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金融市场的手

最近报载，马来西亚股市红人苏启文和其他交易员多人，被指在新加坡涉嫌虚假交易和操纵股市，是2013年新加坡“小股风暴”的主谋。由于股价受到操纵，当年首9个月里股价有的飙涨高达8倍，到10月初股价却迅速下滑到远比2012年的市价还低，以致在两天内蒸发掉80亿多元的市值。苏启文在1999年曾逃离马来西亚，因为他教唆他人向吉隆坡股票交易所提呈虚假资料而受到提控。2002年苏启文回国自首，承认有罪，被罚600万令吉。

金融市场里有两类人，在市场里搞风搞雨，兴风作浪，企图操控价格，寻租谋利。一类是一小撮人合谋进行的勾当，另一类是前文提过的资金雄厚的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

属于第一类的一小撮人，在中国股市操纵价格，去年8月在就被执法当局揪了出来。自前年11月开始，中国沪指便节节攀升，从2000点一直攀升，去年6月12日触及5166的高点。沪指是如何往上冲的呢？原来是一小撮人大量下假单，进行虚假交易促成的。沪指触及5166点后便迅速下滑，从高点下滑30%，完全是因为中国股市提供了这一撮人做空股市的条件，提供股指期货，让这一小撮投机者得以做空股市，提供融券的方便，让投机者能借票做空。做空成功，股价则快速下滑，尤其是特意恶意做空狙击某只股票，可以在一天内借票抛售某只股票多达三四次，使股价迅速下滑。

这里多谈一些第二类人。以投资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为追求利润极大化，首先通过按揭支持证券化，资产支持证券化，后来又通过包装精美结构复杂的结构性资产证券化，利用金融市场能够创造货币这一特殊功能，无节制地在金融市场发售证券，筹集资金，以致资金膨胀，泡沫处处，危机一触即发。这样的风险，难道投资银行的头头们不知吗？

投资银行的头头们当然知道，而且比任何人都清楚个中的风险。那为甚麽他们还要这麽做呢？这和现代企业头头们的薪酬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用金融学里的代理人理论可以解释得很清楚。

话说现代大企业之大已不是个人或家庭所能拥有或控制，即便为个人或家庭所控制，也往往聘请专人来管理，企业的拥有权和管理权因此是分开的，管理者因此成了拥有者的代理人。举投资银行为例，投资银行都是上市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代理人，投资银行的总裁们有着巨大的权力，他们的薪酬也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其薪酬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份：即固定薪酬、花红和离职报酬。投资银行总裁的固定年薪少则百万美元，多则千万美元；花红当然是按照总裁们的业绩来发放，一般上总裁们还有数额巨大的的期权可供行使。若银行业绩好，股价上扬，若市价高过期权的行使价，总裁们便可行使期权，这有可能使其年收入超过亿万美元。曾有这样一位投资银行的总裁在其银行出事后供证说：公司好时我们好，公司不好时我们也不好，一点悔意也没有。据报道，他在那几年的总收入达到数亿美元。其实，倘若总裁们因管理不当造成公司巨额亏损而被迫离职，也能根据薪酬合约，领取一笔大额的分手费，其数额可达百万甚至千万美元，对公司的损失，无需负大责任，可一走了之。现代企业里，这样的分手称为金握手。

正是这样优厚的薪酬条件，使得投资银行的总裁们势无忌惮地进行高风险作业，使出浑身解数，务必利润极大化。金融市场里常说：高风险高回报，换言之，进行高风险作业，对公司而言，既可赚大钱也可输大钱；但是对于总裁们来说，高风险高回报，只能解释为进行高风险作业，只有赚大钱的时候而没有输大钱的时候，因为他们只是代理人，公司非属他们所有。进行高风险作业，赚钱时总裁们可以分到高额花红，输钱时，管他呢！输的反正不是自己的钱。这一切都源自于人类贪婪的本性，正是这种代理人与股东之间的矛盾，使得金融市场处处充满危机，政府要在法律上完善这方面的公司治理，确实不易。

做生意有批发和零售之分，投资银行作为批发银行，自然有其发挥作用的地方，对国家发展也有其贡献，只要投资银行的所作所为安份守己，不越雷池半步，金融风暴便不易引发。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政府首先应该改革金融机构的薪酬结构，限制高管们的薪酬，再完善企业治理的法律条文，严格监管金融机构的活动，这样金融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的作业，便不会对国家经济造成破坏。

（原文载于 2016-2-14 《星洲日报·百思莫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