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徐冠林博士的演讲词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新任校长徐冠林博士，于2003年7月26日星期六应陈嘉庚基金之邀，在文华酒店大厅作专题演讲：《南洋大学到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联合早报分2003年7月30日与31日两天，刊载该演讲词上下两篇全文。一批南大校友讨论该演讲词，作出以下的观察与分析。

南大历史

徐博士说，在殖民地时代，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基本上是让他自生自灭。因为华社在新马的力量很大，所以能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华文教育系统。1953年陈六使先生登高一呼，全体新马华社响应，建立了南洋大学。徐博士认为，七八十年代新加坡教育改革，新加坡社会由华入英，是整体经济转型的结果，导致1980年南洋大学被合并。

我们注意到，李光耀回忆录上下两册对华族先贤陈六使先生与他领导创办的南洋大学没有半句好话。1956年3月南大开学，对他似乎有很大的冲击，11月5日他在议院谈到新加坡的前景时，不得不向林有福指出政府处境堪虞，前途更加黯淡。

1958年3月30日这个星期天，在从南大到武吉知马和市区的14英里长的道路上，堵满了像蜗牛般爬行的汽车，全是要去参加南大建筑工程第一阶段的竣工典礼的。这一天，他说永远忘不了，我们觉察到，他说此话的含义，似乎深不可测。

其实，他似乎早就处心积虑排斥华文教育，不认同南洋大学，果真如此，那么，以政治为出发点的可能性比较高，语文只不过是政治的工具而已。

新加坡的经济转型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后的事。我们注意到，南大于1980年被关闭之后，雄伟的校门遭受破坏，曾经变成无字牌坊，公园有几座八角亭子被撤除。连校园内相思树都被砍尽，鸡犬不宁，兽走鸟飞！陈六使先生的最后礼物──建国堂被铲除，路名被改为英文，招标要铲除南大校门等等，罄竹难书。

难道相思树也防碍经济转型?

南大的问题

徐博士说，动荡时代对南大有三大影响，一是缺乏国家的支助。办校方面财务十分拮据，不能与其他大学以同样的薪金征聘老师，二是学位不受国家承认，毕业生出路也成问题，三是先卷入新马合并分家，再卷入行动党与社阵的政治斗争，大大影响学校创校初期所需要的平静。他所指的那段时期是1953-1965年。

我们认为，南洋大学不是十全十美，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却是事实。国家的钱主要来自税收，华人华商缴税不少，政府厚英文大学，薄华文大学，有欠公允。论南大当年的规模和程度，实不逊于澳洲的一些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文中心未必强于南洋大学的中文系吧。显而易见，学位不受国家承认，是政治的考虑多于学术的考虑。毕业生出路成问题，是当政者要扼杀南大的手段之一。至于其他的事，还是由史家去寻找答案吧。

也谈李光耀先生

徐博士对李光耀先生推崇备至。我们却不认为李光耀先生提倡母语教育，他把子女送入华校是60年代的事，动机似乎包括政治的考虑。他提倡儒家思想当然是好事，如果政府当局配合儒家思想而以仁义治国，更是新加坡之福。

徐博士说，在殖民地时代，华社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华文教育系统。又说，七八十年代新加坡教育改革的时候，当时的李光耀总理已经看到以英文为主的教育制度，对传统文化根本的杀伤力。华文教育到今天在苟延残喘，等待复兴的机会。

我们注意到，香港和台湾不必脱华入英，经济转型和起飞，取得的辉煌成绩并不下于新加坡。

新加坡是否付出太高的文化代价？华文教育能够苟延残喘到几时？

岳飞之死和南大之死相似

徐博士提到中国宋朝的岳飞、《满江红》和“精忠报国”。

我们想在此加以补充，宋朝绍兴十一年(即1141年)十二月，秦桧命右谏议大夫万侯莴审问岳飞，手书小纸付之，岳飞遂被绞死于大理寺风波亭。二十五年，秦桧卒。三十二年，宋帝高宗赵构逊位，自称太上皇，族侄孝宗赵伯琮即位，下诏书雪岳飞冤。

徐博士说，在南大方面，七十年代末期危机过了一个又一个等等。南大被合并，是这段历史中一个令人痛心的结果。

我们谈岳飞，也谈害死岳飞的秦桧。岳飞之死和南大之死有相似之处，死于莫须有的罪名。

死后21年，岳飞之冤已雪。南大已故23年，把酒问青天，南大之冤何日昭雪？

南大精神失之千里

徐博士问，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已经没有人反对华文的实用价值，争论的只是能不能把别人的华文标准，强加在我的儿女身上。我们却要反问徐博士，有那些南大的学生曾经反对英文的实用价值，争论的只是能不能把别人的英文标准，强加在我们身上，并且以此为籍口，关闭南大。

2000年10月前后，有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在华裔馆网站发表自己对南大精神的抗拒，她说：“上大学没多久，就有人跟我说南大背后的辛酸史，还有旧南大的复杂，矛盾的感情。来南大念书绝非刻意，既然来了，就纯粹希望好好的念书，所以，请不要天天跟我提南大精神的后继无人和华裔馆予南大，予华社的重大意义。” 她又说：“身为一个华人，五千年予我，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古老传说。民族尊严是一个抽象的借口。所以，不需要来告诉我根在那里，也不要给我一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责任。”这位学生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处境，是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的。有怎样的气候土壤，就会种出怎样的瓜果，勉强不来。

徐博士在演讲之后的对话中说：“南大精神是活的精神”，有人将此当作是重大的突破。活的精神？同样的道理，圣经，孔子思想、毛泽东思想、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等等，应该都是活的吧？南大精神由徐博士和陈丁琦博士去诠释和修正，难怪今年以来，南大精神像贬了值的货币，越来越不值钱了。这样的精神，和南洋大学又有何关系?

南大校友谢太宝是南大之光。谈南大精神没想到谢太宝、没想到时穷节乃见、没想到文天祥的《正气歌》，岂不是失之千里？

南大精神救不了新加坡

徐博士说：“国家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的未来，不再是一条清楚明晰的康庄大道，而是一个藏有恶魔和奖赏的迷宫。新加坡人正站在迷宫前，没有指南针，前途茫茫，这正是注入南大精神的重要时刻。”

说得很凄凉，我们不是幸灾乐祸，但是，不知道新加坡有什么困境？有的话，是不是 “作茧自缚”，好像蚕吐丝作茧，把自己包在里面，自己使自己陷入困境？有读新加坡的报纸的人都知道，国家的经济欣欣向荣。不知道是报纸报导不确实、还是报喜不报忧、还是徐博士在作惊人之论。

南洋理工大学是学术机构，它的校长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当然是其志可嘉。但是，解决国家的困境，是吴作栋总理和李资政份内的事。他们未必相信“这正是注入南大精神的重要时刻。”很可能李资政会认为，南洋大学自身难保，南大精神救不了新加坡。

其实，“复名”才是一个藏有恶魔和奖赏的迷宫，对赞成“复名”的南大校友来说，这正是注入南大精神的重要时刻。

由华入英、由英入华

徐博士说他自己由华入英，而又由英入华的经历和过程，这是很有趣的。从他的前瞻来看，他想在大学建立“华”的基地，似乎一入校园，就是由英入华，一出校园，就是由华入英。

中国的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很多学生到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留学，回国后很多成为名学者和国家领导人，从没听说过他们曾经“入日”、“入美”，后来又“入华”等等。很多的南大校友长居北美洲和澳洲，也没听他们说是由华入英。

文化的传承，岂有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道理？有人说，新加坡的情况是，华人占总人口的75%。但是，英文至上，科举取士，悉用英文，脱华入英似乎是政治上的需要。

再说，南大故校园的情况是，华文文化已经被连根拔起，百年树人的基业毁于一旦，华文文化至今荡然无存。

即使有中文系，也不能说明南洋理工大学比新加坡国立大学更有东方文化和华文文化，徐博士似乎说中文系的教学语文是用英文。反观国立大学在这方面的处理比较灵活，适当应用华语文。

演《传承之路》

我们当中一人于今年3月某星期六早上到南洋理工大学访友，不遇，要用图书馆，却被拒。澳洲的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致于这么小器。要研究南洋大学史，中华语文中心有“官家”支持，史料很多，体制之外的南大校友，对这些资料，可望而不可及。

权势对(体制之外的)南大校友的歧视、迫害等等，几曾休止过？

“传承之路”的活动只不过是在演戏了吧，戏的确是演得很好。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友七万多人，在籍学生二万多人，教职员数千人，南大校友一万多人，总人数是十一万。参加“传承之路”的活动的人数1700，占总人数的1.5%，似乎是少了一些。

都是为了“复名”南洋大学

徐博士的前瞻有很多非常可取之处，南洋理工大学应该是学术机构，如果纯粹是为了学术来发扬中华语文文化，众多的南大当然会寄以厚望。对我们来说，任何一间大学，不管它是在新加坡还是在非洲，只要有同样或类似的想法，我们会同样的感到高兴。

1963年，新加坡大学校长史里尼哇山医生因为政府侵犯大学自治，并威胁学术自由而辞职。李光耀先生说他人很聪明，政治见识却很有限。(《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中文版 574页)

南洋理工大学前校长詹道存博士本来并不热衷于“复名”南洋大学，在1998年8月他说： “对于恢复南洋大学校名的事，也许现在还不是时候，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当我到世界各地时，发现南洋理工大学目前已经举世闻名，如果就这样失去这17年来建立起来的名声，那是很可惜的。第二……” 我们没有资料，不知李光耀先生对詹博士的政治见识有何评价。

徐博士说他受到李资政的鼓励等等，我们不得不退而三思。

我们认为，要发扬中华语文文化，照旧用南洋理工大学的名字并无妨碍，任何一间新加坡的学校和大专学校，同样的可以发扬中华语文文化。

此南大非彼南大

徐校长既然承认此南大非彼南大，即：南洋理工大学非南洋大学，又何来“复名”、何来“恢复正名南洋大学”？

根据2000年2月14日亚洲周刊的专访《南大精神不能消失》，徐博士说，保留南洋理工大学名字也无妨，又说，不要把这些炒作得太厉害，重要的是办校，不是搞名字的事情。詹道存博士发现南洋理工大学目前已经举世闻名，如果就这样失去这17年来建立起来的名声，那是很可惜的。詹博士有此想法，是不是大多数的南洋理工大学学生、校友、教职员也有同感呢？

民办的南洋大学属于东南亚华人。不用南洋大学的名字，是对南洋大学、东南亚华人、陈六使先生的尊重。同样的道理，徐博士会同意我们说，不用他的名字，是对他的尊重。

徐博士说：“复名的工作没有受到更高层次的指示，而是来自校华社，还有南大校友对他的殷切期望。”因此，我们认为，问题不难解决。可以把办中文系和“复名”当作两回事处理。大家都赞成南洋理工大学办中文系。华社和南大校友的期望都达到了，“复名”与否，倒是次要。

复名没有实际的好处，不复名也没有实际的坏处。徐博士在半年前说过，保留南洋理工大学名字也无妨，校友朱永安教授《徐冠林教授演讲词读后感》有相似的见解：“简称南大和迁移南洋大学校友名册，是适可而止的双赢做法。”适可而止就是维持现状，南洋理工大学的名字照旧。为“复名”的事吵吵闹闹，伤感情又伤元气，多没意思？适可而止符合儒家中庸之道，自然会得到更多南大校友的支持，互敬互让，何乐而不为？

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让时间的流水，将南洋大学全身的血迹，慢慢地洗干净吧……

几点建议

我们提出下列建议，作为本文的结束：

1)	徐校长最好不要纂改和修正南大精神。
2)	南洋理工大学要发扬中华语文文化，不必改名。
3)	如果关闭南洋大学是令人痛心，新加坡当局作 MEA CULPA 的表示，会比徐校长的长篇大论有效。 MEA CULPA 此名词来自拉丁文，通常一个政府或重要人物坦诚承认错误时使用的婉转用语，其直译是“是我的过失”。儒家认为，“圣人之过也，如日月之蚀，及其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改也，人皆仰之。”
4)	民办的南洋大学属于新马华人，新加坡政府没有理由并吞南大，侵占民产。所以，应该适当赔偿马来西亚的华社和华人的损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于中国是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