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编辑顾问林任君的
错误媒体观念

　　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卸下总编辑职务，变成编辑顾问。最近在中国保定市的媒体学术研讨会发表“在华文媒体世界独树一帜的《联合早报》”，谈论该报是如何“独树一帜”。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林任君的独到见解：

　　“这些海外华文报，有很多是以‘侨报’的身份存在，以‘侨报’模式经营的；有些连效忠的对象也是中国，而不是所在的国家。在资源方面，包括报社的资金和人力，新闻来源等，则相当依赖中国国内的支持。由于它们的新闻主要由中国的媒体提供，甚至整个新闻版面都由国内媒体直接承包传送，其内容受到很大的局限，即使本地新闻也仅仅报道当地的华社活动。不但新闻如此，连言论也不是自己的，而是中国的，有时甚至与中国官方的口径相当一致。”

　　“这类华文报，在我所居住的东南亚相当普遍。”

　　看了林任君这些见解，马上感觉到林任君缺乏对“侨民”和“公民” 的认识。 姑且不论他所说的资源是否来自中国，以及骇人听闻的“新闻版面都由国内媒体直接承包传送”，他认为“在我所居住的东南亚相当普遍”，这未免是坐井观天，想当然耳。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殖民地纷纷独立，寄居在各地的华侨，立刻面对仍旧保存侨民身份或是成为公民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其中除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侨大部分被接受为公民外，东南亚各国没有一处认真对待和处理华侨问题。冷战时期，华侨问题成为反华的工具，各地排山倒海的排华浪潮，我们还是记忆犹新。时至今天，华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印度尼西亚还有数十万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而不会讲汉语的华侨，缅甸、柬埔寨、菲律宾，越南，还有许多无法入籍当地而又侨居该地的华侨。这些人还坚持保持自己的语言，喜欢看当地的侨报。中国改革开放后，各地政府对于华侨报纸出版稍有放松，很自然地，他们都喜欢看有关中国的消息，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不知道林任君为何如此紧张，以致耿耿于怀地说“在我所居住的东南亚相当普遍”。这是林任君的第一个错误。

　　林任君的第二个错误是把《联合早报》当成华文报的代表，他说：

　　“这一华文报模式主要存在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当然与它们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和语文生态息息相关。它们既不像一些散布于各地的规模较小的华文侨报，也与存在于美国。澳大利亚等较发达地区的中港台报章海外版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华文报世界中独树一帜。”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就是这一模式的代表。”

　　谁都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是由《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而成，而且是在政治力量威逼下合并而成的。《南洋商报》创立于1923年，《星洲日报》刊行于1929年。1971年4月，新加坡政府突然发表声明，宣布此二份报纸宣扬华族沙文主义；5月，逮捕报馆主笔、编辑等；1973年，逮捕《南洋商报》社长。1974年，颁布《报章与印刷馆法令》，将报馆及言论牢牢控制。林任君说“到了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后，华文报更急着摆脱侨报的身份”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并非自然的摆脱，不是正常的摆脱，而是在外力的压制下合并。

　　新加坡所有的华文报纸，在殖民地时期都是以侨民为服务对象，当然，作为侨民报纸，它们对中国的感情是无法分割的，报道中国消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铁的事实，不可能寄望殖民地政府能够给予帮助。林任君忘记了新加坡在英国人统治期间，所有华人都是华侨身份（除了一些土生华人峇峇），侨报不报道华侨和中国消息，难道要为殖民地政府服务？

　　《联合早报》能有今天的场面，完全是《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打下的基础，尽管今天的《联合早报》已经是一言堂，过去累积的经验给予它留下丰富的遗产，所以在一言堂的操纵下，仍旧可以看到过去的身影。世界还有华侨，就会有侨报，侨报办报的方法与服务对象，自然与《联合早报》不同，这是普通知识。各地华文报都负起报道新闻的责任，各有特色，《联合早报》没有权力称自己为华文报代表，更不能总揽什么普世责任，以免贻笑大方！

　　林任君的第三个错误是认为《联合早报》与中国关系密不可分。他说过去《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与中国关系密切，报人来自中国，报纸具有强烈中国色彩。可是他又认为新加坡独立后，华文报开始转型，他说；

　　“在新加坡独立之后，本地华人更只能效忠自己的新生国家。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和国际政治环境，阻隔了两地的交往；尤其是当时的冷战局面，以及新加坡所处的非常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使新加坡华人的效忠对象问题受到严重质疑，华文报基于原则，也为了‘避嫌’，更必须有意识地切割和中国的过于密切的关系。”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的17年间，新加坡的华文报已经适应了没有与母国直接联系的环境。从1965年到1974年的10年间，新加坡华文报也适应了建国后的环境，所谓‘避嫌’，所谓‘切割和中国的过于密切的关系’，不过是官方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华文报的借口，而1974年实行的《报章与印刷馆法令》，是彻底控制华文报的强制手段。既然转了型，切割了与中国的“过于密切的关系”，《联合早报》怎么还会与“中国关系密不可分”呢？林任君的历史认识是否有问题？

　　林任君的第四个错误是无视于华文报与华文教育的共生关系，而沾沾自喜于“今天的《联合早报》已经发展成为一家植根本土却享誉国际的华文报，是华人世界里一块响亮的新加坡品牌”。所谓“品牌”，无非是：

　　“一是1993年3月1日，《联合早报》获准在中国登陆，成为第一家可以在中国大陆发行的外国华文报。二是1995年8月15日《联合早报》上网，成为东南亚第一家跨入互联网时代的华文报，也是全球最早上网的华文报之一。”

　　中国允许《联合早报》入口，是为了让国内人民了解国外情况，没有特别的意义，不值得雀跃万分。报章上网，在目前已是十分普遍，谁先谁后，差别有多大？自称全球第一上网，又不是全球办得最出色的华文报，有何可喜？

　　新加坡华文教育，是华文报的供应线，尤其是南洋大学时代，华文报没有报业从业员匮乏之忧。曾几何时，南洋大学被关闭，华文教育系统连根拔起，华校生日渐减少，以致华文报遭受威胁。今天的华文报，如果没有那些上百万外来的中国移民为读者，其日子将是岌岌可危。以今天所谓第二语文的程度，又能培养几个报业从业员？又有多少第二语文程度的读者有心或有能力看得懂华文报呢？林任君却十分乐观，他说：

　　“由于新中两地的人民往来在1949年之后已经逐渐切断，中国新移民不再到来，中国大陆也不再向新加坡输出新闻从业员，本地华文报编辑部只能靠1949年以前南来定居的报人，以及本地培养的新生一代支撑。幸亏这个时候，新加坡靠民间力量发展起来的华文教育事业已经相当成熟，有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健全的华文教育体系，除了源源不绝地为华文报供应读者之外，也为华文新闻从业员的培育提供了优良的条件。”

　　“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健全的华文教育体系”，今天已经不存在，不知林任君所谓的“为华文新闻从业员提供了优良的的条件”应该从何说起？

　　眼下的《联合早报》注意力不在于新加坡的读者，而是中国的网民，据林任君说，每日页览量有400万，每月独立访客有1000万，“借助早报的渗透力，早报今天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这个“渗透力”，叫李光耀如获至宝，以为可以因此影响中国人。李光耀把《联合早报》这种“渗透力”称为“国家事业”，决心去影响中国人，去达到当年他还未影响赵紫阳改天换地的心愿。

　　林任君第五个错误是自以为是地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联合早报》秉承当局的旨意，积极进行扩大报道中国负面新闻，缩小报道正面新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这样的做法有两个作用，一是模糊中国读者的视线，以为那些负面新闻在外国人看来是极其严重的。二是让新加坡读者认为中国无处不是乱成一团，再也不会产生向往之心。林任君还谔然自称维护中立的观点，他以南中国海主权纠纷为例，举例说《联合早报》称呼“南中国海”而不是采用中国的称呼“南海”，以示不偏袒中国，维持中立。这种名称上的解说十分可笑，就在南中国海主权纠纷时刻，新加坡却让美国濒海战斗舰进驻，《联合早报》并无报道此事，这也算是维持中立吗？

　　林任君过去身为总编辑，现在又是编辑顾问，他对于《联合早报》的办报宗旨是十分清楚的，而该报作为新加坡政府的民间喉舌他也是清楚的。李光耀视该报为“国家事业”，而不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英文报，说明该报在李光耀眼中是一件多么有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