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尊敬的师长刘宗正教授

　　最后一次听到刘宗正教授的声音是在2019年的8月4日凌晨，老先生在电话中嘱咐我协助赵国屏院士申请去加拿大的签证，以便赵老师可以赴多伦多参加8月24日“加-中大健康研究院”在多伦多组织的首届“国际健康前沿医学高峰论坛”。末了，还不忘问我去年做过视网膜手术的眼睛恢复情况如何，开玩笑说我们两个都是病人，都需要注意好好休息，才能更好的工作。当时我觉得刘教授还在坚持工作，身体状况应该还可以。不想刚过了两天，就接到刘教授已经于8月6日因病去世的噩耗，老先生的谆谆教导还言犹在耳，如今却已经是阴阳两隔，每念及于此，忍不住涕泪横流，痛彻心脾。

　　第一次见到刘宗正教授是在2012年的9月，那时我还在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跟随赵国屏院士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正在准备出站的材料，忽然接到工程中心的一个通知，说有一位海外来的刘宗正教授，希望和我做一次学术交流。我博士后研究的课题是现在大热的外周血中循环肿瘤 DNA (Circulating tumor DNA, ctDNA) 检测技术，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方向，主要原理是通过检测肿瘤组织释放到外周血中微少突变基因(rare mutation)，达到早期发现肿瘤，并为肿瘤靶向用药提供指导的目的。学术交流会那天，赵国屏老师因公在外地出差没能参加，因为不是公开的学术研讨会，也没有安排工程中心的其它人员旁听，刘教授那时已经年过7旬，虽然头发花白，精神依然十分矍铄，思维非常敏捷。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谈到利用外周血循环肿瘤 DNA 检测早期肿瘤的时候，刘教授提了两个问题，一是肿瘤发生到什么阶段时，才可以在外周血中检测到肿瘤 DNA；二是如果在外周中检测到万分之一的突变基因，是否能说明受检者已经患癌。其实，在刘教授提问之前，这两个问题已经困扰我相当长时间了，时至今日它们也仍然是影响循环肿瘤 DNA 技术应用于肿瘤早期检测的重大难题。早期肿瘤体积很小且尚未侵入血管，实际释放到血液中的肿瘤细胞突变基因数量很少，而且混合在大量序列结构高度相似的正常细胞基因中，比例低、差异小，导致外周血循环肿瘤 DNA 检测的难度非常高。而当血液中出现大量肿瘤 DNA 时，肿瘤已经进展到中、晚期，不能称之为早期检测了。反之，假使我们有能力检测到血液中比例极低的突变基因，也很难判断如此微量的突变基因是来源于正常细胞分裂过程中随机发生的少量自发突变，还是业已形成的肿瘤组织，也就无从判断体内是否发生了肿瘤。此外，由于肿瘤细胞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很强，即使是同一类型的肿瘤，其基因突变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同一患者肿瘤组织的不同区域，癌细胞的基因突变类型也不尽相同(intratumor heterogeneity)。由于肿瘤细胞基因突变的类型多种多样，即便检测到血液中存在微量的突变基因，很难判断是否来源于肿瘤细胞或属于何种肿瘤。看到我张口结舌的窘迫样子，刘教授提醒我，为什么一定要用直接检测肿瘤细胞或肿瘤 DNA 的方法来发现早期癌症呢？几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知道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黄帝内经》中提到的“有诸形于内，必形于外”，内在的疾病会通过外在的改变显示出来，既然直接检测血液中的肿瘤 DNA 很困难，为什么不能通过分析与肿瘤相关的变化，间接的检测肿瘤呢？刘教授的这番问话，有如醍醐灌顶，让我的思路豁然开朗。通过研读刘教授关于血液转录组的研究论文，得以领略他学术研究的精妙之处，完全被外周血转录组在疾病早期发现和动态监测领域展现出来的巨大技术优势和广阔应用前景吸引住了。从那时起，我就跟随刘教授，在国内大力推广外周血转录组研究。

　　万事开头难，当时国际上对外周血转录组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国内了解这个领域的人就更少了，为了推动国内外周血转录组研究，2012年底，刘教授与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中心合作，在时任董事长华裕达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外周血转录组研究的实验室——前哨中心(Sentinel Center)。建设实验室的过程并不顺利，很多人都对刘教授提出的利用血细胞基因表达信号（转录标志物）检测多种疾病的方法持怀疑态度，认为血细胞基因表达信号不稳定，不可能获得对疾病的准确检测结果。对于这些议论，刘教授一方面通过学术报告会的形式，让更多人深入了解外周血转录组技术检测疾病的原理和优势，每次参加学术会议，不管规模大小，听众层次如何，老先生都穿着正式，即使是夏日炎炎，衬衣都扣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由于听众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所提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看来非常幼稚，他也总不不厌其烦，耐心解答。另一方面，为了打消大家对血细胞基因表达检测稳定性的疑虑，刘教授亲自指导制订了严格实验室管理规范，确保前哨中心的实验结果与他在加拿大实验室的结果一致。同时，为了减少研究中心的财务负担，对于一些价格较高、采购周期长的进口实验设备，如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大型台式低温离心机等，刘教授都是无偿地从他加拿大实验室运到上海，方便研究人员使用，正是通过刘教授的这些努力，使得前哨中心的研究项目得以迅速开展。

　　我们在前哨中心开展的第一个科研项目是肺部微小结节的良、恶性甄别，肺癌是国内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名第一的恶性肿瘤，提高治疗效果的重要途径是早期发现，而筛查是促进肺癌早期发现的有效算途径。低剂量螺旋 CT (Low-dose CT, LDCT) 检查技术普及后，为肺癌的早期筛查提供了有力工具，可以发现肺部结节(pulmonary nodules)，进而采用细针穿刺等手段，通过对结节活组织检查的结果就可以判定是良性病变还是肺癌。但是，现阶段对于1公分（1cm）以下的微小结节，很难通过穿刺进行活组织检查，只能对患者采取随访观察(follow-up) 的方式，这其中约有10%左右的微小结节是恶性的，如未得到及时治疗，会影响治疗效果，甚至有发生全身转移的案例。当时，我们在上海找了很多临床医院，希望通过与医院的合作，利用外周血基因表达谱对肺微小结节的良、恶性进行甄别，解决临床上对 CT 发现的肺微小结节难以定性的问题。这是个很好的临床研究项目，但实际上开展的并不顺利，医院的专家们都对刘教授这位科研领域的老前辈表现的很尊重，说话也非常客气，但私底下都不相信通过分析血细胞基因表达信号可以甄别肺小结节的良、恶性，因此在具体合作项目实施方面都比较消极，迟迟难以开展项目研究。当时我们工程中心的同事们都有些泄气了，不愿意再去找医院谈，只有刘教授还锲而不舍的与医院联系，后来我们联系到了上海市胸科医院的韩宝惠院长，他的科研思维比较活跃，但是对外周血转录组技术还是有些将信将疑的，刘教授没有一昧的口头说服他，而是提出可以先用结节在2公分以上的肺癌进行预实验，以打消韩院长的疑虑，结果预实验的结果很理想，可以很好的区分肺癌和正常人。这一结果坚定了韩院长的合作信心，此后的两年里，在韩院长的配合下，我们收集了上百例微小结节肺癌患者的外周血样本，筛选出了一组转录标志物组合，对肺小结节良、恶性甄别的准确性达到90%，实验大获成功，韩院长和我还一同参加了2016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世界肺癌大会，韩院长受邀在会场报告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同行里面引起了很好的反响，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上千例的临床验证，相信很快就可以在医院机构推广，真正造福肺癌患者。这一切，都离不开刘教授对这个研究项目的坚持，很难想象，如果当时没有刘教授的一力扶持和不懈努力，这个项目能在国内成功开展。

　　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科学家，刘教授能在生物医学领域取得成功，离不开他的勤奋和对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刘教授早年在多伦多大学师从胰岛素的两位共同发现者之一贝斯特教授(Charles Best) 攻读博士学位，主攻内分泌对心脏功能的影响，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新概念，为了更好的观察实验动物注射内分泌素后的反应，他曾经长时间住在实验动物房里，无暇顾及已经在多伦多定居的夫人和孩子。这一勤奋的特质始终伴随他的一生，即便后来他受聘成为哈佛大学心血管基因组主任，日常事务缠身，他也坚持每周至少抽出一天时间，独自一人待在实验室里，潜心研究学术领域的最新进展。我们一起在国内工作的日子里，每次他主持的立项会议，大到研究的临床意义、解决的科学问题、以及技术上的可行性，小到每个实验条件和实验数据的处理，事无巨细，他都要一一过问，不放过一个疑点。对我们撰写的科研论文，每篇都由他亲自审阅并提出详细修改意见，往往一篇论文反复修改，只到满意为止，我记得有一篇关于胃癌的研究论文修改了不下20次，补充实验持续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得到他的允许发表，刘教授对学术的严谨性可见一斑。除了研究方案的设计，刘教授对实验技术也非常精通，我记得实验室刚刚建成的时候，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从大学招募来的应届毕业生，没有多少项目研究的经验，所以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研究方案的制定上，对于实验人员的具体操作并不是太在意。刘教授一直告诫我要重视基础的实验操作，研究方案设计的再好，如果实验结果不可靠，也不可能有好的研究发现，而实验结果是否可靠的恰恰取决于基层实验员的具体操作，为此，刘教授还给我亲身示范了一次。在分子生物学实验中，移液枪使用属于最基本的操作，由于我们的实验常常涉及到一些微量试剂的取用，如果移液枪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每次吸取的试剂体积不一致，造成实验误差，甚至可能导致实验失败。有一天，我从医院回实验室，发现刘教授在实验室亲自指导实验员使用移液枪，他用一张白色的面巾纸平摊在实验台上，然后让新来的实验员用移液枪每次吸取同样体积的水，滴在面巾纸上，如果水滴在纸面上形成的水晕大小一致，说明移液枪取的液体体积是一致，这实在是一个既节约试剂，又能够很好锻炼操作的妙法，从中也可以窥见当年刘教授对学术研究的严谨要求以及对实验技巧的熟练掌握。

　　刘教授虽然在国外生活多年，功成名就，生活优渥，一颗拳拳赤子却始终心向祖国。从1980年开始，他先后在中国十多所著名高等学府进行讲座及推动科学交流，被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协和医科大学等多所高校授予客座教授等荣誉。在担任美洲华人生物科学会会长期间，他于1997年倡导并主持了首届中国科学院、医学科学院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卫生研究院主席论坛，促成了海峡两岸科学界的首次高级别科研机构学术交流，通过组织这些海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开拓了中国生物医学研究者的眼界，推动了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2012年以后，为了推动国内血液转录组研究，已经年过七旬的他不辞辛劳，在加拿大多伦多、北京、上海、南京、盐城等地奔波，促成了上海、南京、盐城三地的实验室建设，通过他的努力，使得我们在国内的实验室达到与加拿大实验室同等的质量标准。2018年年初，刘教授从加拿大飞到北京后，感觉背部肌肉疼痛，起初以为是航班长时间飞行导致的肌肉痉挛，他也没太在意，后来背部的痛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恶化到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起卧，需要人扶他才起立。我们实在不忍看到他受病痛的折磨，送他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但他只在医院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坚决要求出院，还叮嘱我不要告诉师母，怕家人知道了会要求他立刻返回加拿大，在中国的十几天时间里，他一直忍着疼痛，坚持按照原定的工作计划完成了中国的行程。然后又搭机前往马来西亚，指导吉隆坡(Kuala Lumpur)、槟榔屿(Penang) 两地实验室的工作。到马来西亚后，师母和子女们得知他身体不适，都劝他早日返回加拿大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他还坚持从马来西亚飞回北京，亲自参加与北京阜外医院惠汝太教授关于的心血管项目合作研讨。刘教授返回加拿大后，被立即送往他孩子所在的医院检查，旋即被诊断为恶性骨髓瘤(myeloma)。这一不幸消息传来，大家都难以想象，一位七旬老人，身受癌症的折磨，还坚持往返中国和马来西亚，完成了近一个月的高强度工作，需要多大的毅力！他这种忘我的工作热情，莫不令所有知情的人士为之动容，深受感动。就在他不幸辞世的前一天，还心系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积极搭建中外科技交流的桥梁，联络和协助国内学者参加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首届“国际健康前沿医学高峰论坛”，希望能通过中、西方学术交流，帮助国内中医学工作者更好的借助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对传统中医学进行深入研究，让祖国传统医学发扬光大，刘教授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天地可鉴！

　　在刘教授治学的60多年时间里，凭借他多年的深厚研究积累，广受研究同行的好评和尊敬，获得了非常多的学术荣誉和头衔，包括英国皇家医学会的终身院士(Life Fellow)、加拿大临床医学会院士、哈佛医学院教授、多伦多大学终身教授等等。虽然头顶院士、名校教授的光环，他为人处事却总能设身处地的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在生活上也非常简朴，平易近人，从不以大牌科学家为名要求特殊待遇。自2012年我们在国内建立血液转录组研究实验室以来，他每年往返中国、加拿大多次，指导国内的研究工作，因为国内研究经费有限，为了不增加合作方的经济压力，大部分往返的机票费用，都是他用自己的大学退休金支付的，而且从机场到实验室，一般都是自己坐计程车，从不要求我们安排专车去机场接送。每次外出办事也是轻车从简，从不安排无关人员陪同，这与很多国内专家出行前呼后拥、比排场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下榻的宾馆只要求无烟、卫生清洁即可，一再叮嘱我们不要给他安排豪华的星级宾馆，他认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办事，只晚上睡觉时间才回宾馆，住豪华宾馆不值得。作为国际著名科学家，每次到国内，总有很多人仰慕他的学术成就，希望能设宴招待他，他很少参加这类应酬活动，如果确实因为工作需要，必须参加宴请，他也总是请主人量力而行，不要点过多的菜肴，以免浪费。他的行李箱里永远都只有普通的几件衣物，却总能看到厚厚的一叠文献资料和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在工作上，刘教授对我们从严要求，生活上也悉心关怀我们，因为我们所在实验室不隶属于高校，没有购买完整的国际学术期刊数据库，经常发生检索到相关的文献却无法下载全文的问题，刘教授总是第一时间在加拿大找到文献全文发送给我们。每次到国内，他总会给我带一些从他个人订阅的学术期刊中剪切整理好的文献资料，上面还附有他写的详细备注，告知我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2018年9月，我因为高度近视和用眼过度，左眼发生视网膜脱落，接受了手术，当时刘教授已经确诊断骨髓瘤，正在加拿大接受化疗，还亲自打电话给我，多次叮嘱我要注意休息，尽量控制使用电脑的时间，爱护眼睛。年终岁尾，如果他正好在国内，总不忘贴心的准备一份压岁钱，送给我上幼儿园的女儿。他不仅对我关爱有加，对实验室其它同事也一视同仁，遇有年轻同事结婚、生孩子这些喜事，刘教授都会当面表达祝福并附上礼金，即使身在国外，也不忘亲自电话表示祝贺。他每次来国内，总是盛情邀请大家去加拿大旅游，由他来负责接待和导游，到他的湖畔别墅游玩。

　　在刘教授查出骨髓瘤并接受化疗期间，2018年5月他还短暂回到中国，抱病参加了在海口举行的第五届诺贝尔获得者医学峰会，并在会场作了专题演讲，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无法坚持参加国内的研究活动，临上飞机回加拿大前，他告诉我，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回中国了，还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好好干，让我有机会去加拿大看他。可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拖累，我一直没能去加拿大，心里总想着还有时间，等我们做出一点成就的时候再去加拿大给老先生汇报，没想到海口一行竟是诀别！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多希望可以重来一次，能去加拿大看望刘教授，再听到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然后却再也无法实现了！

　　翻开我多年前的实验记录本，封面上还清晰的留着刘教授亲笔书写的四个大字：“自力更生”，想起他多年来对我的悉心指导，既是严格的老师，又是亲切的长辈，忍不住眼泪又流了下来。斯人已逝，留下他未竟的事业，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刘教授熟悉的身影，感受不到他无时不刻的帮助了，今后的道路，唯有靠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将刘教授开创的医疗健康事业发扬光大，完成老先生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实现“上医治未病”遗志，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愿刘教授在天国安息！

(2019-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