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校长面谈录看后的感想

　　今早，我打开某校友所介绍的 Strait Times 英文报上所登载有关南洋理工大学要改为南洋大学此名称的文章。这是有关记者面访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的一席谈话。我特别聚精贯注，要领悟文中的意思。

　　不知为何，读了海峡时报上的这篇访谈记载，竟有许多挥之不去的思想萦绕着我。我索性随意录下这一鳞半爪，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如果任何人再详细研究，一定可以发现很多不妥之处，敬请包涵指教。

　　我自南大毕业后，因为南大文凭不被承认，为了长久之计，逼得又到新加坡大学拿一张被承认的荣誉学位文凭。(从某记录，我才知道南大学位在1968年被有关当局承认。)

　　有一位自小受英文教育，对中文一窍不通的华人亲戚，说我的大学文凭还不如一张 toilet paper (厕纸)。对这种短见无知的评语，我一言不发，只以微笑置之。以这张文凭，我倒是很快在英文至上的新加坡工作，待遇还令一些人羡慕呢！也许这份工作得来的容易，是拜托我有的那张新加坡大学的文凭吧。其实那两年在新大是混日子，目的是为了拿到那张通行四海而无阻的文凭，对我的做人方针、人生哲学、思想行为，有影响吗？也许，新大可以回答此问题。

　　许多南大毕业生，因学位不被承认而逼得到西方深造，或就地从商，有的甚至办起工厂，这都是我在西方社会混了几年后发现的大秘密。许多南大生，在西方国家，能当上院长、科学家、教授等，事实说明南大的学术水准，并不是人们所贬说的。这些南大毕业生，背景虽是受华文教育，而能在英文至上的西方国家，需要高等知识学术的部门大显锋芒，出人头地担任重要的职位。这事实可以封住那些批评南大英文水准低之辈的嘴巴。

　　学位不被承认，被逼上梁山，因祸得福。这些受中文大学教育的倒霉者，却为自己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徐冠林教授所说的 "a can-do spirit and willingness to try the impossible"，是指这股敢闯的傻劲吧？又说："(Nantah spirit) is a spirit of fighting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never giving up, a willingness to struggle despite personal sacrifices. ...(NTU student should) draw from that heritage and build a new Nantah spirit of self-reliance and perseverance." 但是，多数受英文教育者，有好职位等着，可以有舒适的生活。现在可以享福了，何必乱闯？

　　而受中文教育的，就没有这种福份，除非可继承祖先的产业，不必靠自己所受的教育谋生，否则，不拼搏不奋斗，只好挣扎生存，甚至束手待毙。

　　在我看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话有一定的道理。那些到国外的南大生，虽不是深造，但能在国外生活，亲身体验国外的风俗人情，看看外国的景物，百闻不如一见。这种经验是金钱买不到的。他们的见闻和生活习惯，应该会比被优职高薪挽留在本国的人丰富。就以教育政策来说，这里，小学就开始训练培养孩子学习独立思考。初到时，当六、七岁的孩子告诉我说他们有 assessment，有 project，我真的吓了一跳。在我学生时代，到了大学时期，才有资格提到这些名词。

　　此访谈记录提到："Singaporeans tend to be over-reliant on the Government; we're used to having a good government telling us what to do. But it's a lot more complex today as we try to transit to an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 The Government has said: 'I don't have all the answers, you guys have to go and find it.'... In terms of organisational culture, people are still more used to taking orders. When you suddenly remove that and say,'OK, do your own things', they ask,'But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最近，我看了一部反映新加坡学生及家人的生活的 DVD ──小孩不笨。作父母的生活的天地，可说大部分是围绕着孩子。尤其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开口。父母事事命令他们怎么做。我在想，在这种环境，这些孩子有机会培养自己的主见吗？

　　这段徐教授的话，和 DVD 上的故事，使我捧复大笑。也许新加坡人有经济条件，可以请佣人帮做事，自己就有时间为儿女筹划一切，── mummy do all these are for your own good。天下父母心！

　　虽然我在西方国家生活了近三十年，在西洋社会这么一段长时间，但无论如何，我的想法还是倾向于‘华人的传统’。(当然我自小就叛逆，不接受在我看来是荒谬的封建传统。对封建传统紧抱不放的老古八，我可是大逆不道。)

　　为什么有近三十年之久的时间，几乎天天和西方人打交道，他们的价值观、人生哲学还不感染我，改变我？反而是他们有时被我的‘东方思想’所导引呢？

　　我自小受中文教育，二十多年的中华文化的熏陶，尤其是中学前的几年，我的价值观、品性标准，已定了型。近三十年在西方人中打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外表上有些改变，但内在的本质，还是以‘中华文化思想’为基础。到今天，我还在学习，要我能完全领会西方的文化精神，以我的有限天资和领悟力，这一辈子实在无法做得到。从小学至大学的前十几年的华文教育，为我定下了‘东方思想’的基础。同样的，自小在西方社会生活，受西方教育所感染所熏陶的年青人和成人，要他们真正的‘进入’中华文化的精髓，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努力学中文，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汉学’专家，可能懂得讲普通话，会写会看中文。他们会中文语言文字，若说明白了解中国文化，应该还有一段距离。

　　理大有雄心，希望在几年内就要培育出一批年青人，不怕艰难，肯吃苦，自力更生，逆流上进，不向劣境妥协，这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虽有此目标，也不应该扯上南洋大学，要和她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也不该依此做为要把理大改名为南大的理由。这些年青人，有的可能本是温室中长大的花朵，要训练他们有不怕风吹雨打的毅力，在理论上也许可以成功，但恐怕在实践中要跌倒：当困难临到时，就满口怨言。他所见到的，只是受压、窘迫、甚至在困苦中死去；恐怕只有少数人能藉着困苦找到了丰满的生命。

　　人到了青年时，性格、人生价值几乎已定了型。这时候再来扭造雕塑，为期会太晚吧。即使用讲普通话的中国大陆学者遍布整个校园，制造说、听普通话的环境，在大学府影响学生，在这种语言环境中，可以学到讲华语，认中文。但要这些年青人得到‘精神’，是不能一蹴而得的。‘'精神’这种东西，是摸不到的形而上学的哲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只有在长久的熏陶下，潜移默化才能得到的，也许这都是我个人的一隅之见。

　　理工大学已是世界上有知名度的学术机构，理应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什么要改名为南洋大学？南洋大学早已不存在了，此两间大学，除了所在校址同是云南园外，我看不出她们有相似的血缘亲属关系，可以一脉相承。如果硬把理工大学和已名存实亡的南洋大学扯上关系，说理工大学是南洋大学的后半身，这似乎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嫌。

　　1992年我曾到云南园凭吊。除了一些景物我还依稀认得外，其他都是那么的陌生。四周都是刺耳的英语和摩登新潮的衣着。我太落后了。但我心中想，如果南洋大学还存在，至少还会听到普通话的声音。虽然时代不同，南洋大学会有一些改变，但我相信教学媒介，应该还有中文，也不必特意制造普通话的学习环境。

　　在访谈中，徐教授说："The danger is getting so caught up with the past that you lose sight of the practical issues of running a university within the Singapore context today. For example, I've made it clear it is utterly impossible, nor do we intend, to revert back to Chinese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What we are trying to build today is a multicultural university, not a Chinese university like Nantah was. But it was also not an English university."

　　"We want to look more like a Chinese university when dealing with China because that helps us get in. ...and more linkages with our neighbours Malaysia and Indonesia."

　　"It is an expression of love for the mother tongue and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a deep-seated feeling of loss and homelessness. ...to most people concerned, Nantah died in 1980."

　　"Today, it's just a practical means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要把理工大学改名为南洋大学，是为了‘金钱’，是为了使新加坡人在语言没有障碍的情况下，和中国大陆人有生意上的来往。 而不是真正的要培养能明白了解中华文化，肯吃苦，有毅力，不见风驶舵的新加坡年轻的一代。难怪几年前，有这样的说法：为了向‘钱’看，所以新加坡人在普遍的学中文。听说，连电视广播也不许放映方言的节目。不知是否事实？在这种先决条件下，"we want to look more like a Chinese university when dealing with China because that helps us get in..."，是否是‘要保护发扬自己的文化’呢？这只有当事者心知肚明。为何不从小学开始，就让儿童有机会被中华文化熏陶？这样，理大后继有人，才会有有‘中华气息’的学生。

　　理大可以另用其他‘吉祥’有意义的好名称，也应该朝着徐教授所说的 "to build... a multicultural university, not a Chinese University... not an English University... university within the Singapore context today." 这个方向发展。任何大学都应该培养有毅力、能吃苦的学生。这种品质的年青人，不应该只是南洋大学的‘专利品’。精神或原则，对一个人的生命和成长，是极其重要的。最怕的是当风浪来的时候，像叶子那样飘摇不定。如果一个国家大多数的国民是这种‘料’，国家的前途将如何？树倒猢狲散，是非同小可的。

　　许多人花了许多时间精力在‘复名、改名’上辩论得耳红面赤，甚至弄到有的南大毕业生组织要瓦解，值得吗？‘复名’或‘改名’若成功，可能会遗臭万年，也可能流芳后世，见仁见智。

　　把陈六使先生的铜像从‘冷宫’中挖出来，放在注目的 "lobby in its main hall"，只是外表形式。这样的形式化，能平抚许多受了创伤的心灵吗？这些受伤者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我经常说，为了复名、改名，许多校友花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辩论，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伤了感情，南大协会四分五裂……值得吗？有许多人反对复名、改名，是坚持一个原则。家喻户晓的岳飞、屈原等民族英雄、爱国诗人，为什么没后人篡用其名称？是孤陋寡闻的我不知道吧。若没说错，今日还有人拜岳飞、包粽子、比赛划龙舟，纪念他们。他们竟成为世世代代所重视保留的人物和节日的来源，真是难能可贵。如果许多人认为 Nantah Spirit 是可贵的，那为什么理大不朝此方向发展？其实这种 spirit 应是人人所拥有的。

　　世上有许多有意义的名称，如果理大另择一名，不要在复名、改名南大，把南大的历史归是理大的前半历史等这些问题上钻牛角尖，事情也不至发展到今天的地步，那不是更好吗？

2004年1月30日

按：作者为早年一南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