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陈仁贵同志致敬

English version: 〉〉〉Tribute to Tan Jing Quee

　　我带着极其沉重的心情为陈仁贵同志撰写了这篇悼文。他是我最亲密的同志之一。我们的友谊可追溯到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日子。

　　仁贵加入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后，成为一名杰出和积极的会员。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共同信念和理想的基础上。在俱乐部的座谈会或讨论会上，他以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渊博知识的论述，卓越显露出才华。他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识及其应用在当时的政治斗争环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后来担任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主席兼俱乐部机关刊物《华惹》的编辑。

　　在俱乐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仁贵发言强调，社会主义者与社会福利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不同的——社会主义者的工作是争取实现一个完全根除贫穷和社会不公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工作则是治标的，仅仅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的社会病态。

　　在我于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中被捕前的几个星期，他们都深知自己会面临被逮捕和监禁。仁贵和其他几个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会员来我家，讨论在我们预计的被捕后，他们能够做什么。他们充分知道，如果在那个时候参与活动，也必将被捕坐牢。但是，仁贵义无反顾，下定决心，接受挑战。

　　我在坐牢时，获悉仁贵从大学毕业了。他没有找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而是投身于职工会运动，领取微薄薪金。他出任新加坡商行雇员联合会(Singapore Business Houses Employees' Union (SBHEU)) 的受薪秘书，尽心尽力争取改善工会会员的工作待遇；该会会员大多数是受英文教育的工作者。在1963年9月，他以社阵候选人参身份，参加大选，差一点当选，仅以200多票之差，输给一名行动党部长。一如所料，在大选过后，他与社阵的其他候选人一起被捕，不经审讯遭监禁。

　　他在1966年获释时，新加坡商行雇员联合会已被封闭。社阵在遭受无数次镇压后也陷于无力状态。仁贵决定离开新加坡到英国伦敦攻读法律。在伦敦时，他曾协助照顾林清祥；林清祥因抑郁症急性发作，到伦敦过流放生活。

　　回到新加坡后，仁贵当了一名执业律师，仍保持对新加坡政治的关心。结果，于1977年和其他大约20名律师、大学毕业生、职工运动者及政治活跃分子等，在内部安全法令下一起被捕。在监禁期间，他与大多数政治犯一样，遭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虐待，他在诗集《内部安全法令下的政治犯》诗篇有生动的描述。

　　仁贵在被监禁（注：第二次被捕）三个月后获释，但他并没被监禁吓倒，反而变得更加坚定。他专心致力于从另一角度撰写新加坡历史。他在英国档案馆发现了确凿证据，揭露了行动党领导人跟英国殖民当局之间的勾结与共谋，达到何等令人震撼的程度。所有这些证据都收集在他所编辑的《我们星空的彗星》和《华惹时代风云》等书中。最后，尽管罹患绝症进入末期，身体非常虚弱，他仍然顽强苦撑，坚持完成了《情系五一三》的编写和《巨浪》的翻译等工作。事实上，当时他的眼睛已经全瞎、身体行动不便。不过，在精神上，他还是思路敏捷，斗志昂然。虽然还身处绝症晚期治疗中，他还亲自远赴吉隆坡和槟城出席两本新书的发布会。甚至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他又着手策划另一本关于冷藏行动的书。他的过早逝世，让我们失去一位终身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知识分子。我谨此自豪地向一位勇敢、矢志不渝的社会主义战士陈仁贵同志致敬意！

2011/06/11

（录自《坚贞的人民英雄：林福寿医生逝世五周年纪念》，121页，201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