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截历史的战争之一
——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当我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页、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读完，我不能抑制眼泪，虽然之前我边读边流泪。它称不上“巨著”，据龙应台说只有区区的15万字，她觉得她应该用150万字来表现那个特殊的时代、事件和人物，才能显示出它那有如大江大海的深阔的气势和魅力。其实，所谓的“巨著”不是由字数来决定，我们也读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的小说，可是，读完之后，脑子里剩下什么呢？一堆记不起来的名字和一连串支离破碎的情节。当然，龙应台的这部书并非完美得无懈可击，只不过与一些长篇小说或报告文学来得优秀。

众多的人物，有条不紊的出现，包括那些已不在人世的，迁居海外的，散落在海峡两岸的，有名无名的，都在这本书里有个恰当的位置。每个故事都有时代的连接，1949年或1945年或之前之后，虽然有些部分衔接得不够紧密，无损于这本书的价值。1949年到2009年，刚好是60年，一个甲子年。选择在中国60周年国庆当儿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个微妙的“巧合”。如果说这本书只是“纯粹”的反映那个时代的“逃难史”，而不涉及政治上的考量，那是说不过去的。战争的爆发就是政治行为，不管最后谁消灭谁，谁夺取政权。这里面有对错，胜败吗？历史总归是历史，看你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样的政治眼光来看？龙应台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那么浓厚的“反共”政治环境底下成长，又曾经担任过政府的文化部长，这些背景无疑干预了她的写作，书里多多少少透露出一丝模糊的反共意识，这是我们可以理解并接受的，而这其实不是本书所欲阐述的主调。

本书的主调是什么呢？正如龙应台所说的，那是一个大迁徙，大流离的时代，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难民潮，移民潮都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的交叉点上展开，迁徙流离的结果都导向最终的死亡，那都是源自于兵祸；战争，不管是抗日战争还是国共内战，战争打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难民潮。一方面是中共席卷整个大陆，一方面是国民党退守台湾，那些不愿意呆在大陆的，誓死效忠国民党的，那些被哄骗的被强迫退守的，以及被抢被骗当兵的，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离开祖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似乎一夜之间几十万人整百万人离开了家园，在中原大地上像流水一样流来流去，除了一部分人清楚知道他们要去哪，大部分人（包括那些边逃边读书的中学生）只是因为战争爆发，家乡再也无法立足，不得不远走他乡；在逃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幕接一幕惨不忍睹的事件。人的命运根本无法掌控，生命不堪一击，在各种各样的痛苦的肉体折磨中死去，包括被打死、病死、饿死等，死是惟一的选择。

所以龙应台的这本书，讲的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在大迁徙大流离的动乱历史中的人的死亡史，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也许还不够真确。龙应台是个有良心有理想的愤怒的作家，这本书是她对那个时代的奉献，我们表示万分的崇敬。

本书共分8部，73个章节，每一部都有个主题。1949年是个分水岭，不管承不承认，中华民族正是通过战争结束了千百年来不断发生的战争，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在大历史的浪潮中，出现了这股前所未有的难民潮，这只能说是半截历史。龙应台说过，历史是没有声音的，换言之，真正的历史只存在于回忆中，而不是在文字或文献里，有文字的记载也只能算是半截历史，所以龙应台的书刚好填补了另半截。这半截历史的可信度如何？相信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所关注的。我相信龙应台是以一个作家的责任、血性、感性来审视整个事件，虽然有经过若干文学手法的修饰。当然，龙应台有她的主观和感觉，毕竟，这半截历史是近代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和灾难史的一部分。

战争的惨烈，让我们没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人难以想象，龙应台用大量的“史料”——包括访问、传记、图片等来叙说历史，写下被打死、折磨死、病死、饿死的惨状，甚至出现连日本人吃日本人的事，对战争进行了无情而血淋淋的控诉。

让我们回到本书。基本上，龙应台是以小说兼报告文学的手法来写，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小说式的报告文学，当中还穿插了一部分的访问稿，以及必要的散文修饰手法。我把它分成上下两部，上半部为前四，下半部为后四，为什么这样分呢？这是从故事的发展和结构上来看。上四的写法较严谨，有较多的文学意味和人物刻划，是属于文学性的写法；下四则比较接近报告文学的写法，也较松散。本文主要谈的是上四部，占了全书328页中的174页，下四为154页，显见上四所占的分量较重。

第一部《在这里，我松开了你的手》，分为14个章节，写的其实是自传。这是一个中篇小说，完全可以独立成章。

这一部采用了时空交错的手法，时而以现在式进行，在现在式的叙述过程中又穿插了过去式的回忆，造成波澜壮阔的场面。也许写的是一家人，感觉行文蛮亲切，没有什么血淋淋的场景，以这作为开篇，比较容易切入读者的心弦。龙应台的小说才华在这里获得尽情的发挥，让我们在回溯历史的当儿，也充分的享受到龙应台叙述故事、刻划人物的艺术手法。龙应台的文笔不仅老练，而且运笔自如，描写细腻，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往往寥寥几笔就营造了环境气氛，把人物给写活了。龙应台也没经历这场战祸，这场刻骨铭心的战乱，是来自母亲的回忆，父亲的“自传”以及自己的文学想象把它串连起来，既有史实的部分，也有文学风采的部分。在龙应台笔下，应美君（龙应台的母亲）是个多么有智慧有胆略的“新女性”，具有不同凡响的“历史人物形象”和鲜明的文学形象，这是并存的。

美君是在1949年1月离开淳安的，那年她才24岁。“烫着短短的，时髦俏皮的发卷，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这是龙应台对母亲外表的描写，正因为这与众不同的装扮，才显出她作为驻常州的宪兵队长的丈夫的妻子的“派头”，毕竟不是一个“平民”，是个有见识的有文化根底的新型女性。她17岁就会“独自押着一条船的货，从淳安沿水路送到杭州城里去做买卖”，会做买卖的女人同时又是精明的。

龙应台还写了一个小故事，说明美君是如何“智退”缉私队的士兵，她的临危不乱，大胆而智慧的化险为夷，读者可参看第一节《美君离家》，里头有很详尽的介绍，这里不赘述。

淳安是个有1500年的历史古城，美君离家时，龙应台这么写：“人会死，家会散，朝代会覆灭，但是一个城，总不会消失吧？”虽然是模拟美君的语气来说，实则是龙应台自己的语言。事实的发展证明了这是龙应台一厢情愿的想法，为了经济的发展，1959年建水霸，古城的最后命运是沉埋水底下，历史所制造的悲剧，不是人的力量可以转移；历史的可悲就在于，我们在历史的浩劫里，是无能为力的。正如美君的离家，投奔大海，投奔的过程中，不得不选择骨肉的离散，这一选择，亲人永远分隔两地。

美君不仅时髦，会做买卖，这对她将来的生活提供了保证。她“投奔”到高雄后，就利用她这个天赋的才能展开新的生活，开始独立生存。像她这样的女性，在那个时代里是凤毛麟角的，谁会想到逃难之后该如何规划未来？她不仅具有商业眼光，还是个非常感性的人，在她的心灵深处，任何地方都比不上淳安，任何最美丽的河都比不上新安江水。1995年9月，她终于回乡了，阔别50年，她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父坟，可家乡已沉埋湖底。一个亲戚对她说：“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姐你遥祭也可以吧？”美君的回答是：“我在台湾遥祭了50年……我是淳安的女儿，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家乡，在她心目中是多么具有分量。从这里又引出余年春这个与她同龄的人，他靠着记忆把淳安的一山一水一屋一瓦画下来，淳安古城已成了永远的祭魂。这张图简直可以称为淳安的“清明上河图”，凭着这张“清明上河图”，美君终于找到父坟。

这一段细节写得精采生动，坟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最后的归宿，入土为安，代表传统的思想和感情的归向。从逃难到安家到回乡，漫长的50年里，美君的记忆衰退，甚至认不得自己的女儿——龙应台，老把她当客人，但惟一不变的，便是淳安古城，新安江水，父坟，这些都是属于大地上的东西，对美君来说，是生命里不可磨灭的印记，人与大地的关系、感情，牵系着乡情、族情。而这，其实就是中国人世世代代的精神延续，不管你到了何处。

龙应台塑造了一个很完整的母亲的形象，对父亲龙槐生反而着墨不多，父亲的身份是个军人，但从他身上透露出来的，更多的是“文人”的气质。龙应台也写了当年被安置在衡山的哥哥龙应扬，应扬已是个农民，淳朴、善良的中国人。回乡之旅带来的是一种淡淡的哀伤。

第一部不是用平铺直叙的手法来写，时空交错的幅度颇大。60年来的隔离、遭遇、变化，通过短短的三万多字，确实不能写出那种惊天动地，生离死别的境况。龙应台写得很简洁，充分利用时空交错的特点，把大场景一再的浓缩，只集中在那些富有表现力和“戏剧性”，张力的情节上，从而使到整个小说更趋于统一，完整，人物也更饱满。采用这种时空交错的手法有个缺点：那就是漫无边际。龙应台做到的是，控制自如，该换景的时候就换景，绝不拖泥带水，给人一种干净利落的感觉。

第二部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单看题目就够吸引人。从这部开始，就进入了报告文学的范畴。这一部共有10个章节，占了50页，也有三万多字，最精采的部分是两批中学生，一是来自山东各个中学的学生，一是来自河南南阳的16所中学的学生，前者八千多个师生，后者五千个师生，因为战争爆发，不得不离开家乡和学校，长途跋涉的“故事”，确实是“断岸千尺”，惊心动魄，令人既震撼、痛心又惋惜。

龙应台在这部“报告”里，写了“外省人”的遭遇，还有两篇访问稿，一是管管，一是痖弦，两人都是当今台湾著名的诗人。由诗人自己来现身说法，更充满了悲怆的色彩。在访问管管时，管管情不自禁的哭泣，龙应台说了三句“管管你不要哭”，相当的动情，令人也“情不自禁”的掉泪。龙应台也借用她的好友英格丽特祖母的话说：出了村子就是永别。这句话具有普世的意义，只要有战争，不管在中国、在海外，甚至德国，这句话就像魔咒一样，永别即永恒。在长途跋涉的过程中，任何事都会发生。龙应台说：“很多人死在跋涉的半路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异乡就是故乡，再也没有回头之路。

1949年6月2日，这一天正是传统的端午节，解放军已经包围青岛，10万国军撤离行动开始，目的地是台湾。

14岁的张玉法和八千多个山东的学生，组成联合中学，跟着校长和老师们，离开山东家乡，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别小看这一千多公里路，一路上的惊险、饥饿、死亡，如附骨之蛆。这批浩浩荡荡的师生行行走走之间，并没有忘记读书。“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下板凳，就上课。”这对现代学子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家没有了，学校没有了，随时随地都会丧命，还上什么课？这正是中华民族优秀而强韧的生命力、民族性的体现；乱世出枭雄，可也出文人啊。他们并没有放弃读书，这是多么顽强、凄酸、可爱而又可敬的学子啊。他们决定往南到广州，但广州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相信大多数人都没离开过家乡，在湖南接近广东交界的地方，粤汉铁路上有个很小的车站，叫凄（心字旁）风渡。张玉法和17岁的二哥就在这里分手，一个北上，一个南下，命运就此错开。像这样的“别离”，不止在这里上演，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在重演，颠沛流离是当时的境况。

八千个学生从1948年的济南战役、徐蚌会战时就开始翻山越岭、风雨苦行，1949年到达广州时，大概只剩下五千多人。也就是说，三千多个学生在跋涉的半路上死掉了，这些学生姓甚名谁，大约也无人去理会，死的人太多太普遍。1949年7月13日他们到达澎湖，以为从此可以过新的生活，不料又遇上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所有的男生都在机关枪的威迫底下集中到操场，一个勇敢的同学在队伍中大声说：“报告司令我们有话说！”当场就被卫兵用刺刀活生生的刺死！他哪里知道，逃离了大陆的战争，却死在澎湖国军的刺刀下！

另一批从河南来的学生，1948年11月4日，他们将步行千里，到暂时还没有战火的湖南。当这五千多个中学生在雪地里跋涉的当儿，徐州战场上，几十万国军在雪地里被包围，弹尽援绝，连战马的骨头都重新挖出来吃，战争的惨烈，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河南这五千多个学生，每走到一个有车站的点，就会失去一部分学生。

龙应台说：“南下北上，一上车就是一辈子。”这是一句很经典的句子，与她的好友英格丽特祖母的那句话：“出了村子就是永别”，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如那批山东的学生，这批河南的学生也没放弃学习和读书。当时有个叫马淑玲的女生，留下带在身上的一本《古文观止》，这本书成为他们的课本。校长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房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第21节105页“江流有声，断岸千尺”。战火纷飞，朝不保夕，学生们仍能“静”下心来学习，确实无法想象。我想，这正是中华民族泱泱的民族魂！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他们还得继续出发，跟着云南的二十六军残部撤到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龙应台对“十万大山”有这样的描写：“数十万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狮挡关，一字排开，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国界。原始丛林，瘴疠蔓延，浓密处，阳光射不进来。……十万大山藏着毒蛇猛兽的原始丛林。”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第三部的《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只有5个章节，27页，一万六千多字，算是全书里“分量”最单薄的，但龙应台设计情节和对文字的掌握、运用，挥洒自如。她的“笔”有如魔术师手中的魔术棒，或如音乐会指挥家的指挥棒。

龙应台把台北形容成一张“历史地图”，这可不是一张普通的平面图。“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划出一个大的十字坐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这四大块其实是中原大地的版图的缩影。每一块的街名代表某个地区、方位，从这里辐射出去，龙应台带领我们游览了大江南北。这个写法很有概括性，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每天在这地图上走来走去……地图大大的张开着，而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这个布局为的是“光复河山”，但也只能当成一场梦了。在这张地图上，可以说四处烽火。

龙应台不仅跟我们介绍那些街名，还借街名回溯历史，比如台北有一条德惠街，从小在这里长大，或经常溜达的人也许并不知道，1947年2月的国共内战，就在德惠这个东北城市进行。这是“国共内战第一次严重交火……死在德惠战场的士兵，破碎焦烂，而且全非的程度，看来令活着的士兵也觉得不忍卒睹……当天气温是零下17度……城外野地里，堆积起来的共军尸体像座小山，细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冻的死鱼一样。因为是冰冻的僵尸，所以看上去没有血迹。”

同样的“惨状”一再发生，战火延烧到辽宁省的锦州。“1948年10月10日，国共在锦州外围激战。范汉杰所统帅的国军调动了11个师，和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相互厮杀割喉……”，“三月，东北白雪皑皑，炮火暂歇时，东北农民探出头来看见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火烧过、炸过的地方，是一块一块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留下的是一滩一滩的腥红。”

北方的崇礼和一般的农村很不一样，18世纪就已经是天主教向蒙古传教的基地。龙应台说：“共产党从日本人手里抢先接管了这个小镇，但是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与崇礼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民怨很深。15个月后，国军进攻，崇礼人组团相助，但是当国军退出时，崇礼人就被屠杀……国军在1946年12月收复了崇礼之后，特别邀请南京的记者团飞来塞外报导最新状况……记者团被带到一个好的位置，终于看清了广场上的东西。那密密麻麻的，竟是七、八百个残破的尸首……有的残手缺脚，有的肠开腹破，有的脑袋被活生生切掉一半，七、八百具尸体，显然经过残酷的极刑，竟然没有一个是四肢完整的……共军蹂躏了村民之后，国军把尸体扣留下来，让悲恸欲绝、苦苦等候的家属在记者面前以高度‘现场感’演出，戏码叫做‘共军的残暴’”。我在前面说过，由于龙应台特殊的身份，她具有若干反共的意识是不奇怪的。这一大段描写，主要的目的是“控诉”共军的残暴，突出国军的“仁慈”，龙应台有另一段描写：“满面尘土的国军士兵从地堡中钻出来，冰冻的荒原上还冒着一缕一缕的黑烟。抬走自己弟兄的尸体之后，算算敌人的尸体有几百具，新一军的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巡视战地，看着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眼泪。英勇退敌的50师师长潘裕昆走在尸阵里，默默不作声，只沙哑地说了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眼睛就红了。”

我有几个想法，提出来跟大家切磋一下。

龙应台没经历过这场战役，这一大段文字完全是靠资料加上自己的文学想象写出来的，这都是些什么样的资料？相信大半是“一面之词”。南京的那些记者肯定是亲国民党的，当然会竭尽所能的涂黑共军，此其一。

第二，日军占领崇礼，对崇礼人如何？不会礼遇有加吧？除非日本国是个天主教的国家，在这点上，龙应台没有告诉我们，崇礼人在日本统治期间遭遇了些什么？共军接管了崇礼后，民怨很深，所以当国军打回来时，他们组团相助，等共军回来却被屠杀，如果事实如此，崇礼人早就死光了，毕竟这是个小镇，人口不多，这是凸显共军的残暴。

第三，记者所看到的广场上的尸体，究竟是平民，共军或国军的尸首？龙应台不也说里头有不少军人，可见是国共交战留下的尸首。龙应台重墨渲染这些残破的尸体，主要的目的还是凸显共军的残暴。那些受过“极刑”的究竟是共军还是国军，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四，龙应台把国军将领写得如此菩萨心肠，形象如此的高大，相比之下，共军的确是残暴的。试问：国军为何兵败如山倒？全国大多数人民为什么会站在共军这边，如果共军真的如此残暴，不会只是出现在崇礼这个小镇，全国人民早就起来造共军的反，为何共军最后能一统天下？

国民党将领真的如此仁慈吗？如此仁义、英勇英明之师，为何得不到民心？我想，龙应台对历史的反思，有太多主观的色彩和想象。在第35节《一万多斤高粱》中，“18军军长杨伯涛被俘虏后，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通过村庄看见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说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线。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这就是军民团结的明证。

当然，战争本身是残酷的，不管是国军还是共军，惟一的目的就是消灭敌军，战场上什么事都会发生。重现历史现场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隔了那么长的岁月，很多事、很多人，包括人的回忆和史料，距离真实也许还有一段距离。史料不一定可靠，人的记忆尤其是，战争的伤痕经过时间的磨合，已慢慢的脱离原来的轨道。

最后要谈的是第四部《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部分八个章节，38页，二万多字。

我感到兴趣的是龙应台对长春那一段被刻意遗弃的历史。

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龙应台引用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沈阳火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正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跟着，龙应台又写：“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老实说，我对许长卿的这一大段的说词是存疑的。要知道那是个火车站，不是在野外，中国人已麻木到那种状态了吗？我注意到，凡是台湾人写中共历史，一定是贬低他们，反之亦然。所以我认为许长卿编造故事的成分比较高。

“长春围城，应该从1948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3月15日算起。到5月23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10月19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于是龙应台“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30万到60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于是她到了长春，帮她开车的三十多岁司机小王说：“真有这回事吗？”小王是土生土长的长春人，他从来没听说过这回事。后来小王帮她联系上曾当过解放军的大伯，他参与了长春围城战。小王跟他在电话里谈了40分钟，我奇怪的是，既然联系上“大伯”，为何不直接去拜访他，而是通过电话，尚且又是通过小王的转述，而不是龙应台自己接电话？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是龙应台自己的语言了。当年“参与”长春围城战的人不只小王的大伯，有些人还活着，为什么没有人谈起这件事？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大伯可以通过电话向龙应台这个陌生人谈述，可见这已不是秘密，为什么小王竟然一无所知？用“他谈往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马上跑开了，没人要听”（小王）来作为开脱，是说不过去的。

龙应台也提到林彪的部署，其中一条是：……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同时又“转录”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照说这些都是密件，外界根本无从知晓，资料如何曝光的呢？而且从林彪的报告里，我读的感觉不像一份军事报告，而是报告文学了。“……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军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这是报告吗？还是小说散文的描写？跟前面提到的戏码“共军的残暴”如出一辄。我想，龙应台是被台湾人写的所谓“秘闻”误导。长春围城这么耸人听闻的事件，不会悄无声息，国际人权组织到哪儿去了？

我不是说龙应台在编造历史，而是要对所谓的史料进行确实的考证。

第34节《盛猪肉的碗》，是第四部里写得最精采的部分。龙应台通过一个叫林精武的口说：“……在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战斗之后，嘴里都是泥土。眼球涨得通红，跟弟兄们坐下来在雪地上开饭——好不容易炊事班煮了一锅猪肉。正要开动，一颗炮弹打下来，在锅上炸开，耳朵顿时失聪。再回过神来，睁开眼，同伴的头、腿、手和脚，被炸成碎块，模糊的血肉，就掉进盛猪肉的碗里。”这一幕叫人无法磨灭。而类似这样精采的描写，在本书里比比皆是，龙应台的文字功力是不容置疑的，这也是令人激赏的地方。

限于篇幅，后面的四部就此打住。虽然这本书还有些令人置疑的地方，但总体来说，还是一部相当杰出的报告文学，对我们这些没经历过战争或逃难的人来说，该是一部很有警惕性的书，让我们更珍惜生命，维护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