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视学官生涯

我在1963年底念完南洋大学物理系课程，回到甘榜龙谷，老爸要我继承他的事业，看椰园做椰干生意。我一向孝顺，也没有胸怀大志，德文老师鼓励我去德国深造，我也没有心动，一毕业就和相爱多年的爱人成亲，打算成家立业了。龙谷是个偏远，靠近霹雳河口的甘榜，离开下霹雳首府安顺约三十英里，以当年大学毕业生的凤毛麟角，我的选择被看成近乎“愚孝”。

我和妻子吴美霞婚后就在甘榜老家住了下来。我的工作辛苦，一早四、五点就要起身，上椰灶挖椰肉，烧椰壳烘椰干，之后还要进入椰园看工人剥椰子，拾椰子；不然，就得用独木舢舨，载着约十麻袋，每袋约一担重（100斤为一担）的椰干，沿着小河，运送到离开家约五英里的二十四碑。这样日复一日，是相当粗重的工作。我从小体质较差不能干粗活，两年中病倒几次，于是向老爸要求，想去教书，他无奈答应了。

进入教育界

从此我就进了教育界，在三间学校：家乡附近的双溪泗汶佐哈里中学，怡保培南中学及安顺荷里美以美中学当临时教师开始。1966年在怡保培南执教时，有位张嘉赐老师考获伦敦大学校外华文荣誉文学士。我见猎心喜也跃跃欲试，于是就报了名。得到南华中学学长杨仁德的帮助，拿到所需的课程范围，参考课本等，也报读了一个函授课程。两年后（1968年）应考，年底成绩发榜，居然一试即中，而且在那年雪隆考区十多名考生中，唯我独尊。BA (Hons) (London University) in Chinese Studies 是个政府承认的学位，得知考中，欣喜若狂，回去途中，在奔驶中的 Honda Cub 摩托车上，喜极狂笑！同年，报读马来亚大学教育文凭班，获得师范专业文凭(Diploma in Education)。那时马来亚大学接受有非承认大学学位者，经英文口试合格后入学，是非承认学位毕业生当老师的好途径。记得我当时的口试主考官，正是知名教育学者：马大教育系主任王惠卿教授(Prof Ruth Wong)。

在同一年里，考获受政府承认学位及师范专业文凭，享有一级政府教师的待遇。接下来1969年新学年要选的是，到哪里、哪间学校教书？霹雳安顺圣安东尼中学(St Anthony's School) 刚开办高级剑桥班有空缺，美罗中华中学副校长胡炳生同学（南大现语系），刚受聘于拉曼学院为注册主任，找上我顶替他；美罗一职马上是副校长，但安顺则较接近老爸家，所以选了圣安东尼中学，这间由天主教修士开办的英文中学。

1969年，开始作为正式教师在英文中学教书。当年勇、意气风发的我，好像什么科目都难不倒我，教过的科目有：高级剑桥班的华文，马来文，中五班高级数学和科学。

1977年，教育部的联邦视学团，在新任视学团总团长陈文麟主持下，大动作招募联邦视学，觉得是我有兴趣的工作，就呈上申请书。那年申请人数超过七百人，甄选步骤严谨，校长评估报告之外，还有教课视察和小组审查。到最后筛选，全国只有三十八人入选，而我是幸运的一人。消息一出，小城镇也轰动一时，许多社团乡亲好友纷纷登报祝贺，说是“学以致用”，“才孚众望”，“乡梓之光”！

进了联邦视学团

马来西亚教育部属下的联邦视学团(Federal Inspectorate of Schools) 是依照当年英国的女皇视学团(Her Majesty's Inspectors) 的规格设立的，那时的视学官权力大，有监督和行政权，凌驾所有教育官员，直接向部长报告。随着七十年代的阿兹教育服务报告书的建议改组，被列为教育部属下的一个单位部门，从那时起，视学官就没有行政权，对于学校的行政管理，课程内容，老师调派及教学法等，只有咨询和提出建议。所以，以前人称“联邦督学官”，我以为“联邦视学官”才是正确的称呼。

刚进入联邦视学团，我期望甚高，想要一展所长，有所作为。当时对于各种教育课题，教学问题也有些想法。比如：我向同事与上级的一项提议是：几年的教学经验和到多间马来小学视察，我发觉马来老师和学生大多数对数学有恐惧感，好像有道无形的板块挡住，使到他们一见数学就怕，不能好好教学。我甚至认为：马来学生一般上学业表现差劲，基于缺乏数学思维方式的训练所致。我们知道，数学科锻练学生逻辑思考，其公式条理分明，举一反三，解决难题，可说什么科目都用得上的法宝，建议设立专案小组，收集个案研究。可惜的是，当年许多同事与上司，对这项建议的反应并不理想，这些意见无法再向上表达。

虽然如此，我在视学团的工作相当顺利。工作是有些奔波，要驾车到处去，但我非常喜爱视学这份工作，因为每天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和学校，见到不同的校长和老师，工作也较在班上教书轻松得多！（我喜欢用开玩笑口吻，用粤语对朋友说：我的工作是“行行企企，下巴轻轻讲几句！”朋友却笑我：那么久了会变口蹄症的！）第一年被派到东海岸的登嘉楼州，住在瓜拉登嘉楼的 Chendering 海边。那时交通不便，要回乡探望父亲需大费周章，幸好总团长很同情，一年后就把我调到西海岸的亚罗士打；在吉打州服务四年后，在1982年，升职到槟榔屿为槟州视学团副团长。这次能升级，要感谢时任州视学团长陈芳涛，部署我为他的接班人，全靠他的赏识和推荐，我才能从那么多表现优良的同事中，脱颖而出。

从1977至1989年，在视学团服务了十二年余，算是人生较有起伏波折，尝尽欢欣喜悦，苦辣辛酸的那些年。

在联邦视学团，有好些令我欢欣鼓舞的事情。首要是前面提过的对视学工作的兴趣，由于我在马来甘榜长大，马来语说起来还带有马来腔调，兼又曾与李光耀同场，考获新加坡马来文第三级文凭，又有高级剑桥马来文主科及格；在英校教书多年后，英语也说得不赖，中文当然更没有问题。我的三语优势使我到各类型学校视察时无往不利，轻松愉快和校长老师们沟通交流，写报告完成任务。同时，到了新地方学校视察，工余又趁便游山玩水，品尝当地美食。比如，吉打浮罗交怡是旅游胜地，去那里视察学校像是去度假，坐快艇乘风破浪去学校后，观赏了美景，再去吃生猛海鲜！所以在那十多年，记忆中没有请病假的记录。

至于老师校长们对于视学官的视察和评估，以及对视学官的一般印象，就无从得知，因为很难得到校长老师的据实回答，毕竟老师上课时，不会欢迎有人坐在后面观察，过后又指指点点！不过，有次却有意外的发现：话说1990年有一天到吉隆坡公干，留宿武吉免登第一酒店(Daiichi Hotel)，临睡前读星洲日报，一篇由名为“韩儒”的老师，在“言路”版发表的评论文章：“督学与［门徒］——兼答刀十八君”，给了我一个意外的大惊喜。他在文中说：“根据我在教育界服务几十年的经验，所遇到的联邦督学（视学），绝大部份都是谦谦君子，督导有方，比如早期的联邦督学陈芳涛、王康文、近期的联邦督学连和胜等，都是认真视察，平易近人。”哎呀！我竟然被点名，是一位谦谦君子、认真视察又平易近人的视学官！尤其难得，这位老师非常了解视学官的任务和职责，他接着又说：“联邦督学到校视察教学和检阅作业，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任何一位老师都不会［毛遂自荐］，请督学驾临班上视察教学的，这是人之常情；虽然如此，老师们却应该明白，联邦督学到校视察，是职责所在，对老师教学的褒贬，也是履行工作上的责任，老师们应该虚心接受，有过则改，无过加勉。”

另一方面，作为高级公务员，有别于校长或老师，我们享有居住政府屋的特权，一调到槟城就住进峇都兰樟巷的一间高级政府屋，与东北县长为邻。这是一间殖民地时代建造的英式双层洋楼，占地约一英亩，典雅宽敞，附有佣人房与车间。记得1982年底，从亚罗士打搬入时，一家九口，第一次享受到乔迁之喜呢！好友陈业良看了，惊叹之余说：新居样样好，唯有一个可惜，可惜不是自己拥有的产业。在这间名符其实的洋房里，一住超过十年，直到1992年，以政府房贷买入现在的诗里尼蒙住家为止，七个孩子，在这里度过他们快乐的求学童年。

再有一个值得一书的经历是：1986年九月得到三个月游学英国伦敦，考察教育的机会。那是教育部常年计划之一，派遣高级官员与校长，到各国作教育游学考察，切磋学习，通常只有少数非马来人官员获选。本来我已被选到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读三个月课程，那时在视学团也是破天荒头一遭，岂知行前一个月被告知，改作赴英国东北伦敦工艺学院(North East London Polytechnic) 的课程，两间学府的学术地位可说天渊之别！后来知道，哈佛之良机被骑劫了，谁干的？You know who！无论如何，那伦敦的三个月是非常难忘、充满欢愉的日子。寄宿在伦敦郊外森林路的 YMCA，就是传说中的罗宾汉，劫富济贫出没的森林，出门坐巴士或地铁(The Tube)，非常方便。周一到周五有课程活动，有讲师和教育官员陪同，到各处学校及教育机关考察；周末就和三两同事，到伦敦各处游览：公园，博物院，艺术馆，歌剧院，唐人街……都有我们的踪迹。我特别喜爱剧院里演出的音乐剧(Musicals)，什么“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一部都不放过。算一算，三个月里一共观赏了十二出音乐剧，过足戏瘾！遇到较长的周末，就快捷出游，到欧洲去：法国，荷兰，比利时。那时海底隧道还没建好，坐轮船过英伦海峡，到了法国坐火车，一路无阻到欧洲各国，经历另一番风味与景色！

土著政策的受害人

现在要说一说辛酸惨痛的经历了，这事对我影响深远，而且伤得很重，如今讲起来，心情还十分沉重！万万没想不到，晴天霹雳，1989年总视学官的一道指令，结束了我十二年余写意的视学生涯，将我调回学校，任命为槟城西南区新港国民中学副校长。这一指令，对我这个自认工作尽责、相对优秀、与同事关系良好的视学官，仿佛被推下悬崖，一落千丈！

我一时不知所措，上司和好友都属于顺民型，没有劝我如何违抗上级指令，正如政府公函的结尾句所言：“遵循指令的我(Saya yang menurut perintah)”。几天几夜的遑遑不可终日，夜不成眠之后，到吉隆坡上诉，结果都是枉然。到处碰壁，最可叹的是华人副部长，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做了，我们能做什么？似乎这种事他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后来我才知道，是总视学官莫哈末迪亚，要提拔他的森美兰同乡莫哈末东升级，所以夺走了我的职位。那时他还编造一个谎话，说连和胜过于喜爱槟榔屿，不肯被调到吉隆坡总部，情愿留在槟州！当时，其实可以抗命留在视学团，不接受调回学校，因为，过后听说有许多名被派回学校的视学，还是升迁较高的职位，不接受指令而选择留在视学团，上司也没有采取什么对付行动。

是我个性的懦弱，还是优柔寡断怕事？我还是忍受了耻辱，遵从指令到学校报到。过后，大概是当局者觉得没有过错无端端被贬，有点说不过去，于是六个月后，调我到比邻槟州的居林，一间教会创办的圣彼得中学当校长，地位算是提升了。两年后又调派至槟州北海麦曼珍中学为校长，又过两年，在我五十三岁生日过后，获准提早退休，正式告别服务近二十七年的教育界。

从被逐出视学团到退休的四年余，除了维持同等薪金外，其他方面我都损失惨重：精神打击，社会地位，工作加重不算之外，往来学校的奔波，如居林离开我的住家约十五英里，汽油，过桥费增加了许多开销；最严重的，作为校长，我已经失去居住政府屋的资格，必须马上搬出！这些损失可否采取法律管道，向总视学官、教育部或政府追讨？

官场现形记

正名为教育官、视学官，我也算在马来西亚官场“混过”。这十多年中，其间的官场现形记，形形色色，个中的矛盾、可笑和期望落空的事件，层出不穷，可作茶余饭后的笑谈资料。

在视学团的那些年，见到许多荒诞不经的事情，好气又好笑的经历，我称之为“官场现形记”，说起来有一匹布那么长。如：本来的下属变了头顶长官，被校长误会当作推销员，太早到校惊醒做好梦的校长，知道要被视察而躲入厕所不出来的教师，学生指引老师的高级数学课，用马来文来拼音的英文字，坚持要在课室内祈祷的老师，视察把脸部包到只剩两夹缝的女老师的经验……这种现象大概只能在 Bolehland（能国？）发生。我以为，包括像我的教育职位进程：教师～视学官～副校长～校长，而不是正常的：教师～副校长～校长～视学官。这些怪现象，都是国家施行土著政策的后遗症。

所谓“土著政策”，正名为国家新经济政策，是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敦阿都拉萨在1969年五一三种族事件后推行的，目的要在二十年内提高土著（马来人）的经济地位。比如说，要在各种企业占有至少三十巴仙的股权，要土著在各行各业占有一席之地，现在四十年都过去了，让我们回头看一下，其结果如何？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就说教育方面，虽然学校，学院及大学数目大幅度增加，学术水准却江河日下。上个月看到一位世界银行经济专家的报告，他说马来西亚现今的教育素质低落，比越南还差！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当头一棒！可是有关人士，推行政策的当权者，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我们只能说，当权者为了推行有关政策，只求目的不择手段，明知对国家前途不利也要实行！奈何？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