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雨林有知
——和平村日记（上）

一月十六日（一九九零年）　阴

　　中学时写了6年日记，出来工作又记了好一阵子。直至进山上队前，把历年十几本涂写着青涩岁月的硬皮日记本子集中一起，难忍心中不舍，却也毅然决然的一把火烧了。看着青烟袅袅，灰飞烟灭，内心不无惆怅，像是在与昨日的种种诀别，当时想：这一辈子是再无机会记日记了！

　　没料到现在又重提起笔来。生活来到另一个始料未及的转捩点，又是到了和昨日种种毅然决然的告别的时刻。然而，明日却迷朦一片，不知什么光景，路在脚下，四顾茫然，内心百感交集。再提笔记日记，是想留下在这段风雨泥泞的路上跋涉的足迹。

　　根据合艾和平协议规定，我们必须于协议签订后的两个月内，离开森林营地，到事先选定的地点集合，开始和平村的建设。因此，一踏入90年代，队伍上上下下几百号人，都忙着收拾行装，准备大搬家。队伍搬家是平常事，我上队13年，算算都住过15、6个营盘，搬过十几次家，还不算那数不清的临时驻营点。尽管每次都有各自不同的原因及情况，但终究是在森林里转移，再没有像这次如此特殊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次撤离之后，是再也不回去了！

　　我们走了5天，才抵达这片叉河岸边的缓坡地带。这里，将是我们离开森林，脱下军装后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将来勿洞和平村的所在地。

　　我们是步行来到。有些12支队的民运队伍机车载送，从森林营地到这里，只消几个时辰。有的队员听闻，私下议论说：机关队就是保守，几小时路程要花几天。但议论似乎不起什么波澜，大伙只管默默行进。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涯一朝走到尽头，也许大伙更愿意用几十个小时，在雨林里的大队行军来重温游击岁月的颠沛，流荡，让荒野生活那本是习以为常的，却即将一笔勾销的点点滴滴，最后一次在身上亲历、重温。队伍行进出奇的静默沉寂，有一种仪式进行似的肃穆、庄重。

　　第四天下午骤然下了一场雨，大队就地扎营。我正好走在一道小水沟旁狭窄的半排陡坡，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被地雷炸毁了脚板的同志，我急忙先帮他张挂塑料水布挡雨，陡坡实在太斜了，连站脚的平地都没有。我再帮他把单挂的吊床拉起，好让他能坐在吊床上歇歇脚。好一阵手忙脚乱之后，彼此都湿了大半个身子。坐在吊床上抹枪时，大家也不搭话，有时抬起眼来会意的一望，是沧桑、是忧患、是豁达？恰似这密雨中的丛林，混沌一片。

一月二十日　晴

　　这几天忙着建造住所。

　　我们被分配在指定的位置建临时小屋，两人一个单位：或者是夫妇，或者是单身同性两人凑合。

　　材料由公家筹措，统一分发，有能力的自己动手建造，确实有需要的可要求协助。尽管是临时的塑料棚子，但也是上队十多年所从未住过的最宽敞、舒适的个人住房了——我这里是12尺乘14尺的空间，一张竹床两张枱，一个储物桶，一个水壶架。室外有一块小旷地，做上两张长竹凳，周围还养了些花。

　　能够先于公共设施做好个人住所是件新鲜事。在部队时铁定的次序是先公后私：先大公家的厨房、礼堂、会议室，各部门的工作场所等，然后是集体的小队宿舍，最后才是夫妇的小屋。

　　放眼四周，山坡上错落分布着一间间大同小异的塑料棚子，有些光秃秃的曝晒在炎阳底下，有些掩映在矮青丛里，约摸有两百间左右。

　　眼下这个和平村的总人数可能已破4百大关。而据知从上面邦朗和平村还有人想迁下来，原因据说一是有亲属在这儿，二是对人事有不满。可是我们这儿呢？本地人争着往外涌，外出找工作。前天开了个出外找工的村民会，住在我屋前的春雷去参加，回来说是闹哄哄一片。而非泰籍的同志争着想先返回马国，报名想第一批先回的已超过150人，阿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不得不提个醒说：那是第一批返马，同志们如果还有疑虑，不妨先把名字撤回；也有去叫个别同志先逗留些时候，不要第一批先走的。是大家急于想脱离组织吗？看来并不是这样。只是重返故里，和久别的亲人团聚，并满怀开拓新生活的热望，以致归心似箭，这种心态却是不言而喻。

　　一种时不我予，不容蹉跎的紧迫感，焦躁感深深地煎熬着我们。

　　我23岁上队，属军龄最浅的新同志，至今也已快迈入中年。在队伍里，除了几个80年代上队的革命后代外，像我这样算是年轻的少数，大约有二、三十人，其余的大部分超过40岁。中年，又几乎是一无所有，却得在此时，在脱节已久而全然陌生及不可预知的情境下，去开始安顿未来的生活，内心的惶惑，焦虑，实在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

一月二十四日　晴

　　出发到外边农村，为12支队在67年——70年两次肃反扩大化中，误杀同志的平反工作小组，先后返回。都碰上大小不一的阻力、麻烦，有的甚至陷入僵局，被人群围起来辱骂。一些曾被逐出港门的坏分子和被处决的敌特的家属，以及闲杂流氓等串通一气，喊打、喊杀，情况一片混乱。为了完成任务，平反工作小组冒着人身危险，还要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终于把12支队先后被误杀的71人的平反协议书送达家属手中，为他们恢复名誉，并郑重向家属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每人发给二万铢抚恤金。

　　上午看到阿元同志，他是平反工作小组的12支队代表之一，一脸的风霜，疲惫，满头的白发益显苍苍，我想这一趟任务他一定经历了无数个困难的时刻。

　　不知怎的，我脑海里蓦地浮现几年前，阿元同志为我们上课时，曾不止一次，在讲台上朗声背诵晚唐杜牧写的《阿房宫赋》时，那洒脱、豪气的身影——从“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流畅一气的背诵至“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身为支队的政委，他总是在为同志们上政治思想课，究竟是在什么情境下联系上了《阿房宫赋》，我也记不清楚了。台下同志大多听得一愣一愣的，也许还有的暗自嫌他掉书袋卖弄。而我却一直记得他那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语调。

　　后来，偶然得知他在流荡的游击生涯里，一直随身带着一本《古文观止》，深感兴趣。有一次，鼓起勇气开口向他借，他竟也爽快答应，只要求务必保管好。今日想起，他的诵读《阿房宫赋》，也许别有一番体悟。

　　这期间，村里外出的村民，先后两人被外头群众围住为难，其中一人还被箍颈掏光腰包千多铢钱。泰国军方已介入处理，说为我方安全考虑，希望村民这段期间尽量少外出。

　　和平村有不太平，转机里有危机。

　　对于67——7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之前在部队时是谈论的禁区，除了亲身经历者，我们一大批事后才上队的新同志，几乎是一无所知，直到合艾和平协定签署后，陈平来到部队传达整个和谈的过程以及协定的细节时，20年前肃反扩大化的真相，才像一煲沸腾滚烫的热水，霍然揭开了盖。

　　当年在场的人在陈平的主持下开了一整天的闭门会议。据说为了让大家大胆放言，他宣布：现在已不是武装时期，有什么问题都可尽量提出，再没有什么处分或死刑的。散会后，只见好些队员红着眼，噙着泪走出会场。过后我们听组织上传达，才约略知道事件的大概。同志间对事件的谈论也才不再是禁忌。

　　有一次闲聊时，同一小队的春雷突然谈起，他的一个比他早上队的哥哥也是被误杀的。他原来并不知道，从民运单位上队时，一位老同志见到他，还连声啧啧：“你还来做什么？你在下面不好吗？”说得他一头雾水。

　　我听了心头怆然。

　　春雷在民运单位生活多年，工作得力。后来踏中地雷，炸毁了一个脚板，才被调回机关队第3中队，分配在军工厂工作。但他性格活跃，在工厂久坐不住，套上自制的义肢——铁脚板后，经常要求出发狩猎、巡山、种芭，日常生活中，他的乐观奋斗经常能感染身边的人。

　　后来他和来自麻坡的红阳结为夫妇。婚后不久，79年红阳被派驻守芭场。那正是20个反“围剿”期间，战火正炽。10月25日，芭场响起枪声，敌人伏击在芭场工作的四人小组，当时一人（铁雄）牺牲，三人被冲散，带队中心分明返回大队报告情况，大队留人下来寻找下落不明的红阳与红凌两人后，队伍即刻向内围转移。

　　当时我在行军队列中走在春雷的后面，到达马泰国界山龙，在一处最高的峰顶停下吃午饭，春雷说他要爬上树去看，大家都反对。能让脚有残疾的人爬树吗？我说我替你看。他摇摇头，执拗地一拐一拐朝一株最高的树走去，我连忙跟在后面，只见他以双手攀援，拉引身体上升，铁脚踩踏着树身横生的枝丫，艰难的一节一节地爬上树梢，朝芭场方向极目眺望。

　　后来知悉，红阳和红凌在冲散后，又遭遇敌兵，在炮火下牺牲了。

　　而春雷在树梢眺望，那情深款款的身影，那悲愤、苍凉的目光却永远烙印在我心中！

　　关于67——70年内部的两次肃反扩大化，有一个统计数目引起我的注意：期间被整肃者总共90人，中央队处决17人，12支队处决73人。仅三人未获平反。也就是说被误杀者共87人，当时相关单位总人数共约七、八百人，就镇压了超出百分之十成员。而12支队误杀71人竟占被误杀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一。万万没想到我曾生活过十余年的部队，竟曾有过如此不堪回首的一页！

一月二十六日　晴

　　今天是农历年的除夕，明日就是马年，庚午年的大年初一了。

　　以前这正是队伍里最热闹欢腾的时刻，从外头农村背回来的劳军的物资，堆满了整个总务栈，被分派准备新年聚餐的烹饪好手已忙碌了几个昼夜；各个小队正加紧排练新春联欢会的节目，营房处处歌声、乐声……。除了耳目之娱，大伙更期待一顿丰盛饱足的团圆饭。

　　为了坚持长期斗争，部队日常三餐，都是杂粮饭，佐以定量分配的一二种菜肴。完全的白米饭加上任选任吃的佳肴，一年里头可就这么三几次。风味独特的勿洞广西扣肉，更是让人齿颊留香，久久回味！

　　可眼下和平村迎来的第一个新春佳节，却没有多少喜庆的气氛。丰盛的聚餐还是有的，只是心境却大不相同，人人各怀心事，吃过饭闲聊几句，大多各回小屋去了，寂寥、落寞像苍茫暮色转瞬间当头罩下。

　　我偏在这一两天病倒了，普通的感冒，但是使人终日恹恹，浑身疲乏。只好整日困守小屋。我这屋子四周空旷，一无遮挡，眼下正是旱季，午后的阳光直射，塑料水布晒得快融化，小屋里热得简直像个烘炉，那天向林军提起，要求在屋顶上再搭一个棚架，铺上树叶以挡阳光，只等病好后就动手。

　　忽然忆起年前读过的一首七律，欧阳修的《戏答元珍》，随手抄下来贴在竹桌旁：

　　春风疑不到天涯，
　　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
　　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
　　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
　　野芳虽晚不须嗟！

二月三日　阴

　　此刻，真正能带给村民喜庆的是联系上家乡的亲人，能使村子顿时欢腾起来的，是喜迎亲友进村。春节前后，同志们纷纷外出探亲通电话，进村探访的亲友也来了一拨接一拨。每日三餐，吃饭碰头，满面春风，笑声响亮的，就是刚刚与亲人团聚后的同志，好像一节充了电的灯管，通体发亮！

　　我在为他们庆贺之际，却不能不陷入深深的焦虑与怅惘。从去年11月初，我就开始尝试联络家人，至今一百多个日子过去，寄出的信，宛如石沉大海。我确信家人一定是搬了家，不然绝不可能没有回音。上队13年，期间只于83年9月按上队前的住址寄过一封信回去，也不知收到吗？当年毅然决然地离家上山，虽说是出于理想的召唤，但内心对家人仍是深深地抱愧。森林岁月，尽量迴避思念，强化决绝的姿态，只在心里对父母私语：就当从来没有过我这个儿子吧！然而一朝重获和平，久经压抑几近麻木的情感，顷刻间鲜话起来，涌动着、奔泻着，无从阻拦。多少回在心底暗自呼喊：家人，你们在哪里？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你们的孩子还活着，想着要回家呢！有时竟会痴想，他们会不会从报上看到合艾和平协议，千里迢迢寻过来，突然在一个早上，出现在我面前！？

　　每回有探亲人到访，我都难忍心底的希翼和妄想，一定要抽空过去看看。

　　今天听说同乡的阿青的姐姐到访，我心中重燃起一丝希望之光。跑过去一看，万万想不到，她居然是当年剧场的同期成员，更想不到的是她与当年我熟稔的阿中、阿兰关系密切！阿中、阿月、阿婉这些梦牵魂系的名字，从她口里透露好些全新的情况：阿中和阿兰多年前结合，阿中替人补习；阿月早从狱中释放，已婚；阿婉现任记者，刚出一本新书……。我随即要求她帮我带信给阿中，再请阿中设法转交给弟弟，并希望阿中与我联系。

　　家书：

二弟：

　　你好！

　　十多年来断绝音讯，时常都在想念家里的情况。去年底曾寄一封信回家，不知有没有收到？后来再写一封信给阿兴，也不知他收到吗？考虑到家也许已经搬迁，因此现在这封信专请朋友按地址、人名去寻访，并附去我的彩色近照一帧，以便确认。

　　如果这信能顺利到你手上，请尽快给我回音，告诉我家里的近况，并给我通讯地址（或电话），以便继续联络。千言万语，容后再叙。

　　请代我向爸爸、妈妈和弟妹们转达问候。

　　顺祝

万事如意

（附通讯地址）

大哥手笔

九零年二月二日

二月六日　晴

　　上午又有来自老家的村民家属进村，一听说我即刻赶去探看。却只半路就折返——原来来的是红征的家人，据说是姐姐，正由林军在会议室接待。

　　红征，是我上队十余年中，亲历的三个遭处决的队员之一。另外两个是与我同为第七期学员的红旗和志明。

　　红征是第六期学员，经突击队上队。据知早年受英文教育，好像曾参加过文艺团体活动，舞蹈跳得挺好。

　　一段时日下来，教全队上下不满的，却是她强烈的优越感，嚣张自大，倨傲不驯。在队伍里人际关系极坏，也许在小队长期孤立，郁郁不得志，形成心结，终至患上癔病，有过多次发作。

　　和她虽然来自同一个地方，上队后也一直隶属同一单位，但男女有别，在各自小队生活，情况其实相当隔膜。我又经常出勤在外，许多有关她的事，多半是从他人口中听头听尾。有一次和她一起搞文艺活动，确实觉得难与相处。但她会被党委勒令解除武装，安置在大课堂里，由同志们集体监督，事情的发展，委实让人震惊。

　　当时，她一人在空荡荡的大课堂里，由另一位同志日夜在一旁看守。大课堂本是营盘的中心，餐前饭后，出发往返，同志们多在这里聚集；夜晚也时有上课或电视观赏活动。是队伍里最喧腾，热闹的所在。那些天却是异乎寻常的寂静、冷清，透着几分肃杀、森然。大家吃过饭，路过时偶尔投去复杂的一瞥，心里感受难以言表。

　　几天后，有同志抱怨地问：事情要拖到什么时候，大课堂空着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想，这会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红征已然生死一线！如果她在党委会传达的：违抗指令，辱骂领导的严重错误面前，幡然醒悟，真心表示悔过，那就能回头是岸。可是她终究亏欠了自己这么一个机会。那些天，她在大课堂里，旁若无人的“生活”，仿佛有恃无恐，冷傲地睥睨周围走动的人影。有时阅读，有时书写，有时蒙头大睡……就是没有丝毫反省，悔过的表示。

　　终于来到决定她命运的全体大会。同志们静静地聆听党委会的传达：“红征自绝于革命”，“违抗指令，辱骂领导”，“内部矛盾已转变为敌我矛盾”。由于对事态并没有多少具体的了解，基于对组织的信任，大家听取领导上的剖析，在引导下统一认识。会场上没有多少异议。

　　当晚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唯独老杨站起来，几次发言，征问除了处决红征之外，是否还能考虑其他的处置方式？

　　并非没有允许退伍的先例。党的历史上曾有过“退伍政策”；这些年已知的也有“沸腾”和“达胜”两个队员，因无法适应游击生活，或斗志消沉而安排退伍。

　　然而，那个晚上虽有过一番热议，但终究没有出人意表的结局。也许，当事情被大张旗鼓的，先集体监督，再经全体大会公开处理，一切都难以扭转。倘若要做“退伍”，那是只能悄悄地，私底下进行的。

　　红征终于被处决了！在她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意识到悲惨的结局吗？她不眷恋青春年华，大好生命吗？她感觉身不由己而不愿濒危自救吗？她曾自愿选择了革命，难道让革命革了她的命亦是她最终的选择？她的绝不低头，意图坚守的又是什么？淡淡的阳光从她身上跨过，白昼和黑夜争夺着对她的控制，她听到了死亡的跫音吗？谁能透视她的内心？

　　组织上没有对她网开一面，是出于怎样万不得已的考量？是对她忤逆的性格、她的出身背景，或能不对集体造成伤害没有万全的把握？捍卫革命集体的利益与尊重一个叛逆个体的生存权利之间，到底有多大的选择空间？

　　悲剧发生了，事后鲜少有人再谈起。有一天，一位参与处决红征的队员，不知怎的，竟提起红征在行刑前，曾高傲一如既往地留话，说：终有一天，你们会来我坟前献上鲜花！

　　…… ……

　　会议室里，林军面对满怀希望到来寻访的家属，该如何讲述，才能传达当年的实况？又该如何措辞，才能抚平骤然痛失亲人的家属心头的悲恸？

二月八日　晴

　　今晚本来有个会，阿石同志（吴一石）要和村民们讲话。八点左右大伙集合在村子中央位置的一个旷地上。

　　等了大半个时辰，却还不见领导出来，大家从原先的交头接耳，渐渐显得不耐烦起来了，有人叫高佬明去看看怎么回事？原来是有外边群众找阿石讨论事情，一时走不开，叫大家稍等。又过了大半个时辰，村民中鼓噪声蔓延开来，还夹杂着些不大客气，冒犯性的口吻。高佬明又往返了几回，最终说：取消了，会改天再开了。好些人悻悻然地散去，有的还满嘴巴抱怨。

　　这种现象在部队时是绝无仅有的！那时，领导同志的一行一止都代表着革命的最高利益，合理性，正确性不容置疑！

　　小小的骚动，不禁教人联想：领导的权威在一些人心中已渐次的步下高台。

　　村民们的衣着在逐渐的变换中。合艾和平协议与泰方的谅解备忘录里，提到人民军成员将避免公开穿着军装或携带武器。但前一阵子，村民在村里穿着军装仍普遍，一来便装短缺，二来做工时宽松的军服方便，三来一下子换上便装看着别扭。

　　随着联系家属，探亲活动一日日频繁，村民们身上的衣色也一日日的蜕变，从成片划一的草绿色变得五色斑斓。

　　五角红星军帽更少见人戴了，惟独李兵常常还是军容严整，出现时总教人不经意地多看一眼！

　　托人上街买了个 "SONY" 收录两用机，主要为学习英语。价钱1650铢，折合约新币100元。这一花费竟用掉了个人积蓄的一半。一算之下才猛然惊觉，个人全副身家只有新币两百元！

二月十五日　晴

　　整天都被喜悦震荡着。

　　昨天阿川迎姐姐和一位同乡朋友进村，早餐时互相招呼致意。因为阿川老家在麻坡，于是我随口问道：有个人叫阿华……。他们立即接口答：知道知道！真是应了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阿华是大马南洋商报的记者，结识的人不少。他们从阿川口中知道，我至今还未联络上家人，热心地答应帮我带信给阿华。我于是赶忙写信。当我交信给他们并交谈起来，跟着就讲到阿琴。阿川姐姐竟也认识阿琴，她多年前被捕后获释，在麻坡做补习老师。于是我又赶忙写信致阿琴。正写着，接到阿兴从老家来的电报，简单交代：信收到了，并付上通讯处和电话号码。

　　晚餐时，阿荣说又来一份我的电报，正叫惠民弯路去领。

　　一路绿灯，太舒畅了！

　　明亮的阳光下，养的花第一次绽开一朵小红花。

　　薄暮时分，从惠民手里接到今天来的第二份电报，是五弟发来的：来信已经收到。我们的新地址是：***，电话：***。我们怎样才能和你见面呢？我们都在想念你。

　　见报后，思绪飞扬。真是在我意料当中，他们搬家了。新家在哪儿呢？地址上看不出来，我不期然望向屋外的云天，哎哎，晚霞怎么竟变幻的如同曙光！？

　　赶忙写信给弟弟谈关于会面的事，具体时间由他们约定再通知我。

　　明日阿川姐姐返回，信让她带回马境寄发，一切都拜托她了。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这不是3个月，也不是13个月，而是13个年头！生死未卜，音讯杳然的13个年头！一朝捎来家书，尽管只是几十个字的英文电报，也教人翻来覆去，一看再看，还要强忍着不听话的泪水，怕一不小心就跌出了眼眶。

二月十八日　阴

　　几日来下些阵雨，天气较阴，但午后却有酿雨前的闷热，吃着晚饭都冒汗。

　　由领导主持分别开了好些个会议。有出外找工的村民会，有准备回马的村民会，有留居参与和平村建设的村民会。一为动员积极因素，二为咨询各方意见。

　　昨日上午再召开全体会议，因阿石要暂时离开村子几天，特意找村民们讲话，反映前几次会议的情况，并表达领导对当前村里情绪的意见，目的在于鼓劲！

　　对于即将举行的村管理委员会的遴选工作，我注意到他提出两点：一是原领导班子若有人不欲参选可以允许；二是希望新组成的管委会中有原领导班子的成员，因为他们有经验，管委会要新旧能衔接。（村临时管委会即原部队党委会）

　　阿石离开后，几天前来到这里的另一位领导干部——阿成留下主持工作。

　　阿成，即阿海，原名单汝洪。许多如我一般军龄较浅的成员都感到陌生，据知他是和陈平一起长期住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六、七十年代的肃反斗争中，他是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中央领导，他始终不信服队伍内会被渗透进如此大批的敌奸特务，他认为那是不寻常，不可能的！但他终究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即使如此，单就这一份胆识和睿智，即让人备感亲切和敬重。

　　在所知的中、高层干部中，老胜也是另一位被看成是不赞成大规模肃反斗争的领导，他从亲身的接触当中，不相信六十年代许多从泰境上队的所谓“半新老”同志是敌特。在率领第16突击队南下（71年底）之前，他曾担负前3中一—12支机关队5分的领导职务，但他亦无力扭转局面，他只能全力担保自己的另一半——秋红，逃过了被处决的厄运！难怪“半新老”同志与他格外亲近，他的小屋总常见有人串门闲聊。

　　由泰方发给的临时通行证，已叫村民们去签名，然后再交由泰方军区司令部签发。对于通行证上的个人相片、手捧号码牌拍摄下来的尴尬样子，大多有气、有火。并且，通行证需要每年更新签发，某种形式的约束，正使我们身不由主。

二月十九日　晴

　　选举村的工程建设小组和生产小组，晚上计票。

　　选举工作处理十分草率。先由临管委推举若干人，再由同志们推举若干人，共每组20个候选人。同志们推举，一人提议，三人附议就成为候选人，然后交由全体村民投票选择，每组得票最多的7人当选。

　　十分草率的地方在于选票完全没有必要的领取程序，一大叠空白纸放在总务处，任由村民们去拿，写下中意的人的名字投进票箱就是“神圣”一票了。谁拿？谁没有拿？谁多拿？完全无法得悉。计票结果总共得205张，投票率多少亦无法估算。如果按每人一票计算，刚刚过半数。

　　供村民阅读的报章，还是出来的慢，买回来的报纸总是积压在边委领导手里。有村民问李兵：我们没有新报章看，到现在还只看十天前的旧闻。李兵答：我是第一个没看到的。

　　问题在哪里？！

　　阅读报章了解时局，向来都是大伙儿关心的，然而作为精神粮食，它也像物质粮食一般，在部队时期，总让人处于一种半饥饿的状态。

　　记得初上队那三几年，部队里除了领导及个别负责文教的干部有机会阅报，普通战士一概与报章无缘。这使我们一大帮上队前，几乎不可一日无报的新同志，觉得很不自在。一段日子下来，非但不能慢慢地习以为常，反而是更加心痒难耐，毕竟离别家乡亲友一段时日，牵挂情深，内心时刻惦念着家乡的变化，亲人的动向。当年，我们对时局的了解仅仅是通过革命之声电台，中国中央电台以及组织上的政治与时事课。在还没有有限的开放阅读本地报章之前，我们知道的有关中国的时局远远多于自己的国家。感觉上社会主义中国离我们还更近些，让人不免感到缺憾。当时对报章有一种莫名的饥饿感，任何一小片偶然获得的报章碎片，都会在新同志当中被津津有味的传阅。记得一次军事操练中，正在轮次复习战场运动技术，下操的同志里有一阵小小骚动，像小石投湖心，涟漪很快扩散到我这儿——原来是一小块巴掌大小，边缘撕得很不规整的旧报纸碎片，内容却立即抓住目光，是一则通缉地下同志的新闻，附图的人头肖像，赫然就是正在操练中的一位新同志！

　　八十年代后，我们在部队的大礼堂开始可以阅读到由文教组作的剪报，就是把一两个月前，购得的国内报章，经过筛选剪贴后发放出来，尽管是明日黄花，但也余香缕缕，总成为新同志最关注，最抢手的读物。

　　而眼下，要了解国内时局有了加倍的紧迫感，大家都想在更短的时间内，通过读报，把已隔离了几十年的家乡看出个轮廓，为重归家园做好心理准备。

　　但报章偏偏还是姗姗来迟，大家心里不免嘀咕：都什么时候了，还需要检查，筛选什么吗?

　　2月12日南洋商报报道了11日当天在勿洞牙隆区二百余名群众的集会，说是声讨马共滥杀无辜。今天或昨天光明日报又有有关部队肃反问题的报导，被别有居心的人拿去复印当传单派发。保平一早出到街上广西会馆就有人塞给他看。在群众中事情被讲得很“衰”！

　　而我们许多村民却蒙在鼓里。没报读，没传达，对事态一无所知，仿佛日子还停留在山中岁月。

　　再写一封信，托人带回马境寄回家。

二月二十一日　阴

　　现在和平村村民可基本分为三部分人：一，外出找工作做的人；二，暂时居留和平村，等待返回马境的人；三，准备落户和平村，又无外出找工做的人。彼此间的利益难免发生矛盾。眼下是第一类人与第二、三类人的矛盾明显。外出做工多为本地人，他们做工，收入全归自己，泰方发给的每日22铢生活补贴，留做他们将来建设和开芭的费用。这样，他们外出找工，几乎不为集体带来什么看得见的好处，看得见的却是现阶段一大堆村的公共建设，全压在没外出做工的村民身上，而村里的工作是无偿的。权利和义务的承担显现出不平衡。外出做工的村民偶尔回来办理通行证，大家见面心里都不大舒坦。

　　外出工作的绝大部分是以前的“半新老”同志，他们大都有二十多年军龄，年龄四十上下，以前长年在森林生活，皮肤白皙，看起来不显老，现在外出打工，也不过短短一两个月，却已在炎阳的曝晒下，干瘦，憔悴，一个个像只烤焦的火炭鸟，仿佛是在印证什么叫生活的煎熬。见着他们，人人不免要联想到明天的自己。一种感同身受的悲悯，使彼此在寒暄几句后，就静默无语了，没有人忍心多说一句语气较重的话。

二月二十二日　晴

　　阿石回来，今晚召集村民全体大会。主要谈两个问题：

　　1。销毁武器：根据合艾协议，我们要在2月中旬以后销毁全部武器。四个和平村分别进行，我们这里是最后一批，订于2月24日进行。将采用烧和炸两种方法毁武。

　　2。关于外出做工与和平村关系问题：根据与泰方谈商，具体的做法是在和平村建设时期，凡是和平村村民都要留村参与建设工作，才可接受泰方给予的每日22铢生活补贴，以及15莱地和建屋津贴。如果选择外出做工，则没有权利获得这一切利益，也即脱离和平村。

　　看来许多泰籍同志必须做出抉择。前一阵子那种两头挂的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利与义务分担不均的矛盾就此消除。而可能出现的新的矛盾是：选择脱离组织的人，在外头不会有多少好话，不得已留村的人没有工作积极性。

　　在谈到返马的时间问题时，阿石谈到特殊的会滞留两年才回！这是在协议中没有论及的，怎么会“无中生有”呢？什么才属于“特殊”呢？

　　对于履行协议，我们一步步在做，就剩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着：销毁武器了。而泰方答应的开路、发衣服，发第一个月的生活补贴费……在他们三方会议时，据说还在支吾，阿石说：不知在哪个环节上出问题？

　　实在不能不有前途未卜的那种困扰与茫然。

　　连日来都看到军工组在清点武器，平日小心翼翼保管，片刻不离的枪支，现在成堆成堆的交叠在地上，像批废铁那样毫无光彩。接着还要在火光中和爆炸声中真正地变成废铁。

　　“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关于销毁武器，曾听到不少传闻及议论。根据合艾和平协定，我方将按照人头计数，自行销毁总数超过一千两百件的各类武器及剩余弹药（解散的人民军成员总人数1188名）。可是，先是有人把“自行销毁武器”，说成是形同集体投降的“放下武器”或“缴出武器”！就连英国广播电台(BBC)，也曾报道说：“1989年12月2日马共和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和平协议，放下武器投降”。其后，在我方严正的指正后，他们对错误报道及时作出“更正”及“道歉”。

　　其次，是有猜测说，我们只是销毁小部分旧武器，大部分精良武器收藏起来，以备他日东山再起，就像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一样。这当然也是毫无根据的揣测。事实是，我们除了每名成员各拥有一支随身携带的武器之外，也有一部分的收藏，这些埋藏的枪械要如何处置正待讨论。前一阵子却有负责埋藏武器的成员，为了某些好处，径自向泰方透露并掘取一小批枪械，使得事态顿时复杂和紧张起来。

　　然而，和平得来不易。我相信，组织上会珍惜，每一个成员更会珍惜。任何精良的枪杆子不过铁器一件，要有人使用才成为力量。而在深刻了解到，战争已不再符合今日社会的情况之下，即便深山里藏有更多的枪械，问一问昔日的成员，还有谁愿意重返林海打游击？反应未可逆料！

　　傍晚选举工作小组：林青、振新、我三人第一次开会，谈关于接下来选举和平村第一届管理委员会的事项。

　　我为何被挑选为选举工作小组的成员？难道是那天我向林军提出，选生产与工程小组时的草率之处而被注意到吗？

　　在其位谋其政，尽责做好就是。

二月二十四日　晴

　　今天是销毁武器的日子！

　　阿石郑重其事，亲自过问许多具体事务，他一再强调不好出岔子，以免对方看笑话。

　　马泰双方来见证毁武的官员不少。直升机飞了三架次，较低级别的官员则由陆路坐电单车进村。马方还有部分人员被挡驾在中途的陈坤车头。南洋商报报导了他们无法进村的不满。

　　期间来了一个勿洞电台的记者，也是光华日报驻勿洞通讯员。根据合艾协议，毁武不准新闻从业员在场，他在进入村内就被阻拦了，双方争执一阵，他说他是泰方邀请的，以国家新闻媒介的观察员身份参与，对于被阻拦愤愤不平。后来经由上头同意，让他参加了销毁武器的仪式。

　　记者要搞个观察员什么的看来不难，协议只拦记者，却拦不住不挂记者招牌的记者。看来正是这事件的新闻性、耸动性，使他们如此的千方百计、挖空心思，以图一探究竟！

　　烧毁枪械的火光我没看到，炸毁地雷弹药的爆炸声却震得人心颤栗！

　　一个用武器支撑起来的理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此时此地，无论如何是幻灭了。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陈平与太太随直升机来，听说她叫阿健。

二月二十六日　晴

　　由于向林青发了一通牢骚，说我们这些慢性病号：肺结核病、肝病患者，在部队医疗器材缺乏的条件下，无法确诊。可现在出来都超过两个月了，怎么还未安排我们到外头医院去做身体检查呢？她帮着催问了上头，终于通知我和另外14人，今天到勿洞政府医院检查身体。

　　第一次出街。

　　军武载我先到街上兜转一番，许多以前听闻的地名：拉乞学校、机场关卡、广西会馆、大钟楼等都——从身边掠过。这一切在之前是万万不能设想的。望着倒退的街景，使人对于距离远近的相对性，无论是空间的，还是时间的，都有一种微妙的体悟，从森林到市镇，最远亦不过几天路程，可现在一步跨越，其间用了数十年！不禁又有恍然如梦之感！

　　还记得13年前我从泰马西部边陲的巴当得腊关卡过境，直抵勿洞进山上队。行车大半日，来到勿洞镇上已是黄昏，没在街上做丝毫逗留，直接入住靠近街角边的一所房屋，当时天色昏暗下来，瞥一眼这入夜的山城，灯影幢幢，疏疏落落，透出几分神秘诡异。住的屋子特别高，没有天花板，从地板到屋顶一览无余，足足有外边房屋的两层楼高。光线散射，显得格外晦暗幽深。空气中飘泛着生胶片那股特别的气味。

　　我还记得那位带路的青年叫阿水。沉稳、不多话，一起草草吃过晚餐，就打发我去睡，说好明天起早摸黑就得上路。

　　到了床边，他交代几句：半夜有什么响动，都不管它。前一阵子有个刈草的泰工，喝醉了酒，一个人大半夜在街上呼呼叱叱，突然一声冷枪，就被打瘫在街心上。说着，他又笑笑补充一句：不用担心，这里很安全的，这里外号不叫“小延安”吗？

　　勿洞医院处理我们15个和平村慢性病患，大体上可说草率，怀疑肝病者发胃药，肺结核者不照Ⅹ光，只答应验痰，连续四天然后做判断。医生询问病情十分马虎，没问上两句就转问道：你们里面有地洞吗？他对地洞的关心更多于对症状，叫人啼笑皆非！

　　随后到街上吃粿条汤当午餐。逛街。午后两点钟坐小货车返村。

　　一路十多公里柏油车路，十多公里黄泥山路，尘土飞扬，烈日暴晒，颠簸劳累，整车人昏昏沉沉，有人直想呕吐。

　　回到村里，已是晚饭时间。

　　晚上参与选举村委初选点票。投票率普遍低，有一单位竟仅一人投票。当选为候选人的得票数也普遍低，如果不是以多数票计算，而规定以过半数票选出，那么可能初选就只能选出9人或多一点罢了，复选都可免了。

　　是同志们不大习惯这样公开民主的选举尝试呢？还是对建村信心不足，所以对公共事务提不起劲？

二月二十七日　晴

　　村管委会候选人名单出炉，共38人。原领导班子即党委会有若干人获得候选人资格。值得注意是边委仅林军得票居榜首，其余阿元、老黄、马民都落到后面去。党委仅林青一人获选，其余退的退，不退也被淘汰。

　　印好选票后，第6分队的田民，党生坚决要求撤除候选人资格，他们有什么考虑呢？

　　其间林青来通知，选票上注明只选9人。原先选举小组决定的是推选人数不拘，以得票最多的9人当选。我问为什么改变？她说他们（临管会），特别是阿石都这么说，那就这样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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