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 果

　　以前须要经过教育，从书本上才得到的学识，现在变成日常生活中垂手可得的知识。当知识成为人人有的常识，我们见到了社会文化的普遍进步。

　　如果好的常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习惯，我们的社会风气便有进步。例如不随地丢垃圾，比较不随地吐痰的社会风气跨进一大步（随地吐痰是居民身体健康欠佳，随地丢垃圾是疏陋——疏忽，不细致的习惯。）。再加上众人不争先恐后或抢前，能顺序先到照排的排队习惯，我们的社会保持住基本的安宁；即卫生，也清洁而且有秩序的社会优良风气，这是健康的社会。

　　如果再加上“路不拾遗”，扶老助弱，便是合理的社会。

　　如果合理的社会，再加上没有出现攻击人身安全的刑事罪行事件，也没有足以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社会骚乱活动，我们的社会属于有理想的平和社会了。当然与美好的理想社会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我们的人心可以用公正、公平来判断纠纷；社会运行兼顾法治与法律的内涵以及教育与德治的内涵并行；用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的互补处理纠缠不清的人事罪行，也许我们的社会可得安宁，世界和平在望。

　　如果当世间事进步到社会须要转型时，除了保留自有的语文文化之外，社会原型（旧制）须要转变成新型（新理念、新制度），并且实施后在融洽的社会氛围中成功转型，我们的中华人社会进程会有远景。

　　如果我们可以用‘论述理由’来说明这个过程，也能用论理来论述某些事项的‘得、失’与‘成、败’原因，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握现行政策的运行，使其中的失误随时得到更正及续行。

　　如果我们的学者们是独立、有明目、有足够知识及智慧，可以用高素养、有质量的理论解说世界之事的成与败原因；胆大心细，着眼于深或远做好有评估高见的文章和言论，能预见事项的成、败概率有多少时，此理论可说是达到成熟期。但是，理论太广泛失去实践中的作用时，流为虚有，预见成为失真就不灵了。如果这些理论和高见能与时齐进，必要时知变修正，用全球语文及文化筹组世界和平（天下为公）的事业有望实现。

　　如果我们的思路够周全，把正与反、顺与逆（它们都是现象，不是对立），可行与不可行的概率都考虑在内，我们就可把事情办稳，即使一时 过失或不及，也不致于败如山洪崩泻，一发不可收拾。

　　在第二、三世界，上述的这些‘如果’也只能是如果，难以实现。

　　在第一世界及先进国家，这些‘如果’有些早已实现，有些正在实现。 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民众都会了解或参于论说；政府须让社会人士有适度的言论自由，让贤明意见有表达的地方，使解说世间事的理论更 充实；“充实以为美”，人生的志趣在追寻“真、善、美”，美是其中之一。

　　 我们的上一代人曾追寻“真、善、美”；‘真’是毫无掩饰的真相、真面目、真性情……，只要能互相尊重，让有差异，有瑕疵的‘真’可以被接受、被宽容。真可以真，但不能有霸念；霸念犹如贪念，往往会把人的意向偏往坏处发展成诈、骗，犯奸作恶等不良的个人和社会性行为，造成他人或 社会的安危问题。 于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要能识别‘真’与‘伪’的不同，寻得“真、善、美”；能分别及辨明霸诈（霸凌与欺诈）的言行，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也是为什么人们会去信教及发展德育教化来普渡众生的困境，使人们生活获得轻松，少点痛苦与挣扎。那些没有死刑的国家，还要用心理学、生理学及医学和药物的辅助来支持此政策的施行。

　　 科学有新发现，人文学科有新理论，我们都得作新评估；政策、制度的改革创新，都要经过实践来证明其可行与不可行，并认定其对人类社会和地球生命有利而无大害。因此，凡是新的东西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其中利与弊当可见分晓。原有的旧体制百病丛生，聚集累重难以翻转。于是到时到候社会须要改变创新，希望人们不会像‘死牛一边颈’般，其头倒向一边，不知灵活、变通和易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