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马华。帮凶？

　　先说日本的靖国神社。

　　这座其实是祭殿的建筑物，供奉自明治维新以来的黩武军人的亡魂，其中多数是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战死和该死的日军官兵，包括14名甲级战犯，2000多名乙、丙级战犯。在日本的极右派份子眼中，这一大堆被崇奉的死人，全是日本的爱国烈士；然而，在受害的各国人民看来，这间金玉其外的招魂屋，十足是邪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象征，祭祀对象都是罪大恶极的军国主义丘八。但即便是受害者，也有认贼作父的，如台湾的前领导人李登辉，就曽不止一次到靖国神社去参拜。

　　走笔至此，言归正传，还得细说从头。

　　追本溯源，我国华文教育“大祸临头”，始于1951年的〈巴恩报告书〉。这份溶合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官方文件，是向我华校发出的第一道催命符，意图以英文和马来文，逐歩取代华校原有的母语教学媒介，达到最终消灭华文教育的目的。为着加速这一进程，此后政府还陆续颁布了〈1954年教育白皮书〉、〈1956年拉萨报吿书〉、〈1957年教育法令〉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但殊途同归，尽是〈巴恩报告书〉的翻版，目的只有一个：逼迫华文学校早日入土为安。

　　一直到了独立后的第三年，袍笏登场的教育部长拉曼达立，于1960年2月18日宣布成立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说是要检讨〈1956年拉萨报告书〉。委员会的9名成员，包括了马华公会的三个高层领袖：梁宇皋、王保尼和许金龙。同年8月4日，〈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简称〈达立报告书) 正式出炉。翌年10月21日，国会不屑于华社的强烈反对，在一大群联盟(包括马华) 议员的欢呼声中，通过了〈1961年教育法令〉，正式予〈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以法律的包装。

　　这份自始至终有马华为之撑腰的法令，不仅仅是翻版的、更是加料的〈巴恩报告书〉。它在绪言中刪除了〈1957年教育法令〉中所规定的“维护和扶持我国非马来人语文和文化的发展”这个重要部分，却塞进了“逐步发展一个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教育制度”这一段文字。如今的所谓国民型中学，便是当年在这段文字下被改制的华文中学。

　　那时，华文教育处在白色恐怖的灾难期。马华是成员之一的联盟政府，采取行动对付时任教总主席的林连玉先生，吊销他的教师注冊证和褫夺他的公民权，而教总顾问严元章博士，则被永远禁止进入当时的马来亚联合邦。

　　同时，马华各级领袖们，从中央到地方，勤勤恳恳地配合政府的宣传攻势，一唱一和，相继通过电台、报纸、传单、小冊子……等渠道，敲锣打鼓推销华文中学改制的“好处”和“保证”，说什么改制后学费減少、出路增加；又说什么改制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华文……等等甜言蜜语，说得天花乱坠。正是在马华的推波助澜下，多数华文中学的董亊部，既顶不住威迫、又经不起利诱，于是接二连三都接受了改制。

　　事隔半个世纪，如今回看当年的那一页历史，有人说马华是华文中学改制的帮凶，有人说不是。其实，这是一体的两靣，正如日本的靖国神社，有人说被供奉的亡魂是死有余辜的战爭罪犯，也有人说是高山仰止的爱国烈士。

　　客观地说，给马华硬扣帮凶的帽子，是一靣之词，对马华有欠公允。相对而言，从执政团队中如巫统、民政、人联……等同志党的角度来看，马华不啻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忘我英雄！站在国阵政府的立场说，马华更是大义灭亲、功标青史的无私功臣！帮凶？那是华社说的，类归民间舆论，少了官方价值。然而，即使是华社，也有例外的：〈达立报告书〉起草人之一的马华代表王保尼先生的亡魂，不久前被招进了我华团的文物馆，在专为他而特设的纪念厅里坐镇，供乡亲的子弟们世代缅怀、恭奉。恰如李登辉，是受害群中的另一个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