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需要

　　上午九点钟，我正在医务所里忙着，侧面斜坡下突然传来叫喊的声音：“海山！海山！”

　　不用抬头也知道，那是林宽在叫我，他粗沙的嗓门我最熟悉了。为什么叫得那么急切？

　　我连忙寻声望去——在三十多米远的陡坡下，他立在一级土阶上，左手抓着株手臂粗的小树干，右手高高举起来向我挥摆着。

　　我连蹦带跳跑到他面前。他兀自喘着气，发胖而显得矮短的身躯耸动着，额头微微见汗，望着我，眼里透着歉意。

　　“怎么搞的，你的铁脚呢？”我瞅着他的左脚问。

　　“你看——”他一下把裤管拉高，只见那底下，失去脚腕和脚板的小腿，像一段剥了皮的枯树丫，悬空垂下，最底端圆秃的部位，已经被殷红的血漫染了。血，还一滴滴往地下滴着。

　　“哎呀！”我脱口叫起来，“快，我背你上去止血。”说着，就在他面前蹲下身子。

　　他就势伏在我肩上，两只手环抱在我胸前：“我想自己跳上去的，臃肿了，真是囤不得，一囤就肚子打尖兵。”

　　“怎么跌成这样？”

　　“刻着钢板咯，原稿一个字看不清，想去翻字典，一下忘记自己跛脚，跨出去，就坐到地上了。”

　　“干嘛这么急？”

　　“我经常感觉自己的脚板还在。”当我用棉团轻轻抹去他脚上伤口的血迹时，他好奇地问，“哪，就在你手指搽的地方，好像脚趾公还在动咧，为什么？”

　　“为什么？哈！”在一旁的医务员小黄听着好笑，“还不是你个鬼仔老想出发，想到懵懂了，连断脚都想到长出来咯。”

　　这一说，引得周围同志都哄笑起来。林宽被逗急了：“笑什么？我讲真的……”

　　“哪里不真？”小黄平日跟林宽玩笑开惯了，也不待分说，又嬉皮笑脸插一句，“谁不懂我们‘灵光’，是山交队的尖兵头，‘怎能不向往战斗的南方’。”末一句连曲子也笑着哼出来。

　　“我可是服从分配！工作需要，叫出发就出发，叫‘打礅’就‘打礅’（指部队里的部门工作），没二话。”林宽认真起来，在笑声中敞开嗓子，粗声粗气地说道。我虽然戴着口罩，但刚才也和大家一样，笑得咯咯咯咯。听林宽这么一说，连忙止住笑，我提醒自己，不好轻率地玩笑，以致无意中伤害了战友的心，特别是他，这个我童年的伙伴，这个刚刚治愈创伤，刚刚在新的工作岗位迈开步子的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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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林宽是一起玩到大的，同是潮州人，同住一个潮州村。听说我们队伍有一些单位很多潮州人，大家平日都讲潮州话，就像个潮州班一样。可在我们这里，潮州人却是“少数民族”，只有我和他偶尔才嘀咕几句。最别扭的，是我们讲普通话时，那口总是转不过来的潮州腔。记得我们一上到队伍，头晚上召开欢迎晚会，林宽出去讲话，他才一开口，讲到“感谢党，感谢同志们，为我们召开欢迎晚会。”底下就咭咭咯咯一小阵窃笑声。当时也不在意，后来熟悉了，讲起来，原来笑的就是他的潮州口音，他把“党”念做“胆”，把“欢迎晚会”念做“荒迎枉会”了！也就这样，林宽，经常被同志们开玩笑的唤作“灵光”。

　　我和他还是一起参加地下组织的。那时候，我们中学刚刚毕业，他被组织分派去当交通员，常年在外头奔波。我呢，留在家里养猪，组织交待的任务是：学中医。我们开始了各自的新的生活。对我来说，生活上的变化是有，但是不大，一两年过去，我还是我，看起来还是个斯斯文文的学生仔。

　　林宽却大不相同。我发现，每次他从外地回来，都给人新的观感——开始是穿着时髦了，接着留起长头发，再来是长胡子，烟上口，最后连讲的话也越来越粗。有一回他来找我，恰好我出门，回来时看到屋里侧着站个人，上身是黄底夹红的峇迪衣，下身是三十英寸阔筒的绿色喇叭裤，满头蓬松的长发，胡须麻叉，又加了一副阔边眼镜，一支袅袅飘烟的香烟，我一下错愕，开口问：“请问先生找谁？”

　　他转过身来，把眼镜一脱，凶里凶气地瞪我一眼，忍不住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我们心里有数，在当时的环境下，他这身装扮可是工作需要，不然，要避过街头巷尾那许多双盯梢的鼠眼，不易啊！可是，老实说，如果要我来个这样的脱胎换骨，我一定十分别扭，一定不能像他这样快适应。那次我就对他说：“我佩服你。”

　　“怎么讲？”

　　“你完全变了个人！”

　　“你以为我不烦？”他一下从座椅上立起来，大力摆动着右手，手指头夹着的烟仔，烟灰震得纷纷坠落：“你看我阿爸，每次盯着我一句话不说，刚刚还塞给我两块钱，指着我头发大骂：没养过这样的‘三星仔’，白白给你读十年书！入房又骂我老姆，说我‘读书变猪’！”

　　这些事，我倒从没听他说过，他阿爸阿成伯，是村里顶忠厚的老人，没想到发这样大火。

　　“怎么讲清楚呢？谁想这是工作需要呢？”他自问了两句。接着摆摆头，“算了。”说完，又坐回椅子去，架起大腿，侧过头，把右手那半截烟塞回嘴里，眯起眼睛，猛吸一口，丝丝白烟立即从嘴角缓缓吐出来，仿佛吐的就是他心中深埋的郁闷。

　　这问题，直到我们被组织调动上队才解决。那是1973年了，我学中医学了几年，总算有个底。林宽正为接送一大帮新兵上队的事日夜忙碌。一接到通知，我们都高兴得跳起来。

　　临走前夕，他拉我一起去向阿成伯告别，因为他怕自己讲了，老人家不相信，以为是走什么歹路，死命阻拦。却没料到，老人家听毕，顿时低头静默半响，我们正自忐忑，他却抬眼一把抓住孩子胳膊：“作尼（为什么）你不早讲？嗬啊？”说罢，硬硬拉我们去村头吃一餐。

　　大榕树下的潮州炒粿条摊，平日进进出出也不知去过几回了，但从没一次心情像那天一样，都有满肚子话，却不知从何说起。老人家扒了两口就停下筷子，眯着老花眼，一忽儿看看我，一忽儿望望林宽，好像第一次相识。

　　末了他才开口：“说无不舍得是假。一个孩子长到这么大，去了就不在眼前啦——”他呼吸一粗，胸口兀自起伏，“路是你们选的，为大众不能说做错。我们新村里，谁家没有多少冤屈啊！‘紧急法令’‘5.13’，人命贱比猪狗！我就一句话，要做就要做得正，不要三心两意，摇来摆去。”眼神炯炯盯着林宽，又像勉励，又像警告，“半途就倒转来，睇我打断你条腿！”

　　我们上队后，老人家写过信托人带来，里面还附上一百块钱。林宽让我看信，寥寥几句话，记得这样讲：“你阿爸什么都好，免挂心。在上面做事要落力，不要贪轻巧，心花花；同大家要好好相待，一人有事，大家相扶。”唉，老人家是这样疼爱孩子，要是今天他看到林宽，一条腿已为革命而断，他该多难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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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宽断脚，我是亲眼看着的，也是我亲手处理的，多少个不眠的深夜，我和他一起熬过揪心的痛苦。

　　上队后，经过三个月的新战士学习班，我被编入部队医务组。林宽呢，干回他的老本行：当交通。只是山里的交通和外面的截然两样，外面靠的两只轮，这里却靠两条腿；外边是一身轻便的装扮，这里却是全副武装，背包高过头；外边多在大街小路上奔波，这里却在茫茫林海中行进。但不管怎样，为着革命工作，党指向哪里就奔向那里。林宽像所有来自城镇的同志一样，对森林这个特殊的工作环境，经过一番刻苦的锻炼后，慢慢地适应了，并且，逐渐掌握了辨认山形水势的本事。当他第三次跑山路交通时，已经被指派为第一尖兵，南下山交队的“火车头”！同志们都说：林宽果然“灵光”，又说：山鹰飞出来了！

　　对比起来，我老觉得自己差劲得多，不要说出远门，就连巡山运粮之类的日常出勤都罕得有，偶尔被派去山里采草药，都得特别摊派个“山精”引路，生怕我迷山。当然，频繁的医务工作大大充实我的业务知识，然而我总是不满足，总想出发去“捞”个一年半载。长途山交队要出发，事先都有许多迹象，像煮干菜、缝水袋、炒米粉、拣药包等等，我一瞅着机会，立即抓住不放，从支委到党委一一跑去“磨”，又表决心又列理由，一句话，就是要求出发。

　　我也要求林宽帮忙。每次他出发回来，总要同我聊起山交途中那些有趣的事，像炸鱼、打猎、追大象、拣乌龟蛋等等等等，羡慕得我都喘不过气，我不会忘记趁势要他在山交队长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多制造个机会。他是哈哈哈地答应了，还拍拍我肩膀，又是庆幸又是同情地说：“好彩是你，要是让我这样‘打墩’，会发呆哦！”

　　好了，1977年的山交队里，我名列其中，是山交队的医务员。碰巧，这次又是林宽打尖兵。

　　去的时候，一路顺风。尽管背得重，走得慢，但同志们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翻山涉水，突破敌人封锁严密的地段，一步一步地前进，终于抵达目的地，和突击队战友胜利接头了。

　　完成任务回头，心上的重担卸了，背上的包袱小了，大家的步履都轻快得多。

　　为了缩短行程，队伍回边区准备横渡霹雳河上游一条较大的支流。因为年前曾发生同志在渡河时被暗流卷走的意外，领导特别来电报指示：务必充分侦察勘探，为这次，也为以后的山交队寻觅一处安全的渡口。

　　我们来到大河南岸是正午时分，队伍停下休息，派出小组侦察，选定水流平缓稳定的水域，计划入夜后，借着朦胧夜色的掩护才渡河。

　　下午四点钟，我们开始动作，锯竹拉藤，编制竹排。山坡上修长挺立的百尺竹竿，成片的翻倒击地，惊吓得四周的猕猴，“呜啊”怪叫着在树丫间腾跳。

　　七点钟，我们扛着竹排，悄然掩至河岸边。金黄的落日这时已坠到青山背后，原本闪烁着万点鳞光的河面转瞬幽暗下来。七、八只犀鸟结伴振翅从河面飞越，“嘎嘎”的叫声落在了这面的丛林。飘飘渺渺的雾气冉冉地从河面升腾，扩散。

　　队长算好了，今天是阴历二十几了，下弦月，下半夜才见月光，我们正好利用入夜后的几个小时漆黑渡河。

　　河面不算很阔，但雾霭弥漫，河流与丛林连成一片，莽莽苍苍，不辨边际。白日里雨林繁复的生态，缭绕的声息，都被一块巨大无垠的黑纱覆盖；森森然的林野，飘忽着半明半昧的流萤，点缀成一种无以名状的温柔、凄迷。两耳灌满河水“洪洪”的奔流声，面前泛闪着幽光的河流变得迷茫浩淼。

　　娴于水性的林宽和李刚在幽暗中悄无声息地下水。他们各推着一副小竹排作掩体，枪支就架在上边。他们的任务是先过去对岸侦察，确定没有敌情，亮火为号。他们就地掩护队伍渡河。

　　他们离岸慢慢泅进，茫茫中只见两个小黑点越泅越远，仿佛漂浮在水面的两颗椰子。望着他们被无边的黝暗吞没，我被一种不测的诡秘震慑、压迫，几乎感到窒息。

　　到了河中央，对岸峭楞楞的阴影里，突然闪出一道刺目的火光！几乎同时，几十米长的河岸，像着了火似的一派明晃晃！“砰砰砰砰砰砰……”枪声，大暴雨一样连绵不绝。

　　我们的警戒组即刻还火，给泡在大河中的同志火力掩护。有同志发现，敌人的头排火一响，林宽和李刚应声下沉。

　　我们随即转移，连夜赶去事先约好的信箱。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我的心沉得好比压铅块，尽管我没有战斗经验，但他们当时的险峻和危急显而易见，浸在光光的大河肚里，没有任何地物，敌人的火力又密得像泼水，虽说有夜黑隐蔽，但只要被一颗不长眼的子弹击中，他们会怎么样？我真不敢往下想。

　　那晚我们就在信箱等，斜靠着树头一直等到第二天清晨，夹在“吱吱喳喳”的鸟鸣声中，约定的信号才在山坡下响起来。等哨兵回过信号之后，从晨雾中缓缓踱出团身影，踉跄地朝我们这里移动。

　　不祥的预兆像股冷风，一下穿透脊背，“糟了”，我心里暗道，一双眼睛瞪得火辣火辣的。

　　“海山！准备急救包！”队长可能已看出究竟，交代一声，立即带着两个同志箭一般飙下去。

　　我们队长是个粗壮个子、宽额头的老同志，发白如霜，两道浓眉黑白夹杂。13、4岁上队，几十年游击生涯使他总能处变不惊，从容不迫。可是一到节骨眼里，却没有谁比他反应更快了。我听他一说，不假思索即刻动手解包袱。等我准备就绪，林宽已经气咻咻地站在我面前，像刚从水里捞上来一样，浑身透湿，脸色刷白，灰蒙蒙的水汽从他颈背间不断蒸腾。见到我，劈头就说：“李刚受伤了！”他反拗左手，用中指捅着左肩胛，“在这里，一颗子弹穿过去，流一大滩血。”

　　“你呢？”

　　“我！好好的。”说着，就地在虬突的树根上坐下，瘫软地靠着树干，“他妈的，敌人作尼懂我们这里过？好彩他怕死，远远就开枪，要不……”

　　两位战友回来，大家的心都定了些。可是，眼前敌情严重，打了仗，队伍行踪暴露，敌人必定增兵进山搜索，一早，敌人直升机就不停沿着河流盘旋，还有吊炮漫无目标地乱轰。而我们山交队回头，身上粮食有限，李刚又受伤，要人照料，队伍战斗力明显削弱。当下急务是尽快摆脱敌人！要弯大圈从更上游过，三两天路未必能跳出敌人搜索范围；要在这段河另找渡口，又怎能瞒过敌人的虎视眈眈？时间刻不容缓，可这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我知道一条路。”林宽找上队长，直截了当地说。

　　队长一屁股坐在地上，正想得入神，闻声侧过脸去望住他，仿佛看穿他的心思：“你是说，从上游岔河口的鸡心龙过？”

　　“对，那里敌人不敢到，我们出其不意突破。”

　　“那是雷区，前年我们在那里打过敌人，他把整片山都封死，听阿沙讲，连只黄猄都跑不过！”

　　“我们不跟龙路，专割半排（沿半山腰走），过龙嘴我先开路跑，大芭这么阔，他哪能每一步脚都埋雷？”

　　“我也想过。”队长沉吟着。嘴里小半截烟卷被他狠吸几口，就快烧到唇边了。他“噌”地一声站起身子，随手把烟屁股丢到脚边一踩，顿着脚说，“好！”

　　我头次跑交通，没想一下碰上几个波折，现在前面还横着个地雷阵。我心里七上八下，地雷阵到底怎么个样？我不是害怕，而是担心。也许是李刚受伤的阴影笼罩着，我望着跑在最前面的林宽的背影，总感到惴惴不安。

　　林宽倒坦然。第二天我们过叉河上山龙，立刻就发现几个地雷爆炸后留下的坑穴，大得像锅头，小得像海碗，断头的电线露出一截在地面。林宽指着对队长说：“再多几年，电池和雷管坏了，我们来收炸药。”

　　割半排真是难走，一路陡坡没有半尺平地，一脚高一脚低的，脚下泥土一松，谁都难免滚个满身泥。横生的枝枒，缠绕的藤葛，拥堵在路上，眼看穿不过了，咬咬牙还是得硬闯。两位同志轮替着背李刚，我跟在后，一路帮着扳开各种会撞击伤员的荆刺。大半天下来，我的两个手掌心，已是辣辣扎痛。周围同志的脸颊、颈项、手背，处处可见伤痕。

　　这一天好不容易到黄昏。算算路程，明天吃过午饭该过大河，而过了河，敌人就被我们甩到屁股后，海阔天空，奋翅高飞，家——不远了。这样想着，大家都暗暗长吁了一口气。

　　谁料到呢？正当我们一面听着“洪洪”的河水声，一面抹去脸上涔涔淌下的汗水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轰隆”，蓦然响起，我本能地就地一伏！耳边听得队长闷声喝道：“原地不动，小心地雷！”

　　“队长，队长！”尖兵组荣军急冲冲窜回来，他满头满脸的土渣子，干着喉咙喊，“林宽中雷！”

　　我脑子“轰”的一声，呆愕了，眼睛直勾勾盯住他，随即拔腿就想往前面冲去。

　　队长伸手一拦，沉着声说：“跟路来。”说罢，大踏步走在我前面。

　　林宽已经半躺在尖兵组长的臂弯里。我一眼看到，他那只被用手扶高的左腿，脚板不在了。断口处泥沙混杂着肉碎血浆，一片糜糊。有一条筋带似的东西垂下来。血，泉眼一样，汨汨地往外冒。

　　“我……我不该踏、踏树根。”他望着队长，愧疚地说。两只大廓落落的眼睛忽闪忽闪的，白纸一样的脸色，额角的青筋一突一突的跳，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流，沿着脸颊，混着泥沙，划下一道道斑褐的条纹。

　　“别说话。”队长挥手阻止他。

　　我立刻动手替他作紧急的止血包扎，这样大的创面，我是第一次单独处理。我怀着异样的心情把伤口的污垢清除，又把那段筋带剪断。操作时，林宽的脚由于剧痛连连颤抖。我一边尽可能的细腻轻柔，一边瞥着他的反应——只见他眼睛瞪得圆碌碌，牙齿咬着发紫的下唇，脸上肌肉不时抽动，痛得鼻孔“咻咻”直喘粗气，汗水顷刻间把军衣湿透。

　　包扎后，他就像团棉絮般瘫软了。可是，队伍无论如何不能停下来！地雷爆炸，敌人肯定循声前来，如果不立刻过河，就很可能和敌人遭遇甚至中伏。而我们却有两个伤员。因此，背起伤员，我们就想走。

　　“慢、慢点。”迷迷糊糊的林宽，突然挣扎着把搁在战友肩上的头昂起来，若断若续地说：“鞋、鞋子，我…的…鞋子……扫……扫痕迹……”

　　队长会意，立刻叫人把林宽那只被地雷炸烂的鞋子捡回来埋好。

　　我们总算过了河。可是，敌人会拦到我们吗？明天的路怎么走？李刚、林宽的伤会有危险吗？许多问题像往脑里塞乱草似的，谁的心里都不轻松。我更从来没有意识到肩上的担子竟然如此沉重！

　　那一晚，我守在林宽身边，整夜不曾合眼。他刚打了吗啡针，上半夜昏睡一阵。随后，就处于半昏迷状态，火药烧伤使他浑身灼烫，温度一直在一百零四；剧痛更熬得他神志不清，直发梦呓，吟吟哼哼就一两句：“对不起”“我不该踏树根”。在他痛得难忍的时刻，我只有把手臂交给他抓住，那铁钳般的手指掐得我肌肉肿疼，酸麻。可我希望再疼一些再酸一些，可以替他分担多一些！有一回，他颤着声要求我：“唱个歌……唱个歌吧。”我就唱：家乡的水在梦中流淌，战士的心湖，怎能不翻涌着思乡的激浪？祖国的山在眼前召唤，战士的理想，怎能不向往战斗的南方？孩子般的心不曾苍老，它永远回味妈妈温暖的胸膛……

　　队长也没睡好，林宽一有什么响动，他就跑过来，绕着床位来回地踱着。后尾干脆就靠着大树边铺开塑料布，倚着树头半躺着。昏暗中，我望见他嘴边那点烟头的红光，时隐时现，彻夜没停。

　　路还是要走的。可是尖兵头受伤了，这段路除了他比较有把握之外，就存一个队长。早上开跑前，队长特意叫我过去：“海山，林宽和李刚，让你顾着，我要去跑前面。”

　　让队长打尖兵!?这怎么行？出发前还有领导同志的再三嘱咐。要不，又该怎么办？当队长持枪从大伙儿身边擦过，谁都想伸手拦，可又谁都不知该如何开口。

　　“不行。”林宽一发现跑在前面竟是队长，立刻叫背他的同志赶上去，一把拉住队长的衣袖，“你不可以跑前面！”

　　队长温和地笑着返回身，像哄孩子似的轻声细语：“这段路我比较把握，割直一点早一点到家。我们身上的米和药都不多了。”

　　“别人可以跑。”

　　“谁？”

　　“我。”

　　“不行不行，谁见过伤员打尖兵？”

　　“不是我打尖兵，我要求让第二尖兵背，在后面帮忙看路。”林宽说得很认真，很坚决。今早他精神好得多，止了血，做了消炎处理，又注射了葡萄糖，使他体温稍稍下降，但还保持在一百零二。

　　“不，还是我跑。”队长毫不退让。

　　“我只跑这一两天，不然，自己的雷区怎么过？”

　　的确，从我们的路线破去，横着几条山龙是上回的山交队布了雷的，如果没有林宽在前面，又得弯路，已经捉襟见肘的米粮、药品，立刻就要维持不下去。

　　“队长，”林宽急得直摇队长的肩胛，“工作需要啊！”

　　“我来。”身材娇小的女同志丽岩，突然站出来说道。她也是老山交队员，她明亮的眼眸闪着自信的光芒，“那一批雷我有份装，具体点我认得，让我跑尖兵。”

　　“好，我帮你看路。”林宽附和着说。

　　就这样，林宽又重回尖兵组，队长让我紧跟着他。一路上，他就在别人背上，抿着嘴，目光炯炯的注视着前方，指点着队伍行进。

　　破山割路经常要钻塞芭，矮青那是不必说了，各种叫不出名的荆棘，牵牵绊绊的，更讨厌一种钓鱼钩似的藤蔓，几次勾住林宽的耳壳、额头，血丝斑斑。他断脚的创口不时被小枝丫弹击捅撞，疼得他冷汗直流。

　　我跟在后面，望着他背影，心里涨潮似的澎湃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是悯惜？是同情？是激赏？是崇敬？连自己都分辨不清。想着想着，眼眶禁不住发酸。我和林宽二十几年相处，我第一次发现他的生命，竟有如此顽强，竟然飘闪出如此绚丽的火花！它的力量从哪来呢？我好像才开始认识他一样，久久地思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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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半年一晃眼过去，林宽在部队里得到很好的疗养，伤势一天天的痊愈，只是那左脚，为战争献出了脚板，小腿日渐萎缩，变得像一段剥了皮的枯树丫，成了永不磨灭的疤痣。

　　军工组特意为他制作了个义脚，那天，我一早拿去给他。他接过手，翻来覆去看个仔细，然后，把屁股挪到床沿，垂下跛脚，要我替他套上去。

　　“刚刚好。”他笑着用潮州话说，流露出一种孩子似的欢喜。说着，就想下床。

　　“不行不行，”我连忙用手按住他肩膀，“铁脚还未夹海绵，你的脚皮也没有练硬，会顶出血的。”

　　“什么时候能下地？”

　　“等你脚皮顶得住就行。”

　　“以后，我套铁脚出发。你看，我还能跑交通吗？”

　　“跑交通？你这样想？”我出奇的望着他。

　　“党辛辛苦苦培养我，那条交通路数我最熟，你说，我能不去？”

　　我不懂该怎么回答他，怔住了。

　　“你不相信我？”他眼里露出不悦的神色，“记得吗？那趟回头路，我脚上的血还在滴，都认得路，不用说现在，还有铁脚呢。”望了我一下，他又重重加一句，“工作需要嘛！”

　　“不不，我相信。”我连忙解释。是的，我怎能不相信他呢？当他又一次用“工作需要”来表示自己的决心时，它就像一条红线，把我许多回忆都贯连起来，牵引出来了——从我们踏出校门，到一起参加组织；从他当交通员，到我们一起穿上军装；从我们一起出发，到他受伤在战友肩上替队伍带路……生活是如此急遽的变化呵！不变的是，“工作需要”这磐石般的信念，无时无刻不在锻造着他，使他更加坚强。

　　而当我轻抚着冰冷的铁脚，想象着往后游击岁月的艰难，心里不免悲怆。我双眼潮湿，不能抬头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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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之后，出版组叫人拿一副钢板和铁笔给他，要他开始练习刻蜡纸。

　　他接过东西，怔住了，睁着一双迷惘的眼睛：“我可以？……”

　　一个成天出发在外的，现在要他安静地坐下来；平时巡山打猎拿惯枪杆的手，现在要来握那纤细的铁笔；熟悉的东西都要搁下，陌生的工作却要开始。林宽，在生活的道路上，又一次来到岔路口。

　　他没有过多的迟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他在小队里，把靠门边的小竹桌整理一番，腾出个地方来，铺上钢板和蜡纸，端正的坐到旁边，俯首悄然的开始了向新的工作岗位的第一个脚步。我注视着他，心里涌起一种庄严感。我走近去看，只见浅蓝色蜡纸上，已端端正正刻下几行字，带头的标题是：《纪念白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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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灵光’，今天怎么这么鬼急，要出门也不套铁脚？”小黄看到林宽认真，连忙转口。他问的正是我刚才的问题，一下把我从冥想中拉回来。

　　“嘿，不知道怎么的，脑子只想着翻字典，一急就下地。”他望着大家尽对他摇头，“不急不行呀，这几天总出毛病，一口气把整本文件几十个‘民主权利’的‘利’写成这个——”说着，他抽出笔，在掌心写个“力”字，摊给大家看，“你们不懂，开刀改都改了整个上午，多误事。干这行，文化不提高不行。”

　　“难怪，整本《新华字典》给你翻到快烂了，想把它吞了不成？”

　　林宽露齿一笑，他那句老话，又自然的溜出嘴边：“工作需要嘛。”

（收录于小说集《可口的饥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