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与舍、得与失

　　阅读了3月9日张从兴于《联合早报》所发表的《欲安贫乐道而不可得》一文后，不禁令人再三反思、感触良多。该文以当前中国的两种生活景象为例：一是住在乡村里的农民，为了“改善生活”而远离父业妻儿，奔赴沿海城市去打工。另一则是城市里的市民为了寻获“精神的舒缓与心灵的闲适”而回归山野。这就有如钱钟书的《围城》所写：“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文末语重心长的总结道：“实现了丰富的物质生活，真的就是幸福了吗？”此外，该文还进而指出：中国的“城里人”还能“移民”到边城去过宁静的生治，但是没有“城外”的新加坡人呢？即便国人愿意安贫乐道，无奈高涨的生活费与下一代的教育费等，又岂能让国人“安贫”呢？

　　首先，就宏观而言，何谓“幸福的生活”？为何有人急着“想出去”的同时，却又有人一味的“想进来”？深层思索，它可谓是直接或间接的涉及了社会价值(Social value) 与个人价值(Individual value) 的价值取向、变与不变之间的取舍问题。当然，它也无不涵盖了整本经济结构的改造，价值理念的自我调适、自我修正等。

　　其次，就个体的人生价值观而言。由于每个人对生命的要求不同，即生命的价值认可问题。正因如此，我们不妨扪心自问：你我穷尽一生，所为何来？究竟追求什么？换言之，何谓人生最终的价值？一般而言，人类需要的三大层次，即：第一，低层次的需要。它概括了衣、食、住、行等。第二，高层次的需要。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学习、劳动、创造、义务感、责任感等。第三，最高层次的需要。就如人类的理想社会。凡此种种，自然影响了整体生活品质的优劣，甚至进而造就了人各有异的使命感。

　　再者，凡夫俗子如我辈，究竟是“想进去”抑或是“想出来”？这无疑也涉及了个人安全感的问题。一直以来所固有的思维模式和惯性效应，高度的危机意识、生活上的种种困惑和焦虑，无不涉及未来的生活保障课题。

　　总之，随着新加坡已经转型为成熟经济体，一般国人对物质永无止境的追求精神(Acquisitive spirit)，使得物质生活日渐丰裕。但这中间的取与舍、得与失，又岂非是个值得你我反复细心斟酌、再三深层探索的人生课题。正所谓：“一个人拥有多少，就应该失去多少，不可能什么都是你的。”事实上，“跟自己比较，你觉得值得，就是最大的幸福。”既是如此，且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里，将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充分发挥利己利人的“使命感”，自然不枉此生走一回。

（2014年3月19日2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