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知识分子作茧自缚

（2005/01/03，本文刊登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重修于2008/2/18。）

前言：

今天社会的进步、繁荣和文明，主要是靠以往的西方知识分子，不怕牺牲性命，争取而来的。在欧洲文艺复兴初期，为了“地圆学说”，许多西方科学知识分子遭到教会的迫害，他们还是一直说，地球是圆的，不怕牺牲性命，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令人十分佩服！

为真理和正义，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可以牺牲性命，为理想，他们勇往直前，永不放弃。

在这些巨大勇者的眼下，我们变成矮小的软弱者。我们会为地球是圆的，牺牲性命吗？

全文如下：

（上篇）

拜读陈南阳先生佳作，十分佩服，我抛砖引玉，以石换金，怎不让人兴奋。陈君说：“有什么样的社会，才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他作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史研究者，知之甚详，言之有理，令人耳目一新。

在未谈中华民族知识分子作茧自缚之前，允许我摘录两段上世纪40年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所写的两篇有关中华民族思想的言论。

其中一篇文章写到：非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生活里，除了活着，还有多多少少带着一点点的使命感（MISSION ）和天召（CALL），他们有些人愿意千山万水，千里迢迢，不怕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呼唤中国人皈依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等。

他们认为当今天下大乱，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所以愿意被应召和差遣，被送到那遥远的中国去完成他们的“使命感”；姑不论他们的想法是否正确。

反观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鲜有这种使命感，所以在历史上，少见他们积极到外国去传教，不论传导儒家思想还是道教。

文章的结论：中华民族知识分子比较现实，那是中西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差异。

另一篇文章写到：有一天，有一个歹徒冲入上海一间上等餐厅，枪杀一位中国人，无人加以援助，只有一位波兰人，却不顾自身安危，独自行动，结果丧失生命。

事后，有些知识分子认为外国人不知中国国情，不会明哲保身的道理，所以才会丧失生命，实在可惜；有些人认为这位外国人太可爱，不知安危，而我们中国人识时务为俊杰，他应该向我们学习，事不关己，何必出手相助，这样才不会白白丧失生命。

以上两则故事告诉我们以下两个重要的讯息：

1。事不关己，何必出手相助。

2。中华民族似乎缺乏一种使命感，只求“活着”，而西方知识分子则除了活着，更要求作点有意义的事。

其实整个中华民族似乎比别个民族更现实，所以在新春开始时，大家都喜欢以“恭喜发财”相互祝贺。

自古以来整个民族似乎沉迷于“发财”和“升官”中，其乐融融。

知识分子从何而来

以前的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多出身于上层阶级，很少出身于贫穷之家，现在也是。

当今中国六、七亿贫农和游牧民族只求温饱，受教育和识字是人生的奢求。

“你吃饱了吗？”是现在中国农村贫困人民最流行的问候语，也是最无奈的问候语，它似乎告诉我们中华民族还没有解决这个“饱”的问题。

在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阶级结构分为天子、诸候、卿大夫（士大夫，官）、士、庶人和奴隶。后来慢慢演变成士、农、工、商等四个阶级；而士广泛指有学问的人，它包括有学问的统治者、将军、武士、当官的官吏、贵族和有学问的知识分子。

在孔子之前，知识分子多来自诸侯、贵族和当官之家，因为教育由官方包办。孔子办学的创举打破了贵族垄断知识的权利，平民也有求知的权利。虽然孔子提倡平民教育，教育还是没有普及老百姓，一般平民还是没有机会受教育。因此，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除来自贵族外，多数也来自大地主、大财主和有钱之家。

魏晋以来平民可以受教育，但是他们的子弟没有出路、没有仕途（官途），所以平民教育并不普遍。

到了公元587 年，隋文帝杨坚把仕途开放给老百姓，所以平民教育才普及。 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他任用人才，选官标准是1.德，2.才，3.实际表现。平民教育更普及，所以才有隋唐盛世。

知识分子的枷锁

中国的考试制度是知识分子的枷锁，是统治者设下的圈套，让知识分子披枷带锁，永无翻身之日。

被毛泽东赞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汉武帝刘彻是两千多年来被知识分子所称赞的好皇帝。

在上世纪30-40 年代却被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大骂，说他是中国封建落后的始作俑者。

因此，我说：“中国君主可以随意践踏民意，随意伤害人民，罪魁祸首是汉武帝，而爱作官的董仲舒是帮凶！”。这与陈君所说有什么样的社会，才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

（中篇）

中国汉朝的封建统治者进一步发展专制，为了选拔人才和官吏，逐渐形成察举和征辟等选仕任官途径。

察举又叫荐举，是三公九卿，地方郡国守相等高级官员根据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知识分子或下级官吏推荐给朝廷，授予他们官职。

由皇帝直接聘请的知识分子来作官，称为“征”；由官府聘请来任职，叫“辟”。汉董仲舒主张，凡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思想的学院，要一概废除不用，才能巩固汉王朝的统一，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能统一人心。这样，汉武帝的后代才能永远统治中国。

因此汉武帝重用董仲舒，同时他又接受董仲舒和公孙弘等人的建议，在长安办太学，以儒家“六经”为课程，聘请精通儒家的知识分子当老师；接着，又提倡各郡州以此为模范兴办地方学校。

教育又由帝皇包办，这样就糟糕，因此大大限制知识分子的思维和知识范围，也导致中国科学教育不发达。

东汉初，汉光武帝下诏强调以四个标准选仕，四科辟士。第一是封建思想，第二要文化水平高，第三要熟悉法令，明判是非，第四要办事果敢，和善于处理难题。由于他高明的政治见解，中国又富强。杰出科学家张衡精通天文，善于历算，精于机械，东汉安帝先征召他任郎中，后又升为太史令。

像张衡这样的科学家是中国绝世罕种，因此中国科学落后是理所当然。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知识分子流落各地，所以秦汉以来的“察举征辟”制度无法实行。

公元220 年魏曹丕为了获取世家大族（贵族）的支援，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度”，高官重职都由大世族和大地主的知识分子担任，小官轻职则由小地主和小财主的知识分子出任，所以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这些官吏都是知识分子。

公元587 年，隋文帝杨坚规定各州每年选贡士3人，选举贡士的标准是文章华美。隋文帝先设秀才和明经两科，后来又增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和作官结合起来，即使一般地主，财主的子弟，甚至有些贫寒子弟也可以通过读书的考试获得当官之途，打破门阀大族（贵族）所垄断作官的局面，所以隋朝以后，平民教育才普及。

到唐太宗李世民，为了选拔更多更好的治国人才，他十分重视隋朝所创的科举制度，推广和改善科举制度，使许多平民出生的知识分子可以当官。唐太宗改革科举，选拔英才治国。

唐朝科举考试科目除四书五经外，尚包括律法、数学和医学，是人类史上最早和最完善的公开考试制度。

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都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八股文体来作文章。八股文有固定的格式和一系列的清规戒律。而文章题目主要出自《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四书，并且强调必须以朱熹的集注为准绳，不可以逾越。这样的文章形式和内容都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只能依照题意揣摩古人语气去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所谓“代圣贤立言”，绝对不允许作者联系实际，发挥自己的思想。

读书人把一生精力都消耗在八股文上。所以，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疾愤不平指出，八股文取士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厉害。

秦始皇只坑埋400名儒生，但是几百年来八股文坑害青年学子何止千万！

清代医学徐灵胎也对八股文作同样深刻讽刺。

如果天子和皇帝作恶多端，人民无计可施，只好无奈接受，所以天作孽，犹可恕。

如果知识分子为了一己之私，助纣为虐，为害人民，其罪不可恕，所以自作孽，不可恕。

如此复杂的考试制度都是那些绝顶聪明的知识分子，为了私利，设计来对付不同思想的人，以便自己升官发达。这种枷锁和圈套限制中华文化的发展。

（下篇）

由于篇幅关系，我不能一一提出汉董仲舒和历代腐败分子为虎作伥的事实，只谈伟大理学家朱熹。

朱熹是自孟子以后一位儒家思想学问最深湛的思想家。

朱熹继承了程颖、程颐兄弟二人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以“理”生出来的，而“理”是永恒不变的，以维护封建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为南宋王朝苟安屈膝投降制造合理的理论根据。

到了南宋宁宗时代，韩侂胄和京镗纷纷起来揭露朱熹道学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公元1195年，右正言刘德香上书，说到“朱熹说的是先王话，实际上作得不如一般人。”

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大量事实，说朱熹言行不一，他揭露：“朱熹霸占别人死后的财产，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家里大儿媳妇死了丈夫，却怀了孕；他藏匿朝廷赦书不执行；他管理漳州（现福建漳浦）时，专门搜罗古书归自己；他霸占别人产业，还将他治罪；他开门授徒，收富家子弟，要多学费，加上各处贿赂，一年就得好几万。什么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天下都是假的。”【注】

儒家学问这么深厚的朱熹竟有如此行为，其他一般学子不说也罢。像刘禹锡和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如凤毛麟角，寥寥可数！

南宋是中国最腐败王朝之一，如果有人说岳飞和文天祥爱国，严格来说是爱民族，其他的人也可以相应地提出同样多的叛国知识分子；正如有人提出王安石是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我可以提出十位反王安石，为自己谋私利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爱国

国破家亡，自然会损害到知识分子的利益，所以爱国或爱民族是自然的事。

不论是宋末反金，还是民初反日，君不见多少无知识的人民群起抗敌，壮烈牺牲。

如果统治者与人民的利益冲突，知识分子为了一己之私，站在统治者那一边，还是不顾自己的安危站在人民那一边？

那才是决定知识分子人品的条件。

书中自有黄金屋（金钱），书中自有颜如玉（美女）等腐败思想大大束缚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视野。所以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向来“向钱看”，以前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也许会这样！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需要有一场思想大改革，民族才会向前大跃进。

反观西方知识分子在文艺复兴时期，为了要证明地球是圆的，地球绕着太阳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所以才有今天的科学进步！

波兰的哥白尼，意大利的布鲁诺、伽利略，德国的开普勒，前后被逼害和被烧死。西方的文明和进步是经过无数知识分子的富贵生命换回来的。

我说中华民族知识分子作茧自缚，以致窒息中华文化的发展两千多年，是根据以下三点：──

1）知识分子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知识的来源限制，划地为限；除了儒家外，知识分子对法家、兵家等少作深入研究，所以中国医学、数学和科学在近代史上不发达。

2）知识分子设计如此复杂的考试制度，再把知识的来源限于“四书五经”，同时以古人的思维为标准，以限制知识分子自己的思维。

这种鸟笼似的枷锁把知识分子关着和套着两千多年，使知识分子思想僵化，不敢寻求真理！

3）知识分子建议“天授皇权”，把天子和皇帝当作神，当作天，也愿意接受“逆神者死”的腐败思想，助纣为虐；因此中国封建思想能够连续两千多年，差一点使中华民族国破族亡！

知识分子助桀为虐

这种思想上的统一也使中华民族的士大夫作茧自缚，最终导致明清的科举必须以八股文体来作答，而文章题目主要出自四书，并且强调必须以朱熹集注为准绳，不可逾越。

这样的文章形式和内容大大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和视野，失去创新和研究精神。

所以，在近代史上，中华民族远远落后西方，不足奇。

读书人只能依照题意，揣摩古人语气去弘扬封建伦理道德，所谓“代圣贤立言”，绝对不允许作者个人根据现实、实际，发挥自己的思想和理想。读书人把一生精力都消耗在八股文上。

在这种划地为牢的环境里，整个中华民族犹如一只白老鼠，被困在一个转动的轮子里，努力向上爬、向上跑，爬啊爬！跑啊跑！永远爬不高、跑不远！

士大夫则变成统治阶层欺压百姓的工具。他们念同样的书：四书五经，为自己寻找仕途；他们具有同样的理想：升官发达，替帝皇作事。

所以我说，中国的皇帝可以不同，时代也可以改朝换代，天翻地覆，但执政的却是那一个永不下台的“官僚主义兼贪污腐败党”。

中华民族向来受一党专政所害，现在海峡两岸也是如此。

惟现大陆领导人人品高尚，他们爱国爱民，善待少数民族，为中华民族带来新希望。

今天两岸的中华民族知识分子

中华民族今天的知识分子比昨日的知识分子稍微进步。

上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经过日本的入侵中国，中华民族遭到大屠杀。当时出现一批批爱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国家、为民族牺牲性命。

新中国成立不久，许多海外中华民族的科学家纷纷回中国服务，带动中国的科学进步。

1955年，钱学森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回到样样都落后的新中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一定的贡献，令人佩服。

今天，中国的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许多知识分子“向钱看”。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财大气粗，杖势凌人，狂妄自大，生活腐败，醉生梦死。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现统治者，阿谀奉承，涂脂抹粉，对贫困的人民处境漠视，缺乏关怀和爱护。

在中国，今天若有人提到毛泽东建立新中国的功绩，必遭到许多腐败的知识分子痛骂。

还有一些中国著名的腐败知识分子，一到海外，便数尽毛泽东过错。他们还自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功臣！

胡说八道，颠倒是非，莫此为甚！

狂妄自大，厚颜无耻到极点！

现在，台湾岛内的知识分子，为“蓝绿”政治意识形态，互相撕杀，不分黑白，胡说八道，颠倒是非，满口污言，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

许多台湾知识分子笑穷不笑娼，对贫者漠视，对富者赞美，对执政者纵容。

有些台湾知识分子，对执政者所作所为，不论对错，一概支持，助桀为虐。

他们能言善道，能够把黑的说成白，颠倒是非。

他们还会虚构事实，隐满真象，篡改历史。

令人啼笑皆非！

台湾有些知识分子一到海外，虽对执政者臭骂，但一提到外国的自由和民主时，便狂妄自大，认为别人必须向台湾人学习“自由和民主”。

对新加坡政府的批评尤凶，好像新加坡人民己处于水深火热中。

这些台湾知识分子胡说八道，颠倒是非，令人笑哭不得！

其实，许多台湾的知识分子己经没有把贫困的人民放在心上。

现在，许多台湾贫困的人民己经活不下去了。

我对两岸贫困的人民具有同一样的关心和疼惜。

一个民族要复兴，其民族需要有优秀的民族素质，同时，也需要一群群有正义、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为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从今天两岸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素质看来，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崎岖不平，路途遥远！

【注】：有学者研究，朱熹上述罪行是被人陷害。然而，在皇帝面前，他却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