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旧事，一截史实
——《喧腾的山林》序一

我的大儿子拉维(Ravi Sarma) 把海凡先生在《星洲日报》上连载的有关“马来亚革命之声”连载文章翻译给我听，并告诉我他的两个专栏要结集出版，请我为新书写序。因为上个世纪我曾在中国湖南播音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工作，是电台泰米尔语组（后升为泰米尔语处）负责人，这个组的筹建也和我有关，就欣然答应了。我了解到，海凡先生曾参与马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是一名人民军战士，一直坚持到1989年年底的合艾和平协议，武装部队解散了才出来。他与拉维相熟，也来探访过我。他说坊间还没有当事人讲述的关于电台泰米尔语播音的资料。确实也是，我想回顾这一段旧事，留下一截史实，供后人阅读参考，会有其意义的。

1966年以后，我一半时间继续在北京广播学院为中国学生教授泰米尔文，一半时间在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简称解盟）驻中国代表团工作，协助沙尔玛——他是代表团团长。后来，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激烈，学校都停课了，我就把全部时间用在解盟代表团的工作上。

到了1969年我们被告知要准备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上面是通知要办电台，只说用马来语和华语播音，因为泰米尔语人手缺乏，没有提及泰米尔语的广播。我也知道，解盟驻北京代表团和办公室将撤销，全体工作人员也将离开北京。领导问过我，泰米尔语广播能办起来吗？我说，当然可以，只要我们培训学习泰米尔语文的人。为什么我这么有信心？

1959年我和沙尔玛带着两个孩子从印度来到北京，接受了中国党和政府的重托，在北京广播学院(即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开办了泰米尔文课程，在中国这还是第一次把泰米尔语介绍进来。到1966年为止，我一共教了四十多位中国学生，他们都学得极好，成为1963年8月北京电台（后改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泰米尔语开播的骨干，既能翻译，又能广播，所以我认为，既然我们能教会中国的年轻人，怎么教不会自己的人呢？我们一定能做到。

1969年我的大儿子拉维从沈阳学习回来后，开始有系统地学习泰米尔文。他能听、说，但读、写不行。当时我辅导他，每天几乎七，八个小时都用在学习和做功课上。1969年8月到湖南后，大概是10月，组织上又派了一位华族年青人李强来学习泰米尔语。对他来说这的确不容易，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语言，发音有困难，特别是很多卷舌音。但他学得用功，还学会泰米尔文打字。1970年底又来了几位华族女青年学习泰米尔语，壮大了我们组的力量。

泰米尔语播音是1970年2月1日才开始的，这是在马来语，华语节目开播的一个半月后。我们是一个星期换一次节目，播送的稿件主要从英文翻译过来。从华文的直接翻译还在学习过程中，因此，一些稿件先翻译成英文，我再翻译成泰米尔文，完成后，与华文稿进行校对，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华文把关的就是余柱业。

开始播音时，比较重要或难念的稿件，由我来朗读和录音。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练习，新近学习泰米尔语的年轻人就把大量的翻译和播音工作接了过去，我们也和马来语，华语节目一起每星期更换两次，有时三次节目。我的工作负担慢慢减轻，年轻人担起更大的责任，并发挥了骨干的作用，直到1981年6月30日的最后一次播音，我觉得我担负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海凡先生的游记包含着很多重要史料，并且描绘了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中国朋友的无私奉献以及与中国朋友们的深情厚谊，这些都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弥足珍贵。我已经91岁，回想起50年前在“革命之声”的工作和生活，总是感慨万千，我希望所有这些能为后代留下一些精神财富，因为这段历史是再也无法复制的。

书本中另一个组成部分，写了马来亚人民军战士在森林生活中的实况，拉维也翻译口述了一些给我听。1981年6月电台结束后，我和沙尔玛由于年纪和身体的关系，留在了长沙。而我们的两个孩子：拉维和二女儿美雅到马泰边境参加了人民军。作为母亲我当然挂念他们，但山水远隔，无法想象他们在生活中遭遇上的各种难题，衣食住行怎么结合实际去解决。海凡先生的这一个系列，虽说是记忆书写，已是时过境迁，还是让我更直接地感受到人民军战士，包括我的儿女，他们是如何地怀抱理想，艰苦奋斗，直至迎来光荣的和解，开拓新的生活历程。

历史不会再现，历史只会被回忆，被叙述。海凡先生作为亲历者，用文字把一段日子保存下来，让我们看到雨林深处的真实。

12-9-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