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殖领袖林清祥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世界经济经历严重危机的年代，是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前夜。在这个水深火热的苦难年代里，一个卓越天才生命体——林清祥，于1933年2月28日，降临到这个马来半岛南端四面环海的弹丸小岛上。诞生在这个风来吹雨来打的时空里，经过狂风暴雨的磨炼和洗礼，塑造了他这个小生命体的坚韧性格和顽强意志。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投降后，经历了战火蹂躏和经济剥削的亚非拉殖民地人民掀起了反殖民地主义，寻求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种风起云涌、汹涌澎湃的浪潮，激发了当代青年人的正义感，纷纷响应时代的号召，都投身到反殖运动的大潮里。林清祥更是义无反顾地站在反殖运动的最前线，他的青春从此绽放光华。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反对殖民统治者提出的奴化教育政策，成为学运的领袖。

　　1954年林清祥受聘于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成为受薪秘书。从此他投身到领导工人运动中，走上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道路。他鞠躬尽瘁勤劳卓著。他以铮铮硬骨、披荆斩棘推进职工运动迅速蓬勃地茁壮成长，使它成为一股最强大的中坚反殖力量，他也就成为了顶尖的不可或缺的中心领导人物。

　　1954年林清祥是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1955年，他代表人民行动党参加了“林德宪制”的选举，以最高票当选武吉知马区的议员，是当年最年轻的代议士。他的青春活力形象沐浴在亮丽的霞彩里，沐浴在人民大众的敬重里。他扬起坚毅的笑脸，喊出了新加坡人民要求独立自主的心声。他举起了鲜明的反殖旗帜，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带领着广大人民群众奋勇前进。

　　1956年4月首席部长马绍尔，率领各党派13人赴伦敦举行宪制谈判，年仅23岁的林清祥与李光耀代表人民行动党参与。林清祥在谈判过程中全力支持马绍尔争取包括控制内部治安权力在内的完全自治宪制，展现了他的独立自主精神，凸显了他的政治才华和胆识，以及与李光耀在思想上和路线上的分歧。他深知谈判一旦破裂，他和他的战友必将成为宪制谈判的牺牲品。

　　1956年10月，贪污无能的林有福傀儡政府进行了大逮捕行动，他和他的战友被关进了樟宜大牢。整整两年多的时间，失去了更好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但是汹涌澎湃的反殖浪潮，在后浪推前浪的冲击下继续前进。新加坡人民终于在1959年获得了半自治。林清祥与其他七位和人民行动党有密切关系的人士获得了释放，其他反殖的爱国政治扣留者继续被扣留监禁。

　　林清祥为了顾全大局，带着沉默与伤感的沉重心情，只好接受这样的安排，走出监狱大门。他获得人民的热烈欢呼迎接，他顶天立地迎彩霞，他心潮澎湃激情顿生，把人民的热烈欢迎变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他与人民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去追求未来的理想美梦，凝成永恒的约定。

　　出狱后他被委为财政部有名无实的“政治秘书”。他的战友都坚信他绝不会为了高官厚禄与富贵荣华所诱惑，他不是一位追求个人酬报或者高薪的政治领袖，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作为一位杰出的工会领袖，他有着强烈的为人民服务的正义精神。他心系着广大的穷苦大众，深切了解他们的生活困境，愿为了工人的切身利益而进行无畏的斗争。我们应该学习和珍惜他所体现出来的崇高品质以及他那种在新加坡现代这个充满物欲生活的社会中所缺乏的正义感。

　　与他同时代的同志和战友们都公认，林清祥具有沉思而稳重的性格，是一位极其善良温馨和富有同情心的人，言谈非常谦虚，有宽宏大度的气质，善于与人民沟通交流，绝不骄傲和自负，这些都是他最突出的优良品质。他对广大穷苦大众和受迫害者，以及对各种不同民族同胞的关怀和爱心，是他的巨大勇气的根本源泉。

　　林清祥是广大人民最尊敬的一位顶尖的政治领袖，他出类拔萃，始终是在新马反殖运动中最英勇、最坚决的、绝不畏缩的战士，是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政治领袖；是能够与受迫害的人民大众打成一片的政治领袖。作为一位顶尖的政治领袖，以他的智慧和才华，团结、动员和带领人民群众从殖民地统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林清祥是一位社会改革的先锋，是人民追求真正民主、自由与社会正义平等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位中坚人物，是一位不平凡的民族英雄。1961年，他在极不情愿与不得已的特定环境下，在风雨飘摇千变万化的局势中，组织了新政党——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他被选为秘书长。当时他有着崇高绚丽的理想，有着大海碧波的光芒。在他雄伟的政治理念中，要争取的是新加坡与马来亚平等的真正统一。他强烈反对当年的大马来西亚计划，认为合并的条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并且将造成民族关系的摩擦和分裂。

　　1963年2月2日，林清祥在恶名昭彰的“冷藏行动”下又身陷囹圄。在牢狱中，他点燃起自己的热血，发奋图强努力学习和冷静思考。他密切注视着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发展。他想改造社会同时改造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获得释放后，重新展开艰苦卓绝的征战。然而，在长期的牢狱生活中，他个人在精神上与肉体上却遭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和摧残，在本来就有的严重高血压病症上再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在当时，他已经为祖国和人民献出了他的青春岁月。

　　1965年8月，联邦政府决定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李光耀只好在8月9日“落泪”宣布新加坡独立。独立之后，林清祥及其同志并未获得释放。李光耀为了保持行动党的政权，对政治拘留者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手段，实施了释放政治拘留者的先决条件：所有政治拘留者，在获得释放之前必须签署事先由官方已经拟定好的，否定自己的政治信仰，谴责自己在宪制约定范围内的合法政治活动是属于非法的声明，或者上电视接受采访讲相同的内容，否则就得面对无限期的扣留监禁。林清祥曾经批评说：“未经审判长期被扣留是种非常残酷的刑罚，这种刑罚比起日本人那种白刃进红刃出更加残暴。”“这是一种慢性的经年累月的逐步摧残人性的作法。”

　　新加坡宣布独立后，在国内，群众运动受到了强力和持续不断的镇压，在白色恐怖气氛笼罩全国的政治大环境下，以李绍祖为主导的“社阵”不承认新加坡的独立，杯葛新加坡的国会选举，采取了议会外的斗争策略。行动党政权加强了对在牢狱内的政治拘留者进行更加残酷的迫害和威胁。在国外，中苏交恶日益激烈，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印尼的苏加诺政府被军人推翻。国内外的这一切惊天动地的事态演变，对群众工作者和在牢狱内的政治扣留者在思想上都难免受到巨大冲击。林清祥受到了更大的折磨和深重压力。他坦承“那个时期他的情绪低落，精神陷入迷糊与沮丧的状态中。”他深感挫折，但他认为“在崎岖蜿蜒的道路上，绝无坦途，遇到挫折是很自然的事，重要的是要吸取经验和教训。”他的信念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1969年，面对着国内外政治环境发生的剧变，局势的发展已经超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判断和驾驭，林清祥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辞去在‘社阵’的一切职务，退出政党政治活动，接受前往伦敦求医的流放安排，“离开”了他在新加坡所热爱的“山川”和“大海”，没机会承担“山川”的忧愁，也无法分享“大海”的欢乐。从此丧失了他在祖国政治生活中生存的空间和权利，他的卓越政治才华也被埋没了。然而，在伦敦的十年期间尽管疾病缠身，生活艰难，他始终还是心系着、关怀着新马人民的福祉和社会的进步。他燃烧的依然是热血，不朽的依然是信念。

　　1979年，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之后，林清祥终于回到他所热爱的祖国怀抱里，过着沉闷的、低调的生活。1980年，他发现患上了心脏病，后来曾经进行过心脏绕道手术。随后几年他的心绞痛时有复发，造成他不能过着正常人一样的生活。然而对于老朋友家属的喜事或者是丧事，他都义不容辞的出席，也乐于与老朋友们相聚，交流国家大事。他们共同沉思在一片霞光里，沉思在祖国的未来里。

　　1996年2月5日，林清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63岁。他的逝世绝不仅是他个人及家庭的不幸，也是新加坡左派进步的、爱国的人民民主运动的重大损失，更是新加坡国家与社会的巨大损失。

　　林清祥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广大人民的心中，他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崇敬的领袖，他活在人们的心中，且难以忘怀。他当年的大无畏精神，卓绝的才华，锐利的眼光，鲜明的坚定立场，不屈不挠地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自主而奋斗的精神，仍像一团滚热的火球，永远在人们的脑海中激荡着。现在更有意义的是，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存留下来的那种审时度势，能屈能伸的，绝不极端左倾冒动的，按部就班稳扎稳打的灵活策略，以及他所坚持的和平合法的宪制斗争路线，走群众路线，加强搞好民族团结的工作和争取、团结最大多数人民的方针，是新加坡人民民主运动所珍惜和遵循的指导原则。“清水长流，祥光永晖”这是对他的最真实写照。

　　林清祥在新加坡人民反殖斗争的历史过程中，犹如一盏明灯，照亮碧海蓝天，普照大地，在云里雾里大放光彩，在熊熊烈火中灿烂辉煌。他为新加坡人民在黑暗的殖民地时代带来了新希望。他象征着人民无穷的战斗力和精神兴旺。他对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是在新马反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杰出政治领袖，在众多的灿烂群星中，应具有独特的历史定位，在新加坡建国史中更应占有重要而显著的历史地位。历史是公正的，它必然会对所有曾经为新马独立建国事业作出贡献的人士给予公平客观的评价和肯定。

　　新加坡人民将永远怀念他、纪念他。如今人们经常还在思念他那音容笑貌、温文举止、深入浅出的演说风采和人海贯耳的掌声。他的无私的奉献精神和非凡的崇高品格以及他和人民在战斗过程中所创建起来的建国策略和理念，将成为广大人民的永恒记忆。让我们以热烈激荡的心，深深思念之情，振奋沉静已久的人心，共同开创人类未来幸福的明天。

（按）：录自《清水长流 祥光永晖》，2016年，130-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