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前马共的肃反事件

　　最近阅读了林雁赠送的长篇小说《林海征途》，作者以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用小说形式记录新马各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和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其中有些人物也用上了真实姓名，这是一部贴近历史的小说。

　　这部以文艺形式表达的历史小说，某些情节难免有些夸张，引起不同立场者的一些异议，应是正常现象。作者在自序中也说了“就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此书的最後几个章节，以真实的个案细说了作者的亲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响应马共驻北京代表的召唤，不惜舍弃幸福的家庭，历尽艰辛去到漫漫林海，却不幸遭遇“肃反”风暴，悲惨冤屈地魂断林海。这些章节再一次触动了热衷於探索新马历史的笔者，决定提笔再谈谈前马共的“肃反”事件，以下论述笔者全部引用《我方的历史》来作依据。

　　回顾历史的足迹，马共中央北马局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肃反”斗争运动。这场规模颇大的斗争运动外界完全不知道，甚至其党内派驻北京的资深中委陈田、余柱业以及在他们领导下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一无所知。1974年底大马情治单位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马共内部出现了分裂，到1983年星岛(马来西亚)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我要活下去》。这本书是由一位投诚的女马共武装人员提供资料，由大马政治部主导打击马共的宣传之作，书中提到了一些有关肃反的情节，外界才开始模模糊糊知道一些。

　　1989年12月2日，马共、大马和泰国三方和平协议签订後，马共就要面对许多後续的事情需要处理，其中最为棘手的应是“肃反”的後遗症。这些事情在《我方的历史》中陈平曾说：“被处决同志的家属恫言要闯入我们的营地亲自调查，到底他们的亲人遭到了什麽不幸……我即刻草拟了一份非常紧急的文件，给肃反中遭处决的大部分同志平反。我也要求承认被平反的同志为烈士”(445页)。“我正在面对整个和平协议可能突然告吹的可怕前景，一场充满血腥的激战一触即发”(444页)。

　　也就是说这个大规模“肃反”事件的历史包袱是在压力之下，被迫、无奈、草率和勉强地对被处决的所谓“敌奸”的家属作出交待。如此一来这个“肃反”血腥历史事件正式告知天下。陈平在面对可怕的血腥冲突以及和平协议可能突然告吹的压力下，肩负起总书记应有的责任，发挥了最高领导人的魄力，在果断地处理了这次的危机後，终於可以放下武器，解甲归田，回归社会。

　　2004年10月《我方的历史》中文版面世，部分被掩埋的重大历史真相浮出台面来，人们才能从书中的第28、29、30章中得知“肃反”历史事件的一些实情。在书中，陈平也提到：“在游击队于1968-69南进渗透马来西亚之前小章就向我报告，说他相信有一批敌方特务在中央机关队里活动。……资深中委于是委派营内审查员搜集受嫌疑者的证据。审查工作持续了两年，後来举行了一些审判会，结果一批受审者因叛徒罪名成立而遭处决”。“1970年的最初几个星期，小章报告了第二次的特务威胁。……驻营中委委任的审查组达致结论，指称1960年代上队的泰裔新兵中，有90%是特务。我在北京最亲近的同志阿海，从来就不信服这个说法。起初我保持中立。无论如何，对随後发生的事，我已无能为力”(417页)。“直到1973年，我才接到关於中央机关队和勿洞东段的审判及处决的详细报告。报告内容含糊及未经证实的人数困扰着我……阿仲被控叛党罪，但是审判会上提出的详情却与他背负的指责毫无关联。我接到其案件的报告才得知内情。以这种方式对付一个把生命献给革命事业的人，何其可耻”(419页)，这是敦厚的陈平总书记通过阿仲的个案，对以章淩云为首当权派发出无奈的控诉。

　　依据上面的述说，60年代末马共这场规模颇大，严重影响着党的发展前景的“肃反”斗争运动，根本就没有经过党中央委员会的广泛讨论通过，仅依据北马局的资深中委委派营内的审查员和审查组就可达致结论，即泰南上队新兵中，有90%是特务。结果一批又一批受审者因“内奸”罪名成立而遭处决。章淩云仅在事後才向陈平报告，重要的中委阿海从来就不信服，如此草率地通过营地中委委任的审查组，就可达致如此重大的结论。而敦厚的陈平总书记起初竟没有什麽立场，毫无主意，保持中立的态度，随後也无能为力。同时当年马共在马泰边区游击队的“李安东毕竟是营区的第1号人物”(420页)和资深中委阿仲等已被排挤在核心权力之外，而以掌握实际军权的“小章就崛起成为第一号人物”(420页)联同阿熖、阿和、阿秀等人掌控了整个北马局中央机关队，这场血腥悲痛的肃反“风暴”就完全以小章为首的当权派及其追随者来主导和操作。也就是说当时整个马来亚共产党中央领导组织的实权就落在掌握军权的小章、阿熖、阿和、阿秀等人的手上，在北京的总书记陈平变得无能为力，阿海、陈田、余柱业等中委不能在中央决策之内发挥党的作用，在边区的李安东和阿仲被排挤在核心权力之外。这些历史事实完全说明了，党指挥不了枪，而是枪牵着党的鼻子走。

　　合艾和平协议签订後，马共向在泰南上队的大部分在“肃反”中受害的家属呈交一份由“名存实亡”(445页)的北马局签发的内部文件，书中还提到：“正式承认马共犯了严重的错误，处决了他们”(445页)。马共在巨大压力之下，被迫、无奈地承认在肃反斗争中的错误。平反通知书这样写“原马共中央北马局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以致误杀了一些革命同志……谨向烈士家属表示真诚歉意和亲切慰问”，这份平反通知书谨提到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没有明确甚麽性质的扩大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回避了。

　　然而在“肃反”风暴中那些不是在泰南上队的受害者则完全不予以理会，方小浪夫妇(即古宁和余洁)，是在1970年在“肃反”风暴中被害。小浪的姐姐是当年马共在长沙电台的播音员，完全被蒙在鼓里，直到上个世纪80年末才从《我要活下去》一书中得知不被证实的讯息。上个世纪80年末，小浪的姐姐夫妇在广州恰好有机会见到陈平，问他《我要活下去》中有关方小浪的情节是否属实，陈平说基本属实，但陈平相信方小浪不是坏人。小浪何故被处死，小浪的姐姐要求予以交待清楚，否则希望陈平能帮助小浪平反，陈平答应了。但是等了3年没有任何消息，前新加坡学生家长联谊会主席吴彩唐女士是小浪的母亲，得知此事後，与女儿联名给陈平写封信，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催促。直到1995年底才获得陈平的电话通知，方小浪夫妇已获得平反。从方小浪的个案，可想而知陈平在处理过程中碰到了重重的阻力。虽然原北马局的章淩云在三方和谈期间病逝，但阿熖、阿和、阿秀等人及其追随者依然坚持和顽抗。

　　1989年12月合艾和约签订後，马来亚共产党正式走入历史，至今已踏入第23个年头。在马共的历史中有两个重大事件与敌奸有关，这两个事件都极为严重地影响了马共的发展。一个是“莱特事件”，大量的高级干部被总书记出卖惨遭杀害，一个是大规模的血腥“肃反事件”，大量献身革命事业的人在北马局的决策、策划和执行清除内奸的斗争中被杀害。面对人民，这两个事件成了极为敏感的课题，有关方面噤若寒蝉。到底那些人应对“肃反”历史事件承担责任呢？除了陈平在《我方的历史》较为明确的检讨和指出谁该负责外，当年“肃反”的决策者、策划者和执行者似乎都在坚持和回避。今天，以小章为首原北马局的当权派已先後逝世，也许有人觉得为什麽一些人老是纠缠着“肃反”的事件喋喋不休呢？意图何在？其实从历史的高度出发，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就得严肃反复地检核和探讨，也是所有探索历史的人应有的认真态度，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对历史负责，而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更应该坦荡面对历史和人民。难道为了保持已成为历史的党的尊严，不让其声誉受到损害，就可以作为回避的理由吗？若缺乏承担和勇气来面对历史和人民，还能怎麽样来继续革命呢？还能有公信力吗？

201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