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

同一历史事件，为什么各书的论载或说法有所不同，甚至迥然而异?

这是爱好历史的学生经常提出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我们只要了解历史学的特性和本质，便可以找到肯定而正确的答案。

历史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它和其它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一样，既是客观性的又是主观性的。这个特性，使得历史学在本质上截然不同于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更截然不同于数学。因为数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绝对客观的，完全不含有主观的成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史”一词具有三层涵义，也是必须予以诠释的，否则大家就无法充分理解“历史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这句话的真正涵义。

当我们说：“历史是不会重演的”。这句话中的“历史”，是指历史事件的本身（可简称为“史实”）。

当我们说：“某些日本历史家企图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句话中的“篡改历史”，指的是篡改历史事件的记载（可简称为“史书”）。

当我们说：“掌握因果关系虽是学好历史的正确途径，但有时并非易事”。这句话中的“历史”，所指的既非史事的本身，亦非史事的记载，而是对历史的研究与诠释（即“历史学”，可简称为“史学”）。

毫无疑问，“历史事件的本身”是绝对真实的、完整的和客观的。无论我们对“史事本身”的态度如何，是赞成还是反对，是喜欢还是厌恶，我们都无法改变它的真实性，破坏它的完整性，以及使它染上主观色彩。因此，“史事本身”在历史领域是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任何的“史事记载”或“史事研究”都不能也不敢向它挑战！因为后两者一旦被判定为“与史事本身不符”，就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只可惜“史事本身”不会说话，它必须依靠历史家作为代言人。

在理论上说，“史事的记载”应该完全以“史事本身”为依据，和史事本身也应该完全一致，即完全是真实的；而且也必须是客观的，不容许带有主观成分，否则就是不忠于史实。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史事记载不可避免地具有以下的局限性，以致降低了本身的可信度：

第一、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史事本身不可能原原本本的全部被记载下来。换句话说，史事记载绝对不等于史事本身，甚至不是史事本身的大部分，而往往只是史事本身的一小部分。

第二、同时，这一小部分的史事记载，未必属于史事本身的主体（即主要部分），它在历史本身中可能只占次要位置。

第三、它们即使属于史事本身的主体部分，但由于记载者个人的一时疏忽，造成或大或小的错误与遗漏，也恐怕是在所难免的。

第四、史事记载既然要经过取舍、筛选过程，而记载者（如记者）多数并非经过专业训练的史学工作者，所以“舍本逐末”也是常见的现象。

第五、记载者未必是历史事件的目击者，他们可能只是凭着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来完成某一“现场”报导（如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报导）。

第六、俗语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事人的记载也未必完全可信，因为他们可能隐瞒真相，掩盖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因为个人的好恶，致使史事记载产生了片面性。

第七、史事记载如属于当事人的回忆录，则可能因时隔多年，加上当事人老迈，记忆力衰退，所论述的史事未必完全正确无误。

第八、弄虚作伪是人类的本性或劣根性之一，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史事记载的作伪，比比皆是，其中有全伪，也有部分作伪，如“有其人并无其事”，或者“有其事并无其节（情节、细节）”。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孟子便注意到这作伪问题，所以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以警戒世人。

必须指出：古人作伪使我们对于古代历史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或许尚属小事；但今人作伪使我们信以为真，则非同小可，它可能使我们对于某些重大政治课题，做出错误的论断。远的不说，就以中共十五大期间，国际媒体津津乐道的所谓“赵紫阳上书中共中央，要求平反六四事件”，就是今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作伪的典型例子。

由于受到史事记载（即史料）的诸多局限，历史家或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和撰写历史过程中，必然面对各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若加上史料残缺不全、处处留白，则使史事的研究、诠释与编撰更是困难重重。

掌握史料只是研究和撰写历史的先决条件之一，它并不能确保我们所写的历史具有高水平、高增值。我想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有了足够而可靠的史料，撰写历史并不很困难（至少比文艺创作容易），但要把历史写好却很不容易（可能比文艺创作更困难）；人人都可以撰写历史，但真正出色的历史学家犹如凤毛麟角。这是因为要成为历史学家，必须具备若干特殊条件。

早在唐代，中国著名的史论家刘知几便感叹文人易得、史家难求，并提出所谓“史家三长”之说，即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个基本条件（见《史通》）。清代史学者章学诚在“三长”之上，再补充了“史德”一项（见《文史通义》）。接着，民国初年，梁启超又将“史德”列入“四长”之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强调指出，要想做一个出色的历史家，必须具备史德、史才、史学与史识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所谓“史德”，即历史家的个人品德修养。章学诚称之为“心术”（“德者何？为著书者之心术也。”），心术不正者，当然不配作为历史家。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除了为人耿直、公正不阿外，还得是非分明、疾恶如仇，才能写出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反之，如果一个史学工作者，急功好利，依附权贵，充其量只能成为称职的御用文人。中外古今，都是如此，绝无例外。

所谓“史才”，即历史家的才能、才华，也就是研究与撰写历史的综合能力。我们大体上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与说明：一方面是指，史学工作者不仅应擅于搜集史料，辨别史料的真伪，并且擅于运用正确的手法（如工具书与史学方法）去芜存菁，出色地完成历史的研究与诠释任务。另一方面是指，在写作技巧与语文驾驭能力上，都可达挥洒自如的境界，能够把历史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或者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此外，在今天，如果能够掌握一两门外文，以便阅读外文资料，对于提升“史才”也是大有帮助的。

所谓“史学”，即历史家的学养，其中包括专门知识与普通知识两个范畴。前者要求历史知识够丰富，不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历史家都要广泛涉猎。后者则要求凡是和历史相关的各种知识，如地理、经济、政治、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等等，都是历史家不可或缺的。历史家惟有在博学广识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追求精专，从而成为某一历史领域的专家。

所谓“史识”，即历史家的见识或眼光，也就是要求历史家能对某些历史课题提出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家必须依靠历史哲学的指引，掌握高超的判断能力。有了非凡的史识，历史家才能正确分析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透过历史现象，找出历史事件的本质，甚至做到“知人所未知，言人所未言”。相反的，如果没有史识，他们所写的历史，无可避免的，将成为枯燥乏味的史料堆积，或是死气沉沉的陈年往事。

总之，史书易得，史家难寻。况且史事记载的局限性，史事研究与诠释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是由历史的本质或特性所决定，任何历史家都无法完全改变它。在这个世界上，绝对客观的历史（指写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能读到的，只是相对客观的历史。同样的，尽管求真求实是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也是历史家应有的专业精神，但因受到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我们也只能获得“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找不到“真实的历史”。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历史的真实”并不等于“真实的历史”，因为前者属于“部分的真实”，后者才涵盖“全部的真实”，才全面接近于史实的本身。

再者，历史的因果关系多半是错综复杂的、非表面性的，而人类活动的动机更是潜在的、不易察觉的，所以使得后人（包括最卓越的史学家）很难针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起因”或“动机”、“影响”或“意义”，作出绝对准确无误的判断与诠释。如果加上历史家个人的主观愿望或好恶，对史事诠释的主观性与片面性几乎也是无法避免的。

面对这样的困扰，一般读者应该如何对待史书呢？我想除非我们打算“打破沙锅问到底”，不然还是听信孟子说过的老话：“尽信《书》不如《书》”，对于史书的某些记载或说法，尤其各书不同的记载或说法，应该抱着存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