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英文版：〉〉〉Introduction

前言

1987年凌晨逮捕16人的消息传开，举国为之震惊。以“光谱行动”(Operation Spectrum) 为代号，援引内部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 进行的大逮捕，宣称是一项维护国家安全的举措。尽管如此，在行动中却没有搜获任何武器与炸药。破晓时分一举拿下16人，仿佛这还不足以震慑国人，一个月后另有六人落网。这六人遭难，只不过因为公开发言反对第一次逮捕或参与营救被捕者的运动。

被扣者面对的指控十分奇特。他们被指责有共党联系（见《海峡时报》1987年5月22日报道），意图利用合法与正当注册的团体（含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团体），来达到建立马克思主义国家的目的。政府宣称被捕者其中有多人，也企图利用罗马天主教会来“颠覆新加坡既有的社会与政治体制，采取共产统战策略，目的在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奇怪的是，在长时间的侦讯与刑求下，许多被扣者最终被迫承认他们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受友人“利用”。更奇怪的是，根据官方后来的披露，让政府感到不满的其实是四名天主教神父，而不是16个被捕的人。

逮捕发生后，让新加坡政府始料不及的是，来自人权机构、教会、新加坡国外的政府与个人、国际媒体的声明，以及对新加坡虐待囚徒的控诉竟如雪片飞来，使他们逐日、逐周、逐月为驳斥这些而疲于奔命。被扣者的朋友迅速建立起世界性的网络，进行反驳官方指控，为被扣者的人格作证，揭露被扣者遭受肉体刑求与精神虐待这一类的工作。新加坡驻外使馆和新航办事处，不断因此事面对质疑与抗议。美国、日本与欧盟国会持续关注与这次逮捕相关的信息。新加坡驻外大使与部长们，无法逃避针对官方如何对待囚犯、以及同民主国家法治相抵触的在不经审判情况下强行拘押等问题的质问。

官方分批释放了被扣者，但释放的条件是被扣者必须同意先上电视，接受事前彩排好的所谓访问。截至1987年12月底，除了钟金全(Vincent Cheng Kim Chuan)，所有其他人都获释了。

内部安全法令赋予政府不经审判程序，无限期逮捕、扣押他人的权力。新加坡历史显示，在不经审判情况下被拘押经年的无辜者，包括了学生、大学讲师、医生、记者、律师与工运领导人。有些被拘押的时间，甚至比终身监禁的刑期更长。1987年12月政府拒绝释放钟金全，使获释者内心深感不安。加上政府对被拘押者不断作出抹黑式的指控，而且否认有在狱中虐待被扣者的行为，终于导致联合公开声明事件的发生。

联合声明与重新逮捕

1988年4月18日，九名已获释的囚徒发表声明，驳斥政府对他们的指控，并确认他们曾经受到虐待。其中八人在隔天即被重新逮捕。第九名，邓凤霞(Tang Fong Har)，因为当时人在英国所以逃脱。她没有回到新加坡来，选择留在国外从事营救友人的运动。目前她以政治流亡者的身分在香港居住。

1988年的重新逮捕，使钟金全获释的希望破灭。同时导致萧添寿(Francis Seow) 与常国基两人被捕，他们是代表许多被扣者的卓越律师。一个像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竟如此公开地滥权糟践律师，真是难以想象。

面对无限期拘留的威胁，数名被扣者转向高等法庭要求释放。法庭辜负了他们。法庭在1988年12月所作虚与委蛇的判决，也许能给新加坡未来世代带来一线希望，对被扣者却是沉重的一击。法庭以技术问题为依据下令释放他们，使他们一踏出监狱旋即重新被抓回。结果，他们的司法诉讼只好循法律程序从头再来一遍。

截至1990年，所有人获得释放，这回总算包括了钟金全。政府在释放这些人后，对他们的行动自由、集会、言论自由等仍施加若干限制，这类限制延续了好些年。

收拾被打破的生活碎片

获释的囚徒们，在下来二十年里默默地过日子。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回返被捕前的专业。钟金全是受打击最大的一个。他原来是大主教管区正义与和平委员会(Archdiocesan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的行政秘书，该委员会在他被捕不久后于1987年5月关闭，他的工作于是没了。幸亏他有广泛的联系与智慧，藉此转轨成为一名天然保健护理师。他在狱中从书上自习反射疗法(reflexology)，这时正好投入应用。

有些人在获释后离开新加坡，到外国去工作或进修，好或不好，如此过了数年。留在本地的，设法弥补在牢里丢失的岁月。更重要的一点也许是，他们相互保持着联系。遇到1987年5月21日的周年时，偶尔有人会记起。在某些周年来临时，他们和朋友、家人聚餐，重续友谊，唱几首歌缅怀旧时情境。十周年那天，他们和朋友、亲人一起在汤申路的攀藤餐馆(The Vines) 吃午餐，并现场向出席者分发一本收集他们若干狱中家书的小册子。大家都忙于工作，十五周年被遗忘了。在二十周年（2007年）来临前，几名前被扣者决定要针对1987年发生的事进行讨论与回忆。他们邀请了被指控为阴谋领导人的陈华彪(Tan Wah Piow)，以及数名关心此事的朋友，到柔佛的某一个度假屋去过周末。这是个为了厘清1987年事由及交换相关经验的私人集会。这是首次，他们就此进行了触动心灵的深入讨论与分析。

觉醒

2009年5月，数名年轻的新加坡人在芳林公园举行抗议集会，要求废除内部安全法令。这恰是1987年5月21日的第二十二周年。若干名前被扣者出席了这个取名为“不忘22名新加坡内安法受害人”(Remembering 22 Singapore Victims of ISA) 的集会。他们默默观察这场抗议集会。年轻人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但没有和他们交谈。看见有人组织这样的集会真好。

那场集会，给经受过内安法折磨的幸存者带来震撼。他们意识到新加坡人在追问过去的事，也许这是他们该把自身故事说出来的时候了。

下来一年，“第八功能”(Function 8) 以社会企业的性质注册成立，张素兰的狱中回忆录《在蓝色栅门的后面》(Beyond the Blue Gate) 出版。

2012年，“第八功能”联合人权组织“尊严”(MARUAH)，在芳林公园举办集会，纪念“光谱行动”25周年。他们在现场展览了一些物件与艺术品，仿造了牢房和审讯室，向公众展示牢狱生涯是怎么回事。那次集会取名为“我们有日也许重返梦想，纪念1987年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阴谋’”(That We May Dream Again, Remembering the 1987 'Marxist Conspiracy')。

2015年3月，罗马天主教会大主教 William Goh 在为已故前总理李光耀举行的一场特别弥撒上，向在场的“5000名天主教徒，包括40名神父”致辞时，提及1987年22人被捕事件，称之为教会史上的“黑暗时期”。据报道他也这么说：

大主教关于回返过去毫无意义的劝诫是错的。关于回返过去只是为了“舔舐我们的伤口”的说辞，对还原真相更无助益。

天主教会对政府针对教会工作者、义工与神父作出严重指控一事，至今仍未作任何查找真相的努力。缄默和无作为，就能把教会史上的“黑暗时期”点亮吗？教会什么都不做，“黑暗时期”就会自动消逝吗？过去的鬼魂，真不会回来骚扰我们？

我们不否认，1987年的国家暴力，天主教会也是受害的一方，当非政治人物的大主教 Gregory Yong 在总统府向压力屈服时，他原可效法1990年代在南非领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的图图主教(Bishop Desmond Tutu) 的榜样。

当我们在等候教会采取行动与“光谱行动”天主教受害人达成和解时，我们对 Patrick Goh 和 Edgar D'Souza 两位神父的文章表示激赏。他们讲述的故事真实反映了天主教会在“光谱行动”前所扮演的角色与风范。遗憾的是，这样的典范惹恼了当权者，横遭当权者的粗暴镇压。

“光谱行动”是对公民社会重新崛起的一次笨拙但成功的攻击。这是个多层次的攻击，清除了我们学生运动的参与者，摧毁或削弱了若干合法团体的生气，其中包括一个专业组织——新加坡律师公会(The Law Society of Singapore)。

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让新加坡人了解198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而自行判断一个导致必须采取“光谱行动”，抓捕22人及两名被捕人代表律师的所谓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究竟是否真实存在。

张素兰
2017年5月

（按）：原载 2017-05-22 《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