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还能传多久？

　　“薪传奖”颁奖礼已于12月18日在天后宫举行。这项由雪隆海南会馆主办的文化活动，从1994年开始，已经连续办了5届，是两年一度的盛事，备受表演艺术界重视。

　　笔者有幸从一开始就参与薪传奖工作，相当清楚这项活动的来龙去脉，感触良深，感慨也不少。

　　谈薪传奖，不能不提精英文化义演；谈精英文化义演，不能不提全国华团文化基金；谈华团文化基金，不能不提上世纪80年代的全国华人文化大会。这是走过80年代的文化工作者的共识。

　　1983年3月27日在槟城召开的全国华人文化大会，催生了前十五华团这个组织，先后成立了全国华团文化工委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等工作单位，策划及领导华人的社会运动。

　　1988年，前十五华团为了更好地推展文化工作，设立了“全国华团文化基金”，目标500万令吉，标明用途除了支援华团文化活动，也资助华研从事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工作。

　　1990年，历史性的“精英文化义演”，初步落实了文化基金的筹款计划。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活动在黑狗啤赞助下，在一年时间里，到全国进行23站27场义演，为当地华教筹款，筹得款项高达800万令吉，拨归文化基金的，有93万。

　　文化基金管理细则胪列的目标之中，有“成立文工团”和“赞助或资助提升华社文化素质的活动”两项。前十五华团文化工委会利用这笔基金，策划与监制本地创作三幕舞剧《汉丽宝》之后，就因堂联（华总前身）的成立而把文化基金交由堂联托管。

　　必须指出，堂联于1992年7月28日从甲华堂手中接过这笔基金以来，文化基金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透明度也不足，令当年披星戴月、全国奔走的文化工作者失望，也令参与这场工作的全国热心人士与乐捐者痛心疾首。

　　1994年，一批精英文化义演的参与者在雪隆海南会馆支援下，承继与发扬精英文化义演精神，主办了《扎根与奠基》研讨会，订每年12月16日为“薪传日”，同时设立“薪传奖”来鼓励与肯定在表演艺术方面有卓越成就和贡献的文化工作者。

　　“薪传奖”承先启后，既推动了表演艺术创作风气，也带动表演艺术朝专业化道路迈进。11年后的今天，是回顾与检讨的时候了。

　　薪传奖一路走来，道路是曲折的，是凹凸不平的。组织和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由于经费不足，有两届必须延期举行。但是，任务尽管艰巨，工作尽管繁重，负责人还是不肯放弃，勇敢挑起重担，更加积极推动，终于不负使命，使薪传奖发挥应有作用，成功举办。这方面，4位主要负责人黄良友、谢义强、杨有为、许运发居功至伟。他们是18日晚上被公开表扬的4人。

　　当然，薪传奖不单是这4人在工作，他们背后，还有许许多多参与者默默与无私的奉献与付出。被表扬的4人是代表性人物，没有被表扬者的功劳和贡献，也是一样被肯定的。

　　感触最深的，是华社不重视表演艺术的通病依然根深蒂固。华社应当认真看待表演艺术，因为表演艺术是社会教育的重要部分，起着净化人心，提升人文素质，加强文化内涵的积极作用。健全的社会不能缺乏表演艺术一环，表演艺术工作者应该被认同、肯定与表扬。

　　“薪传奖”举办至今，不是没有缺憾的。一些优秀的表演艺术工作者虽然有很高的知名度，对表演艺术的推动和提升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他们自立门户，自食其力，不附属于任何团体，因而失去被推荐机会。这是由于薪传奖规定必须由团体推荐才能被接受。

　　“薪传奖”设立之初订下这样的条规，是希望年轻人能够回到华团，在华团里面推动文化艺术。这么规定虽然见到效果，也可以肯定这个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是出现上述现象，显示当初的考虑还有不够周全、不足全面的地方。

　　另一方面，种种因素也使人选推荐和评选产生或多或少、或小或大的问题而影响了薪传奖的全面性和权威性。

　　不容否认，文青体育部对“薪传奖”的成功举办，做出很大贡献。不过，我们也要指出，比较起来，官方对华族文化的支持和鼓励是不足够的，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有所改善，政府能够公平对待各民族的文化推动工作，使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绽发异彩。

　　“薪传奖”越来越受重视之际，我们却在当晚的颁奖礼上，听到雪隆海南会馆不再继续主办的消息。听张裕民主席道出不得已的苦衷，令人百感交集，心情沉重得很。雪隆海南会馆已经付出这么大，其他华团又是如何呢？管理全国文化基金的华总，难道应该继续与“薪传奖”绝缘，视若无睹，不当一回事吗？

（2006.1.10 南洋商报《文化》）
（原文收录于《天凉好个秋》，2016年1月，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