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无外交

　　三个华社团体，为无法行走的李光耀预庆9月16日九十岁生日，主角无法到场，主办者汲汲忙碌，场面滑稽突梯，由此可见拍马逢迎者不是自古有之。

　　李光耀值不值得别人为他庆祝生日，这当然是主办者的权力，问题在于这三个团体，竟然忘记了李光耀消灭华文教育系统的可悲事实，替人歌功颂德，这究竟是谁数典忘祖呢？

　　再看看新加坡《联合早报》，竟将被李光耀勒令合并的《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的辛酸当成光荣历史，把《南洋商报》创建的1923年硬是与李光耀的出生年代1923年凑在一起，替他来一个不知所云的双庆，该报的做法，无非是为了拍马，厚黑学的真谛，可说是入木三分。该报之所以敢于如此做作，或说是如此为所欲为，是因为新加坡报纸早已是一言堂，大家都是是靠李光耀吃饭。

　　李光耀对《联合早报》面授机宜，要把此报当成“国家大事”办理，而所谓“国家大事”是指专门针对中国的报道，也就是专门扩大负面新闻，缩小正面新闻，对于中国政治体制要起到批评与否定的作用，利用一切不满中国政治体制的声音，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从《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副总编辑吴新迪，以及各部主任和一群记者，他们都明白对中国报道的任务和目的。习近平上任后，该报对中国的报道稍有收敛，这并非改变策略，而是还没有摸透习近平对新加坡的态度，是在静观其变。

　　因为是华文报纸，又因为中国的新闻部门采取开放政策，《联合早报》得以在中国生存至今，且因经常对中国社会进行嘲讽调侃，屡屡得手而不被警告，于是胆子愈来愈大，最后以为可以明目张胆挑战北方巨人，侥幸的心理一直是该报的写照。

　　2013年9月6日，《联合早报》有一则新闻《改变“小国无外交”观念——李光耀对华“不亢不卑”赢尊重》，这则新闻有两个命题，一是“小国无外交”，一是“对华不亢不卑”。

　　先谈“小国无外交”，新加坡当然是小国，而且是极小的小国，在国际上难以发挥影响力。李光耀在位时在国内，在国外，不断地发表演说，就是明白国小而又不甘寂寞，总要发点声音，让周围（注意，不是世界）听见他的声音。长久以来，他已经养成发声的怪癖，即使出国，也要带着自家的记者，发发声音，心中才过瘾。李光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演说中发表对世界局势的看法，藉此希望引起世界各国领袖的注意，这一招有时也管用，一些外国领导人或许因他曾经发表的意见而询问，这却促使他渐渐以为自己是世界领袖，话说得越来越起劲。小国无外交，所谓国无大小，一律平等，那是大国对小国的表面安抚，大与小对比，本来就不平等。一个在新加坡外交部工作的朋友说，他驻外时最怕上司派他去参加外交酒会，酒会上大国外交人员互相交流，互相刺探，新加坡外交人员端着酒杯，往往一整晚站在角落头无人搭讪，内心凄凉，只有自知，这就是小国无外交。

　　新加坡是小国，唯有跟在大国后头凑热闹，人家开会我列席，人家照相我上镜，我讲的话只有登在本国报纸，而且要大标题刊登，以示有国际地位。因为国小，也没有什么大事，一点芝麻绿豆，自家可以将之吹嘘成绝大气球，就像尤伯连纳主演的《国王与我》的国王，把自己的国土画的比人家大。各位不信，可以看看2013年9月6日《联合早报》所刊登的《小红点上的国际大事》，这些所谓“国际大事”竟然是世界一级方程（F1）赛车（将要取消）、汪辜会谈（两岸借用）、青年奥运会，如此而已。

　　再谈“对华不亢不卑”，李光耀对于中国，从他执政开始，都是充满鄙视与疑惑，对这么一个由共产党人执政的政权，他可说是倾全力去了解它，然而又无法看透它，无法去影响它。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国家迅速崛起，更是李光耀无法想象的。李光耀对中国感兴趣，是从对抗国内左翼势力开始，在他心中，中国是新加坡甚至整个马来西亚左翼势力的支持力量，他想从中寻找其中的联系。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左翼力量走下坡后，李光耀陷入了迷惑不解的境地，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以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能长久持续的，这想法如同当年蒋介石无法了解共产党人为何可以横扫中国大陆一样，其原因是李光耀过于相信西方政治制度，不懂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中国历史。李光耀曾经天真地接近赵紫阳，以为可以影响中国，改变政治局面，六四事件泼了他一桶冷水，他震慑于邓小平的力量。此后李光耀不断大赞邓小平，其中自然也包括邓小平承诺劝告马来亚共产党放下武装斗争。李光耀至此还是无法了解共产党人，他偏执地以为中国人不学英语就无法搞好经济，这个偏执想法一直牢牢植根在他的脑海中，以至于他对消灭国内华文教育毫无悔意。然而中国的经济飞扬腾达起来，李光耀更是迷惑不解，他的内心非常迷茫，他开始恐慌。以后人们对他的评价究竟如何，他无法逃脱中国人后代血缘关系的指责，对着那几百万已经洋化的国民，历史终归会作出判决。

　　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是新加坡的依赖，这依赖会日渐增大，以致有一天发生突变，新加坡真的好小，小到李显龙最近访问新疆时不得不慨叹。李光耀对中国是否“不亢不卑”呢？这个形容完全是报馆那班人员对他的谀美之词。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李光耀对中国的态度是“亢”的，鄙视、高傲、自以为是，无不表现出来。在1970年（？）植树节时，他口无遮拦地批评中国的科技只会制造锄头和脚踏车，这完全是激愤的偏见，因为中国在1964年已经试炸了原子弹。在七十年代，正当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运动，李光耀经常发表对华不利的言论，例如：我家佣人的薪水比中国工人高；中国人的音乐只有五音；文化大革命的歌曲没有艺术性……，在此期间，仇华心理达到最高峰。当然，最为遭殃的是新加坡的受华文教育者，他们在硬件（华校）被关闭后，软件（华文）又遭到排斥，李光耀以及跟他有同样想法的同僚数十年来对此毫无歉意，这是历史的安排还是人为的预谋？

　　2012年，李光耀到上海参观世博会，主办方为了让他省力，安排他坐在轮椅上，一进中国馆，他立刻竖起拇指，人们以为他称赞展馆建设，但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原来他是称赞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二万五千亿美元，这叫着看着别人碗里，想着别人锅里，这就是李光耀，一个十分功利的人。

　　中国的崛起，让李光耀很不是味道，他极为害怕中国的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因为这就是李光耀数十年来耿耿于怀的华文教育者曾经对他的批评和指责。

　　李光耀到中国访问，虽不致对中国领导人低声下气，但始终战战兢兢，低声细语，话语不多，谈话唯恐有所差错。这跟他完全听不懂一些中国领导人的地方腔调普通话有关，必须通过翻译员逐句翻译，经常显得有点慌乱。李光耀学了数十年华语，仍是无法派上正常用途，华语是这么难懂吗？华文不是不是更加难懂？

　　在中国的领导人中，李光耀最为畏惧周恩来，当文化大革命时期，新加坡政府曾经刁难中国银行，并限制中国海员上岸，周恩来就此严厉批评李光耀，指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是鲜为人知的事情。自从与赵紫阳打了交道后，李光耀的胆子逐渐大起来，觉得中共领导人并无甚可怕，现在习近平当政，李光耀亟想李显龙与习近平靠近，让新加坡能有稳定的将来，他的一厢情愿是否能够实现，就要看新加坡今后对华的态度与表现。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皇帝，但是作为大国，其威严处处可见。没到中国，不知中国之大；没到中国，不知自己之小。中国周边的小国，还有盲目以为自己是大国的井底之蛙，亚细安（东盟）中最小的新加坡，在“小国无外交”的现实中，感觉中国给予的礼遇，欣欣然认为“小国有外交”，举国欢欣起舞，那些认知肤浅的报人，于是大做文章，吹捧献媚，殊不知自己差点遭遇灭顶之灾，那吃饭的方块字，几乎濒临绝路，幸亏中国改革开放，挽救了垂危的性命。

　　至于有机会就争先恐后亮相的李光耀，最近几次机会都没有露面，真的是到了山穷水尽，油尽灯枯的状态？新加坡这个小国不能没有李光耀，只有李光耀在世，新加坡才能做到“小国有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