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林廷锷(曾肄业于南大史地系)
* 本文稿摘录自《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附录之二》pp.373-423。*
林清祥出生于1933年，那是世界经济大衰退的年代。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随着爆发。1942年日本侵入马来亚，接着的三年八个月是日本统治时期。当时他才九岁。
1938或1939年，他唯一的叔叔，响应陈嘉庚号召前往中国当抗日志愿工作人员。模模糊糊，这期间他有了爱国的政治意识。当时爱的当然是指中国，恨的是占领中国领土的日本鬼子。
日本占领的三年八个月里，他家首先遭人放火烧得精光。全家随着大家逃亡，躲到附近丛林密处避难。这段期间，目睹了父亲的朋友，在妻子儿女被日本兵惨杀后，逃难到他家的实况，加强了他早期模糊的政治与民族意识。
日本投降后，1946年他重新投入校园完成小学教育。1948年小学毕业时，已经十五岁了。
1949年、1950年是个历史性的年代，当时亚、非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席卷全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学校里一片沸腾，迎接着人类新的历史的到来，身为被迫害与被鄙视最甚的华校生，身为还在殖民地桎梏下挣扎的奴隶，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自然而然地，他投身到这历史的洪流中去。
这期间，他沉醉于阅读及其他活动，从书本中阅读了不少苏联作家的小说、诗歌，也醉心于哲学、历史与政治书籍，慢慢地，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国家、民族与人民若不能得到自由解放，个人也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而国家与人民要获得自由、解放，必须唤醒与团结所有最受压迫、最受损害的人，团结起来奋斗到底。他开始倾向于并接受社会主义，接受它为人类的一种美丽远景。他深切感到，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拒绝看到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贫穷、疾病，人人可以平等、自由与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的实现。”
五十年代共产主义是世界两大思想体系之一，是极受欢迎与普遍被第三世界接受的思潮，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历史最久的一个政党，反对英国统治最坚强的政党便是马来亚共产党，在许多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的政党出现前，已有无数爱国儿女投入马共的怀抱，为实现摆脱英国人统治而奋斗。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51年底他接近了抗英同盟的活动并在稍后成为其活动及小组领袖。回想起来他为自己能响应时代号召，毅然加入了抗英队伍而非亲英队伍感到自豪。总结而言：他当时的理想是为摆脱英国人统治，为实现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马来亚而奋斗。他对自己说：“这里躺下的是个普通的灵魂，在他有生的过程中，他已极尽所能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人类最美丽的理想——为实现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没有贫穷、疾病，人人可以自由发挥其潜能的和平与民主的社会而奋斗！”
以下是林清祥对十八个问题的反思与评说：
一、如何成为职工运动领袖？
1953年底或1954年初，一位巴士工友介绍他到新加坡巴士车工友联合会樟宜分会当受薪秘书，接着兼任该会巴耶礼峇分会秘书；随着担任马来亚纺织厂工友联合会秘书。
他说：“这期间我认识了马来亚黄梨工友联合总会主席兼新成立的各业工厂工友联合会主席林振国先生，与他的同僚杨高锦先生对于我在两个工会的表现有好印象，便热情地邀请我前往担任他们的总务要职。”
“当我加入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时，会员不过近千名，不到一年，增加到三万多名，成为当时声势浩大的工会之一。当时，如果缺乏新的历史条件，缺乏一大批工会骨干，缺乏敢于牺牲、齐心合力的干事，我个人的努力根本无济于事。当然，我个人具备了一些特殊品质，例如：准备牺牲，与工人真正打成一片，即使当了议员还在工会睡板凳，处处为工人设想，并能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努力，这都是使我成为职工领袖的条件。”
二、加入工运想达到什么目的？
不外就是：
| · | 唤醒、团结工人，为他们争取合法权益，包括工资、工作条件、假日、病假、花红等等。 |
| · | 通过团结他们形成一股强大力量，以废除不合理的劳工法令。 |
| · | 在政治上提高工人的认识，共同为争取实现一个独立、自由、和平与民主的马来亚而奋斗。 |
| · | 号召工人加入人民行动党，促使行动党在选举中获胜。 |
三、1955年林德宪制下的大选
他说：当时在一些马大生与华校中学生介绍下，他与李光耀先生有了接触，出席他在 Oxley Road 私人住宅地下层的集会，商讨有关筹组人民行动党的事。1954年底，人民行动党宣告成立。
他说：“1955年4月林德宪制下的第一届大选，在邮政工联所举行的行动党候选人介绍大会上，李光耀亲自宣布我为候选人之一，大选结果，我当选武吉知马区议员。”
“林德宪制的进展，说明英国不得不做些政治让步，政治气氛因而稍微开放，许多新的职工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这些工会如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比较能照顾工人，逐渐取得工友的信任与支持。
1955年大选竞选运动期间，群众情绪高涨，冲破了自19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以来的白色恐怖氛围，工人的恐惧心理逐渐消除，他们敢于团结起来，加入好的工会，为争取自己合法的权益而奋斗。那次大选，我敢说敢言，深深取得人民的信任，特别是劳动人民和工人眼中，我成了真正的代议士，是准备为他们牺牲的英雄人物。”
在当职工运动领袖期间（1954年—1956年）犯过错误吗？
他说：“我是凡人，是历史的产物。我身上刻印着历史的烙印，与其他人一样，也受历史局限性的局限，我当然会、也曾经犯过错误。”
四、谈谈1954年与1955年的暴动
1955年5月12日福利巴士车工潮演变为暴乱的事件。
他认为：“我们应对暴动的含义有个清楚的认识。从字面上看，暴动似乎是指一群人有组织、或自发的采取了某些超越法律所允许的行动，去实现或企图实现它的特定目标。”
“暴动可以是自发的、有组织的，也可以是被挑动起的。暴动要产生，先得具备一定的社会心态，因为它往往是在激情高昂的情况下才会有的行动。除非一个社会已经确立了牢固而又习惯于调整以适应新历史条件的民主机制，否则当它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阶段，从旧秩序转入新秩序，或者当它刻不容缓，到了必须调整某些旧秩序时，总会出现暴动或暴乱。那种脱离历史条件、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状态，妄自尊大或自欺欺人的所谓‘今天多太平，你们当年多乱’的说话，这显示了言者若不是无知，便是有意愚民以巩固自己。”
“1954年至195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一个转捩点。一个从实施‘紧急状态’转入实行林德宪制改革的转捩点，一个由充满高压的白色恐怖转入具有限度自由、民主开放的转捩点。
在这样的历史转捩过程中，新兴力量与旧势力、旧习惯、旧传统的斗争往往更为激烈。一些出轨的行动，如不合程序、法规、惯例等的‘骚扰’或‘暴乱’也就必然浮现。渐渐地，当新势力完全战胜或克服了旧事物，新的处事程序、法规、惯例便形成并被接受，社会也自然安稳了。”
五、你当议员时期望得到什么？
1955年4月2日林德宪制下举行的第一届大选，行动党派出四名候选人，林清祥是其中之一，竞选武吉知马选区。当时行动党所提出的竞选纲领如下：
（一）政治方面：
| 1. | 争取一个全部民选、拥有主权的立法议会； |
| 2. | 建立一个多种语言的立法议会； |
| 3. | 废除国民服役，只有一个全部民选的立法议会才有权通过抽壮丁法令； |
| 4. | 与马来亚合并； |
| 5. | 所有以马来亚为永久居留地者应授予公民权，拥有特权的外国人不应授予投票权； |
| 6. | 废除紧急法令中有关禁止言论、结社等自由的限制，一个非全部民选的议会无权实行不经审判的拘留令； |
| 7. | 修改劳工法令。 |
（二）社会方面：
| 1. | 废除劳资纠纷法令中不利于工人利益之条款； |
| 2. | 通过“劳工宪章”以便：
a) 订下最低薪酬 b) 男女同工同酬 c) 40小时工作周 d) 每年两星期年假 e) 童工与分娩女工津贴 f) 对失业者的援助 g) 增强劳工赔偿法令以协助在工作中受伤的工人 |
| 3. | 让十六岁以下儿童享有免费教育，各民族有权发展本民族的教育与文化；财政上援助各民族学校； |
| 4. | 清除贫民住宅区，予信托局免息贷款以建造低廉价格之住屋。 |
（三） 经济方面：
| 1. | 实施税率改革以保障本地工业； |
| 2. | 争取全马来亚之贸易自主权：即废除对橡胶、锡出口之禁令及由本地自行控制黄金储备金。 |
他说：“当选议员或人民代议士时，我非常期望：
1. 能继续在议会内外通过教育，发动群众去实现以上的竞选纲领，即便不是全部，至少也包括其中大部分；
2. 为我选区人民尽我绵力，替他们解决待解决问题。”
当时的立法议院只许讲英语，未实行多种语言制，他是华校生，英语差劲，这大大妨碍了他在议会发挥自己的辩才。
(四) 竞选时期的气氛如何？
“1955年4月的选举，有限度的政治开放，群众热烈响应了行动党的号召，这是因为当时行动党提出的竞选纲领适时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而行动党领导人与候选人如李光耀与林清祥等都敢于仗义执言，积极抨击殖民地政府，抨击那些不利于人民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政策，在广大群众间引起共鸣。竞选时期，各种大型群众聚会如火如荼展开，气氛热烈，默迪卡之声响彻云霄，当时出席群众大会的人数，经常是上万或数万名以上，而现场秩序井然又充满激情。竞选运动的展开，大大提高了群众的认识。”
(五) 在武吉智马选区获胜时的感觉？
“感到欣慰也感到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大，要做的事很多，要学的更多。这是场宪制斗争，你必须对宪制与法律有起码的认识，而这些文件都以英文书写，你不能先停止工作来学好它，自己是华校生，仅仅是初中三年级学历的华校生，责任感又很强，面对的压力非比平常，也许因为责任心重，加上全心献身人民，自己总算苦拼出一条道路。”
六、对1956年4月伦敦宪制会议的回忆
（一）林德宪制的局限性。
（二）人民要求真正完全独立、自主。
“这期间人民开展了签名运动，举行了群众大会，要求马上让新加坡独立。一个为迎接英国工会代表团，以表达新加坡人民渴望自由与独立的‘独立周’活动于1956年3月初举行。这项活动诉求的高峰，是1956年3月18日在旧加冷机场举行之各党派联合群众大会，出席人数多达四万人。”
各党派13人宪制谈判代表：
1. 首席部长马绍尔先生；
2. 四位劳阵部长：Hamid Jumat、Lim Yew Hock、J.M. Jumabhoy、Braga；
3. 政府后座议员：余炳川、黄富南；
4. 行动党代表：李光耀、林清祥；
5. 民主党代表：林子勤、陈维廉；
6. 自由社会党代表：林坤德、林春茂。
（三）不利于谈判的一些主客观因素：
| 1. | 代表团摆不出真正团结的阵容，各成员缺乏共识是主因。马绍尔本身不够坚定，经常受情绪所左右；自由社会党代表随时准备与英国人妥协；李光耀所要看到的，是能确保行动党执政又能控制左派的宪制安排，他也不愿看到马绍尔在争取自治、独立方面的风头比他还健。 | ||||||
| 2. | 当时英联邦一些通过宪制途径独立的国家如塞普鲁斯、锡兰等地的某些发展，致使英国执政保守党内的右派，抗拒对新加坡这个军事要塞做太大的宪制让步。 | ||||||
| 3. | 新加坡代表团员只是不很强烈地表示：“立即使新加坡取得独立、完全自治是阻止共产主义威胁的办法……” | ||||||
| 4. | 英国殖民地大臣 Lennox Boyd 在一项结论中却表明：“英国被要求在与新加坡的关系上，在现阶段采取断然、永久的做法，放弃一切权力与力量。然而现阶段所观察到的是，新加坡并没有一个安定的民主政府，且没有政党持大多数议席，当它无法预见到未来内部的发展，而又面对亲共强大的渗透力量在工作着时……”因此，英国需保有最后的权力，以阻止新加坡落入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 | ||||||
| 5. | 单就行动党代表李光耀与林清祥来说，两人之间就存有许多可以说是“历史造成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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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谈判时的立场如何？
林清祥解释说：
1. 基于上述认识，我知道谈判成功希望非常小。
2. 我的立场，基本上也该是行动党的立场：
| a) | 全力支持马绍尔争取包括控制内部治安权力在内的完全自治宪制； |
| b) | 唯一的局限是，应设有一个英国拥有大多数席位的防务与内部治安委员会，英国方面仅提供意见与咨询，但不能强制执行政策； |
| c) | 若英方不喜欢新加坡政府不顾其劝告，它有权解散政府与终止宪法。 |
我对上述立场强烈的表现，多少会给李先生一种错觉，以为若无法实现，我宁可看到会谈失败。
| i) | 最起码地，要避免它破裂 |
| ii) | 有些“史书”与评论家总喜欢说“林清祥是唯一一个希望会谈失败的代表……”林清祥是马共，而马共是好斗，喜欢暴力的。这些人更忘了林清祥至少知道，1955年12月28日马共已于华玲与东姑·阿都拉曼举行会谈，在林清祥看来，这意味着马共在大退却，也许当时不那么明确，但会知道，若大后方都在退却，难道孤岛上的新加坡反要来场大反攻吗？ |
（五）代表团就像马戏班
部分代表团成员一抵伦敦，便进行政党政治活动，如马绍尔向留学生发言，寻求行动党摆脱亲共力量的影响，接下来李光耀的某些活动多少炫耀行动党在留学生与英国朝野人士之间有更大影响力，这对促成代表团团结一致应该都是不利的。
林清祥说：“我当时仍非常尊重李先生，也希望见到反殖力量的大团结。”
由于双方对于“内部治安”掌管权无法达致协议，会谈陷入僵局。马绍尔过后想召集代表团会议，提出折衷办法，他支持他的建议，但遭到一些团员的阴谋破坏。一些代表团团员在与英方默契下，已酝酿由林有福取代马绍尔，因为马绍尔已宣布，谈判若失败，他将辞职。
会谈失败后，要大家绝对保持冷静，不可轻举妄动。
1955年大选中，林清祥已成为群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个肯牺牲、坚决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人物。1955年他已成为左派或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职工领袖，不仅是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总务，也是许多个别工会的顾问，又兼任妇女协会、农民协会、家长联谊会顾问。
同年，不由得林清祥自己，历史已使他成为行动党内左派的发言人或领袖。不仅在行动党的所谓“非共”领袖，在英国政府、联合邦政府及其他一切右派政党看来，林清祥是坚决反英的亲共首领。
1956年四、五月间在英国举行的宪制谈判破裂，关键问题就在于内部治安权力及如何先清除像林清祥这样的份子，所以1956年10月26日，宪制谈判失败后的五个月，林清祥与许多同志被捕。
七、被捕对职工运动有何影响？
林清祥指出：“五、六十年代，学生运动与职工运动是反英殖民主义运动最坚强的两股力量，说它们是反殖先锋并不为过。没有取得他们支持，不会有今天的行动党政府，没有他们的牺牲，英国人不会退出或这么早退出，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新加坡。站在英国人立场，怎样分裂与削弱这两股力量是重要的战略之一，逮捕这两股运动的领袖、基层领导人及封闭他们的组织是削弱与瓦解这两股力量的方法之一。”
这就是说，林清祥与他的职工运动同志被逮捕，肯定地会暂时、直接地打击职工运动，影响工人生活，使反殖民运动出现暂时混乱。
八、被扣留期间的感觉
林清祥在1956年10月26日被捕，1959年6月4日获释。
林清祥解释说：“我被单独监禁，关在一个叫 Refractory Block 的地方，指的是不可改造者、顽固者的拘留处。我的亲密同僚蒂凡那、方水双、兀哈尔、曾超卓、普都遮里及陈文英则全部被关在自由营（之后改称明月湾的拘留营）。我被扣初期，李光耀先生常到牢里会见我。最初谈的是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将面对被封的问题，接下来他非常担心由于我的被捕，在外头不知道要跟谁接头的问题，他非常担心1959年的大选及是否要组织政府的问题，看到他有着这么大的后顾之忧，就在此时，我向他提出，我要离开新加坡，前往印度尼西亚深造。”
在单独监禁期间，林清祥把重点放在学习马来文，热衷于马来文，可能是深受当时思潮影响，认为掌握了它（它当时己普遍被接受为国语），便能更好地搞好各民族团结工作，也是他提出到印尼进一步深造的原因。
回到自由营与其他同志一起后，面对一份已起草好的《马来亚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声明，大家都提心吊胆，想知道他的态度，原来这期间李光耀、吴庆瑞等经常访问他们，要他们在出狱前先表态。
看完了蒂凡那等人起草与签署了的声明，林清祥修改了几个字眼，终于签上。这便是后来著名的出狱声明的背景。原则上，林清祥总觉得在狱里签署有点不明智，用英语说是 under duress（被逼的）。当时，这项声明的签立终于成为一个先例，自此以后，政治扣留者要获得自由便必须签署一纸声明。出狱前夕6月2或3日，行动党中委假福建会馆匆匆举行大会，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林清祥指出：“若要我简短说被扣留时期的感觉，可以这么说，感到未经审判长期被扣是种非常残酷的刑罚，表面上顶文明、斯文的，我被分配到不错的食物，每天有两粒鸡蛋，当议员每月五百元的津贴照发，还有一个半神经质的犯人叫温阿历的替我打扫牢房。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想这种刑罚比起日本人那种白刃进红刃出，或一颗子弹快速解决掉更残暴。因为，这是种慢性的、经年累月的、逐步摧残人性的作法，这种刑罚比施在刑事犯上的刑罚更残忍，一个刑事犯即使杀人放火定下死刑或终身监禁他有个目标，死刑若上诉不得逞就是订期见上帝去。终身监禁的人扣七扣八也不过需在牢里十二、三年，他知道自己有个日子可以等，而政治扣留者是无限期的，直到你在人格上做出自我摧残、满足政治敌手时才有所谓获释的机会。
最好的一种体会办法是，让我把你们关在一个最最舒适的房间，给你山珍海味，不过不准阅读任何未获批准的读物，不准与他人交谈来往，不准有电视或有长短波设备的收音机，起身入睡一切有规定，别说关你一年半载，一个月就好了，然后你告诉我感觉如何？而在被关期间，由于是政治犯，你又不须工作，像犯人那样工作，你除了在那小天地度方步以外，剩下的是时间，无数的时间，若你不能自拔，在那种情况下你真正才会体会出什么叫着度日如年，而当你望着那座牢狱石墙内外，有多么多事你想做，你可以做而你又不准做，你才真正会懂得什么叫挫折感。”
九、在扣留时期发生的令他感到无奈、挫折的事
林清祥解释说：
| (一) | 1957年8月行动党党委的改选事件，我记得很清楚，阿末·伊勿拉欣在事件过后到 Refractory Block 探望过我，我对他表明并不赞同 T.T.拉惹等人的做法，但我更强烈表示，李光耀等人退出中委并与 T.T.拉惹等人公开决裂，划清界限，无异于邀林有福尽早向他们下手。事情果真如此发展，不久，陈世鑑、陈从今、吴文斗、王财安与陈贡源等另一派中委全被逮捕了，我的挫折感异常强烈，我坚信若他们没有被扣留，这事件完全可以避免，以更适当的方式得到合理解决。 |
| (二) | 关于我的同僚蒂凡那、方水双、兀哈尔、曾超卓及普都遮里等签署主要由蒂凡那起草的《马来亚社会主义者的道路》之出狱声明，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它是有分量，具远见的，不过，这文件产生的经过与背后动机我不很同意，它是在我被完全隔离受单独监禁情况下出现，是在全体同僚被扣留时，在被迫情况下的一种表态。我有被玩弄的感觉，我一向主张坦诚相对，我相信当时若他们没被捕，这件事不至于发生，即使历史条件要求，大家能坦诚相对，同样一份或更好的、更具说服力及影响力的文件可能会在自由的、完全正常的气氛下产生。 |
| (三) | 郑越东代表工人党在市议会竞选中突然退出选举一事，我当时并没有看出其中具有什么特殊意义，没想到还是马共地下与李光耀的一宗“交易”。 |
| (四) | 1957年3月与1958年5月在英国举行的宪制谈判之事，我既然参予了第一次宪制谈判，对要谈的内容、第一次谈判破裂的因素都相当清楚。1957年3月与1958年5月的宪制谈判他们都在牢里，基本上它的内容与第一次谈判大体相同，谈判肯定会达致协议，对英国人来说，至少新加坡强大的左派暂时被削弱了，对李光耀先生来说，他的一大后顾之忧相对减少了，更何况谈判中又出现了一项被新加坡各政党接受的“禁止知名颠覆份子参予第一届大选之条款”。有了这项规定，将在来届国会或政府中起一定影响的因素人为地给除掉了，于是各方功德圆满地欢庆宪制谈判圆满结束。 |
对于“颠覆”的涵义与看法，林清祥与李光耀先生的看法有原则上的不同。他认为：“一般来说，颠覆指的是通过各种行动破坏现存制度。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不仅我们新加坡人民，亚非拉人民都风起云涌献身于破坏存在着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制度，行动党的成立及其建党宣言也反映这一时代精神实质。因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特别是作为反殖政党来接受这样的条款，说得温和点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已经独立了，拥有自己完整主权又是民选政府在掌管，问题就有了质的差异。”
十、对1959年大选结果的反应
林清祥指出：“兴奋、雀跃又有点茫然”是当时反应。“兴奋与雀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己协助建立与支持的政党终于在选中取得胜利，可以执政了。从个人自私立场看，自己就要获得自由了，怎不叫人感到兴奋与雀跃呢？而感觉有点茫然，带着混杂着不知所措与又有点失望的情绪产生的茫然，却不是局外人所能理解的。《马来亚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文将引起的观点分歧与纷争，仅六至八名与领导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扣留者立即获释，其他扣留者必须等待些时候才能获释，大选活动激起的期望与现实情况差异可能带来矛盾；未来个人将起与可能起的作用；李光耀先生，至少对我获释还存着的多少个人后顾之忧……单单这些就够你产生‘有点茫然’的感觉了！”
十一、与其他同僚走出监狱时的感觉
林清祥说：“1959年6月4日，在内定内政部长王邦文先生引导下，我们离开樟宜监牢，步上停在外头的豪华汽车，被载往设于大坡大马路的行动党总部，在那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马来亚社会主义道路’的表态声明。一路上受到两旁群众热烈欢呼，当我过后往密驼律泛星工业工友联合会会所时迎接的是欢呼、鞭炮声；横在会所大横梁的大标题是欢迎民族英雄林清祥获得自由。”之后，我往武吉知马选区，裕廊支部，一路上，群众拥挤在道路两旁欢呼，除了兴奋感动外，你不禁发现群众对自己的期望是非常非常之大。“将做什么？能做什么？”又强袭你的心头！凭着自己多年在群众工作中积累的经验、直觉告诉我，“你是当前群众运动的真正地心吸引力！”现在回想起来，若要夺去行动党领导权或置行动党政府于死地，当时，我只要一声呼唤，刚成立的政府将非常难过关，不须等到1961年或1962年！”
十二、艾登园茶会（1961年7月）事件
林清祥指出：“芳林补选是因为王永元提出十六条议案，导致被开除出行动党后所造成的。这十六条议案普遍地反映出当时群众的要求与情绪，以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高层认为这是一种挑战，是王永元个人野心的表露。在思想意识上，王永元与李光耀应该没有重大分歧，不过（两人）之间却存在极大个人矛盾。1959年6月5日我出狱的第二天，行动党元老陈岳英曾到泛星工联访问我，这时他已坚决站在王永元一边。他告诉我永元想与我见面，谈谈如何合作防止李光耀的独裁与右倾走向，我婉拒了这项邀请。”
“当时，我做了一件该做的事，把情况反映给李光耀，我知道他对我存有很大疑虑，我不能不设想这是否是他设下的圈套之一。”
芳林事件的发生说明王永元与李光耀已水火不相容。王永元相当明了当时群众的心理与情绪，十六条议案便包括了“释放政治扣留者”与“统一工运”的问题。这使一些左翼领导人感到为难，也误导了群众，绝对多数左派领导人在王永元与李光耀之间选择了李光耀。在他们看来两者都是深具野心的人，一个是多少摸透了的，一个是未知数，只好选前者，却也不否定王永元“要求释放政治扣留者”与“统一工运”议案的正确性，李光耀并不满足，他要求绝对的、没条件的支持。否则，失败了就“放弃政权”，让英国人来收拾左派。
芳林补选的结果，行动党是失败了。就在李光耀恫言“放弃政权”声中，马来亚总理于1961年5月27日提出组织包括新加坡、马来亚联邦、汶莱、沙巴与砂拉越在内的马来西亚计划。
基于以上背景，我们一些被认为是行动党左派的领袖们，想到应该到英国驻新加坡专员公署拜访谢尔克（Lord Selkirk）最高专员。既然李光耀要“放弃政权”，“收回安全保护伞，让英国人来收拾左派”，接下来的马来西亚计划也是为解决“新加坡有太多华人、太多左派”的问题，左派领导人当然想要了解英国人的态度，“是否英国政府只容许行动党执政，别的政党，如左派政党循宪法途径取得政权并尊重宪法，难道英国人就不容许？”这就是参加艾登园茶会的真正目的。
这本是件寻常事，是搞政治活动，特别是遵循宪法的政治活动极其正常的合法活动。
行动党却故弄玄虚，说是项“密谈”，是什么“左派领导人上了英国佬的当”，好像除了行动党几个寡头外，其他的人都是轻易任人摆布的蠢蛋。说穿了不过就是“我可以做的，除我以外任何人都不可以做，若你硬要做，便是荒唐、幼稚、不合逻辑！”
十三、为什么要成立社会主义阵线
成立社阵之背景：
社阵于1961年9月17日成立，发起人包括普都遮理、S.T.巴尼、兀哈尔、李绍祖医生、林史宾、陈清动、王清杉、黄信芳、陈新嵘、方韵琴、陈炎成、刘坡德、方水双、盛南君、林清祥等。
1959年取得政权后，行动党的“革命热情”开始消退，渐渐放弃建党宣言的革命立场，并决定与左翼决裂。它具体体现于几方面：
| （一） | 1957年8月在羽球馆举行的中委改选，当 T.T.拉惹所带领的一派挫败了王永元等人，李光耀便公开宣布与他们决裂，导致他们被捕。 |
| （二） | 多方孤立与打击林清祥。 |
| （三） | 1958年在英国举行之第二轮英新宪制谈判，接受了“禁止牢中知名颠覆份子参与大选”这一条文。 |
| （四） | 在八名与行动领导层有密切关系的左翼领袖于1959年6月4日出狱前夕，匆匆假福建会馆举行党中委选举，确保这群人无法参选。 |
林清祥指出：1959年5月31日大选时，我和同僚还在牢里，牢外某些对左翼势力有影响的人号召群众全力支持行动党，无形中让行动党变得高傲、加强了它日后与左翼决裂之决心。左翼（包括共产党人）似乎错误地以为，行动党若大选失败不执政，他们便会失去所谓安全伞，会完蛋。他们忘了，当年若左翼垮了，行动党也会跟着完蛋，后者可能就此没翻身余地。左翼（包括共产党人）自以为是与行动党领导人搞了“统战”，以为可以全力支持它抗拒与反对英国人。1959年6月4日，我获释后，才得知有这么一种“统战”，而这项“统战”稍后在李光耀为推行其“合并”而广播的“十二讲”中得以证实。这似乎是个没有基础，一面倒的“统战”。左翼（包括共产党人）不但选错了时间，对局势的评估也有偏差，若左翼（包括共产党人）能在1954年行动党刚要成立时，统一了自己的思想与行动，派出代表以组织对组织的形式与李光耀达成统战基础，也许局面会有所不同。
等到1957年在羽球馆举行的行动党中委改选事件后，突然有马共代表去谈统战，对局势估计再犯偏差，死死认定“敌强我弱”，没有“李光耀为首的安全伞”就会完蛋，却不知当时老李也急得赶到监牢问我“林村”一事。他一面担心若行动党不全面竞选以便执政，行动党会从此完蛋，一面又担心若没有“林村”等的全力支持会上不了台，或上了台也坐不稳。这条思路与以蒂凡那为首的几位牢里的左翼领导人，急欲表态写出了《马来亚社会主义者的道路》一文时的内心思想相吻合，他们似乎也深恐行动党若不执政便会被关禁至死。他们没想到，马来亚有史以来对付共产党人，或“亲共者”，或异议份子，手段最残酷无情的便是李光耀。他们也忘了，以他们和行动党领导层的密切关系以及在群众中的威望，即使不发表什么声明，执政了的行动党领导人也无法拖延释放他们。
他指出：左翼人士（包括共产党人）不断遭迫害，是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取得今天成就的代价。紧急法令实施后，马共的新加坡市委几乎全被摧毁，大部份献身爱国民主运动、抗英运动的经验老将，一一被迫离开了政坛。福星高照的李光耀有了天赐良机来填补真空，坐收必将到来之宪制改革所可能带来的“契机”。左翼人士（包括共产党人）领导层支离破碎，自身的思想与行动形成不了统一局面，妄说与别人搞“统战”。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迟至1958年，在翻了那么多筋斗后才使出个全权代表会见李光耀，建议与他搞统战的历史背景。身在明处的李光耀（有政治部与英殖民部的配合）势必在这“统战”中占尽绝对优势，所谓“统战”就是一百巴仙投靠。在多次与陈新嵘谈话时，我似乎不得不同意他的一句话：“李光耀并没变，若让他当马共秘书长，一切问题都不存在！”是的，老李（尽管政见不同，他做了特别多对我不公平的事，我还是君子般当他为朋友）是抱着要取代（若不是为自己便是为英美帝国主义者）共产主义的使命而出现的，任何妄想要在他的安全伞下共同反帝反英美者别忘记，在他的构思里，最切实可行的宪制安排，是让英国继续提供安全网，让他有时间把党组建起来，这样他可以温柔地说话，让英国人举着“大棒子”，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可控制的局面”。在这点上，他的看法吻合英国人的看法，“须保有最后权力以阻止新加坡（包括东南亚）落入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
1959年5月大选接近尾声，在邮政总局前的群众大会上，李光耀说：“未来的斗争是与共产党人争取人心与地盘”，这其实是要先把大选后的议程摆好。首先要做的是削弱、甚至完全消灭“共产党人”。在那个时候，“共产党人”的定义除了少数真正的马共党员，还涵盖前抗英盟员、受华文教育者，以及一切激进的受英文教育知识份子。
遵循其既定议程，李光耀制造了一连串事件，他（林清祥）说：
| 1. | 1959年6月4日执政时，只释放了8名所谓与党领导有密切关系的领袖。我踏出牢狱前，坚持要李光耀书面保证在三个月内释放全部政治犯。李光耀写了类似函件，由蒂凡那保管，没了下落。既然可释放八大领袖，为什么其他的人要继续遭扣留呢？这是个花招，目的在于一面孤立八大领袖，一面打击他们的追随者，更重要的是扣压他们为人质以要挟八大领袖屈从。 | ||||||||
| 2. | 重新修订公民权法案，剥夺了许多左翼领袖与反殖人士的公民权。 | ||||||||
| 3. | 在行动党无法控制工会，使它成为党的工具前，故意并多方为难工运统一。 | ||||||||
| 4. | 1961年4月间芳林补选，眼见行动党领导层直往右倾道路滑下，而王永元又提出十六条议决案以左姿态出现，我在24日的群众会上呼吁行动党求同存异，与左翼真诚合作，继续把反殖斗争坚持到底，我的演讲被曲解为耍弄两面手法。事实上，我真诚要看到行动党候选人易润堂获胜，亲自陪同他到不少选民家逐户访问，我的结论是不能低估王永元的个人威望。在李光耀和一些共产党人的脑里，群众像是电脑的机件，任由操键盘的人指挥。他们忘了群众有血有肉，有时会凭据自己的主观愿望行事，不管共产党、左翼领导人或行动党领导人威望多高，都无法左右他们。芳林补选的结果对这些人是个教训。芳林失败，李光耀竟怪起我来。1961年5月1日，在惹兰勿杀广场举行了五一劳动节大会，李光耀恐吓说若接下来安顺补选失败，他将放弃政权，让英国人扫荡左派与共产党人。 | ||||||||
| 5. | 1961年5月27日，在李光耀与英国佬怂恿下，马来亚联邦总理东姑·阿都拉曼匆匆提出了马来西亚计划。李光耀成功地夸大共产党对新加坡（其实是对他）的威胁，说安顺补选若失败，要放弃政权，新加坡会落入共产党手里。东姑一向不想要新加坡，“由于新加坡有太多华人，太多共产党。”为什么东姑会突然改变态度？原来东姑的如意算盘是在宪法上作特别安排，让新加坡公民在公民权利上无法享有与联合邦公民同等的地位。这一来数目上虽多了，实质上却保留了令东姑满意的局面。至于太多“共产党人”，只要动用公安法令，大扫荡一次就解决了。左翼与有识之士、爱国者，自然对这突如其来的马来西亚计划感到惊奇，并提出质疑。 | ||||||||
| 6. | 1961年6月2日，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六巨头：S.T.巴尼、兀哈尔、多米尼、詹蜜星、方水双、林清祥针对时局发表了声明，呼吁行动党与左翼团结，号召人民继续支持行动党，把反殖斗争坚持到底，在未来新、英宪制谈判中争取实现控制内部安全权力的完全自治。声明指出，由于条件未成熟，不可能取得在平等条件下与联合邦真正合并，行动党应团结人民实现真正内部自治。6月9日杜进才以行动党主席身份，重申了该党通过合并谋求完全独立，支持马来西亚的立场。 | ||||||||
| 7. | 6月12日六巨头第二度发表声明：指出行动党若要团结人民，继续把反殖斗争进行到底以实现真正的内部自治，应该:
| ||||||||
| 8. | 7月11日蒂凡那发表声明谴责六巨头，指他们利用要求释放政治扣留者等问题混淆合并问题，可是有八名行动党议员却联名表态支持他们。同时，要求党要以民主方式召开51支部联席会议讨论时局。然而，以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领导层显然认为时机已到，可以利用“通过合并取得独立”的口号主动与左派决裂，于是不容任何人把它当作安顺区补选政策。安顺补选于1961年7月15日揭晓，行动党失败后，把问题扩大，在立法会议提出信任政府动议。7月26日，13名行动党议员随着政治秘书兀哈尔、方水双与我本人等退出了行动党。在辩论“信任票”议案时，我并不像李光耀等人所指责的那样，到处恐吓与拉人，说什么出了十多万元想收买某一位议员，我们在当时哪来的十多万元。我清楚记得，当时至少有三位行动党议员主动找过我，若我稍加点努力至少一两位会倒戈过来。我们当时与行动党的一切争论都不是为了党派利益或针对某个个人，而是为了国家民族前途，信任票辩论结果有十三位行动党议员（后来加入社阵）投了弃权票而不是反对票，说明左派当时不是像李光耀所想的那样，是为了要夺权。相反，即使在那个时刻，我们仍抱存希望，希望李光耀坐下来与大家洽谈。 |
从上面事实可看出，左派往往是在被动情况下，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才做出些相适应的反应。我往往这样想：只要行动党领导人还有一丁点社会主义思想，不论他们属于社会主义的哪个派别，在当时历史情况下与左翼应该说是“本是同根生”，实际情况是“相煎何必太急”！不过若有人为了私心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左翼只好不惜牺牲与他周旋到底！
十四、社阵的斗争目标是什么
| (一) | 社会主义阵线的首要目标便是拆穿李光耀所谓“通过马来西亚合并”的骗局，教育并唤醒广大人民，团结他们以便把反殖斗争进行到底，以便在1963年宪制谈判中实现拥有内部治安权力的完全自治； |
| (二) | 团结本邦与联合邦、砂拉越、北婆罗州、汶莱等邦人民实现一个真正平等的马来西亚联邦或邦联； |
| (三) | 实现尊重各民族母语、平等对待各民族文化教育的文化与教育政策； |
| (四) | 释放被林有福与殖民政府逮捕还在牢中的所有政治扣留者； |
| (五) | 符合国情与世界趋势的平衡经济政策，照顾与扶持本地资本家以及对国家短期与长远有利之外资； |
| (六) | 恢复所有遭殖民政府、林有福政府迫害的爱国志士的公民权； |
| (七) | 居者有其屋； |
| (八) | 基于工人利益统一工运，号召工人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兼顾民族资本的困境； |
| (九) | 男女平等不仅仅限于同工同酬，在各个领域（包括政坛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应有更大发言权； |
| (十) | 在符合国家民族发展的基础上，给予人民言论、结杜、出版与印刷自由； |
| (十一) | 在真正合并或与其它五邦或三邦组织邦联未成之前，第一步争取完全内部自治或完全独立。 |
十五、在社阵起过什么作用？
林清祥说：“我从没把自己当作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我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没有我会有他人，可能更适合历史需求的人会出现。回想过去，1956年10月至1959年6月有两件事情使我多少对自己失去信心。”
“第一件事，是1956年大逮捕后，牢内一些亲密战友居然在老李的影响下，准备背我而去走所谓‘马来亚社会主义者’之道路。第二件事，是地下人士有所谓‘与行动党之统战’，居然在我一点都不知情下形成。这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也令我不时消沉，以及后来于1963年至1969年在牢里表现不太好之原因。”
他说：“社阵成立时，我曾表示不想担任秘书长之职。社阵中委有五名马大毕业生，我要求从他们当中选出一位来当秘书长，但是大家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只好在社阵成立后担任其秘书长的职位。从社阵成立(1961年9月17日至1963年2月2日我被捕时)，身为秘书长，我的作用在于以民主方式，团结党内外各阶层人士，以便实现社阵的斗争目标。”
十六、关于新马合并问题的立场
林清祥解释：“1961年9月17日，在宣布成立社会主义阵线时，我代表社阵表明了对此问题的立场：
“如果真正的合并不能立即实现，组织一个包括北婆三邦在内的联邦又无进展，他们应该为实现在1963年取得完全内部自治而奋斗。与马来亚联合邦的真正统一意味着新加坡加入后像马六甲与槟城那样，其公民全部自动成为联合邦公民，拥有联邦公民一切权利与义务。
新加坡因此成为联合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人口之比例选派代表进国会，如其他州似的，与他们分享共同政治生活与命运。这是国会民主之基础，是项宪制内必须的安排，以使中央国会能反映出全马人民的心声。现下有人指我们‘反合并’……那些喜欢半生熟马铃薯者怎能指责喜欢煮全熟之马铃薯者是不喜欢马铃薯者呢？
关于争取完全与真正的合并，我们是严肃与认真的，若联邦政府接受我们为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将会非常高兴地全力支持那样的安排。
虽然我们与东姑在一些问题上看法不同，但尊重他是国家民选的领袖。对那些看法不同的问题，我们表明我们不同的看法，并基于民主精神批评他，对于我们同意他的问题，我们将言行一致支持他。
新马之统一一向是马来西亚社会主义者的立场，现在东姑既然要接受我们，我们毫不犹豫支持没有保留教育与劳工政策或某些特权之真正的合并，我们仅想以平等公民身份加入马来西亚，为共同美好的将来努力。
我们明了，合并后我们将暂时面对强大右翼政权，可能面对镇压。我们的道路将是艰苦的。我们曾遭受政治扣留与迫害，我们准备牺牲。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不让个人安危阻挠两国人民之统一，我们已说过，我们准备面对人民说服他们这是正确的选择。
我们要求，合并后在泛马来西亚举行大选，这样做才能使合并后的中央国会具有真正代表全马人民之精神。民族与国家团结不是党派政治，应把各党派歧见置一旁，全力发动人民以立即争取真正与完全合并。
若东姑在现阶段不能接受完全与真正合并，另一出路是组成一个包括联合邦、新加坡及北婆三邦之邦联，在邦联安排下新加坡将是自由与享受完全自治的单位。
行动党主张的并不是合并。没有任何人可以声称自己属于一个国家，除非是那个国家百分之百的公民。有哪个具自尊心者，愿成为二等公民？
当联合邦人民可以来参与和影响新加坡人民的政治生活，我们却无权去过问他们的政治，共同选出一个具真正代表性之中央政府。这算是什么样的合并与统一？因此，行动党的合并计划，不但不能促进民族团结，反而会带来严重后果。”
十七、新加坡宣布独立时的感受
林清祥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我们是对的，李光耀不顾人民愿望强硬推行“通过马来西亚之合并”，不到三年便破产了。两地人民本来更亲善，经那么一搞，关系更坏了。新加坡终在1965年8月9日被驱逐出马来西亚，宣布为独立国。
1993年4月23日，在结束访问汶莱时，在记者招待会上，李光耀说，“每一次来到汶莱，总是会想起前苏丹乌马赛夫汀，他说话很温柔，人也非常和气，我记得和他一起出席和英国之间的一连串有关成立马来西亚的谈判。当时，谈判已进入最后的阶段，我们和马来亚已达成协议，但是他们却还无法达致协议。英国的官员已经有点不耐烦，但他却还是如往常一样，安静、轻松自在，但他清楚的显示，他并不准备改变立场。”
“现在回想起来，他才是真正的智者。数年之后，当他们被马来西亚赶出来时，他问我：马来西亚怎样了？所以他是对的，错的是我。我想，他的直觉必在当时告诉他，我（要和马来亚合并）的决定，并不一定是正确的结论。所以，我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联合晚报》1993年4月24日第四版）
我们一向宽宏大量，欢迎知错能改者，但不能轻易忘掉历史教训，它们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留下深深的伤痕。
在建国道路上，从“独立会灭亡、人家会派兵来、水喉会被割断”论，到不顾民意，推行所谓通过与马来西亚合并而独立，再到“被迫”宣布独立，李光耀急转几个大弯。诸如此类历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后果有时要五十年后才显现出来。本来，两国的统一由于有东姑与李光耀等人的私心，及英国人的从中作梗而显得困难重重，现在，可显得更困难了。
新加坡虽小，并不等于不能生存与独立，如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它别无选择，只好完全内部自治或甚至独立，然后自力更生搞好经济、解决民生、团结各民族，把这一切看作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不仅仅是一党一派的事，它可建造有利条件促使周边国家，特别是历史上与我们分不开者，更趋向我们，并在一定时期在有关国家人民同意下，以平等条件之形式，达成完全合作与民族团结；也许这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后才实现。基于这认识，当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时，我从牢里写信给社阵主席李绍祖，反对其指独立是假的，要求他承认独立，并指出这是行动党“合并”主张的破产，应该要求马上释放全体因反对行动党“合并”而被逮捕的人士。
1945年英国的分而治之宪制安排，注定新加坡在很长时期内不可能成为区域的政治领导中心，我们的建国运动在多方面受到联邦的牵制，社会基本结构不可能有革命性的变革，但这不等于它不能单独存在。积极地采取基于万隆亚非会议拟订之五项原则，新加坡不仅可生存，且可稳步地发展并对周围国家起积极影响。这一切只有在新加坡出现一个真正维护民族与人民利益的政府与领袖时才可能。若政治领导层一味为个人或一小撮人之利益与生存耍花样，不断消极提出与扩大本国及周围人民间之矛盾，抄袭英国佬那套制造分裂以便加以所谓“平衡”，使自己成为所谓不可或缺的平衡力量，瞧不起别人，处处以治理一个小城之骄傲，要套在别国身上，实会伤害到也正在起飞且取得一定成就之周围国家。
十八、对独立后的新加坡的感想
林清祥认为：像所有理智的人一样，他承认也高兴新加坡取得了一定成就。不过他常问：“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去取得这些？我们应记得，中国的上海、印度的加尔各答各有一千两百万人口，一些跨国公司如波音，一年的预算就等于我国一年的预算案，我们不能自卑却千万别自大。”
他说：“独立后的新加坡，在教育上过分尊崇英语，以英校与英文来塑造新加坡，忽略并带成见地歧视各民族教育。被定为官方语文的马来语用途只剩下唱一唱“Majulah Singapura!”；南大被封掉，以母语为主的民族学校全完了。单单说声：“若能从头再来，不会那样处理华校，”及赞赏一句“南大精神”就能算数吗？我们的下一代已经东不东，西不西，沉沦于消极与灰色文化地带。把责任推诿给家长，掩盖不了政府政策迫使家长别无他选的事实。
人口政策，是涉及几代之人的大事。抬出什么经济专家博士的谬论，强制执行“两个就够了”，加上自以为是推崇所谓优生学，终于碰了钉子，现在则巴不得年轻男女快马加鞭，家家生他三、五个孩子。
经济上袒护外资及与政府挂钩公司，造成全国公司投资额有70%属于外国跨国公司，20%政府法定公司或与政府挂钩的公司，中小型私人企业只占10%。再加上限制法令如毛，本地怎能冒现诸如印尼的林绍良、马来西亚的郭鹤年、香港的李嘉诚、包玉刚之类的世界知名企业家？
在殖民时期，新加坡是个自由贸易中心，靠货物转口为生。不过，比起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新加坡建国起飞时，并没有面对战火摧毁后百孔千疮的局面，而是在各方面已具备相对稳定的基础。新加坡面积小，地理环境既具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在于它拥有个好海港，具战略与经济价值，可是，由于现代武器之发明和改进，以及区域国家自力更生，减少了对新加坡依赖，她传统上的战略优势日渐削弱。六七十年代冷战炽热，资本主义世界某些科技与资本转移，多数选择到政治上与他们站在一道的反共前哨站，增强了这些反共但自称民主的国家的势力，并使它成为成功的橱窗，这就是大家熟悉的几条小龙。李光耀自愿成为西方在东南亚的反共代言人，新加坡因而吸收了不少技术与转移资本。中年以上的人都记得，那当儿李光耀以反共、反中国出了名。
世界不断在变化，世界两大阵营终于认识到必须对话，通过和平发展经济，互相竞争，以说明哪种体系更能发挥生产力，更能让人民共享社会财富，建立与提高进步的文明，并做到给予人民，即先有生存权利，后又能发挥从事科学、艺术创造才华以及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与各国技术与资本转移市场已空前扩大，新加坡靠反共吃饭也行不通了。
新加坡经济，传统上是个中介(broker) 角色的经济，今天，世界逐渐趋向对话、和平发展的阶段，国与国都直来直往，不再需要 broker 了。我要说的是，新加坡过去与现在拥有的许多优点都是相对的，经济上新加坡已饱和。
我们的经济结构使我们必须维持强劲的币值，我们的币值在外汇市场上顶强，但若以最近国际货币基金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时，以较切实际的标准衡量货币的购买力，新加坡的经济力就显得外强中干。
新加坡国小，易控制，易镇压；但也因为小，又处于东西要冲，当世界趋向开放，距离也越来越近，想要长期恐吓、蒙蔽人民已不可能，那种以为人民都像猪样，只要给予饱暖，或让他们感到相对的饱暖，便不参与国事，可让一小撮“聪明人摆布”的想法，实为驼鸟观念。世界历史说明，往往是那些较饱暖、又富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知识份子，最早发现社会问题，并形成要求改革的动力。
（按）：录自《清水长流 祥光永晖》，2016年，77-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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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16年2月11日首版 Created on February 11, 2016
2016年2月11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February 11,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