949年中共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所有的‘行’，所有的错误都是教材，让习近平有条件达到‘知’——知道什么该做与不该做。”以此而言，习近平只是从错误的“行”中求取知识，王赓武未免是肤浅之至。

　　王赓武把孔子的“述而不作”说成是“述而后作”简直就是大笑话，此人过去也在儒学研讨会上大谈儒家学说，看来也不过是腐儒一个。

　　总而言之，本次的所谓研讨课题《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新社会主义》是想借此机会向习近平靠拢，其背后应该是李显龙的影子。李显龙最近有关南海的亲美反华言论，严重得罪了中国领导人，这个研讨课题，就是想要替李显龙修修补补，为他下一次访华铺路。然而纵观其言，并不能肯棨中的，连基本的好话也说不上来。没有真心诚意，不敢面对错误，无论何种油腔滑调都不能令人信服。

　　最近缅甸国务资政翁山素季正在中国进行五天访问，得到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接见。而今年9月，杭州 G20 财长会议正要召开，李显龙从美国回来，不知天高地厚，像在外认识了一个黑社会老大回来耀武扬威的孩子，以为别人都会听他的，他想赶在 G20 之前见习近平一面。王赓武所谓的“新社会主义”，竟然只是文化上的定义，这样解释中国的社会主义，再滑下去就变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叫嚣的“以孔孟之道反攻大陆”的陈腔滥调！

　　习近平眼中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他在十八大已经定下目标，并且宣告天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个一百年（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第二个一百年（2049年），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一定实现。

　　行文及此，忽然想起另一位郑永年也在研讨会上大谈中共执政理念与做法引起混乱，并且危言耸听，认为文革又将回潮。知识分子本来就是脆弱的一群，在脆弱中又往往显现出虚假的人格，说到底还是考虑自身的所谓郁郁不得志，原本像似候鸟远道而来栖息，有人供着养着，还不甘寂寞，指天骂地，这就不是为了糊口那么简单！

　　这两位学者，当李光耀在世，他们相隔一段时日，总要发表一些看法，向李光耀进行喂食，也是奉命交差，李光耀不知不觉中了慢性毒药。李光耀走后，这两人的拙劣双簧表演，对李显龙毫无实际用途，根据研讨会的内容杂乱无章和不知所云，马上令人觉得这场研讨会是临时拼凑的急就章，目的是用来蒙骗李显龙，他们还能蒙骗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