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的
中共十八大情结

　　中共十八大从2012年11月8日召开至2012年11月14日结束，在此段日子的前前后后，新加坡《联合早报》全程跟踪，派上一批由韩咏红率领的记者，从各方面把十八大团团围住，似乎要将之窒息而死。

　　在了解《联合早报》所作所为之前，先来了解一件事。今年九月李显龙访问中国，准备拜会即将被选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然而由于美国国务卿希拉莉也准备会见习近平却推出南海问题，习近平因此拒绝会见，而李显龙也遭受池鱼之殃，一样没得会见。李显龙拜会习近平是李光耀设计的外交手段，会见取消了，李显龙灰溜溜地回来，内心总有所不甘和埋怨。《联合早报》编辑顾问林任君以下的记者看在眼里，原本对中国采取负面手法报道的心理，立刻发酵膨胀，对着即将召开的十八大，由韩咏红分工派事，从各方面进行围剿，而各种手法也派上用场，有奚落、谩骂、挖苦、嘲笑、臆测等等，完全不像是外国记者的大会报道，其立场十分反华，其态度十分恶劣，其居心十分叵测，其目的十分险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班记者不也在新加坡国会召开时进行各种报道，将百姓的心声展现出来？而跨洋越海去抹黑别人的国会，这样的心地是否狭隘而又可笑呢？

　　《联合早报》的第一炮是韩咏红所发，10月26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文章指称温家宝家人敛财，10月27日，温家宝通过律师否认指责。10月29日，《联合早报》刊登其北京特派员黄慧敏的《温家宝发表声明否认家人敛财》，同一天，韩咏红立刻抛出《透明是最大的正能量》，认为《纽约时报》此时刊登文章“无疑是投向中共政坛的一枚震撼弹”。韩咏红还十分诡异地说：“昨天上午看到这则新闻后，一个同事发来短信感慨地说：‘他们终于可以不装聋作哑的对待外来的报道了。’”《纽约时报》的报道以及温家宝的声明，教韩咏红兴奋莫名，过去中共是否任何事情都“装聋作哑”，想来大概是对于《联合早报》这种无足轻重的报纸的报道，都是不屑一顾的，《纽约时报》的面子较大，因此有反应，而别人的屁股刚好可以做脸皮，于是短信中才那么感慨。

　　韩咏红借题发挥，认为温家宝的声明还是“由于信息不透明，外界对于上层利益输送的情况难有准确估计”，而且“对于中共高层领导的操守与廉洁程度，中国民众始终有着挥不去的疑虑”。总而言之，她对于温家宝的声明怀疑重重，认为不足取信。美国人在十八大召开前夕登报批评温家宝家人，应该是包括政治上的考量在内，韩咏红认为外媒卷入其中，“这反映出后政治强人的时代，党内竞赛不讲规则与纷乱程度之甚，并凸显中共推动内部竞争透明化，规则化的必要性和急切性。”

　　韩咏红此文的最大目的是影射温家宝家人与敛财脱离不了关系，温家宝因此也脱离不了关系，她说由于信息不透明，温家宝“一方面在持续降低中共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与统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为不同派系在恶性权利竞赛中渔利、攻击对手提供了条件。”总之温家宝被洋人报纸攻击使中共统治合法性“持续降低”，另一方面说明党争激烈。韩咏红对温家宝的要求还不止于此，她关心起温家宝的财产，以像是中央纪律委员会的语气对温家宝说：“人们还期待他再进一步，率先公布自己与家族的财富。正如许多评论人指出的，如果他率先履行官员财产公示，意义比高喊政改有力一百倍；功德将超过他当十年总理。”韩咏红说此话是马不知脸长，她竟然不明白，在新加坡，李光耀家族从来不公示自己的财产，而李光耀却当了数十年总理，如今还在当任内阁资政。新加坡至今没有公布部长议员的财产，所谓“正能量”在何处？而新加坡人却知道，李氏家族牢牢控制着新加坡的许多政联机构，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李氏家族手中。韩咏红汲汲于去管别人的闲事，而假装看不见自己家里的糗事，是否欲盖弥彰，转移视线？

　　10月31日，蔡永伟以《中共前领导高调露面为人事角力？》为题，将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等前领导人露面的新闻串联起来，“向外界显示他们这些政坛老将对十八大后新一代领导层的支持，非仅仅是争夺对十八大人事布局的发言权。”这清楚地告诉读者，中共老领导人退休后还在争权夺利，他们不仅在幕后，还走到台前。这无疑是把十八大视为派系争夺利益的场所，而中共就是争权夺利的一伙人。

　　11月2日，沈泽玮发表《网络新词：十八DA》，把十八大召开前夕的北京描绘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孤城，利用网民胡编的消息大做文章，宣传所谓十八大“禁忌”，把北京渲染成如临大敌，随时会出乱子。沈泽玮更故意以采访计程车司机和清洁工人为掩饰，用他们的口吻说：“换谁都一样，关我们老百姓什么事？全世界都一样。”；“关心这又啥意思？他们代表人民了吗？”；“这轮不到我操心，我不认识字，我操心干啥？”。新加坡选民在大选时也会说同样的话语，沈泽玮发表此篇时是否感到自己在时间上搞错了位。当别人召开大会时幸灾乐祸，希望别人发生动乱，希望别人不要关心自己的国家，这样的态度说明写此文章另有目的，不是正常的新闻报道。沈泽玮在同一天还刊登《中共党章修正案审议受关注 受访学者：淡化非“去毛化”》，此篇完全揣测十七届七中全会会删除“毛泽东思想”，即使不删除，也应该“淡化”它。“毛泽东思想”在革命过程中是中国革命的本土指导思想，它虽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衍生出来，但是自始就有本土化的浓厚色彩。由于各种历史因素，中国国内外都有人想要消除毛泽东思想，删除“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步的期待。何以要去除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保证，提出“去毛化”或“淡化”毛泽东思想的目的都是准备要共产党下台。新加坡政府表面与中国政府友好往来，实际上对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并无好感，尤其对共产党的理论恨之入骨，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的青年领袖训练所编写不少反共小册子，都是些极其幼稚可笑的宣传物，其观点甚至有托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共产党人的极端反动观点。李光耀对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向无好感，有之则是大气候所致，为了利益不得不打交道。但是必须指出，李光耀向来与共产党人打交道时，会将自己从英国费边社学来的一些动作，作为迷惑对方的伎俩。明白了新加坡政府的意向，也就会明白沈泽玮为何会作此报道了。

　　11月2日，于泽远发来《江胡退休难辞庙》特稿，指出今年70岁的胡锦涛，将在交接权力之后成为另一个今年已经86岁的江泽民。胡锦涛是否留任军委主席成为此文猜测重点，而此文最大的败笔是一心一意以为中国领导人在退休后仍然不忘权力，还会在党政军各方面发挥影响力，所以它以为胡锦涛可能留任军委主席，而恰恰由此说明沈泽玮没有眼光，不知局势的变化，不知人心的进步，不知在国家民族的大前提下，牺牲是毫无计较的付出。反观新加坡的李光耀，今年89岁，行动与思考已经迟钝，仍然不肯放下权力，紧握不放。

　　由于十八大召开的日子愈来愈近，《联合早报》也加大力度，紧张地报道大会前夕气氛。11月2日，黄慧敏从北京发来《北京安保禁忌引起热议》，继沈泽玮之后制造北京的紧张气氛。黄慧敏比起沈泽玮来就很不聪明，她露骨地把子虚乌有的传闻当成事实，包括鸽子不准放飞、计程车禁止开窗、百货商场不准卖刀、乘车经过天安门须签署书面声明、购买遥控飞机必须登记、微博上搜索不到与十八大有关的词汇、维权人士都被赶出京城……。此外，全城武警进行誓师大会，处处岗哨，如临大敌，总之北京城似乎快要发生暴动。

　　11月6日，易锐民从香港发来《“热钱”会破坏十八大？》质疑香港严密监督热钱，防止过多流入大陆，更由此质疑香港的楼房政策。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因为是人民币的离岸中心，香港实有必要在各方面配合大陆。新加坡得不到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于香港，对香港是又气又恨。易锐民抓住“热钱”，也要刺香港一下，是否嫉妒心理所致？

　　11月6日，十八大就要召开之前两天，韩咏红推出《从抗击沙斯到薄熙来倒台：胡温十年成就与曲折》，以沙斯和薄熙来事件为危机，对二人执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此文先称赞胡温执政十年的成就，紧接着却语无伦次的说：“巨大的成就也有刺眼的问题如影随形。中国面临的诸多社会与经济矛盾，今天以俨然成了老生常谈——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固化、官员贪污腐败、官民矛盾凸显、利益集团膨胀、环境与投资源矛盾等等，而且出现恶化。”此外，“2009年，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举措下，政府大幅扩张投资以刺激经济，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房地产成了社会财富的剥夺机制，高房价并加剧阶层流动的难度。”韩咏红认为“在上述背景下，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亦尝凸显起来。”说清楚点，韩咏红与《联合早报》高层一样，都不愿意见到中共继续执政下去，中国何去何从，成为新加坡《联合早报》几个小记者的决定。

　　11月7日，吴丽英以老子的名言“我无欲而民自朴”为题，强调官员不贪欲，百姓就会淳朴。但是吴丽英先设立一个前提，也就是她自己心目中的社会标准，她说：“面对官场腐败泛滥，社会不公，下情难以上达等问题深感不满，但却又无法通过一人一票，选出领导人，基层百姓的无奈是溢于言表。”她要以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替代现有的选举法，这已经是在别人的内部发表颠覆言论，已经是干涉他人的自由了。这是否言论失控的结果，还是得意忘形的失态？

　　11月8日，中共十八大开幕，黄慧敏发表《2022年的中国》，这位小记者还不够滑头，她正面称赞中国在过去十年的成就获得各国的赞赏。而且中肯的说“但在只顾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策略下，贫富差距扩大，腐败屡禁不止、环境污染等一箩筐的政治社会问题也接踵而来。”比起恶意攻击中国的言论稍有进步。

　　十八大开幕当天，沈泽玮撰写《十八大将深远影响中国与世界》，表面上看似是同意十八大的影响，仔细一看，原来内中主要记录十八大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蔡明照的答问，其中最主要的是今后是否有可能举行普选，中共党章是否会去掉“毛泽东思想”，沈泽玮一个小记者，却为甚深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令人疑惑。同一天，蔡永伟撰写《中共未来关注重点：以人为本》，同样是引用蔡名照新闻发布会资料，关于将来阻止腐败现象的工作与任务。我们由此可见《联合早报》记者如何分工合作，各有所得，各有报道，各个出击。

　　11月10日，大会已经进行了两天，胡锦涛的报告明确地告诉世人，中国今后五年将如何建设自己的国家。《联合早报》十分失望，当天刊载社论《中共十八大的几个关注点》，首先不无遗憾地说“会前诸多如‘去毛泽东化’之类的传言，也随之不攻自破。”接着对反腐倡廉和政治改革发表看法。前者是“尽管声色俱厉，但这些年来，贪腐案件却是有增无减，贪官前赴后继，治贪工作似乎也遇上了瓶颈”，后者是“胡温十年，政改阙如”。该社论所谓几个关注点，就是它的关注点，因为全篇社论并无涉及中国召开此会后的未来建设与理想，对于反腐倡廉却专注于“亡党亡国”，对于政治改革却专注于“政治协商被视为徒具形式，人大则被视为橡皮章”。

　　同一天，韩咏红利用温家宝在天津代表团讨论中的讲话，发表《温家宝：应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温家宝对于城乡关系、反腐倡廉、领导制度以及稳定发展等方面作了指示。其实，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时无刻都在改革，都在开放，各方面都在逐渐的改变革新，对外开放。外界对中国的批评，有许多人是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来，他们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共产党下台，于是希望中国愈来愈乱，批评中国没有普选制度，抛石头，吐口水，扮鬼脸，挖墙脚，无奇不有，这些人忘了，摆在眼前的是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不是纸糊的老虎，泥塑的菩萨。共产党人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孤立下，包括小小的新加坡，带领中国人民朝向现代化前进，改善生活，因为人多，会游泳者少，只好选择水浅的地方，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勇气和魄力，外界不加赞许，还要千方百计加以破坏，即使是故意报道负面消息，也是极大的罪过。

　　11月13日，大会已经进行了五天，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投票选举尚剩一天，韩咏红撰写《十八大中委会选举差额明显提高》，差额高，说明选举放松，候选人增加，选举大有进步。反观新加坡，过去数十年，无论是部长或是议员，都得经过李光耀亲自面试挑选，才能进入内阁或参加竞选，没有人质疑这种做法是否妥当，而李光耀却甘之如饴，以此号令天下。韩咏红在写此篇时，不知是否联想到新加坡一路来可有差额问题？新加坡的人才遴选制度是否存在问题？一人独断和众人投票，何者为佳？

　　11月13日，明永昌发表《靠自身实力获得尊敬和赞赏》，描述十八大期间，外国记者对中国当局的招待和安排感到满意的赞扬，同时也描述当局招待各国记者参观或表演时，各国记者的扭捏腼腆样子。明永昌说“为何还要靠这样的报道来肯定和证明自己？中国媒体热切追访外媒同行的现象背后，或许更值得中国媒体自我深思和报道”。明永昌身为华人，连中国人好客的心理也不懂，而将好客视之为强人所难，这怎样能够真正去了解中国呢？

　　11月月14日，韩咏红撰写的《政治局常委会大体确定缩为七人》猜测政治局常委到底是久任还是七人，她看好的是人大副委员长李源潮和副总理汪洋，以为自己很有判断力，在投票前夕作孤注一掷。同一天，吴丽英写了《七人还是九人？》，牛头不对马嘴地不谈七人和九人之事，而是大谈社会问题和金融问题，可见《联合早报》记者水准之差！

　　11月15日，沈泽玮以《差额9.3%不如预期》替判断差额错误的韩咏红解嘲，而韩咏红却躲到幕后去了。

　　11月15日，竟然有位顾功垒用《开什么会？》这样的标题，替十八大作结论。文章列举许多小市民只顾自己的问题而不关心大会的谈话，来说明十八大是不重要的，顾功垒的报道已经不是负面报道，单看标题是可以用“恶毒”来形容了。倘若有人批评新加坡国会“开什么会”，顾功垒会有何种感受？《联合早报》会有何种感受？一个小记者为何如此仇视中国的十八大，其后面的关系必不简单，而她只是疏忽不察，一时说漏了口，把真实的目的抖了出来。

　　韩咏红一直以为自己对中国政府的人事分配很有远见，11月15日又再抛出《中共十八大闭幕 传胡锦涛‘裸退’交军委主席职》，还是恋恋不忘李源潮进入常委会的可能。至于胡锦涛“裸退”的消息，早已被军方证实，不再是传说了。韩咏红最为失意的是，中共党章修正案严肃地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全都列入党的行动指南，并没有把毛泽东思想排除掉。这也是海外反华分子朝思夜想，梦寐以求的痴心妄想。

　　11月16日，沈泽玮以《党和人民》为题，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党长期执政，权力又不受实质监督的话，党与人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很容易发生质变，给执政党当局制造很多误区和盲点，它所衍生的各种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等问题，将逐步蚕食人民对执政当局的信任。”这段话引起我的思考，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就是长期执政吗？没有实力相当的反对党，也就没有实质监督，新加坡有没有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发生，的确是值得深思。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公布。11月16日，《联合早报》刊登于泽远《江胡笑泯恩仇 习李轻装上阵》，自作聪明地以为真有所谓高干子弟派系和共青团派系存在，而十八大闭幕就是双方圆满妥协。《联合早报》与外界反华势力一样，也希望中国政府内部真的有此二派系，这种西方世界制造的“中国威胁论”阴影，同样投射在新加坡这个亚洲小国身上。

　　习近平当选后的发言，重点提及腐败问题以及民生问题，对改善民生确立了目标。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后落力于民生的改善，2020年将是小康社会到达的年限，这个宏伟的目标将对中国社会和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担子，主要落在应届政府身上。11月16日，黄慧敏所撰写的《习近平料先解决反腐与民生问题》，还是突出“没明确提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打从根本就不喜欢共产党统治中国的记者，口口声声要别人进行体制改革，说穿了就是议会制度，或是一人一票。黄慧敏难道要中国向新加坡学习吗？李光耀曾经说民选制度有所谓“选举学”，什么是“选举学”？那就是将选区划来划去，让执政党有利。此外，还有控制新闻媒介、威胁反对党候选人、闪电式举行选举……，不胜枚举。

　　11月17日，黄慧敏因十八大选出的中共政治局常任委员多数年龄只能担任一届，于是撰写《学者：“一任常委”或更有利推动改革》，引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李明江助理教授的看法，认为“一任常委”可能由于没有政治牵挂，更能推动改革。海外之人常把政治改革简单化为一人一票制度，以为突然有一天中国政坛突然宣布普选，那就是改革成功的一天。这些人只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而无视中国社会缓步前进的现实。因此，像李明江的愿望，也只是隔岸观花，空际放炮。

　　韩咏红在估计政治局常委人数错误和没有见到中共新党章去除毛泽东思想之后，内心感觉失望。11月26日写了《中国版男人四十》，通过一个对现实不满的中国网民“汤司令”的网言，认为中国是四十岁男人没有希望的国家。因此，她提出以下的建议：“中国当前公平正义不足，贪污腐败严重，但在现代社会里，由下而上推动改变需要具体的，哪怕只是很微小，却直指问题要害的公民行动。”这已经不是撰写新闻，而是鼓励造反，已经是进行与身份不符的动作了。

　　11月30日，沈泽玮写《正常社会需要法治》，引述一些北京市民对生活的看法。沈泽玮将闲谈当成法治缺陷，她说：“中国社会需要有制度、规则、法治，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人治过渡到法治社会。”又说：“中共十八大给新一届领导人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但历史留给中国新领导人的时间恐怕也不多。”从这里可以看出沈泽玮还没有到中国之前已经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存任何希望，“政治体制改革”是何其重大的改变。一个小记者竟然“口出狂言”，还威胁别人“时间恐怕也不多”，难怪人家批评新加坡为“小红点”、“鼻屎那么大”，此非其来有自！

　　12月8日，习近平开始南巡，考察深圳、广州、顺德等地。其车队与民众车辆并行，没有封路。由于考察深圳渔民村时，当地官员组织小学生练习欢迎挥旗两天，在参观广州东濠涌之前，当地官员组织人员打出清洗，还把水底的石头洗刷一番。这本来只是普通的欢迎准备事项，但是《联合早报》的韩咏红如获至宝，写出《不封路与河底石头》，加以讽刺，在她看来，中国的一切都是不顺眼。韩咏红不知道，新加坡的李光耀当任总理早年，常常在晚上十点过后，要桥北路的东方百货公司关门之后，让其一家人进行购物。百货公司职员知其要来，在关门后紧张地进行补货、添货、排货，延迟下班时间，你说这是否扰民？此外，李光耀常到大士海鲜馆吃海鲜（主要是螃蟹），未来之前保镖先到，选好僻静位置，然后阖家光临。海鲜馆老板招待唯恐不周，指示员工不许任何顾客选坐其旁，虽然时间接近打烊，你说这是否扰民？闲谈莫论人非，静坐常思己过，韩咏红专挑别人毛病，自家缺点怎不挖掘？

　　《联合早报》编辑顾问林任君说过：“只要是符合事实的报道，即使是负面报道，如果报纸想报道，谁也阻止不了。”这是十分不负责任的话，报道有正面和负面，一般上来说，正面的报道符合事实，而负面的报道往往会扭曲事实。把负面当正面报道，是有意误导读者，歪曲新闻的正确性。说穿了，这种新闻报道的动机很不纯正，同时目的也不纯正。2010年，林任君在他撰写的《从〈联合早报〉看中国的国家形象》对中国不满该报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作这样的解释：

　　从林任君的谈话中，可以发现他是一个智慧不高的人，他所谓的“负责任”的报道，就是在别人的国家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报道。试问如此报道在新加坡可行吗？他所说的“公信力”，竟然是由外来势力建立，不知居心何在？所谓“公信力”是台湾发明的名词，冷战时期就已应用。林任君如此爱此名词，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偏向。这些谈话可以看出，林任君被中国媒体追问《联合早报》为何不断报道负面新闻时的慌张心理。他的内心就是以为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传媒，因此不把中国传媒放在眼里，以至语无伦次地大放厥词。拆开他的谈话，又可以发现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我们阅读《联合早报》记者所撰写的报道，有许多词句、语法不通，这样的水准竟然到中国去叫嚣卖弄，班门弄斧不知羞。

　　2012年11月18日，台湾星云法师来新加坡弘法，19日主持“幸福与安乐”座谈，林任君为座上嘉宾，因为他和另一来宾郭振羽获得“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此两人与台湾关系密切，由此可知。林任君在座谈会上说：“隐恶不等于扬善，恰恰相反，要扬善就不能隐恶。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媒体报道负面新闻，或突出让人感到不愉快，使人心情沉重的消息，而怪罪媒体这个传信人。”林任君是没有慧根之人，在听到星云法师一番佛理之后还不能顿悟，不明白自己是博弈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还是哓哓不绝于口，还是要报道别人的负面新闻。

　　李光耀说报纸是“国家事业”，林任君从总编辑升任编辑顾问，这“国家事业”的担子在他的肩上是很沉重的，他既要训练那批小记者，又要他们按节拍行事，如此采访工作，在世界报业上少有。但既然是“国家事业”重任委托在身，在中国这个令人又嫉又恨的国家进行这项工作，即使无法将之撂倒，尽量往其身上涂污泥，不神圣也够有意思的了。林任君说“力求以‘第三只眼睛’的视角”去报道中国，而李显龙去年说“中国不易看到别人眼中的自己”，双方都提到眼睛，如此巧合，可说神韵暗合，不言自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