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社会主义阵线成立60周年

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成立于1961年7月29日，它是代表了左翼选民的政党。它是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一股主要政治力量。它的目标是要铲除英殖民统治和影响，那就是，争取实现真正独立、民主、社会主义的马来亚。

这个目标是再次重申1954年人民行动党建党的宣言，就只是由于是坚持当年发起建党的党员的理想。我们仍然忠实于反殖的任务。就是这个缘故，英国人迫使李光耀把我们赶出人民行动党。这样一来，对付我们，而李光耀就被迫要维护自己的党员。我们并不是退出人民行动党或是从人民行动党分裂出来。而是李光耀把我们开除出人民行动党。因此，我们才组成新的政党。

社阵的诞生过程和作为一个成立只有两年历史的政党，在新加坡展开了强有力的反殖群众运动，而在英国人的镇压下衰退。1963年2月2日，英国人摧毁了社阵在群众的强大影响力，它的领导人和最杰出的活跃成员都在《防止公共安全法令》（the Preser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 (PPSO)）下，在代号“冷藏行动”的大逮捕行动中，在不经审讯下被关进监牢。紧接着，于同年10月8日，又在《内部安全法令》(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下进行另一轮的大逮捕行动。

这一系列的致命性大逮捕行动造成社阵，以及新加坡的强大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束。新加坡人民并没有拒绝我们领导社阵所坚持的立场。在1963年9月的大选里，新加坡人民并不是拒绝投票给社阵。他们根本机会投给我们杰出的党领袖们一票。

尽管那时面对“冷藏行动”的白色恐怖气氛，以及在短促的时间里举行选举，候选人面对着公然的骚扰，社阵在这场选举中取得了33.2%的支持票和获得了13个席位。人民行动党取得了46.9%支持票和37席位。虽然如此，行动党仍然感到支持社阵的工会的威胁，接着，在大选过后的两个星期，行动党政权展开代号“压制行动”(Operation Pecah) 的大逮捕行动。5名社阵成员，包括刚刚获选的社阵议员、落选候选人、工会领袖，以及接下来的南大在籍和毕业的学生都在这次不经审讯的大逮捕行动中被捕入狱。

社阵面对着残酷的镇压，对于我们而言并不感到惊讶。这股独立的左翼运动的力量，从来就不被英殖民主义者所接受。他们找到和培养了右翼同谋者进行策划阴谋对付左翼力量。

从1956年到1959年，时任首席部长林有福是公开扮演着亲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对付左翼力量的。

当时李光耀是左翼的人民行动党中反左翼的领袖，他暗地里勾结林有福和英殖民主义者共同摧毁自己的政党中的左翼。

一开始，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针对林清祥。林清祥在1956年10月被林有福逮捕，在人民行动党赢得1959年5月大选后被释放。人民行动党与英国人及当时的马来亚联合邦共同阴谋策划下，林清祥在代号“冷藏行动”的大逮捕行动中又被逮捕。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林清祥与普通民众的紧密联系关系，特别是职工会领袖和工人，以及政治上很活跃抱有共识的非华文教育源流者群体。

林清祥和我们一样都一直准备着被逮捕。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到，在被监禁期间在监狱所遭受的恶劣条件，他们用虐待的方法的方法压倒我们的精神决心。我们并没有想到会被监禁近20年，谢太宝在监狱里被监禁了26年和6年在限制条件下的被软禁。从1963年开始直到1981年，每一年都有人在不经审讯下被逮捕监禁。

社阵是由新加坡左翼运动中最受欢迎和最真诚的领袖林清祥所组成的。它将赢得即将于1963举行的大选。林清祥不仅是受到讲华语职工会支持者、华校中学生和普通群众的尊敬。因为他使用通俗的福建话谈述着有关他们的生活时，使用了生动的语言来分析政治形势，激励了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和感到自豪；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创造一个统一的马来亚的开放思想和对工人做出的承诺，也让那些在职工会里和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受英文教育的左翼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与赛查哈利关系密切。塞查哈利是领导马来前锋报通过罢工行动反对马来亚联合邦的联盟控制报社和要求新闻独立的斗争。林清祥本来希望赛查哈利能够参加社阵，但是，塞查哈利却领导了多元种族的新加坡人民党，为马来民族提供了政治方向。我们两党紧密合作，共同进行工作。

英国人和李光耀无情地、大肆地渲染林清祥是一名共产党员，说林清祥的目的是通过颠覆和暴力的手段去推翻政府。说林清祥是一名思想狭隘的华人沙文主义者等等，这一切都是一派谎言。险恶黑暗的政治与把政治对手形容为恐惧的对象的伎俩，仍然是人民行动党特有的标志。

社阵领导层的组合显示了，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各个阶层，林福寿和我是来自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及任职于政府医院的医生；詹姆斯·普都查理、兀哈尔及林使宾是来自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毕业后在职工会里任职；ST 巴尼是一名教师和职工会领袖，他与李光耀关系密切，但是，他不认同李光耀的合并计划和对职工会的遏制；李绍祖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大者，他是在1959年大选时被人民行动党征召加入成为候选人。林使宾和李绍祖都精通双语。

我们感到自豪的是，社阵是一个建立在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以及在社阵与受华文教育的职工会与群众组织的领袖和活跃分子一起工作。他们是组成社阵的核心力量。这个极其关键的要素是人民行动所未有的。我党的政党实施公开、民主的体制。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是通过党的基层支部代表选举产生的。我们预计这样的选举制度会有来自不同集团的渗透者，但是，只要我们拥有一个民主制度，只要通过选举投票方式，如果那些人渗透者的观点不被大多数所接受，他们的参选将被多数票否决。

我们并不反对资本主义。诸如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机关刊物《华惹》(Fajar) 在196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新政党的诞生》所说的：

•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寻求管理国家来实现照顾人民最佳的利益，必须取得来自产业工人的支持。没有工业的安宁，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会有投资者的，因而，这将导致经济增长受到阻碍。它必须寻求工商阶级的合作。这个阶级的主动性和效率，是能够为我们的转口贸易经济做出部分的贡献。依据他们的意愿合作基础上，扩大市场经济，是决定了我们的经济计划的成败。它也必须赢得英文教育者和来自中产阶级的信赖，他们对行政机构的相对有效运作负有责任。

我和林福寿医生辞去在政府医院的工作，加入了社会主义阵线。我们同意，福寿致力于政治工作而我专心在人民药房的业务。我选择扮演低调的角色。无论如何，我被说服接受成为社阵的副秘书长的职位，那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我是陈嘉庚的外孙。李光前是我的叔叔。我们没有向人透露我们的家庭关系，许多人都不知道。李光耀当然知道。

重要的是，大资本家们都知道社阵不会使他们受到威胁。在亿万富翁的社群里，陈六使是著名的商界领袖。他是胶业界的翘翘者。他担任过中华总商会的主席，他在1960年代初是福建会馆的主席，南大大学的理事会主席。他是南洋大学创办者。

当我离开竹脚妇孺医院(Kandang Kerbau Hospital) 加入社会主义阵线时，陈六使的儿子和我一起在这家医院工作的。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在 Battery Road 为我提供了一个地方让我开设药房，我拒绝了他的好意，那是因为我不要他被牵扯进我的政治活动。

社会主义阵线对李光耀来说是一个威胁，而对新加坡则不是。它具有着坚强的反殖群众基础和负责任及具有丰富经验的领袖。我们完全有可能赢得大选，并组成政府的。李光耀并不是担心我们摧毁新加坡的经济及让国家陷入了暴乱。他所害怕的是我们，我们属于一个群众信任和欢迎的政党，而这个政党的领袖们则矢志献身于社会主义及来自广泛社会阶层背景。

李光耀敏捷地注意到，林清祥在1962年中出席立法议会时结一条领带和穿了一件西服外套。这一条领带和西服外套是从我的衣柜拿出来的。当时，林清祥住在我家。我的太太对他经常穿着白衣白裤提出了意见。她建议林清祥尝试改变自己的穿着形象。他欣然同意了。李光耀为此在立法议会上做出评论说，林清祥不再是一个衣裳褴楼的无产者。他尝试要让掩饰自己的真实面目。换句话说，李光耀是在恶意指控林清祥发出假信息他可能与中产阶级搞好关系。

在1961年4月和7月，行动党输了两场补选。1962年8月，行动党三巴旺立法议员逝世，行动党政府使用各种藉口铆尽全力阻延补选。当时社阵考虑让林清祥参与这场补选。

李光耀必须逼我们停止。林清祥和他的同志们及社阵不断地和无情地被描述为被封禁的马来亚共产党员、亲共和共产党的同情者，以及社阵是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其目标是要通过暴动及革命的武力途径推翻政府；英殖民时期英国安全局人员是最喜欢提到这两个问题目的。事实上，当时的人民行动党，以及后来成立的社阵、清祥和左翼力量始终是坚定不移地遵循着宪制斗争的途径的。

近年来，有一种企图说我们忠于新加坡，但是，是在反殖运动中被最激烈的共产党所勾引的。这是一种误导的舆论。我是其中一个最坚决反对这种说法的人之一。鼓吹误导我们的人就是李光耀及其伪装成反殖的左翼分子。“冷藏行动”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它的同僚同谋者李光耀以及马来亚联合邦的东姑·阿杜拉曼策划的阴谋，它们至今仍然用这个挽救新加坡免于共产党通过暴力途径夺取新加坡为理由，掩盖进行“冷藏行动”的目的。

这一切已经整整过了60年了。但是，行动党仍然大权在握，这一切在本质上都与当年的“冷藏行动”之前没有两样。它仍然依赖于李光耀当年建国的神话，那就是把反对者视为恶魔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者。

社会主义阵线的历史是一部全新加坡人民感到自豪的实践记录，它展现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统治，或者反对敌视民主、否定人民表达自由权利以及危害人民福利。社阵的历史同时也是它的领导人时刻准备面对被捕入狱，及被释放后继续进行斗争的历史记录。

这是一件讲的容易，而很难做的事。

许多人一辈子都被迫害了。这一切都具有同样的伤疤，甚至有些参与者也可能不会察觉到。我那一代人为争取独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所作出的困难选择造成了我们对自己的家庭和亲人的伤害与痛苦，以及我们所受的诽谤、谎言、和屈服于威胁的羞辱，有‘档案’羞辱。

还有我们的历史被镇压的处境。

新加坡是生活在一种扭曲和堕落的自我认识中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道德指南针的扭曲和腐败的政治统治的国家。

1954年—1959年：朝向默迪卡！

战后的新加坡不失时机的通知英国人，它的殖民地统治时代已经过去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争取以全马人民为基础的独立。马来亚民主同盟于1947年诞生，她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产生一个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ll Malay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简称 AMCJA) 和马来亚联合工作委员会(Pusat Tenaga Rakyat，简称 PUTERA) 进行反对英国人提出旨在继续控制着其军事基地，把马来亚从新加坡分割开来的‘马来亚联邦计划’。1947年10月，以‘hartal’为名号召在全马范围进行了总罢工总罢市行动。

英国人决定阻止这场泛马的总罢工罢市斗争。1948年6月，在战后被承认的马来亚共产党再一次被宣布为非法，同时宣布实施“紧急法令”。于1950年，处于地下活动的马来亚共产党星洲市委遭受摧毁。马来亚民主同盟的领导人，包括马来亚大学的“马来亚胡姬花集团”成员也被捕了。

我在当时20岁时期的伙伴，是来自本地的学校机构——华校中学和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以及那些维护会员权益的职工会领袖。早了10年，在伦敦进行观察和建立了政治联系。他们的左翼同僚，如林建材和约翰·伊伯，在本地已经活跃但被驱逐出境。只有沙末·依斯迈尔、詹姆斯·普都查理和蒂凡那仍然继续留在新加坡。我们从这些开创左翼的政治道路的老前辈们那里获益不浅。

1954年5月是新加坡政治发展的转捩点。这是后来的社阵领袖在政治上的启蒙。华校中学生要求豁免兵役而遭受警察的镇压，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机关刊物“花惹”的事件成为新加坡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事件，从而激发了人民对殖民主义的压迫的警觉。五月，让我们睁开了眼睛看到了新加坡讲华语的华校生和工人的情况；而学生们则看到了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

在当年11月，人民行动党诞生。李光耀当时是担任“花惹”诉讼事件的初级辩护律师和代表华校中学生在当年5月13日因要求豁免兵役而被控破坏公共安全秩序案件的保护律师。人民行动党以反对党的形象在1954年诞生，并在1959年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它的力量是来自具有广泛反殖群众基础的讲华语的工会领袖，这是李光耀所祈求得到的。与此同时，李光耀已经与英国情报局取得了联系。他向英国情报局保证将共同合作镇压左翼力量。当时李光耀仍然把自己装扮成是一个反殖民主义者。

随着“513”中学生要求豁免服兵役事件后，华校中学生仍然对殖民主义政府施加压力。殖民地政府当局在立法议会上提出学生登记法令。这部法令的目的是，授权予学校当局在登记学生入学时，对那些他们认为不满意的学生予以拒绝入学登记。殖民地政府要摧毁他们这个活动。

学生为此展开罢课行动，认为这是他们的学校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生为此展开罢课行动。中华总商会、学校董事会和教师联合会反对殖民政府的这部法令。终于这部法令被撤销了。取而代之的是，殖民地政府提出了，如果华校中学接受增加英语授课课程管理，殖民地政府将通过三个步骤增加对华校中学的经济补助。

时任新加坡华校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要求豁免兵役代表团的法律顾问的李光耀指出，在接受殖民地政府的增加中学经济补助时，教育部将进入学校董事部共同担任主席。实际上这等于“让华校中学接受这样的管理，相等于可与殖民地的教育政策相媲美和符合殖民地政府的利益”。

在1954年，新加坡的5个农村地区发生严重水灾，勿洛地区最为严重。当时华校中学生投入了救灾行动。这是第三次农民遭受面临水灾。他们被迫迁移到勿洛低洼和排水系统不完善的地区。刚刚成立一个月的人民行动党直接指出，对造成农民的损失和痛苦殖民地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华校中学生成立了救灾委员会以协调协助受影响的灾民。他们计划进行筹款，但是政府不允许。学生只能组团到灾区访问灾民，直接协助灾民解决生活与福利的问题。

最具有意义的事，是新加坡农民协会诞生了。该协会在致给农民的公开信中称谓：“亲爱的各族农民们”，列出了当时农民面对的困境：高昂的土地租金、政府机构官僚对申请执照的批文复杂程序、土地局官员的贪污行为、缺乏学校及医疗设施。

1955年4月，在林德宪制下进行了大选，左翼在这次的大选中展现了受到群众欢迎的议程。所有的精英政党全军覆没。劳工阵线组成联合政府与获得人民支持的人民行动党对垒。人民期待着获得公平的对待。许多工会都出现了，诸如鞋业工友联合会、理发工友联合会等。在那个时期，工友没有与资方进行讨价还价的地位。与此同时，由林清祥领导的各业工友联合会茁壮成长。

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尝试通过谈判劳资谈判寻求解决。在大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劳资双方在大学讲师查理斯·干巴（Charles Gamba）的从中斡旋下获得了解决。无论如何，巴士公司资方破坏已经达致的协议。巴士工友罢工事件终于演变成在1955年5月12日的暴动事件。

无疑的，这场罢工演变成暴动是有预谋的。立法议会[没]三个月进行探讨《防止公共安全法令》。作为一名刚上任的首席部长马绍尔宣布，他将决定是对保留《防止公共安全法令》下不经审讯被扣留的部分条款。“花惹”在它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里指出，罢工暴动的时机正适合殖民地当局图谋。马绍尔立即颁布实施《防止公共安全法令》。在维护公共秩序的幌子下，这部法令可以不经审讯的拘留任何人。

李光耀，他也是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的法律顾问，参与了工会与资方之间劳资谈判，在立法议会里，他谴责殖民地当局把福利巴士罢工演变成暴动的事件，归咎于行动党是一种“不怀好意的权利欲”，以及掩盖了“共产党支持者及其背后指使者”。李光耀暴露殖民地制度的不正义和完全忽视了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在受英文教育的社群圈里，并不知道工友和他们的家庭被剥夺权利所遭受到的痛苦，在面对资方不承认他们在劳资纠纷中应享有的权利从而导致他们感到绝望和沮丧。警方的暴力行为最终让暴徒有机可乘。把出现暴动视为是因为工人的不合理行为造成的，那是简单化地看待这个问题了。那些隐藏着的敌人煽动了工人，学生们鼓动了他们的士气。

这是我们在立法议会里第一次听到他说出事实的真相。

建立群众组织的工作并不仅限于华校中学生和工人，在1956年8月19日，一个由13团体组成的反黄色文化理事会诞生。出席这个理事会成立仪式的共有800人。理事会成员包括了来自不同的政党。由17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包括了马来文化协会、马来亚联合邦马来人福利协会、新加坡马来人联合会、新加坡马来妇女联合会。理事会保留两个座位给印族社群组织。其他成员包括了中学联、1953年艺术研究会、各业工联会和农民协会。这些组织都与人民行动党有交往。人民行动党本身也是理事会成员之一。

理事会的主席是由精通三种语言的陈蒙鹤担任。她是华校中学校友会和马来亚大学的成员，是中正中学的英文教师及刚刚成立的新加坡妇女协会主席。

在1956年9月18日起，首席部长林有福对反黄色文化运动进行了镇压。一场大逮捕行动的开始了。这个理事会的主要组织，其中包括了新加坡妇女协会和新加坡中学联被封闭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李光耀在立法议会发表了关于未经审讯进行拘留这种镇压。这一切都是未经政治部确定谁是共产党的情况下开始的。接着这样的指控扩大到共产党同情者，然后，那些无意间受到共产党影响而坚定反对殖民主义的人。最后，任何反对政府的人也被牵扯进来了。

这是李光耀著名的演讲的开头讲词：

“镇压……就像是在做爱，第二次总是容易的……”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有关福利巴士暴动的讲话和其他讲话，这一切的谴责殖民地当局和林有福政府，只是表面伎俩。对自己所说的话，李光耀根本就不认真看待。无论如何，他批评殖民地制度及其对劳动阶级生活的有害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在结束本章节当儿，最恰当的是详述在50年代发展起来的我们个人的默迪卡精神。承陈仁贵抄写给我们一首东革华兰撰写的诗。

《致华族男女青年》是东革华兰在1961年农历新年致给三位在南洋大学专门钻研马来文的陈蒙鹤、林焕文和吴朱成的。它充分表达了马来亚梦的的精髓。

致华族男女青年
（向吴、林、林黛贺年）

祖国光辉灿烂的明天，
添上了男女华族轻年的脸，
宛如肥沃的的农田和胶园的树林，
在旭日的普照下茁壮成长。

打从你们呱呱堕地，
直到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呼吸，
在幸福困难的土地上，
坚决地和我们一起唱着热爱祖国的歌曲。

当我们相互问安时，猜疑不死早已消匿？
在生活中我们都有共同的命运和遭遇，
工人和农民都是来自一个源流，
共同为祖国高唱最美好的歌曲。

华族男女青年，这是我们的土地和空气，
它哺育我们长大，我们也将死在它的怀抱里，呵，祖国，
没有人可以否定我们的信心，
因为饿耿耿的衷心维系着真情。

看吧，先辈们的坟墓就像刻着的历史，
他们的血就在你们棕黄色的皮肤下的血管里奔流，
明天，当新年来到时我给你们寄上红包，
里头是祖国从心底给你们的爱。

乌斯曼·阿旺
1961年
选自《乌斯曼·阿旺诗选》，谷衣译

1954年——1959年：欺瞒的年代

当马绍尔率领的新加坡宪制谈判代表团到英国伦敦与英国人谈判没有成果，回来后便辞去首席部长，由林有福接手担任。李光耀假惺惺地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情况，假装拒绝与英国人继续控制内部安全事务。他伙同林有福共同进行反对左翼。包括人民行动党自己的党员。英国人将重启宪制谈判的先决条件是，林有福能够在展现自己有能力控制它所谓的在新加坡的政治动乱。李光耀与林有福合作监禁了反殖活跃分子。

在1956年10月16日，在制止学生、工会和文化团体的被渗透，逮捕这些组织领导人导致政治不稳定。华校中学生在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集中，林有福政府在同年10日发出最后的通牒，指令学生解散。过后警察将封锁这些学校。

在那一天，人民行动党主席杜进才在华侨中学的武吉知马路上段（即武吉知马7英里美世界）组织了一场群众大会。在距离林有福发出的最后通牒要学生们在晚上8点必须解散之前一小时，群众大会结束。当时，李光耀和帝凡那也都坐在群众大会的台上。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立法议员林清祥被安排为群众大会上的最后一名演讲者。林清祥以福建话进行演说。他谴责林有福政府并呼吁人民在来届的大选把林有福赶下台。接下来，人民行动党举行群众大会下段的武吉知马路的华侨中学外面爆发暴动。当学生们还滞留在校园里。这次事件造成了13人死亡，报章把这些不幸者说成是“学生的同情者和流氓”。警察没有伤亡。

在立法议会里，劳工阵线的教育部长周瑞琪把事件酿成的后果归咎于林清祥在美世界当晚的群众大会上向与会群众发出“打警察”(‘pah mata’) 的号召所导致的。在1956年10月26日，林清祥和包括人民行动党的左翼杰出职工会领袖方水双、曾超作、帝凡那、詹姆斯·普都查理及兀合尔在内等70人被捕。

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在当晚的群众大会讲台上都听到林清祥演讲内容。当周瑞琪在立法议会指控林清祥时李光耀是在场的。李光耀非常清楚当晚在美世界群众大会上林清祥发表的演讲内容。但是，李光耀在立法议会并没有就此作出反驳周瑞琪的任何发言。它只做了一段说明：“假设他说了一些具有煽动性的谈话，或者是任何人说了任何触犯法律的发言，将被提起诉讼。”针对周瑞琪对林清祥所作出的“打警察”(‘pah mata’) 的指控，李光耀并没有提出反对。明确地说，周瑞琪完全清楚，李光耀是不会反驳他虚假指控林清祥的说辞的。

对于周瑞琪的无中生有的指控，林清祥在他生前已经加以否认说他号召人民“打警察”(‘pah mata’)，直到林清祥发表的演说的58年后及逝世的18年后，证据表明林清祥所说的是事实。

在2014年，历史学家覃柄鑫博士刊载了一份林清祥在美世界群众大会上演讲现场警方录音的英文版文告。这是一个份具有震撼性的文件。文件显示了林清祥在演讲中清楚地呼吁与会群众“不要打警察”(‘Don't pah mata’)。覃柄鑫博士是在英国档案馆里找到这份档案文件的。随着安全部门扭曲事实逻辑，当权派的历史仍然坚持这样的指控认为：即便是林清祥当时是说“不要打警察”(‘Don't pah mata’)，与会群众都会把它理解为反话，而被煽动去暴动。

林有福在向英国人展示了自己对付左翼反殖民主义者后，在1957年3月，林有福率领了包括李光耀在内的宪制谈判代表团到英国进行第二轮宪制谈判。人民行动党属下的支部非常认真关注的是，李光耀并没有拒绝英国殖民部(the Colonial Office) 委员会在立法议会上提出辩论，在谈判协议条款里加入了设立内部安全理事会(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 简称；'ISC')，再加上“反对颠覆”第30条条款，拒绝政治犯参与1959年即将举行的大选。这一条款是李光耀秘密促成的。他与林有福共同向伦敦提出这个建议。英国殖民地大臣把这个建议当成是自己提出的，好制造机会让李光耀在新加坡表演反对的角色。

林清祥和其他人被监禁时，面对李光耀采取的妥协态度（尽管他否认），在人民行动党属下支部的层次的左翼领导人，他们主要也是工会领导人，动员行动党支部加强他们的信心，坚持他们的工作议程。他们加强了在支部成员开展教育、文化和社会活动。

人民行动党第二线领导人尝试争取在党的审议与决定权上扮演更大的角色。1957年8月他们成功的在党第四次中央委员会共12个委员席位改选中取得了6个席位。他们已经有能力把主要目标任务——王永元驱出中央委员会。他们认为王永元是党内的右翼分子。但是，实际上这6个人是不知不觉中准备面对自己会被捕。

TT 拉惹是6位中委之一，他以律师的身份到章宜监狱探访蒂凡那。其他接到 TT 拉惹口讯的5位被捕者，以为这是林清祥转给他们的口讯。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晓得林清祥是被单独监禁。这时的蒂凡那已经静悄悄的转向敌人来反对自己的同志了。

6位竞选人民行动党中委的群体根本就没有任何取代李光耀的意图。无论如何，李光耀已经安排这机会阴谋策划与党内的左翼力量决裂。他在党中央改选前向报界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党内有一群人出来与向他挑战。党中央改选后，6位获选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邀请李光耀继续担任党秘书长，杜进才继续担任党主席。李光耀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这时，林有福进行了一次大逮捕行动。6位进入行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有5位被捕入狱。林有福告诉殖民地政府，他说在对付那些不配合李光耀的“颠覆分子”。李光耀也在党内采取同样的行动。

林有福的大逮捕消除了李光耀在行动党党内的压力。这就让李光耀制造了良好机会起草党章内有争议的条款。从而，被监禁在监牢的政治犯，包括林清祥在内，都没有资格参与1959年的大选。1963年，内部安全委员会下令，在《防止公共安全法令》下，进行以代号“冷藏行动”的大逮捕行动，为李光耀清除了政治对手。但是，李光耀声称，他在“冷藏行动”大逮捕中并没有扮演任何的角色。

人民行动党把自己定位为反殖的政党，我们注意到，李光耀并不是为自己定位的。但是，为了进行反对共同的敌人——殖民主义者，我们联合其他的力量。我们并不完全认识到有关真实程度：李光耀不是一个敌人，而是一个殖民地的依附者。

英国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全力以赴地保护李光耀。他们即使失去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军事基地，也必须保住新加坡，有2个理由：1. 这样，它们能够干涉苏卡诺任总统的印度尼西亚，以防止本地区陷入一片“反对者的汪洋大海”中；2. 可以在新加坡设立目标对准中国的核子武器军事基地。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原子弹。

1959年—1963年：人民胜利

当人民行动党仍然是一个反殖的反对党时，李光耀欺骗了广大的党员以为是反殖的党。当人民行动党执政时，他欺骗了全体选民。

在1959年大选中，行动党在51席中获得43席，当时它是新加坡最大的左翼政党。但是，行动党作为执政党时它仍然是反殖民主义的角色，而一方面李光耀又迎合英国人及林有福的角色。这个矛盾造成行动党内部的矛盾依然不变。行动党在大选时所作出的承诺是赢得大选上台必须释放被林有福政府所监禁的政治犯。李光耀拒绝正式宣誓上任，直到那些杰出的被捕者获得释放。为此，第一步为释放，以及取得公众的极大欢迎，他们是8名杰出的被捕者：林清祥、方水双、詹姆斯·普都查理、帝凡那、兀哈尔。他们全是杰出的工会领导人；新加坡农民协会的曾超作，第四届行动党中央委员陈从今和陈世鑑获得了释放。（其他三人：吴文斗、王财安和陈贡元，不是在新加坡出生，被驱逐出境。）

1959年大选行动党获得的选票，主要是来自工运的支持力量。行动党立法议会所取得的2/3的43个席位都是来自工会的。林清祥仍然是英国人和李光耀所担心的对象。但是，李光耀本身有信心。他能够通过重组工会达到控制工会。

职工会（修正）法令的目的是只允许一个职工总会代表19个不同的行业。每一个工会最少必须拥有250名会员，必须注册和加入职工总会。李光耀实施抓捕职工会（修正）法律的目的是企图委任个人所选择的人来监管这个职工总会。吴庆瑞很明确的对林清祥、方水双和詹姆斯·普都查理说，如果他们执意要在新开辟的裕廊工业区成立工会，行动党将与他们决裂。李光耀毫不掩饰地对的左翼力量采取了敌意的态度。

无论如何，方水双和其他的工会领袖站在林清祥这一边。

英国人警告了李光耀，大数量的工会在林清祥的领导下，将增强他们的地位。他们完全有能力与资方进行谈判有关工人福利问题，包括新劳资合约以及提高工资和工作条件，以及小心翼翼的不在工业区挑起工业纠纷。

李光耀注意到这个警讯，政府允许中止这部法令。

当行动党取得政权后，职工运动获得迅速发展，工会会员人数从1950年代的2万人猛增到20万人。1961年，当工会分裂成两大敌对集团时，亲行动党的工会尝试在全新加坡职工会(SATU) 属下的左翼工会经常进行罢工。相反的，SATU 与资方之间更积极于进行劳资谈判和协商。在林清祥的领导下，新加坡工人的工资结构稳健地改进。我们的力量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强大了。我们没有展示这一方是好战的，这将面对逮捕的风险。在1961年到1963期间，行动党控制的全国职工总会(NTUC) 领导的罢工次数比 SATU 还多。

1961年芳林区补选时，英国最高专员公署提醒了李光耀，行动党会输给王永元后。尽管李光耀坚持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李光耀的自满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与流亡到印尼的马来亚共产党的新加坡市委之间达致的秘密协议，即马来亚共产党承诺无保留地支持李光耀。方庄壁写了一封信给李光耀，确认了他将支持行动党在芳林区补选的候选人。但是，补选的结果落空。尽管王永元对左翼怀有敌意，但是，他在党内与李光耀争权夺利。他辞职以独立人士身份制造了芳林区的补选。他在补选的宣言中重申大选时承诺的释放仍然被监禁在牢里的政治犯，以及申言行动党内的干部制度局限了党内的民主。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指责林清祥当时静悄悄地向支持者发话，不要投票支持行动党。假设这是真的，林清祥不循从马来亚共产党的指示，那正好说了，李光耀要妖魔化林清祥；这也说明了，马来亚共产党也无法左右芳林区补选的结果。王永元焦聚在默迪卡宣言时，其中的一个主要宣示就是释放政治犯。

1959年—1963年：合并事关冷藏行动

庆祝林清祥和其他7名政治犯被释放后，李光耀并没有兑现其释放其他的政治犯的承诺。根据林清祥的遗书记载，在1959年6月，林清祥获得释放前，坚持李光耀必须书面释放所有的政治拘留者。李光耀照做了。但是，他把书面承诺交给了蒂凡那。因此，从此没有再看到。

身为总理，李光耀必须主动地向内部安全委员会提交一份建议释放的政治犯名单，确定以批准。然而，李光耀并没有这么做，他的部长们也不知道此事。但是，给人们的印象却是内部安全委员会拒绝了李光耀提交的这份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李光耀要求英国人支持他编造的这段历史，但是，时任马来亚联合邦总理的东姑·鸭杜拉曼拒绝这么做。

无论如何，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在芳林区补选过后，丢了一个救生圈给李光耀。英国人提出“大马来西亚计划”。英国人的“大马来西亚计划”增加了英国在北婆罗洲的三个殖民属地（即沙巴、沙捞越和汶莱）。这个计划吸引了马来亚联合邦总理东姑，他对只有星马重归统一不感兴趣。

合并却取代了释放政治犯成为在新加坡的主要政治问题。

随着行动党在芳林区补选失败后，英国人形容李光耀和吴庆瑞是一个“落魄潦倒”的人。情况迫使他们必须赶走党内的左翼力量。这也是东姑所要求的。当李光耀处于犹疑不决时，英国最高专员公署通过记者 Francis Wong 给兀哈尔传递了一个讯息，要求林清祥和其他人一起到他的官邸艾登园茶叙。这是为了刺激李光耀采取行动。无论如何，在这期间，李光耀召开了立法议会紧急会议，提出对政府的信任投票动议。李光耀在立法议会开除了一张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关于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具体条件。

13名行动党议员动议弃权而被立即开除出党。接着就是其他3名部长的政治秘书，詹姆斯·普都查理、林清祥、和方水双。大多数的行动党支部领导人也同时被开除出党或者自动辞职。在27名全职受薪的干部当中，有24人加入了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阵线。

行动党原本在立法议会拥有35席绝大多数的席位，骤降到只多1名。但是，在立法议会，他获得了林有福和王永元的代表的支持。无法取得足够的票，阻止任何法案的提出与通过。

从这个时候开始，新加坡的政治形势已聚焦在合并的问题上了。行动党把社阵向人民提出对有关合并的批评与建议，标签为共产党的煽动，而不是对加入马来西亚的合并条件感到忧虑，特别是在新加坡人取得马来西亚公民权问题上。

有关合并的辩论也消耗着社阵的精力。在立法议会，李绍祖和巴尼在立法议会上阐明了社阵反对合并条件的理由和详细的观点立场。福寿是这些社阵讲词的一个主要的人物。李光耀在立法议会里指出了这一点，好像福寿作为中央工作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却在操纵着社阵立法议会的议员们。

我们的观点经常被报章忽视或者是扭曲。这是因为当时网际网络尚未出现。这就造成了我们无法清晰地向人民阐述我们的立场观点。清祥、拉惹古玛医生（我在马来亚大学学医的同窗、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挚友。他一直参与马来亚社会主义政治）和我一起决定向时任马来亚联合邦这里的东姑探讨有关合并的问题。我们要清楚地告诉他，我们不反对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和我们自己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清祥以社阵秘书长的身份签署了一封信要求会谈的信件。一天中午，我亲自驾车到柔佛州皇宫和递交这封信，东姑的秘书出来与我见面。但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

我保存了这封信的副本，但是，在政治部人员进行代号“冷藏行动”大逮捕搜查我家时，必定把这封信的副本拿走了。我再没有看到这封信件。

所有参与1959年大选的政党都支持合并，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联合邦合并。我们的目标是与马来亚的社会主义政党一起共同挑战以东姑·鸭都拉曼为首的的右翼种族主义政府。当时，我们已经做好被他们逮捕的思想准备。

一个最为重要的事实是：李光耀与东姑具有共同的目标，即必须清除作为未来大选主要力量的社阵。通过逮捕后不经审讯的手段可以实现他们的目标。

一旦实现了这一目标，新加坡就在马来西亚内部分崩离析。

在当时，行动党告诉人民，尽管新加坡将从合并取得巨大的利益，特别是政治版图的扩大后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利益。而社阵反对合并是因为一旦马来西亚计划实现东姑将逮捕他们。我们非常清楚的表明，我们长期以来乐意看到与马来亚半岛的合并，但是，行动党所同意的合并对族群是隐藏着危险的。它们的合并是建立种族人口平衡的基础。犹有甚者，行动党让联合邦政府在新加坡拥有无节制的权力，我们预测到，合并的结果新加坡将面都更坏的情况。

李绍祖和巴尼对合并问题提出了强而有力的阐述。但是，行动党政府的回应是采取嘲笑和回避的态度。社阵在立法议会的辩论期间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这方面的情况，在1982年福寿的口述历史里，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以下是他关注的课题：

从立法议会的辩论中，很明显的看出，我们社阵的领袖们都知道了行动党的白皮书所不可的意图：当合并到来时，允许马来亚联合邦政府逮捕我们。无论如何，东姑坚持：他不应该承受由于明目张胆介入而令人厌恶，仅仅是为了让他所不信任的李光耀能够继续掌权。完全基于对行动党的明目张胆说谎的彻底失望，有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企图激起我们采取积极行动。社阵反对合并，担心合并后新加坡将面临可怕的后果。由于中华总商会关心有关持有新加坡公民权的新加坡人在加入马来西亚后的公民权地位而遭受恐吓。行动党通过报章宣传以及全无道德原则的全民投票。但是，社阵仍然是采取冷静的态度应对。

于事无补。我们的力量增长得越强大，我们在大选前和与英国人进行下一轮宪制谈判前面对被逮捕的风险就越高。

当局以内部安全委员会的名义，计划于1962年12月15日展开大逮捕行动。这个大逮捕行动是由于在1962年12月出现汶莱革命的“天赐良机”。最后一分钟，东姑改变了为迎合李光耀的要求，有关逮捕在马来亚联合邦的国会议员的想法。接着又出现另一个僵局，即东姑和英国最高专员反对逮捕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的三名党员。英国殖民地大臣最终介入。最后，放弃了任何顾虑继续按计划进行大逮捕行动。

我们社阵领导人已经做好被逮捕监禁的思想准备。我们预计，随着大选结束，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在领域扩大的马来亚联合邦里，我们的力量将会进一步被削弱。我们将获得释放。我们计划与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在马来西亚更大的政治范围里进行宪制斗争，与那些以建立在种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党基础上的执政党进行斗争。

我们未曾预想到，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们所警告的有关合并白皮书条件被证明是正确的，新加坡在马来西亚的两年里，证明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是敌对的。东姑拒绝了李光耀提出取代陈修信成为华社领袖的要求。由于李光耀提出，新加坡将成为所谓“多元种族政策”的基础，让马来族感到质疑，并触怒在马来半岛的马来极端种族主义精英分子。他们掀起了反对浪潮。

只要李光耀继续在新加坡掌权，我们知道，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是无望被获得释放的。除非我们让步和签署一份声明，证明在逮捕监禁我们的事件中，他是正确的。

回眸历史

社阵在1963年的大选中败给行动党，并不是人们做出的决定，而是行动党动用国家暴力机器的结果。当然，我们并不是唯一遭受着这种迫害的人。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那些参与大选的反对党候选人面对失业，甚至被迫失踪、被起诉诽谤罪。1976年，在《内部安全法令》下，新加坡大学和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公民社运团体被起诉。在1987年，当局采取了“光谱行动”。

社阵的历史是一部作为一个挑战行动党的强大政党的历史。它的历史继续提醒有关新加坡执政党行动党的本质。它沉浸在邪恶的政治中。它压制所有可供选择的不同声音。连同社阵一起被消灭的是真正的新加坡的职工运动。在这里，工人有权决定谁代表他们和善于保护他们的利益。

“冷藏行动”仍然是《内部安全法令》下所有逮捕行动中最为敏感的一次行动。建立在行动党统治的神话法规基础上的。“冷藏行动”说是在对付共产党恐怖主义。假设是我们是这么的“危险”，它会只在1982年8月才释放我们中的最后一个（谢太宝除外）。

这是一场为理想而进行的斗争。

李光耀无法击垮我们人。

尽管这是极其不容易的事，但是，最终我们讲述了自己的历史。

李光耀无法把我们全部击垮。

注：孔莉莎博士协助提供与整理本文章有关资料的研究和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