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伪 与 辨 伪

“伪”字从“人”从“为”，其本义是“人为”。如《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后来，不知如何演变，“伪”字失去其本义，变成了“虚假”之意。

如果人性中，既有善性又有恶性，那么，作伪无疑是恶性之体现。古往今来，作伪之事，屡见不鲜。单就古书作伪而论，就有全书作伪的，有部分作伪的。而部分伪的之中，又可分为书名伪、作者伪、内容伪三大类。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里，做了颇为详细的论述。他首先阐述辨伪之必要，接着又论及伪书之种类、来历，以及辨伪之方法，同时还分别探讨了“十三经”之真伪。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史者必读之书。

作伪之动机，古今皆同，大致有二端：有意作伪与无意作伪。据梁启超的说法，前者不是为了“托古（改制）”、“邀赏”、“争胜”，就是为了“炫名”、“诬善”、“掠美”；后者则无作伪之主观意图，伪书伪文之出现，实乃因“不察”、“无识”、“贪多”所致。无论哪类作伪，都导致相同的不良后果：历史失去真相与价值。因此，辨伪以去妄存真，乃史家必备的治史方法之一。

与古人相比，今人作伪之风更盛，作伪手段更加高明。撇开实体物质不谈，单是文化信息之作伪，就足以令人头晕目眩，不知如何是好。这是因为今人文章之作伪，多在内容方面，而且经过细心构建，鱼目混珠，伪中有真，真中有伪，以致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一般读者根本没法辨别其真伪，只好信以为真，无形中等于失去了知情权。但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是其座佑铭，辨识各种历史信息真伪，是在研究、编写历史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最大困难与挑战。

对于当代文章著作，我认为辨伪不妨从作者着手，即先了解作者的背景、思想，然后再了解其写作动机或目的。如果他是为了自我辩护，为了掩盖个人罪过，就难免歪曲、捏造事实，而这些“事实”局外人又无法对证。更加常见的现象是：就整体而言，事件本身是真实的，但就细节而论，作伪成分极高，尤其涉及作者利害关系那一部分。

为人作伪者多半为了“邀赏”与“炫名”，即为了名利双收，但其西洋镜很容易就被人识破、戳穿。例如张永和《李光耀传》作伪成分之高，难以想象，许多内容荒诞可笑，令人捧腹，乃至笑掉门牙。它被吹捧为“翔实”的“壮丽史诗”，“在海内外产生轰动效应”，却不知欺骗了多少善良的读者。出版人所谓“历史真实性”、“鲜为人知的史实”，其实多半出自作者凭空捏造！这是作伪的最好例证、辨伪的生动教材。（全书没有一个注释说明资料来源）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作伪更加便利快捷，成本极低，甚至不需付出任何代价，加之以讹传讹，推波助澜，所以作伪呈现排山倒海之势。真与伪之界限，有些显而易见，有些模糊不清，有些仅一线之差：线上是真，线下是伪。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正是此意。如今辨伪难度之高，可想而知，即使将辨识古籍真伪的辨伪学，运用于当今报刊、网络文字，也同样无济于事。看来必须另辟蹊径，创立辨伪新学，方能应对当代作伪的新挑战！

清末民初，学者严复将“作伪”与“无耻”相提并论，谓“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反省！

（2012/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