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

　　南洋理工大学（NTU）日后在时机成熟时可能正名为南洋大学一事，最近在《联合早报》与南洋理工大学新校长徐冠林教授的专访中再次被提起。在这之前不同人士也提过正名之事。

　　其实，上述两所大学根本上是两所不同的学府，在不同的年代及完全迥异的大环境下创立。两校除了先后设在同一校址之外，前南大与前新加坡大学已于1980年正式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因而一直到今天国大的校友事务处仍接受前南大校友申请国大校友身份卡，这是合宜的（尽管南大校友名册已于1995年迁到NTU），因有正式合并为大前提。至于NTU的前身则为当年的南洋理工学院（NTI）。

　　要将全名为南洋理工大学更名或正名为南洋大学，这其中的关键依据何在呢？正名的讨论早过于NTU日后将发展为综合大学之说。南大被关闭已有二十余年之久，且是在1979年的丹顿报告书（Dainton Report）主张本岛无须两所大学的结论之后的事。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正名表明了些什么？

　　若认同上述两所大学是不同的两所大学个体（entities），除了校址及名号里的“南洋”两个字以外，日后若NTU的全名易为南洋大学的话，称之以“改名”或“更名”或“易名”，会否比“正名”及“复名”来得合宜及较符史实？无误似乎不当言正。

　　到底我们需要纠正的是什么呢？若为纪念之故，可有更好的做法？不更名也同样可以留史纪念。南大艰难创校时，得到广大民间的支持，三轮车夫义踏、理发师义剪，如此特别的创校史与教育史若已留史学校课本中，善矣。而当年福建会馆捐献523亩地建南大，似乎未求以任何校园建筑命名之，这又是何等稀有精神！

　　果当“南洋大学”的校名再被启用时，上有年号1955的南大牌坊（重建的）将会让后人对NTU建校的正确年份做什么样的解读呢？如果复名部分因素是为了抒解过去的一些复杂情结，我们要如何留史，方能避混淆历史之嫌呢？

　　日后NTU若发展为全面性的文理工或文理工医大学时，将名称里的“理工”两字除去后自然成“南洋大学”，从字面论无可非议，且方便之至，包括方便向前与后南大校友筹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提供非理工课程的理工大学名称不修改会有“亏损”吗？其实品牌一旦建立，何有名字之忧，就好像称为学院的学府未必就是不够大学水平的学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印度数所名牌科技学院亦然。仅有一个院系便立即名之以大学的自然也有。

　　若说前南洋大学的招牌精神（即“自强不息”）被视为宝贵及可效法的，这种精神其实也应当是每所高等学府所鼓励发扬的；在此同时，特殊的环境下所产生的独特精神是“复制”不来的。因整个大环境的不同，那种独特的“南大精神”不可能再现。

　　笔者为前新加坡大学的毕业生，在校期间与不少南大同学来往，当年即明显感觉到后者对他们的大学及校园生活所持有的深厚感情，不是我们这些新大生所拥有的，也不是当年的新大所能刻意营造出来的。让每一所大学诱发及发扬各自的精神吧。

　　顺便一提，身为前新加坡大学校友，笔者现每见新加坡管理大学被简称为新大时，老实说心里颇有点不以为然，不因其他，而是觉得这名称也构成某种程度的历史混淆。与前新大毫无关系的管理大学，如今正以充满朝气的步伐建立起它的独特品牌。本地关注高等教育的有谁不曾留意过这所大学满有创意与活力的招生广告？它不需要一所旧大学的简号来自称或定位。它的崭新与不带历史包袱的地位其实是可羡的。

　　话说回来，综合大学一般并重探讨人文精神及讲求严谨的历史教育。南大复名的探讨无疑是历史教育与人文教育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值得多方的考虑及各方的回应，以收集益广思之效。“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对复名一事的相宜与否做更全面性的斟酌是好的，而徐教授在访谈中指出复名之事“这个时机现在还不成熟”是何等的远见。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2003年1月18日联合早报《交流》版，承蒙作者应允转载，谨寄谢意。── 2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