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林与南洋大学

徐冠林在卸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职位前表示：他“出掌南大后，……把有25年历史的南洋大学定位为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把南洋理工大学的历史推前从1955年算起。”[1] “新加坡没有一所大学像南洋理工大学那样，前面有25年民间自发而发展的动人历史，这段历史应该成为南洋理工大学发展的动力。”[1] 实际上是表示：他把南洋大学的历史，据为南洋理工大学所有；回避了陈六使和南洋大学创校先贤的功绩；自认是前后两校的校长；玩弄“复名”，与观点不同的南洋大学校友对抗。

南洋大学的历史怎么会由一个人去“定位”？南洋理工大学的历史又怎么可以由一个人去“推前”计算？南洋大学先贤的历史功绩，就这么被南洋理工大学取代了？这种藐视历史、操弄历史的作为，不能说成正视历史。依赖这种不尊重历史的“根基”，徐冠林不能使大学“往上走”[1]。

且看新加坡大学的历史：新加坡国大的前身是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大学的前身是马来亚大学。没有听说过国大校长自称是马来亚大学校长。南洋理工大学，是南洋理工学院的后身，前两届校长却自认是南洋大学校长。南洋大学早在1980年关闭，1991年后的大学校长不是关闭了的大学的校长。没有历史观念，不顾事实的作为，造成学术界的奇异现象。高居大学重要职位，没有正直的学术气概，使人失望。

南洋理工大学早也简称作“南大”了，这么个“南大”，和南洋大学完全不一样。徐冠林曾经说过：“我今天其实可以做这个决定”[2]，意即，南洋理工大学随时都可以叫成“南洋大学”。姑且这么说，徐冠林这么做了。但是，南洋各地华人，还是不会把两间大学看成一间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叫南洋理工大学，或者叫“南洋大学”，并没有两样，也不可能变成另一间大学。能做到的是：玩弄历史，玩弄校名，玩弄“复名”，本质不变。因此，徐冠林现在说：“若真复名为南洋大学，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这样做更可能引起部分前南大校友的愤慨。……南洋理工学院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友也不见得完全支持，成功复名可能更加弄巧成拙。”[1]

2003年徐冠林走马上任时，“把陈六使先生的铜像，从在华裔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移到楼下大堂”[3]，即大堂的楼梯口。紧接着，为王赓武的藏书，设立了“王赓武图书馆”——在同一座“华裔馆”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王赓武，课程检讨委员会主席，制定《南洋大学课程审察委员会报告书》[4](下称《报告书》)，斩除南洋大学原有的现代语文学系，教育学系和化学工程学系……。《报告书》发表20年后，王赓武“重申我们这个报告书是在大马的环境下写成的，新加坡独立后仍实行此报告书，责任应由他们负。”[5] 直到今天，王赓武并没有声明他要为《报告书》造成的后果负起任何责任。陈六使，南洋大学的创办人，因为创办南洋大学遭受“对付”……[6]。谁重谁轻，徐冠林的看法与南洋大学校友完全相反。

徐冠林以前这么指向南洋大学校友：“他们认同的话，我们当然欢迎他们给学弟妹作个榜样。如果不认同，也无所谓，我觉得不必强求。”[2] 近来的指责是：“海外南大校友对新加坡现在的发展不是很了解，他们的理解还停留在殖民地或者是建国初期。”[7] 徐冠林自认当起南洋大学的校长，拥抱着权威，应对南洋大学的校友，稳操“父”卷。

一个人可以自立言论，却不能取代千百万南洋华人的见解。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人有生命的局限，不能回头规划历史。玩弄历史，只能掉进历史的巨轮底下。

2011-7-8

注：
[1] 《徐冠林专访》，联合早报，2011年6月27日。
[2] 《南大精神不能消失》，亚洲周刊，2003年3月2日。
[3] 《南大将在前人的基础上迈进》，联合早报，2003年7月31日。
[4]　1965年9月12日。见《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308页。
[5]　1986年8月14日。见《王赓武访谈与言论集》。
[6] 《李光耀回忆录》，第29章，〈棘手的问题〉，台湾世界书局，1992年2月；
　 《陈六使与南洋华文教育》，陶恒生，传记文学，1999年3月。
[7] 《专访徐冠林 徐冠林明年6月卸任》，联合早报，2010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