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新大”停办，南大复办

最近（2007-05-24前后），新加坡《联合早报》与《海峡时报》同时登了几则新闻，报告刚在新加坡开课不到一个学期的亚洲新南威斯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in Asia，简称“亚新大”)，由于收生人数不佳，被迫停办。该校是在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为构建岛国成为“环球学习场所”(Global Schoolhouse) 的计划下，获得新方的紧密合作而成立的。学校原来计划在樟宜机场附近设立一座宏伟的校舍，于第一学期招收三百名学生，第二学期五百，二十年内一万五千。但是实际上第一学期只收到一百四十，第二学期预计也无法过半。

这些消息，对于正在准备为复校而进行可行性调查的南大人来说，非常重要。甚至有人建议，把“亚新大”停办这件事当作前车之鉴，立刻停止进行“劳民伤财”的可行性调查，放弃复校的愿景。实力雄厚的澳洲老外办不到的事，我们怎么能办到？

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而是盲目接受别人的错误。

我们在重新考虑我们进行复校可行性调查的决定之前，首先得了解别人为什么失败。据澳洲报刊(Harriet Alexander, "Uni was warned about Asian campus debacl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07-05-25) 的报导，“亚新大”不仅收费非常高昂，整个办校计划也特别潦草，校董会不顾智者的意见，仅花不到三十秒钟讨论和通过该计划。近年来澳洲的大学因为开放而吸引了大量的亚洲学生来就读，使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各个大学都得了不少好处。无疑“亚新大”是为了争取更大的经济效益而办的，学术人摇身一变成商人，但偏偏没有商人的眼光和考量，自以为是地将公众的钱毫无顾虑地使用了。

南大人在这方面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是绝对接受《早报》的意见（请参看2007-05-25《早报》电子版，今日观点，“来办大学不可如此儿戏”)：不把办大学当儿戏。我们须牢牢记住：复兴民族教育是我们的责任，责无旁贷；我们做的是百年树人的大事，不是单纯为了出一口气，所以得排除主观意识，进行仔细，深入和全面的客观研究，认真把我们的复校可行性调查做好。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一方面由尽量多的校友来参与调查工作，另一方面由校友当中拥有专长者，负责主持各项专题研究。如果说因为别人失败了，我们就应该怯懦逃避，忽视当前的机遇，而抛掉我们的宏愿，那不是回馈社会，更不是回报先贤在困境中创校的精神。

商人办学，目的不外是赚钱。赚不到钱而亏本了，当然得收盘而溜之大吉。我们不是只求营利的商人，而是办教育传播文化的。是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大精神的。我们坚持的是：认识面对的困难，接受挑战，努力解决困难，脚踏实地地实现我们的宏愿。

我很高兴地发现这次事件给我们带来一项可喜的信息，那就是我们在新加坡复校有望。我号召复校，并不以为非得在新加坡不可。但是有不少校友或许是过于怀念云南园，一谈起复校，总是跳不出新加坡这个小圈子。现在他们可高兴了。“亚新大”是在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为构建新加坡成为“环球学习场所”的计划下而创办的。现在此计划下还有三所澳州和美国的大学。这说明新加坡政府当局已经不再限制岛国只能有多少所大学，而是尽量吸引外国大学来办分校，招收亚洲地区的学生，以增加岛国的经济收入。复办的南洋大学将是国际性的大学，理想的规模是一万名本科生，生源不仅是亚洲地区，还伸展到世界各地。这样的大学完全符合“环球学习场所”计划的条件。

我们在新加坡复校，从岛国当局当前的经济利益角度来看，绝对是一种双赢的安排。复校可行性调查是全面和仔细的，复校计划是要经过南大人和各地社会阶层慎重考虑了我们的实际能力后，才在严密的监督下执行的。我们是很清楚复校的理想与目标的（请参看2007-06-11《早报》电子版，今日观点，杨建伟“理想与目标”）。只要有起步，我们是不会半途而废的，因为南洋国际大学是有特色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其生源是随着海外华人人口的增长而扩大的。因此，我们绝对不会像“亚新大”那样，在刚开始“直接使用了新加坡这个金字招牌”不久就逃跑了。我们绝对不会像“亚新大”那样，严重地破坏了新加坡的公信力。

其实，南洋国际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华人子弟，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新加坡籍的也将有不少。这些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青年，在新加坡与中国的来往当中，肯定能比外国大学在新加坡的分校的学生，为岛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外，我在号召复校的时候也说过，在新加坡复校，一方面将大力协助岛国推行其复兴华文教育的计划，另一方面，身为在中国以外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心，南洋国际大学将显著地增强岛国的文化底蕴，使这“小红点”不仅是地区经济中心，更是世界文化中心。

当然，不管我们怎样努力说明这点，在此时此地的新加坡，要避免复办南大的问题趋向政治化，要新加坡政府当局在这问题上只从实际利益出发进行考虑，还是不很实际的。我们得承认，在同样一个“环球学习场所”计划下，虽然外国大学可以来，但是南洋国际大学不一定能办。不过，一个问题的政治性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华文教育的问题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是政治压倒一切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却变成了利用中国崛起的机遇，为岛国争取经济利益的问题。可见，形势是比人强的。

如果我们已经筹备就绪，而在新加坡复校的时机还没到，但却有另一个同样理想的地点，那末我们当然得在那里开始实现我们的计划，待新加坡的形势超越某些人的个人意志的时候，才再考虑是否回来办分校。当然，我们将非常关注这个形势的发展。在我们的复校可行性调查当中，绝对不能忽略了以上这个情况，而要全面了解它对我们在新加坡复校，能有多少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