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华校生的感冒

1963年，我阴差阳错地踏进砂劳越诗巫中华中学最后一届的传统华校制初中一班。自此砂劳越传统的三、三制华校无声无息的走入历史。

我之差点搭漏华文最后一部列车，并没有深奥的原因，更谈不上经过反复思考分析，仅仅是年轻人的草率与犹豫不决。同时也显示我老爸的开通民主，让我决定自己的学业前程。

我们成长时的六十年代，的确是急流汹涌，风云莫测，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无怪乎那年代的教育政策朝令夕改。正是独立前夕，殖民政府教育部于1961年发布《华文中学十年改制计划》。1962年小六时，教育厅发下次年就读中学的申请表格。我们这批天之骄子“有幸”可以选择念华文初中一或英文过渡班。懵懂漠然的我，认为在华文华语普遍流行的大环境下，能保持华文应用能力的同时，学会操纵另一语文，何乐不为？于是，我轻易的在申请表上的“过渡班”一栏划了钩。

但我算不如“天算”。1963年正月开学那天，教务主任牟麟先老师编班时，左翻右翻都找不到我那选读过渡班的报名表格。牟老师不愧是水浒山东好汉，当机立断叫我即时填上另一份报名表。也许是神意吧，不知怎的，我临时又改变原意，选了华文初中一班。我当然没有勇气跟山东好汉道出我的出尔反尔。后来，牟老师的历史科是我中学的最爱，算是福份。

愁客爱叹生不逢时，我倒觉得我们一班生逢其时。殖民政府决定《十年改制计划》在1962年开始推行。同市的卫理中学便是依章行事，在1963年就不再有华文部。是什么原因导至中华中学董事部“争取到死缓”，慢一年实行改制，我们这些年少无知子弟除了感觉侥幸之外，也不甚了了。只知道自己若晚一年入中学，只有望华校之门而兴叹了。

虽然糊里糊涂地选了华文班，我丝毫没有后悔之意。我多读了六年的中文(当年叫国文)，听过牟麟先老师无数的课本外的历史故事，朱锡炀老师显然添过油、加过酱的抗战故事。这一切都在学英文的机会不减的条件下得来。我庆幸自己搭上华文最后一部列车的决定。

依稀记得，改制计划刚宣布时，各城乡的华校校董相继开会商讨。从当时报章的报导可以看出，反对改制计划的校董会，远超过赞同接受的。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华社情结。作为诗巫第一最高华文学府的中华中学，其睿智董事衮衮诸公，为何会达致接受改制计划的决定呢？还是那句“不甚了了”。今天我这华校末代恐龙回顾历史，除了对这个愚蠢决定感到困惑震憾外，也期望研究本州华教史之士，能梳理历史记录资料，找出董事们为何把中华中学这档民族遗产付诸东流的经过。很难相信，个中会没有反对接受改制的声音。

当年中华董事诸公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胆识；相形之下，古晋一、三、四中、诗巫光民、建兴、开智等校董事却有扶大厦于将倾的勇毅。她们的董事有远见魄力放弃津贴，拒绝改制，虽艰犹荣地默默耕耘，持续到举世中文热的今天，不由你不敬佩。

前马华公会署理总会长李孝友在2000年一个题为《从改制中学看宏愿学校》的座谈会上，就六十年代独中改制事件向华社道歉。就算是人之将死，其言亦真吧；反之，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中华董事归西前，对当年的这项重大决定表示过歉悔之意。由此推测，他们应是对接受改制的决定，于心无愧。

华教路途向来坎坷崎岖，却也不失有其柳暗花明的时期。看上述几间演变成独中的传统华校，正意气风发地迈向中文风光无限好的世纪；而我的母校呢，她仅仅是全国千百间国民型中学之一，平平庸庸，无甚突出可言。

今天路过诗巫中华中学，看不到昔日亲切的校门牌坊，听不到“漪欤中华，气象万千，人文蔚起……”的歌声，更感受不到她曾是耸立拉让江畔的最高华文学府的傲气。

不禁想起中学要默写那首“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末代华校生情何以堪？

2012-10-24

（本文乃应砂劳越诗巫中华中学1968年毕业班离校45周年联欢特刊而写，谨此分享个人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