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方言会起死回生吗？

华人方言的问题，最近又引起人们的关注，原因是新加坡自1979年推广《讲华语运动》以来，首次令人意外地在电视台播放方言电视连续剧，因此有人认为这是新加坡政府对方言禁令的放松。

新加坡推广《讲华语运动》的目的主要是让讲方言的华人多讲华语，少讲方言。于是属于官方的媒体如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除了广播电台还有播报方言新闻以外，从1979起，就再也听不到方言的声音。不论是广东话（粤语）、福建话（闽南语）、潮州话、客家话、福州话、还是海南话的节目都听不到看不到了。没有了方言歌曲的播放，连香港制作的粤语连续剧和台湾制作的闽南语连续剧，也都改为华语配音的版本来播放，失去了连续剧应有的原汁原味。另外，在马来西亚，在1980年代，民间组织也曾发起过“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运动。

《讲华语运动》的目的是让不讲华语的人多讲华语，讲方言的人要多讲华语，当然讲英语不讲华语的人也应该多讲华语，然而不然，结果讲方言的人少了，讲英语的人却多了起来。新加坡闽南人嘲笑讲华话运动为“讲纸字运动”，纸字两字在闽南话里指的是钞票，讲华语运动于是成了“讲钞票运动”。这只能归咎于人们的务实态度，哪一种语言有出路，就学那一种语言。由此，新加坡就集体选择了放弃方言，继而选择了华语作为第二语文，而一个原非本民族的语言成为了第一语文。

历史浪潮滚滚，长江后浪推前浪，方言终究是要让位给主流语文（如中国的普通话）的。旧中国人民原来识字率不高，说各种不同的方言的人居多，但是，从刚公布的一个数字来看，中国大陆现在讲普通话的人已经占到了全国人口的73%。这个占比每年还会增加，最后会一直增加到100%才会停止，那时候，全国人民只讲一种方言，那就是普通话。

中国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试图拯救频临消亡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如壮族文字、苗族文字等。他们组织了大量人手，把几乎消失的壮文和苗文等重新整理出来，鼓励壮族苗族等人民努力学习自己的语言。然而，在数十年后的一次调查中，发现至今还在使用壮族苗族语言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这说明不管政府怎么努力，也挽回不了方言终将消失的这个规律。君不见，曾经统治过中国的满族，早已放弃了他们自己的满文，而下个要消失的民族语文，应该是蒙古族的蒙文了。

从新加坡广播电台在2013年8月播放梁文福的歌曲《麻雀衔竹枝》（其中只有几句方言），到4年后的今天，在电视节目中播放方言连续剧，难道这个解禁就透露了新加坡的方言政策的转向？证明新加坡政府对方言政策的放松？这几年来，对方言的解禁并不算多，而且是寥寥无几，不能说是对方言政策的放松。其实，也不需要对方言作大面积的解禁，因为能听得懂方言歌曲或连续剧的也许只有老一代的华人，那些年龄在37岁以上的华人吧？大多数37岁以下的新一代华人能听懂的就没有多少人了。既然方言必将被主流的英语取代，那又何必制造环境，让新一代华裔能多接触方言，更何况多接触方言，会影响到英语水平的提升。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此后中国人就有了一种共同的文字，然而方言却有七大方言和八大方言语系之说。单单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至少有上述语系下南方语系的粤闽潮客榕琼六种方言。诸多方言的产生乃是因为古时候交通不便，通讯隔绝，各处异地的人们老死不相往来，以致各地有各自的方言，甚至像浙江省温州市属下的县市那样，过了一个镇就说另一种不同的方言。如今通讯发达，媒体泛滥，不受崇山峻岭的阻扰，人民来往频繁，加上识字率高，文盲越来越少，在中国讲普通话的人会越来越多，讲方言的人会越来越少。

《纽约时报》曾经报道新加坡容许方言连续剧在电视台播出，显示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放松了对方言的禁令，并批评新加坡政府长年压制方言，以致三代同堂的家庭里，祖孙在语言的沟通上产生了障碍。对此，新加坡驻美国大使米尔普里在发给《纽约时报》的信函中否认了这些指责，并指出：“像新加坡这样年轻的国家会继续发展自己的文化和认同感。我们鼓励年轻新加坡人学习他们社群的历史、文化、文化遗产和语言。但我们必须承认新加坡华人面对的是讲英语和华语的未来。”

笔者曾经为文指出，新一代的新加坡人俨然已经形成，这些人年龄在37岁以下，以新加坡华裔来说，他们的第一语文是独特的新加坡英语，华文已经屈居第二语文，大多已不会说听父母所用的方言，连自己是哪一个籍贯的华人也不知道了；他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是西式的，不再是传统的中式的；他们效忠认同的对象是新加坡，而不再是中国。因此，笔者的结论是：新一代的新加坡华裔，已不能称他们为新加坡华人，他们是第一代的新加坡人，是华裔新加坡人。

（原文刊于 2017-09-17《星洲日报·百思莫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