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是不是左翼重要吗？

组织性的攻击行为

先有孔丽莎，后有叶德民，然后是黄岩，接着是黄泥，之后又会有什么屎尿不分之流再跳出来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简直就是组织性的对我的进攻！假学术之名，行人身攻击之实！魑魅魍魉群舞，好不热闹！

在今天，我是不是左翼重要吗？有这种必要上穷碧落下黄泉，花那么大气力去论证我到底是不是左翼吗？还为我做传，感谢了，还登载了一张看来是偷拍的我早年活动的照片，谁拍的呀？从什么档案找出来的？还有吗？不妨再晒多几张出来，我身边早年的照片都让人给烧了，正愁找不着旧照片。

这黄泥还真费劲，居然找到1951年的海峡时报的旧报纸，把我父亲也搬出来，意图证明我们父子都是“政府人”吧？你对我不满、有仇，对我鞭挞也就算了，竟殃及我的父亲，这是哪门子的学术？

这调查和研究看起来还不算太草率，但却刻意地忽略了许多事实，刻意地把内容撰述引向黄泥所希望达到的卑鄙的目的，那就是刻意抹黑我的形象。

家父陈锡霞的过去

告诉你吧，家父在金巴士新村（离新山只有8英里）里是唯一的知识分子，能逃过当局的指派吗？看来，黄泥也者是不曾在新村住过的，不知道新村人民在当时的处境。你不知道的是，家父当时还被任命为自卫团的团长，但同时他也是柔佛州民族解放同盟的盟员，是新村里秘密的民运分子，在新村做团结和组织群众、收购粮食等物资供应游击队的工作。每天早上8点左右，我们割胶告一段落，有时，一位区委，也就是遭到其下属杀害的彭必老战士就会与家父见面，我则担任“放哨”的任务。所幸家父的隐蔽性工作做得到家，一直没有被暴露或被出卖。受到怀疑则势所难免。

这新村，最后还是让剿共钦差大臣邓普勒不放心，最终把新村烧毁，把村民赶搬到淡杯（离新山5英里）。家父在金巴士原拥有一片15依格（亩）的胶园，这是我们赖以为生的生活依据。每月都把胶片运到新山卖给黄庆云。黄庆云是橡胶收购商也是当时宽柔校董会的董事长。他很赏识家父的才华，就聘用家父为宽柔校董会秘书兼宽柔中学事务主任。由于在新村时，殖民政府对家父的怀疑，当到宽中当校董会秘书时，政治部也监视他。白毛是柔佛政治部的主任，他派其下属一位与黄泥同姓的特务经常监督家父的行踪。无论在新村还是在宽柔，家父一直承受着重大的压力。

告诉你一点秘辛，当联邦政府开始要对华校以津贴方式掌控时，家父向黄庆云和校董黄复生建议把宽柔产业私营化，把宽柔注册为私人有限公司，以保住校产，又建议拒绝政府的津贴，宣布为联邦第一间独立中学。黄庆云立即召开董事会通过议案实现宽柔的私营化与宽中的独立。

我离开宽柔到中正的过程以及后来的活动

至于我怎么好端端不在宽中继续深造，而突然跑到新加坡来呢？我当时每年因名列前茅而获得学校的奖学金，免费就读。黄泥的调查以及他的“情报员”不是特意隐去便是工作太过草率。我当时是宽中学运的一分子，曾参与1957年11月全马大罢课的行动，其时，也经常到沙令、班兰的劳工党支部活动，终于落入了1959年3月大逮捕名单中，我们获得密报而当时便与一批同学立即转移到新加坡，逃过一劫。没来得及转移的同学，都悉数被捕。在新加坡，我其实躲在漳宜我叔父售卖表笔和书的店里。获得原在宽柔任教的林健老师帮助，进了漳宜8英里处的圣公会中学。教会学校的氛围令我窒息，于是第二年便通过中正总校副校长林棋源老先生转到中正就学。这就是我“不知何故”从宽柔转到中正的过程真相。我在宽中已经唸高一（第一学期），转到圣公会插班，但中正不承认圣公会的成绩单，还是要我唸高一。这样，我便在三间中学念了两年的高一。

1961年，是左翼与行动党大分裂的年头，也是行动党对华校进行教育改制的时候，行动党政府把华校的三三制改为四二制，以配合英校的教育体制，引发中四罢考。这事，我没参与，这里不谈。当时中正还有地下学联的存在，我有时受邀参与一些郊游活动、班会活动等，但从来没有参与学联的组织。

当时，从“联邦”（我们一贯对马来半岛的称呼）逃出来的同学相当多，除那些转到华中的同学，那些转到中正、育英等中学的同学，好一批就住在加冷旧机场和羽球馆附近的组屋、巴耶利峇一带或芽笼许多巷子里。大都以脚踏车代步。我们经常成群骑脚车到加冷（原旧机场）处的咖啡店去集体用餐。这样比较便宜，10个人吃四菜一汤，狼吞虎咽，三两下连菜汁都没了，饭却还很多，于是就把店里的番茄汁、辣椒酱都用完。咖啡店老板对我们真是又爱又恨，一看到我们一群铁马飞奔而来，便赶紧把番茄汁和辣椒酱藏起来，但我们总是不费气力就找到。

到了新加坡，我被告知暂时不要有什么活动。但后来在不同时间，便被安排到住联、乡联、人民党、泛星等团体去活动，只是被告诫，不要担任任何公开露面的职务。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任何团体或之后在南大都没有露面，只是做一个跟班！

在1963年社阵参加竞选时，我在红山支部协助，他们一时找不到他人，我便当了社阵候选人林焕文的竞选代理人。因这事，我受到严厉批评。

有关我到新加坡后的具体情况和细节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也无需向任何人交代，更不会为着黄泥之流去做什么解释。

关于《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简史》和其他疑问

这本书是南大史地学会编辑和出版的，由林廷锷和傅孙力等人负责，他们是公开出面的人物。我并没有参与具体编辑和出版事务，是做些推广和销售的事务性工作。我虽然住在南大校舍，但一周好几天我都必须“下坡底”（到市区）去。那时，在我宿舍打游击（非法寄住）的同学便与这本书有关联。我既不在学会担任什么职务，也不在编辑名单中，怎么会把我“拉”进去呢？

我的堂弟陈波生曾是中正高三A班的班长，他在南大或者“坡底”完全没有参与任何活动，他从来也没有跟我提过他受到过什么阻碍和刁难，怎么会进入黑名单呢？ 唯一可能，那就是因为曾经当过班长的缘故吧？政治部把班会看得很重要，班长一般也是级联和班会事先选定的。

我倒确实遭到阻碍和刁难。当我南大毕业后，像许多同学那样，转去星大（新加坡大学）去“镀银”（去拿个荣誉学位）。当时已经实行“读书准字”（Certificate of Suitability for Study）, 我申请书递上去后，立即遭到政治部问话，虽然问不出什么名堂，也找不到什么证据，但还是要我签署一张“行为良好保证书”（Good behavior Bond）, 这保证书还有两个条件，就是需要两位太平局绅签保以及新币两万元的担保。我自然拒绝。后来我又申请到加拿大去深造，结果，还是再遭到阻拦，就是仍然需签署“行为良好保证书”以及提供相关担保。出国升学只得告吹。

没有被捕，就一定有问题，这是极为荒唐的逻辑。詹忠谦的身份和重要性够显赫吧？他是政治部见到就抓的马共地下第二号人物，他当时主持几条战线的工作。但他潜伏得好，从来没有遭到逮捕，一直到1961年年底转移到印尼前，他一直都在新加坡。他是不是也很有疑问呢？有些左翼，头脑真是简单的可以。像他这样的地下、“地上”（搞公开活动的左翼）的人物没有被捕还有的是。像我当时按黄泥说得“什么都不是”的人，怎么会是黑名单的人物？

我是不是左翼重要吗？

我现在作为一名民间学者，自有我的立场和观点，我不会因着这些无聊的人身攻击或者是什么压力而去屈从。我始终坚持一点，那就是公平和正义、对历史史实和事实作公正的论述，是非黑白要分清、正确与错误搞个水落石出，我的观点和立场，都毫不含糊显现在我的著作和文章里面。我也无需去宣扬，也无须去向谁证明我是不是左翼。我坚信，是非黑白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也不会因着这些无聊的攻击而退缩，他们无非要我噤声，那做梦去吧！

既不是左翼，按他们的逻辑，那就是反动派、“政府人”。那我的论述就纯然是一派胡言，不足为信，那你不就可以大加挞伐、大肆批判我的论述和观点吗？怎么转移去批判我本人呢？看来，我的论述实在是事实俱在、难于批驳。故而顾左右而言他，拿我来开刀了！

今天，我也不在也没参与你们的“独霸的领地”的活动，你怕什么呢？你不是说我从来就是单干，同学们还是左翼都从来对我“敬而远之”吗？照你说的，我只能独来独往、搞自己的活动、建立自己的地盘吗？那这样一个不成气候的人，有什么需要去对他大肆进攻呢？新马地区这么小，一个人能建立什么地盘？搞什么活动？有点头脑的人一想也就明白了。

几个问题

我是不是左翼在现在来说，还有什么意义？黄泥之流怎么这样在意我是不是左翼呢？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这里请你们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	你们有种，就亮出你们的真面目来？不要躲在阴沟里吱吱叫！
2。	你们无外乎通过各种弯弯曲曲的写法、含沙射影、暗示影射，有种的话，就大胆说出来我是什么什么！我就看扁你们没有这个种！
3。	你们过去做过什么伟大的贡献？今天除了指手划脚、到处搞离间破坏、诬蔑中伤他人的勾当，还做些什么社会前线的工作？搞些什么社会运动？在跟谁作斗争？再跟风车打仗吗？
4。	为什么你们刻意转移讨论历史的焦点，把它转变为对我作全面“围剿”，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我有那么重要吗？要耗费那么多精力来对付吗？
5。	你想垄断历史话语权吗？你能垄断历史话语权吗？我只不过说出一些历史真相，就想封禁我的嘴吗？你做得到吗？你以为单靠诬蔑就能得逞吗？人们就会相信吗？

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对待不同观点，应该是从学术角度去进行吧？怎么用打棍子、套帽子的手段呢？ 我们现在又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还原历史！过去已有时日，一些人由于记忆的模糊、或者有什么忌讳，因而论述难免会产生偏差、扭曲，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史实真相的再现，也无须害怕成像见到鬼似的，在那里大呼小叫，瞎蹦乱跳。是吗？

黄泥也者在南大网站上对我的批判，王瑞容主持的《人民论坛》网站把它转载过来，引起一位 Ruikko 先生的批评，说了点公道话。这竟遭来对他的一通狠批恶骂。Ruikko 的话是登在新加坡《人民论坛》的网页上，是版主王瑞荣替他发表的。他是这么说的：

几句话，就把问题说得透彻，一针见血！这位见义勇为的先生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就在这里感谢他的仗义执言。

王瑞荣的答复是：

王瑞荣似乎还算厚道，说我站错边了，有告诫的味道。看来，我的确是犯忌了！因为没有遵守‘三不一没有’（怎么听起来有点像陈水扁的言论）的规则。不过，现在还有什么庙、什么神、插错什么香炉呢？问题应该是‘随意大声说话’惹的祸！大声却未必，说了真话犯忌才是真。意思也很清楚，不准你说话！没有请示，就随便发言，该打了！问题是按黄泥也者说的我是单干户，我向谁去请示呀？这不是想垄断话语权吗？你在骂执政者垄断话语权，你自己又在干什么呢？这不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吗？

王瑞荣毕竟编过人民党当年的《人民论坛》，现在还沿用这个名字作网页，算是有始有终，值得钦佩。说话除了上面有点霸气之外，还是很谨慎小心的。

另一个叫什么 Jon Sherwin 的（不是个假洋鬼子吧？怎么名字搞得像洋人?） 他就很不小心了。他说：

你看他是怎样对待不同意见的人？立即就把他归做我的‘同党’，又把风马牛不相干、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胡搅蛮缠来作比喻，逻辑思维和文字修养也太差了吧？

你看，他多不小心，什么‘新加坡莱特’，还叫我也去找个律师（还建议用李显龙用的那个），这老兄大概不懂什么是法律，也不懂什么叫‘影射’，看来，他的建议还蛮不错，可以考虑考虑。老祖父常告诉我，打狗要打在狗鼻子上！看来我应该遵从老人家的教诲，打狗鼻子了！

Jon Sherwin 之流也太抬举我了吧？我有那么重要吗？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我其实只是个民间学者，退休余年，搞点历史工作。只是过于认真吧？还真得罪了一些人，把真相说了出来，坏了切割派的事，才遭致这个围攻和践踏。

对我一路来的中伤破坏

其实，对我的攻击从来没有间断过，只是时断时续，套的帽子也不一而足，但都是在我的背后暗地里散播谣言、搞中伤破坏的勾当。

1。	最初是：“自己人，但有血债！”，后来说不出什么血债，便又改称：“自己人，有出卖行为！”，但又说不出出卖了谁，这说法自然破产。
2。	之后，就把我移到对立面，说是“特务”，说在校时，就是“职业学生”，出来后，就成了特务。最初，是新加坡政府的特务，后来还由他们“升级”为“也是马来西亚的特务”。告诉你吧，这个“特务”在南大反王赓武报告书的39天大罢课,他始终坚守在校园里！去看看我为南大历年来写的诗《火凤凰》诗集吧。你有这样的情感吗？
3。	不久，却又转为“马西共”的分子，那是因为我向陈平建议：“应该解决肃反造成的一党三分的情况，不要把裂痕带进历史”。这样就被目为替马西共说话而导致这个罪名。
4。	再后来，更成了“美国中情局的特务”，这是在我安排了坎贝拉澳洲国立大学的那场历史对话会之后，美国一个智囊机构也想在华盛顿搞一个对话会引起的。陈平问过，会有些什么人参加，我告诉他，依我的猜测，可能会有中情局的人参加，这是我早先就询问过组织者，组织者给我的答案。其实，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要求中情局公开和提供他们有关马共的档案，就像他在英国和澳洲时一样，可以索取一些档案资料。他考虑之后，决定不接受，同样的，日本方面的邀请，他也谢绝了。我义务已尽，只得作罢。但不料，后来我竟成了中情局的特务。
5。	后，在前述各种造谣失败后，又有了新发明，我竟然成了“李光耀智囊团的顾问”，这是何等高的位置呀，我那消受得起。由于我在国际学术界走动，又在一些大学担任些讲座或作研究员，又曾在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挂单，成为它的隶属研究员，搞东南亚冷战研究（就在那时组织了“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也在公共服务学院为中国公务员讲课等等。因此，对他们来说，既有这些身份，套上那样的名堂会比较让人信服吧，真是太天真了。

数年来，这种种谣言，一直都停留在口口相传，是阴沟里的作业，我就懒得去理，也从不反应。一个现象是，我动作一多，攻击就越频繁、越厉害。但这些指斥、诬蔑，一再遭到明眼人识穿，谣言不攻自破。

前此的谣言中伤和污蔑，目的在于阻碍我的研究工作，蓄意离间我与受访者的关系，意图破坏他们对我的信任。从孔丽莎、叶德民、黄岩、黄泥、Jon Sherwin 等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含沙射影、极尽其诬蔑的能事，就是要把我“打扮”成“政府人”。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此否定我的一切历史论述！

从我的例子，大家也就可以看到搞历史是件多么危险的事！

这些攻击的手法，无疑雷同文革的批斗。斗倒、斗臭、打翻在地！把我父亲拉出来打成“政府人”，也不外是血统论再现。这些所谓左翼，其实是假左翼。到今天，还是用文革那一套，不嫌落伍吗？

作为社会层面的人物参加社会工作

我参加社会工作，那已是1980年代的事。那时，我已经当了多年的跨国技术财团的亚太副总裁，属社会层面的人物。[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已脱离跨国机构，自设公司，从事国际性大型科技展览与会议，多位政要都曾是那些会展的开幕嘉宾。还另设石油化工自动化科技公司和出版机构，从事区域性业务]。这时，社会接触面宽，接触的人各色各样。

吴俊刚也是南大的同学，他参加了行动党，当了实龙岗/布莱德岭区的国会议员，我当时就住在实龙岗花园，在他的选区内。他在布莱德岭联络所开展华族传统文化的宣导工作，开设许多华族传统文化的各类活动和讲习班，邀请我参与布莱德岭联络所的管理。这是社区的工作，也是弘扬华族文化的好事，我当时也已经担任了好一些社会、族群和文化团体的工作，我自然欣然答应。黄泥等不外想以此作为我是“行动党人”来抹黑我吧？去仔细查查看，有多少人在这时候（1980年代左翼势力业已全面式微）已经认识到应该为这个国家做些事。

在民意组，我是作为专业人士受邀参加的。当时，我们常在报章上说话（黄泥等怎么不把我的报章谈论影印出来呢？），后来就把我们请到“四道墙”里去说话了。这样也好，就像有关当局说的，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了。邓亮洪就是民意组里另一位，他常在我身边坐。自然在报章上，也就再看不到我们的发言了。

黄泥的调查还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我当了10年的国家档案馆和口述历史中心的理事会理事、国家书籍理事会的副主席、艺术理事会文学咨询委员、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长等等，这些，大概可以增添黄泥所想罗列的“罪状”吧，不费神，我这里自己给你提供。

就在1980年，南大被关闭、华文教育遭受空前的打击、学校行政语文改用英文英语、华文老师靠边站之时，我创办了“文学书屋”，一口气连续出版了英培安、忠扬等人的杂文集、也专为一些新秀（包括青如葱、蔡宝龙等）出版他们的创作、为我支持的亚洲研究学会出版如邱新民老先生等的学术著作，还与香港三联书局联合出版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丛书等。在1980年代，连续10年，我一直支持着新加坡作家协会与亚洲研究学会等的活动和经费。这样做，为的是硬挺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的发展尽一分棉力。

黄泥等在为我作传，早了点吧，我只是一介莽夫，敢以闯荡罢了，没有什么伟大之处需要去为我作传。不过，你既然过早把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摆上台面，为正视听，我还是必须把事实说清楚，免得再以讹传讹，其实，我应该感谢黄泥等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来给大家说清事实，对这些年来的阴沟里的传言做个答复。

作为民间学者及其社会接触面与人际交往

一如在商场时期，现在作为一位民间学者，我也是什么人都必须接触。与蔡裕林，原来就认识，失却联系20多年，才在街上相遇。他当时从内政部出来之后，已经辗转做过好几个行业，都没有成功，最终以驾驶计程车为生，很是失意沮丧。我了解了他之所以脱离内政部和后来境遇的具体情况，我鼓励他对新加坡政治社会进行观察、书写。他原来就爱阅读和研究，也是个笔杆子。自此，他终于找回自己，开始用心研究新加坡，并写下数十篇政治社会评论。一个人有了转变，是庆幸的。我从来不主张一棍子把人打死。这就是为什么与他联系，帮他出书的因由，也借这个机会来讨论新加坡历经三位总理的政治演变过程。我与蔡裕林的交往也就仅仅如此，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为了研究和收集资料，我走遍世界各国、大江南北，什么人也都必须去接触、去联系。除了众多的左翼、解放战士、老革命、=，还有政治部人员、将领、官员、各类学者以及一般受牵连的民众。工作是繁浩的，这里就不说个中艰涩的滋味。

我还不能拿任何人的钱，只得自掏腰包、咬紧牙根、艰苦奋斗。拿政府的钱吗？当局认为这已经过去，不必再花经费去研究，更何况他们有听话的御用学者可资使用，不会也不愿去聆听民间的声音，更何况这是完全相反的声音。拿马共的钱吗？那就很危险，不管那个政府，都会认定你是替马共宣传。早先，陈平曾经问我需要些什么资助？我谢绝了。民间自然没有这样慷概的机构，出钱让你搞这类带有危险的课题。

对这类老左们的建议

时代已经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然烟消云散。现在戴着已经生锈的左翼光环、喊着日昨的口号，还能唤起多少人心？现在的各种动作，你想以之再掀抗争高潮吗？我不是取消论者，但是不是应该更为务实？

对主流论述有意见，那就直接面对，拿出事实来，撰写人民的历史。为着当前“政治需要”而刻意去否定历史的某些事实，是非常愚蠢的做法。以攻击我来转移大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也是矮化自己的行为，不会得逞的。搞人身攻击是十分恶毒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实际上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对左翼的形象不会有什么好处。实事求是，面对历史，敢于担当，才是正道。

我想问问一些老左们，你们对新加坡的政治演变、社会变迁、政府各阶段、各方面的政策有没有去做观察和研究？除了一味骂人之外，你有什么心得和结论？你知道行动党除了你认为的威权镇压之外，他们怎样能够保住政权五十年不变？他们的经济、劳工、民生等政策怎样赢取人民的选票？一味的咒骂、批判、有什么作用？现在又一味的抱怨、申诉，又能产生什么效果？有能耐的话，那就组织政党，名正言顺以宪制斗争的途径去为人民说话、为当前政治做些事。

左翼一向来不都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向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吗？还整整有词，说要搞统战，团结大多数。可是一直以来，除了清祥还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直是内斗多过对外斗争、内斗狠过对外斗争。大家细心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受文革影响的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在阵线报、在其他左翼报章、会讯和传单，连篇累牍对自己的同志进行无休止的批斗，把敌人千方百计对很难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全都自己抖了出来。现在，不是更应该强调团结吗？我们怎么看到的却是四分五裂的状态呢？有些人打着斗争的红旗，做的却是破坏团结、挑拨离间、分化力量、进行分裂的举止，真的让人怀疑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再说统战，去统些什么货色？机会主义者吗？盲动主义者吗？

最后，我只搞历史研究，还是回到历史工作上来谈吧。我请你们拿出成果来，让大家看看你们做了些什么历史工作。所附在此是我多年来的工作的部分成果，对历史史料的收集、整理、编撰和书写以及协助出版的部分书籍（论文无法在此罗列），让大家去找来阅读、检查、检验我的治史态度、立场和观点。我现在还正编着和书写另十几本有关左翼斗争和马共历史的书籍，请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并请多多批评指教。谢谢各位。

16-10-2014

陈剑历年南大书写诗集	新马抗日运动研究论文	余柱业口述历史
于澳洲国立大学举行的马共历史对话会的中英文记录和相关文章。其右为增订本。
这是我与郭仁德做的安排，方壮璧在吉隆坡出版的三本书。
陈剑主编、杨进发著 《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	这是与彭国强、卢朝基合作，以香港见证出版社 在吉隆坡出版的首两本关于马共老革命的回忆录。
这是我协助以张佐的弟弟 张元的名誉出版的张佐的 回忆录，为了我的序差一 点出版不了。	这是专为我发起的有关 1957年全马大罢课纪念 大会诗歌造型演出我所 写的组诗。	陈剑主编、黄纪晓著 《黄纪晓回忆录》
这是2008年在新加坡举办 的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 史对话的全纪录和相关文 件和文章的结集。	陈剑主编、铁疆著 这是新马第一本有关地下 组织运作的回忆录。

(陈剑来稿附言）：黄泥的这类文章其实也是个人攻击的另一种形式，不是在讨论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