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职总 两条路线

　　今天，本邦工运的分裂局面，是行动党政府改变其原有工运政策的必然后果。

　　如所周知，旧职总是在1960年进行改组的，由于政策改组是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工团积极参与下完成的。旧职总改组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是以19行业为基础来完成工运的统一，其实，这也是执政党竞选诺言的工运政策，可以预见，如果政府真诚扶持工运而不从中干预和阻扰，旧职总的改组是必然会成功的。这可从本邦工团热烈申请加入改组的职总便是最好的说明。无奈政府突然取消三个职总和收回一间修改章程的工会的准证，接着也撤回了在立法议会通过的新职工法令而使即将诞生的“工运统一”，宣告胎死腹中。显而易见，政府拒绝给予改组后的职总以合法的地位，已经清楚地暗示着政府是恐惧一个强大的职工运动出现，且可能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劲敌。故此。政府便一不做二不休地把职总也解散，干出这样不光荣的事。

　　今天，政府取代工运统一的政策，是从事分裂职工运动。那些忠于行动党的所谓“工运领袖”，已经着手筹组一个以效忠行动党政治意识为基础的工运中心，便是一个证明。这些人很清楚地懂得，上述政策是和工运统一原则背道而驰的。可以肯定，以效忠个别政党为基础来号召工人团结，是行不通的。是注定失败的。

　　就拿我会来说，我会会员的成分，是包括巫统、人民党、工人党、行动党及新近成立的社阵的成员，当然，大部分是非政党成员。如果任何政党的成员企图根据本身的逻辑，强欲工会去遵循他们所属政党的政治路线，其后果必然会促成我会大分裂。

　　我会始终以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前提，而对各政党的取舍是以该党对工人阶级的立场来决定。换句话说，任何政党如果立意为工人阶级谋福利，这政党将成为我会在反殖斗争的政治联盟；反之，任何阻扰我会为实现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我会必然与它对抗，今天，我会发展成为拥有2万多会员的强大工会，就证明我会无论过去或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

　　阻止本邦工运分裂，是当前每一个真正工运者所不可推卸的责任，故此，一个真正能够维护工人利益的新机构的出现，是完全必要的。基于此，我们欢迎与支持82工团筹组新职总的决定。我会特别高兴的是82工团的宣言毫不犹疑地摈弃那些企图使工运成为一个已经失去人民信任的政府工具的人，并离弃任何有政府所创办的虚伪的工运中心。宣言并号召本邦工人和他们的工会，团结在一个能够执行其独立政策且民主的中心机构之下。筹组中的新加坡职工会总会（S.A.T.U）是基于民主代表制来拟定章程的。其职员每两年由代表大会选出，这是符合于民主原则的进步章程。而且这个组织将容纳各民族工会，不管其政治和宗教信仰如何。无疑地，这提供了团结本邦工人阶级的基本基础。我会完全支持 S.A.T.U. 的正确路线，并将尽一切努力促其成功。

　　紧接着82工团筹组新职总之后，行动党工运分子在仓促中亦宣布另一个机构，与之分庭抗礼。两筹组中的工人总机构，是采纳两种完全不同的工运路线。以帝凡那为首的行动党工运分子主张以政党为效忠对象的工运路线，来团结本邦工人阶级，不管行动党政治路线已违背工人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代表绝大多数工友的82工团却主张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基础，来团结本邦工人去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福利。本邦工运发展史将证明，前者的工运路线是错误的。旧职总的失败，不就是就很清楚的说明无原则的或为某一党一派的应声虫，特别是背叛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必然会遭到本邦广大工人所唾弃的。我们认为，82工团所遵循的路线的正确的，它符合了工运者一向来所率的主张，因为他提供了团结各民族工友的一个有效的中心领导下从事维护工人的利益。

　　星洲工运者必须在两条不同的工运路线中作出明智的选择。我会深信，本邦的真正工运者不会为了一时政治的方便而不惜牺牲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去迁就已失去工人阶级信心的执政党；像相反的，他们将本着劳动阶级的不屈不扰精神去面对一切困难和阻碍，保证 S.A.T.U. 的工运路线的成功实践。

　　S.A.T.U．的申请注册已半个月了，但尚未得到当局的批准，根据目前的职工会注册法令，政府当局是应该给 S.A.T.U. 注册的。我邦广大工友正严密的注视着政府对 S.A.T.U. 注册的态度，并将以团结的力量，促使 S.A.T.U. 早日获得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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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树介医生在谈到关于职工会分裂时说：

　　“薛尔克于1961年7月17日上午拒绝李光耀提出的，由内安会驳回他准备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建议之后，李光耀召集了不包括表明支持6位工会领袖声明的8位议员的其他行动党立法议员开会，要他们对合并问题表态，尽管不知道合并的条件；三位政治秘书也同样被要求表态。在安顺补选投票日前夕，李光耀已公开要求他们辞职。跟着李光耀就赶紧于1961年7月20日召开立法院紧急会议，就会被问题对政府的信任动议进行辩论、表决。好像有几位受华文教育的议员要求他撤消信任动议，但他执意不撤……

　　“被开除的的立法议员和政治秘书决定组织新政党，党名为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由林清祥担任秘书长，在职总秘书长干达·三美主动解散职工总会后，左翼工会领袖便集合在新加坡职工联合总会（S.A.T.U.）旗下，而行动党的工会则隶属全国职工总会(National Trade Union Council)。”（傅树介：《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划清界限 分道扬镳”，第167-168页）

　　前政治拘留者、人民党主席赛·查哈利在谈到行动党的左翼力量与李光耀的公开分裂时说：

　　“1961年大分裂（人民行动党左翼退出人行动党组织社阵），不止震撼人民行动党，甚至震撼了整个新加坡政坛。李光耀已经取得英国和东姑的明确支持、甚至已做好准备对筹组社阵的人民行动党分裂派‘发动攻击’，李光耀开始套共产党红帽子，为引用英国紧急法令来抓政敌铺路。李光耀刻意夸张说，共产党如果不即刻被阻遏的话，它掌权后会对新加坡造成巨大威胁和危险，这一切都是讲给东姑听，旨在施加压力，压他采取行动”（赛查哈利：《人间正道》：第23章“李光耀的政治伎俩：共产党红帽子”第134页。）

　　“……东姑在新加坡的讲话的确是叫李光耀开怀大乐，他把这声明当成新、马合并的保障，同时可以使他自己的领导地位从当前在党内遭受巨大政治压力的困境中解救出来，李光耀已经看到人民行动党内对他的威胁，他也意识到他只有在新、马合并时才得救。

　　“马来西亚计划宣布后两个月，人民行动党一分为二，13名立法议员退党。那时刻开始，新加坡的政治温度猛升，四个月后，他们联同退出人民行动党的其他领袖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阵线的左翼政党。退出人民行动党的主要领袖包括林清祥、方水双、林福寿医生、李绍祖医生、傅树介医生、盛南君医生、知知拉惹、巴尼、兀哈尔、詹姆斯.普都查理和多米尼.普都查理。”（赛查哈利：《人间正道》：地24章：‘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分为二’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