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果仅存的老战士

一个穿着沙笼的老人，推着四轮的办公椅，从房里颤巍巍出来。他叫孙增奎，村里人亲昵地唤他老孙伯。他今年94岁（2014），也许能成为村里的人瑞。一般人到这个岁数，可能卧病在床，口齿不清，眼力、耳力都成问题，但他表面看来仍是那么健壮、硬朗，满面红光，只是双脚浮肿，双手抖动，也不显老态。这大概是长期的丛林生涯锻炼出来的吧。

因为要撰写一部长篇抗日小说，我们来到泰南勿洞的和平村（第十村），拜访一位经历过殖民地时代、抗日战争、抗英战争、国内战争、和平协议乃至今天的五朝元老。村人告诉我们，这位老人家行动不便，只会讲一点华语，他主要的用语是客家话，于是在一位懂得客家话的老江带领下，我们走进他的屋子。

一走进屋子，我们强烈的感受到那种革命家属的气息。屋子正中是“神位”，挂着祖先的遗照，左侧贴着已故马共总书记陈平的相片，右侧是他穿军服的相片和一张与妻子合照的相片（解放军制服）。右侧板壁是贴满森林战士的照片，各种剪报，底下的平台放着恩格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相片；左侧的板壁上也贴满战士和家庭的活动相片。

看来，他对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怀着深深的感情和永不磨灭的回忆。不论雨天晴天，他都只能呆在屋子里，每当有访客，他才会打开电灯，让客厅充满一种战斗和温馨的气息。大部分时间由老江代为转述他的故事，偶尔会问他，他很少沉思，很快就把故事接续下去，令人感到惊讶，为什么他能记得那么清楚，有条不紊？他说话时不断的抬头、转头、扭动脖子，视线落在剪报和相片，脸上自然流露一丝自豪的神色。

话题从他的青少年的岁月开始。

他是吉兰丹某小镇的人，靠近泰国边界。

那是一个很简陋的小镇，一条大街，两旁都是亚答屋，外围还是亚答屋，然后是胶园、树林和山。整个小镇像个“井”字形；这里的人世世代代务农、割胶为生。

这种清贫的日子，终于被一股来自泰国的“土匪”打破了。这股土匪原是国民党的残余部队，由六个头领率领，有600多人。他们闯入这个小镇，抢钱、抢粮、抢女人，无恶不作。他们把镇民赶到大街上，要他们交出钱粮，但镇民已被抢空了，哪还有金钱奉献？於是土匪们放火把亚答屋烧个清光，镇民们忍无可忍，纷纷拿起各种武器，鸟枪、火枪、铁锹、棍子与他们对抗，但寡不敌众，武器不如人，履打败仗。就在这时候，马共来了，抗日军来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日本侵略者从泰国长驱直入。抗日军连同镇民再一次卷入与日军战斗的洪流里；他们一方面要打日本鬼子，一方面要打土匪，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但他们顶住了，消灭了一大批土匪和鬼子，最后把土匪赶到泰国边界去。这群土匪以华侨抗日军的面目出现，继续在边界为非作歹。马共队伍开到那儿去，但因为彼此都是华人，边区人民并不信任他们，拿他们当土匪看待，造成很大的阻扰。他们并没有退却，打华抗军的同时，做好群众工作，维持地方治安。在马共的追击下，六个头目被打死了四个，剩下的转移阵地，边区终于平静下来，双方的关系大为改善，以致於后来很多华族、马来族和泰族的家庭，纷纷把子女送上山，增强马共的实力。同时，泰共退出泰南，让马共在泰南建立根据地。

您为何加入马共队伍？

老孙伯说：“我别无选择，不是活活饿死、病死，就是被土匪、日本鬼子杀死，只有一条路：上山打游击！”

他是民运队的，负责买粮、背粮上山。一般上，民运队背的粮少则30公斤，多则5、60公斤，但体格健硕的他，往往能背负超过60公斤的粮，甚至达到100公斤。这真吓人，别说5、60公斤，就是30公斤，走在崎岖阴森的树林里，对我是一种严酷的考验；我无法像他们那样，只能表示万二分的敬意。

随着日军投降，马共由于执行以莱特为首的党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宣布解散抗日军，放下武器，走出山林，但还藏了大量武器。没再背粮了，他回到故乡，与乡亲们重新把家园建立起来。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马共，没有抗日军，他们早已在这个世上毁灭了。故乡仍有他们的组织，他们仍然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文化生活。“小时候没读过什么书，都是在组织里学的，但学得不多，因为局势越来越紧张，英帝的爪牙渗透入农村，公开组织一个接一个被封闭，直觉告诉我，另一场战争即将爆发，而我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大家都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他沉浸在回忆中，脸上虽然没什么表情，可我知道他内心如海洋般奔腾；这一段一段的回忆怎么能从他的脑海消失。

1948年6月20日，英殖民者颁布了“紧急状态”，封闭左派团体，逮捕左派人士和地下人员。马共从山里挖出武器，组织了抗英军，一场历时八年的抗英战争终于掀开序幕。孙增奎响应了组织的号召，又负起运粮的任务。英殖民者实施了“新村”策略，把农村人口逼迁到“集中营”，形成许多广阔的无人地带，阻隔人民与马共接触。“断粮饿毙”是英殖民者消灭马共的法宝，但不论“新村”内外的人民，依然想尽各种方法接济抗英军；这其中的险峻、艰辛、曲折，不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所能想象和理解。

民运队有武器吗？

有的，我们会带上枪，不仅保护粮食，也保护我们的生命。

跟英军打过仗吗？

有的，不多。我们走的是秘密通道，把粮食背到一个交粮点，由那里的同志背到下一站，几经周折和跋涉，最后才由部队背上山。他们想拦截我们，谈何容易！但由于叛徒的出卖，有时我们会陷入英军的埋伏点，大家只好拿起武器跟他们战斗！实在打不过，只好撤退。

受过伤吗？

没有，在森林40多年，从没受过伤。

从这句话猜想，他是个很机警的人，身手该也不凡。

八年的抗英战争，他一直都呆在民运队，没提升为战斗员。

“民运也是很重要的，部队要生存，不得不靠民运队。广大农村和边区人民都很支持马共，一些马来农村的村民跟我们的关系很好，用鱼水情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们把省下来的粮食拿到集合点，等待我们来运粮。他们会送一些糕点给我们吃，甚至留我们在家里用饭，不是一户二户，几乎是全村的村民都是如此。没有这些村民的帮助，恐怕我们的战斗也无法持久，一些部队经常处于挨饿中。不怕你笑话，部队饿死了好多战士呢！”

他的眼里闪着泪花。

英殖民者终于承认，他们是这场战争的失败者。要知道，他们出动40万大军，而抗英军只有区区的8000人。随着英军退出，我们又面临另一场国内战争。不过，英殖民当局还是在幕后主导，条件越来越艰苦。我们没办法，只好在57年后陆陆续续撤到边区；有些部队经过好几个月才走到边区，死的死，病的病，抵达边区时剩不了多少人。边区是我们的根据地，面对马泰兵的夹攻，我们还是生存下来。60年代，我们的突击队南下，打了好多场仗，牺牲很多，始终无法打开局面……一直到89年合艾和平协议谈判成功，我们才告别山林。

之后的日子怎么样？

我在和平村住了25年啦，今年94岁了，可以说，我是全村最老的一个人，也是硕果仅存的经历抗日、抗英、国内战争及和平协议的人。

他并没有流露出什么自得或自豪的表情，连笑声都很少。也许，这些陈年旧事已成了一帧帧的相片，随着岁月的递增而变得模糊了。

请原谅我提一个敏感的问题：你后悔此生不？

他爆出一阵朗笑，什么都没说，默默地浏览着板壁上的剪报和相片，似乎又陷入了沉思。我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一种沉毅、坚贞的色彩。谈话结束了，他要求老江把客厅的电灯关了，自己推着办公椅慢慢走回房间。

和平村的暮色来得早，电灯一关，客厅变得一团昏暗。走出屋，一阵山风吹来，拂在脸上凉凉的。村里非常的宁静，远处的山峦，升起一层薄薄的轻纱似的雾。

另据《黄信芳回忆录》中，有两处写到孙增奎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