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园边缘和园内

　　会长吉生同学去年秋天敦促我为《回忆云南园》写一篇文章。一来由于业务忙，二来是给题目吓住了，结果一拖再拖，直到近日写完了《加拿大南大校友会成立的前前后后》一文之后，才觉得有点灵感。

　　不知不觉，在云南园的那段黄金时代，眨眼就三十年了。在那五、六年的多姿多采的学生和助教的生活里，值得回忆的人和事那麽多，一时真不知应该从何处回忆起。因此，题目把我吓住了。另一使我犹豫的飘浮在空气中的、游丝或薄纱似的淡淡的哀伤，哀伤一些人和物已经不在了：当年鼓舞了千万人的心的巍峨学府和美丽的云南园已经不在了；不少要好的同学也英年早逝了。

　　根据会写文章的人说，写作是一种有机的过程(organic process)，像生孩子那样，要经过孕育、酝酿的阶段，才能产生。而且一旦孕育了，就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过程。不过有一点我希望写文章不会像生孩子那样：文思一来，有如产妇临盆，排山倒海，什麽也阻挡不了。要是这样，我这篇文章就不会有机会见世面，因为文章太长，没有人要登载。

　　言归正传。谈云南园的回忆，我得从云南园的边缘谈起。当年有一群刻苦、家境不很富裕的南大学生，在校址边缘、南大牌坊再沿裕廊路往前一个巴士车站、有几家小商店的地方，俗称“十五个”（潮州话十五英里）或“十五支”（福建话十五英里），开辟了一个天地。起初我们几个同学租了一间木屋，每人一间卧房，请了一位住在附近的老太太，为我们做午餐和晚餐，并帮忙买油盐柴米菜。

　　我们的人数，从最初的几个开路先锋，逐渐增加到近二十人，用餐时要两张桌子。这样住在“世外桃源”的穷学生，几乎每个都是“有车阶级”，每天上课下课，都以自行车代步。

　　由于我们是“边缘民族”，叨不到云南园的光，晚上埋头做功课用的电灯，是靠屋子旁边的柴油发电机供应的电。因此每当夜幕低垂时，柴油机便“不读、不读”地响，初来的人可不习惯。而且一到晚上十点，柴油机下班，我们这些读书郎，顿时进入黑暗世界，马上七手八脚摸索火柴燃油灯。

　　住在“十五个”的学生，大家都有一种类似“同路人”之感，所以生活得相当愉快。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就我所知，在加拿大教书的有两个，在澳洲教书的一个，在联合国做事的一个，在星马新闻界、高等教育界服务的也有，当老板、当会计师的也有。其他的同学可能更有成就，只因失去联系不清楚。

　　我们这些“边缘民族”，虽然身在塞外，但也心向云南园。所以通常园内举行座谈会、专家讲演、或者学生联欢，我们大多数参加，而且是骑车赴会。记得当年星洲政坛的风云人物如马绍尔律师、工运领袖林清祥等，来南大演讲或参加讨论会时，都座无虚席。

　　我脑海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座谈会或辩论会，由南大学生团体“社会科学研究会”和新加坡大学（那时叫马大）的学生组织的“社会主义俱乐部”联合主办，在文学院礼堂举行。由于这种由当时新加坡两所大学学生主催的活动不常举行，所以吸引了不少观众。作为一个台上的参加者，笔者当时认识了新大的首席代表 Tommy T. B. Koh。由于他出类拔萃，当时很令人注目。他念的是法律，年青有为，后来当了新大法学院的代理院长。1970年笔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时，他因出使联合国，当新加坡的首席代表，也住在纽约，我们因而有机会叙旧论今，可说是源自云南园的人生快事之一。

　　除了学术和娱乐活动以外，对身心有益的活动，在“十五个”居住的同学也有参加。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体育活动，是由南大学生会主持的每年一度的长途越野赛跑。我虽然不是长跑健将，也没有夺奖的雄心，不过当时至少参加了两次，主要是为了接受这种活动对个人的体力和毅力的挑战。

　　越野赛跑在星期天举行，因此看热闹的不少，包括同学和校工。“边缘民族”参加越野赛跑的，除了笔者以外，还有其他的人。至少我还记得那位英年早逝的黄春树同学，也曾参加。

　　跑程记得是从云南园开始，到裕廊路十三英里，再折回头，全程大约七英里左右。住在边缘的竞赛者，还有人陪跑。这些陪跑者，骑着自行车陪我们，真够朋友。当时中文学会会长李光华同学，算得上是最起劲的陪跑者。赛程的终点是原来的古色古香的图书馆门前，所以看热闹的人都到那里去看谁得第一名，与冠军相比，笔者自知望尘莫及。既然无名列前茅之雄心，只要不是最后一茅，能跑完全程，也就心满意足了。赛跑结束后，颁奖仪式，就在图书馆前石阶台上举行。记得有一次是南大学生会第二任主席梁关飞同学主持颁奖。

　　那时候，南大注册处、总务处、校长室、文理商三学院的院和系办公室，都雇用工读生。作为文学院院长室的工读生，我因为工作与当时在柔佛州新山行医兼写作的韩素音女士相熟。她当时在文学院兼职开一门文学课，而且也常受南大邀请，作公开演讲。就如很多人所知道的，韩素音后来全职著书立说，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中国通。她对南大，尤其是对南大学生的爱护始终不渝。自从云南园认识以后，多年来我们保持联系，偶而也有机会在北美、欧洲和中国见面。

　　韩素音有一半比利时血统，因为她的母亲是比利时人。我毕业后，留校当助教时，也结交了一位比利时人。他当时是一位年轻的教师，记得是在现语系教法文。不过当时我们的兴趣不在法文，而是在其他语文。他有语言天才，中国普通话说得比我标准。对美术和美术史有很高的造诣。那时李光华也留校当助教，我们三人共伙食，很谈得来。他和我交换学语文：他教我拉丁文，我帮忙他的中文学习。

　　相信这两位有比利时血统的人，初次认识应该是在云南园。李克曼（原名 Pierre Ryckmans）后来也成为一个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以 Simon Leys 为笔名用英文清晰和结构紧凑的写了不少文章，出版了不少书。

　　李克曼现在在澳洲一家大学执教。和韩素音一样，他勤于写作。几年前笔者访澳洲时，有机会和他叙叙旧，话题也离不了云南园。

　　以一所学府来说，南大的诞生、兴盛、衰亡，可以说是昙花一现。可是在此一现之下，对个人来说，可发生了不少轰轰烈烈，或可歌可泣之事。以上所举，仅为个人所知的一小部分，另有许多其他人的动人事迹，恐怕就湮没无闻了。

（录自《回忆云南园（附加拿大南大校友会动态）》，1990年，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