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如何，是历史哲学所面对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向来存在两种极端的见解：一种是民粹主义的英雄史观，过度夸大特殊人物的历史作用；另一类是虚无主义的宿命史观，完全否定特殊人物的历史作用。当然，还有一种比较中肯的、正确的看法，在“过度夸大”与“完全否定”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个人（特殊人物）在历史上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或大或小，或正面或负面，都值得关注、褒贬。著名的俄国历史哲学家普列汉诺夫(Plekhanov,1856-1918) 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就是有关问题最早的经典作品。该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主要批驳了民粹派的英雄史观，深刻分析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说明了人们所关注的几个根本性问题，诸如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偶然性、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互动关系，特别论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任何一种史学理论，其正确性必须有足够的历史事实来诠释、印证，没有或少有不符合理论的特例，对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也不例外。或许大家都知道，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诞生了不少杰出的艺术家，如拉斐尔、米开兰基罗、达芬奇等等。对此，普列汉诺夫解释说：“当文明发展进程中新的进步产生出一种新的艺术时，总会有几十个杰出人物以一两个天才人物为中心应运而生。”他还假设：以上三位艺术天才“如果不幸早年去世”，文艺复兴是否还会首先在意大利出现？他的答案很明确：“只要当时意大利精神发展的一般进程中，没有某种一般原因引起的重大变化，那么这段艺术发展史实质上也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见该书第33-34页）

　　这一论点也适用于欧洲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对宗教改革做出重大贡献，但是我们是否能说：没有马丁路德就没有新教派的出现？当然不能，因为宗教改革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产物。马丁路德敢于挑战罗马教廷的权威，不仅因为天主教会的极度腐败，更因为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兴起，迫切需要摆脱罗马教廷的支配或羁绊，期望实现教会国家化，而使得宗教改革获得极为广泛的支持，蔚然成为当时的历史潮流。因此，有没有马丁路德，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让我们转移到经济、政治领域，来审视个人的历史作用。英国为世界的工业革命开了先河，瓦特发明蒸汽机，当然对工业革命功不可没：纺织、开矿、火车、轮船等等都需要它。但是，我所读过历史著作，都把这一切归入工业革命的“果”。促成英国工业革命的“因”，自然不止一项，其中最重要的是地理大发现后，经济全球化开始显露雏形，带来了欧洲商业革命。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很多，海外市场很大，国内需要输出大量商品来平衡对外贸易。这就是工业革命的地理基础与历史机遇。按照历史哲学原理，蒸汽机的发明属于历史的必然性，而发明者是瓦特而不是别人，则属于历史的偶然性。

　　在欧洲近代史上，拿破仑是个叱咤风云的传奇性人物。他曾经以军事力量保卫国民大会，击退反法同盟军的入侵，出征意大利、埃及、伊比利半岛，大举远征俄国（莫斯科），震撼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因此，有些史书说：“从1789年到1815年的欧洲历史，其实是法国的历史；而这段的法国历史，只不过是拿破仑的个人传记。”显然，这是带有艺术性夸张的文学语言，我在教学中也常使用。但我接着得马上告诉学生：拿破仑同样是个时势所造的“英雄”，如果没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他将默默无闻度过一生！关于这点，普列汉诺夫早就说过：“如果法国旧制度再延续七十五年之久，拿破仑也许终生不过是个不大著名的波拿巴将军或者上校。”（同书第32页）由此可见，正是历史机遇造就了这位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大人物。这一论断，可以从拿破仑的出身、崛起、征战到失败的历史过程中，获得充份的理解与印证；而他自称为“革命之子”(Son of the Revolution)，多少显示了他的自知之明！

　　另一方面，《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在肯定包括拿破仑在内的个人作用之余，又指出：“至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总方向、总进程，却不是杰出人物所能改变和决定的。”该论著还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前进的主体。此学说获得后人的广泛赞同。例如：苏联历史哲学家 D. Chesnokov 教授在其著作《Historical Materialism》第十九章第二节的标题便是 The People is the Creator of History(《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更把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提升到新的高度，正如他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2015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