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大学校史 第十二章（续）
发展计划与困阻

今日（廿七日）凌晨，大队军警（约20辆警车）又再度公然渎犯南洋大学庄严学府，肆意干扰教授，职员，同学之安宁假期生活，并采取粗暴，强盗式的击破门窗而入的方式，意图再行逮捕教授，职员及同学，当逮捕行动一无所获时，满载特务之车辆又在同学宿舍周围逡巡，进行挑衅至五时馀始满脸淫威而离去。

从最近立法议会之辩论，政府部长们不断对南大的种种造谣与诬蔑中，我们已意识到这不会是没有用意的。这不过是制造进一步进攻南大，逮捕敢于捍卫南大的董，教，学的借口而已。我们谨向中央政府及李光耀政府提出警告：一年三度的向神圣学府的渎犯，把南大当作军警的靶场，训练营地这严重局面所带来的恶果中央政府及李光耀政府要负全部责任。

对于政府的三度渎犯大学安宁及意图逮补师生的行径，我们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吁请各界人士严密关注政府的三番四次的强盗式破坏大学自主与安宁的行径将引至的严重恶果。

南大学生会愿意在此提出我们对此次会谈的看法，首先我们要指出，政府口口声声、坚持要以魏雅龄报告书改组南大既违背南大创办的宗旨，也违背了南大作为一间民办大学和民族大学的性质。

抑有进者，乃此报告书发表距今近四年，其间南大有了长足的进展，许多原有的缺点已被纠正，目前南大校政、教职员、学生、课程等方面，已非昔比，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南大问题的谈判不应涉及改组问题，魏雅龄报告书所提出的改组范围和程序，已经远远脱离了南大实际情况，如欲强行改组，则无疑削足适履，其危害性可想而知。

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倘有诚意解决问题的话，就必须放弃它对南大创办人、学生、教职员的传统性偏见，履行其应尽的责任，无条件资助南大，承认南大学位，尊重大学自主权及学术自由权，否则，南大必须坚守一贯立场，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紧紧依靠星马各阶层热爱民族教育人士，努力促进南大向上向善发展。

此次谈商政府又提出要增加其在理事会中之代表席位，此乃政府阴谋控制南大之步骤，充分暴露其有意进行修改南洋大学法，以达改变南大民族大学之性质。倘若接受此种建议则无疑肯定南洋大学法得随时随意进行修改，此对南大今后之发展设下重大障碍，政府将因此顺利的全盘控制南大。

睡梦中传来了长啸，好像又夹着夜半歌声。隔房的同学已经惊醒，学生楼灯光通亮，外面有了车声和跑步声，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传闻已久的事，终于到来了。天快亮时，政治部人员已经检查到我们的宿舍。房外的同学，人流如潮水。这是三千军警进入云南校园搜捕大学生的历史日子。

军警退出校园后，学生会传达了绝食抗议的号召。大家心情沉重，也不理会很快就会结束的推断，就在学生楼里展开绝食抗议。空着肚子，坐卧了一个晚上。一些贫苦学生，挨饿一两天，可以从容顶住。对于一些家境较宽裕的学生来说，绝食可不是玩艺。有一两个女生，支持不住，晕了过去。

绝食当天，学生会主席团一员的家长来到学生楼，要他的孩子回家，双方说服不了对方，家长通过播音机叫唤了好多回，最后孩子还是留下和大家一起绝食。为了耐久坚持，大家虽然近在身旁，却不能言语。绝食是沉默的抗议，一切愤慨，都要化成无尽的沉默。据说，有些团体曾到学生楼慰问，也许是同样的理由，没有惊动大家。

在沉默的时刻里，大学理事代主席刘玉水，从北马专程赶到学生楼。刘玉水代主席，用福建话告诉学生，愿为学生据理力争，劝导学生停止绝食。绝食抗议，也就在短暂的两天内，宣告结束。一星期过后，报章上刊出刘玉水辞去所担任大学理事一切职务的消息。与学生一样，在缺乏民主自由的环境底下，办事总是力不从心。

绝食过后，遇见一位素不曾相识的教师。他认为大学校园远离市区，报章又不会报导大学发生的事件，万一有生命危险事故，很可能枪救不及。出于真诚，他劝导学生不好再有绝食的行动。

逮捕学生的风声，早已传遍校园。当时流传着一种对策：紧急时换房躲避。军警进入校园时，学生会主席团的一个成员，探问换房不得要领，临急冲出宿舍。可是大军已到，无路可跑，只好躲到楼梯底下，不幸被捕。这次围捕，政治部人员搜查所有的宿舍，假如换房成功，仍旧要束手就劫。学生的想法，比照动员三千军警的策划，真是天真无知。但是，学生爱护母校，出自一片真心，心底里尽是为母校牺牲的打算。躲避逮捕，不幸被捕，甚至发表声明“悔过”而毁弃个人一生的志气，全都为了一间南洋民众创办的大学。

1964年6月，南大理事会正式与新加坡政府签订协议，南大主权自此断送。同月27日，联邦警察后备队进驻云南园进行大逮捕。被捕学生领袖包括学生会副主席林春顺、陈俊雄、林金槟、秘书长蓝炽群、财政翁鸿平、组织主任卢金雄、外交主任林蔚成、福利主任刘发权、康乐主任古希珠、执行秘书王锦发等共54名，学生会也同时遭到封禁的命运。

事后，副校长庄竹林博士和文学院院长严元章博士被迫辞职，校方组成“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接管行政工作，并奉命开除上百名在籍学生。7月19日，两千多名南大学生在大小坡进行和平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同学以及收回开除学籍成命，其后集中福建会馆举行抗议大会，但却受到镇暴警察的干预。

第2天，大学生齐集学生楼绝食抗议，左翼工团、校友会漏夜组团上山慰问与支持。第3天，前南大理事会副主席刘玉水自槟赶到，力劝学生取消绝食行动，抗议行动告一段落。

理事会对政府的妥协引起学生会的抗议，因为这无疑是决定了南洋大学最终走向变质的命运。陈六使也表示反对所达致的协议。政府对抗议行为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手法。

1964年6月21日李光耀在南洋大学的演讲里，重申政府要改革大学的决心，并再次表明要彻底铲除大学里的反政府份子。无疑的，李光耀预告了政府将以铁腕政策来制伏南洋大学。回顾历史。李光耀确实预告了所有反对势力都得最终面对屈辱的下场。

1964年6月27日新加坡政府解散南大学生会。同一晚上10时过后，政府再度派千多名镇暴警察团团围住校园，逮捕51名学生，其中多数是学生领袖。政府事后在报上发表有关南大问题声明，并刻意渲染大学师生与学生会的政治色彩。

1964年6月29日与7月20日，南洋大学学生先后以绝食抗议与和平游行请愿，来反对政府使用暴力对付学生的不耻行为。对学生的要求政府不于回应。至此，学生的反抗力量终告瓦解。从此以后，新加坡再也没有任何声音，可以反对人民行动党对南洋大学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

1964年7月1日，南大副校长庄竹林博士遂于请辞。此后，南洋大学校长人选悉由政府认定。回顾历史，民办南洋大学只有两名校长：潘国渠和庄竹林。

1964年7月4日，南洋大学各地委员会代表，举行特别会议，通过接纳新加坡政府与理事会所签订协订。

1964年7月8日，第一届常务理事会临时会议，接受庄竹林辞呈，另组“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以商学院代院长刘孔贵教授为主席，并由一位代理校长署理校政，直至1969年初。同日，南大理事会代主席兼槟城南大委员会主席刘玉水先生辞退南洋大学本、兼各职。

1964年7月10日，南大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举行移交仪式，接受校长印信及各项重要文件，庄竹林旋即离开南洋大学。

1964年7月20日，南洋大学第二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接受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及理事李俊承二先生辞职；并推选高德根担任理事会主席，陈期岳为副。

从此，南洋大学管理权正式易手。新加坡政府直接插手决策和管理，从而在根本上控制了南洋大学。

1965年1月，临委会聘请王赓武等7名学者组成一个课程审查委员会，以配合改制的需要。9月11日，王赓武报告书公布，正式建议南大建立新学制。这份报告书和以往的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同出一辙，不顾南大创办动机、时代背景和宗旨，大力推崇英文至上。

10月26日，南大10个学生团体：华文学会、历史学会、地理学会筹委会、教育学会、数学学会、物理学会、化学学会、生物学会、南大合唱团、戏剧学会等联合向南大当局提呈备忘录。备忘录对王赓武报告书意图改变南大性质的种种建议，给予揭露和批驳，并促请新加坡政府：（1）撤销有关报告书；（2）无条件资助南大；（3）承认南大学位；（4）给予大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权。

可是，南大当局不但没有重视备忘录的意见，反而由副校长黄应荣出面，多次召集学生讲解王赓武报告书，每次讲解都被问到语塞。

10月27日，校方在政府指示下，又一次开除85名学生。于是，南大学生便在28日召开大会，成立“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并决定全校同学罢课抗议。罢课宣言“以最沉痛的心情、最大的愤慨、最坚定的决心，向一切关怀南大、热爱民族教育的人士庄严地宣布，为了反对南大被变质，为了反对行动党把南大变为它的党校，为了反对同学被迫害，为了维护南大和民族教育，从今天起，我们被迫正式罢课！”

宣言表示：“不管面临任何压力，不管面临任何牺牲，我们将继续斗争，一直到以下3点要求得到完满解决为止。（1）南大当局应听取公意，拒绝接受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2）任何有关南大改革，都应以不违背南大创校宗旨，不改变南大作为华文大学的本质为前提；（3）大学当局即刻无条件撤销开除85名同学的成命，并保证今后不再无理处罚任何同学。”

千人游行抗议

29日，千多名南大生在大坡游行抗议，翌日傍晚，镇暴队开进云南园。行动委员会领导同学尽皆潜入地下，警方无功而返。自此，罢课学生便组织纠察队，轮流守夜，以保护领导同学。警方撤出云南园后，在入口处检查出入车辆，社阵国会议员谢太宝等欲入校园了解罢课情况，竟然受挡驾。

11月13日晚上，罢课学生在学生楼举行大集会，社阵、27个校友会及30工团代表300多人绕道上山慰问，并表示支持。当晚，校友会成立“南大事件小组”，共策进行。可是，政府却于14日援引内安令，逮捕12名左翼工团及校友会主要领袖，紧接在20日，又援引社团法令，解散11间校友会组织。

11月20日，南大副校长颁布通知，订22日起照常上课。22日凌晨4时，行动党政府派遣20多辆红车，数百名镇暴队和便衣警探占领图书馆和文理商三院。早上7时许，寄宿生照常到新、旧餐厅用早餐，镇暴队巡逻队经过，用餐的学生一齐敲碗碟，以示抗议，不料却招致镇暴队进内抓人，秩序大乱。

警方派遣镇暴队到云南园，旨在制止纠察同学的活动，以及保证复课成功。他们没见识过大学生自修温课的情况，看到许多大学生手挟书包，不去教室，反而进入图书馆，以为他们都是罢课参与者，竟然派大队冲进图书馆，使用藤条鞭打在阅览室温习功课的学生。数百名学生在暴力之下，纷纷退出图书馆，在门口又遭到守门者痛打一顿。

从南大湖退进新餐厅，镇暴队员依然尾随而至，连正在用早餐的学生也遭受痛打。镇暴队的暴行，特别是对女同学动粗，引起全校同学的同仇敌忾，罢课人数直线上升。晚上，全校男寄宿生总动员，纷纷自动组成小队，利用有利地形，向巡逻的镇暴队员抛掷石头、玻璃樽，一有追兵就退回宿舍。“游击战”此起彼伏，通宵达旦，使驻军疲于奔命。

第2天，全校80％学生都自动罢课，警方的强迫上课行动彻底失败。同日，行委会发表《告社会人士书》，把军警在云南园种种暴行揭露无遗。

南大生这一场大罢课不单受到新加坡社阵、左翼工团及校友会的全力支持，马来亚劳工党及各州分部也都纷纷予以声援。被开除学籍的学生家长分别在南、北、中马3个地区举行联系会议，一致联名致函南大当局、南大理事会主席高德根以及南大委员会，要求收回开除成命。

12月1日，南大当局以教务会议名义发表《告同学书》承认罢课学生为南大儿女，爱校如家，教务会的讲师、教授们也表明愿与学生们共同维护华文教育，同时声明王赓武报告书并非绝对执行方案。

于是，行委会于12月5日在新餐厅召开同学大会，主席张发起、副主席林想权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在纠察同学护卫下主持大会。大会在群情激昂中通过7项重大决议，包括响应教务会议呼吁，议决由12月6日起暂时结束罢课行动；重申罢课3点最低要求，以及要求政府立刻无条件释放因罢课事件而被捕的同学等。

12月17日，行委会发表《暂时结束罢课告社会人士书》，公开信中指出，“我们已充份暴露王赓武报告书企图把南大沦为配角英文大学的恶毒阴谋。报告书中借以变质南大的荒谬言论已给广大同学一一驳斥而告破产；报告书中绞尽脑汁而精心设计的变质南大诡计也叫我们赤裸裸地揭穿！

“现在，全体南大师生及马新广大社会人士已清清楚楚地认清报告书的精神实质在于把人民创建起来的华文教育最高堡垒——南大，变质成英文大学。”

罢课历时39天

公开信也强调暂时结束罢课并不是意味着结束反改制反迫害的斗争，罢课只是捍卫南大、反对王赓武报告书的斗争形式之一。行动党政府推行的是英文至上教育政策，所谓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的危机不但没解除，而且随时会趋向严重化。这场长达39天的大罢课是马新学生运动史上历时最久的斗争。

结束后，南大当局并没有收回开除成命，反而列出一些屈辱性的条件，大部份被开除的学生都不甘受辱，宁可放弃学业，其中约有20多人还加入劳工党，在槟、吉、雪、甲、柔等州分部活动。

亲爱的社会人士：

行动党政府又一次用军警殴打、逮捕南大同学了。

廿辆红黑车、数百名特警再蹂躏南大

十一月廿二日凌晨四时左右，行动党政府派遣廿余辆红车、黑车、数百名镇暴队和警察及数不清的特务，把南大图书馆和文、理、商之学院紧紧包围，企图用武力来强迫同学上课，破坏南大同学为维护民族教育、捍卫南大而展开的大罢课。早晨七时过后，纠察同学分别集合在文、理、商三院，秩序良好。这时手执警棍、藤鞭的镇暴队即刻不分青红皂白驱散同学，不准同学留在各院内，并且还蛮不讲理的逮捕数位同学。

警棍藤鞭横飞 同学头破血流

同学被军警驱散之后，文、商两院同学被迫退出到南大湖边，静观军警暴行。理学院同学也进入图书馆进修，可是那些会说话的家伙还不肯罢休，在图书馆石阶前严阵以待，特务便乘机向同学拍照恐吓，企图强迫同学去上课。这种威胁恐吓失败后，那些家伙竟疯狂地冲进图书馆，挥起警棍、藤鞭逢人便打，用枪柄刺破阅览室大门，冲进室内殴击正在自修的同学。在三楼上的同学也同样遭到毒打，顿时图书馆秩序大乱。被狙击的同学纷纷退出图书馆，可恨兽兵与走狗，把守着大门，将退出大门的同学逐个痛打，无一幸免，有的深受内伤，有的被打到皮开肉绽，有的甚至被打到不能走动。那些没有理性的东西的野蛮行径顿时引起同学的不满和气愤，不约而同地喝起倒彩来，抗议军警的暴行，可是打人成性的家伙不仅没有收敛气焰，反而更加凶狠，冲向湖边的同学。同学见状心里固然气愤，但是为了避免冲突纷纷向旧餐厅退去。军警还步步紧逼，同学们便退进餐厅内。万料不到这时军警和特务乘机冲进餐厅内，挥起警棍毒打同学，用茶杯抛掷同学。正在餐厅内吃早点的同学也莫名其妙的惨遭痛打，一名女同学当场被抛中头破血流，即刻晕倒，另一名女同学的额角也被茶杯抛中而血流如注，更加使人气愤的是军警冲进厕所追击女同学，卑鄙残暴，令人发指！

爆发催泪弹 横蛮逮捕同学

学校当局就是用这样的高压血腥手段，要来强迫同学上课；军警、特务就是这样惨无人道的对付我们和平的同学。只要是人，谁能容忍？谁不气愤？在宿舍周围的同学目睹军警这种暴行，眼看自己亲爱的同学遭人毒打，便爆发出“机警滚蛋”的响亮口号，齐声驱逐军警。军警看到同学们的浩大声势，吓坏了胆，便不顾三七廿一连发几颗催泪弹。这时同学们还是保持高度警惕性，纷纷退进宿舍，避免发生事故。军警看到同学们的退让，以为同学们害怕，又向另外几座宿舍连发几颗催泪弹，同学们见状忍无可忍，就再喝倒彩。军警、特务便气势汹汹地冲进宿舍，又蛮横无理地逮捕了几位同学。

毒打学生 搜查住屋

南大校园遭受军警的蹂躏，校园外的同学也同样遇到军警的镇压。在南洋路与十五碑一带的同学的住屋也给军警包围搜查，同学被任意毒打，书籍和用具被翻倒的狼藉不堪，特务还带走了几位同学。附近居民对军警的骚扰与野蛮行径大表不满。到了晚上，军警还继续干扰宿舍，接连放射催泪弹，同学不堪毒气侵袭被迫走出房间，直到深夜尚不能安睡，宿舍安宁被破坏的丝毫不存。

谁能容忍行动党政府血腥暴行？

亲爱的社会人士，你们看看吧，这就是行动党政府在南大所干的勾当！这就是行动党政府所支持的“维持纪律”的真正面目！你们难道容忍反动政府这种血腥的暴行吗？你们难道忍心看到南大儿女被残酷的迫害吗？你们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行动党政府把南大沦为演兵场吗？不，我们相信广大社会人士是不会放过行动党的，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坚持罢课斗争卫南大

尽管学校当局和政府勾结在一起动用大批军警来镇压南大儿女，可是他们企图破坏这场正义斗争的阴谋失败了！南大儿女已经英勇的站起来了！行动党政府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不仅没有办法强迫同学上课，反而更加引起我们的气愤，更加强我们继续罢课坚持斗争的决心。现在，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接同学们的三点最低要求：拒绝接纳王赓武报告书、收回开除八十五名同学的成命、撤出所有的军警、特务。军警镇压是无济于事的，只能使局面更加恶化而已。

行动起来 击垮发动政府阴谋

南大是星马人民的大学，不是行动党政府的私产，要保卫南大免于沦为行动党的党校，免于沦为英文大学，让所有热爱民族教育的广大社会人士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击垮反动政府的阴谋吧！

南大学生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启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三日

在南大新图书馆奠基典礼上，教育部长王邦文一再强调：政府将不顾一切阻挠，决意实施王赓武报告书里的建议和计划。

王邦文是这么露骨地表明了阴谋改制南大、变质南大的蓝本。

正当南大同学对于南大理事会与政府联络委员会所做的保证诚意表示怀疑而不顾代副校长的复课要求之际，警察又于十一月廿二日及廿三日接连被利用来对付南大学生，我们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

在廿二日的早上，警察被利用来强迫学生去上课，当学生拒绝时，警察就利用警棍殴击学生。正在餐厅用早餐的学生也被粗暴和无理的驱逐，而在图书馆读书的学生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当天，当局动用了二百多名镇暴警察队员及政治部人员，有许多学生被严重的殴伤。警棍胡乱的打在学生的身上，有些学生因膝部被殴而不能行动。他们也用武力对付某些职员和女学生。总之几乎全校园里的人都被警察殴打。

在这粗暴而惨无人道的行动之后，可笑的事情发生了。文化部的宣传车用扩音机对所发生的事件表示“歉意”，并说这完全是一项“错误”和“误会”，且催促同学去上课，被警方这种野蛮行动激怒了的学生向警方喝倒彩，而警察则向那些逃离警方魔爪的同学放射催泪弹。

当天晚上，当包围学生宿舍的警察被学生喝倒彩后，再向学生宿舍放射催泪弹，捣乱宿舍的安宁。

廿三日早上，警察及其他人员无理的冲入宿舍，强迫摄取所抓到的每一位学生的照片，他们也强迫学生去课室上课，这种行为，与报上所登载的校方文告所描画的和平景象恰恰相反。

警察被利用于对付学生的粗暴和不人道的举动是应该受到所有相信民主，维护正义的各界人士的严厉谴责。因此我们强烈的要求：

• （一）政府既保证南大永远以华语为媒介，就应该收回臭名远扬的王赓武报告书，因为该报告书违反了这项原则。
• （二）无条件收回被开除的八十五名学生。
• （三）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南大学生（三十余人）。
• （四）停止对学生采取野蛮的行动，撤退所有的警方人员。

十二月一日教务会议发表《师长告同学书》，令我们欣慰的是师长们毫无疑义地承认同学“爱校如家”：承认同学最爱护南大。这是一反大学当局过去任意污蔑同学，不敢面对现实的一贯作法。

在行动委员会的主持下，同学们于十二月五日再度召开同学大会，大会最后通过以下七项决议案：

• （一）本大会议决由十二月六日起暂时结束罢课行动。……
• （二）本大会再决重申三点最低要求：
  　　（A）大学当局拒绝接纳王赓武报告书。
  　　（B）大学当局无条件收回无理开除八十五名同学的成命。
  　　（C）大学当局即刻撤出所有军警与非校内行政人员。
• （三）本大会要求全体同学做好准备，随时响应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的号召。……
• （四）本大会严正忠告大学当局不得于复课后任意以“学则”或其他借口对付任何同学，并保证从此以后不得无理开除同学。否则，由此引起的更严重后果，必须由大学当局承担全部责任。
• （五）本大会议决大学当局须下令驻扎于校园内之军警，特务，于十二月六日下午六时正以前全部撤出校外，并保证今后不得再闯入此神圣学府，否则，大学当局须对一切难免发生之严重后果负起全部责任。
• （六）本大会要求政府立刻无条件释放因罢课事件而被捕的同学，并要求校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对付之。
• （七）本大会议决订十一月廿二日为我大学“耻辱日”。

南大同学为反对改制反对迫害而展开的罢课斗争爆发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廿八日，而暂时结束于十二月六日，前后总共坚持三十九天。这是星马学运史上历时空前最久，而且最为成功的一次大罢课。无疑的，它已经在星马学运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1966年是南大改制的第一年，4月25日开学，二、三、四年级照旧制课程上课，一年级新生就读新学位制的课程。85位去年被开除的南大生，有43位，包括前罢课行委会主席张发起被禁止进入新加坡；5月24日，陈锡九取代已故高德根，成为南大理事会第三任主席。

8月，新加坡政府实施大学入学准证条例，联邦及砂劳越报考生首当其冲；同月，南大理事会新领导层与行动党政府教育官员多次会谈后，终于同意修改南洋大学法案。

10月26日，1966年南洋大学修正法案在新加坡立法议会提出首读；29日，政府资助的新图书馆在校长岗上开幕，李光耀以总理身分主持这一项大典，受邀贵宾除政府部长、社会贤达，尚有各国使节，可谓冠盖云集。

学生上台辩论

关心南大命运的仅有的7个学生团体，在无法正常提呈意见书的情况下，被迫于这一天发动和平请愿。参加请愿的学生约有两、三百人，他们在仪式开始时，突然从观众席上走出场外集合，高举“反对修订南大法案”、“反对南大改制”等布条，同时高喊口号。

正在聆听李光耀演讲的贵宾都把注意力转移到请愿队伍上，台上的李光耀尴尬之余，一时“技痒”，竟当众向请愿的学生高声挑战，要他们派一名代表上台跟他辩论南大改制的问题。学生领袖之一、现语系三年级学生李万千在李光耀保证其人身安全之后，立即上台。

他呈递了学生请愿书之后，便接过麦克风滔滔不绝地痛诉行动党政府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变质南大的过程，也谴责陈六使的公民权遭褫夺、逼走庄竹林校长、逮捕学生、开除学生、封禁南大学生会及学生团体、派军警进驻云南园破坏大学自主权及学术自由等不民主作风。

李光耀眼见形势不对，便借口超过时限，上前抢麦克风，可是，李万千表示事先议定每人讲15分钟的时限未到，两手抓紧麦克风，继续讲话；两人的对峙一度引起李光耀保安人员及随从的骚动。第二天的报章全文刊载李光耀的演词，对学生的请愿内容只字不提。同学们对李光耀的保证并无信心，当天便在大家的掩护下，李万千安全撤出校园；果然不出所料，事情一过，特务就到李万千的住所搜捕。

11月9日，南大、新大、工大及义安学院近千名学生在新大学生楼餐厅举行“全新学生行动阵线”成立大会，并发表宣言，争取全新学联获得注册、恢复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及恢复南大学生会的正常活动等。

11月上旬，南大学生“争取大学自主、维护学生权益行动委员会”两名委员：陈伟英和陈锦福被开除学籍，前者更遭人民行动党政府驱逐出境；14日晚上，行委会在新餐厅召开抗议大会，要求政府立即收回驱逐陈伟英的成命及收回开除二陈的成命，并立即恢复他们的学籍等。

第二天，校方立即开除60名学生，于是，南大学生便开展校史上最后一次罢课行动。就像去年一样，行动党政府也及时于17日派镇暴队占据云南园，并搜捕学生领袖，有9人不及避难而被捕。

由于近千大军压境，加上又有67名联邦和砂劳越学生领袖被驱逐出新加坡，罢课行动遂无法顺利开展。根据全新15个校友会于11月29日的联合声明所说，同一时期，李光耀政府“前后开除了113名南大生和81名义安学生，以及无理逮捕约150名大、中学生，又把67名南大生和4名新大生逐离新加坡”，可谓出手不留情。

至于我会接受李光耀的挑战与他辩论，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之前就曾听说李光耀在工会及党内也常使用挑战辩论这一招，被挑战者或由于英语不行或怕他秋后算账，时常不敢接受挑战。这一次他重施故伎，同学们早有心理准备！

当时我正带领着同学们的抗争队伍，斗志昂扬地在数百名观礼嘉宾面前，向李光耀高喊口号，反对李光耀迫害同学和企图变质南大，加上我是念现语系的，英语还勉强可以应付，就立即决定上前应战。如果当时我有所犹疑，其他同学也肯定会挺身而出，不战而降的局面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当时同学们都是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武装自己！

辩论前，我要求他公开保证我的人身安全及不受对付，他在众多外国嘉宾面前，为了假装开明只好答应；但辩论过后，军警和特务立即到我住家追捕我，失败后就下逐客令——把我驱逐出境！最后，我是在朋友的掩护下，潜回马境。至今，我被禁止入境新加坡，已近半个世纪！可见李光耀是一位言而无信的人。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

故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陈六使曾经积极和南洋大学的反国家共产党活动队伍合作，这群人以前是共产党控制的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的鼓动者。陈六使曾经公开地与大事叫嚣地干预这次选举，签署这些共产党以社阵候选人身份起草的声明，抨击政府。

庄竹林校长于1960年二月，就任新加坡南洋大学副校长，1964年七月八日辞职，年六十四岁。……

庄竹林博士在这种情形下，于1960年二月受执行委员会聘请为南洋大学副校长，负荷重担，面对的问题而艰于处理不言而喻。好在庄竹林博士有志于教育，对大学教育也是他的鹄的。南洋大学没有创办之前，他已有意办中正学院进而中正大学，所以聘请的教师许多是博士硕士及专家，就是为大学储备人才的预备工作，现在志已得酬，得失就在所不计了，尽力把大学办好，在任四年中，做的事情确也不少。

首先是主持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计四百二十七人，庄竹林校长为戴方帽子的学士，挑帽绥至左边，证明他们毕业了。……

其次，南洋大学花了一千多万元建筑的校舍，都陆续完成，而各方宾客以至出钱出力人士，中小学校师生，都到南大参观，也是一时之盛。第二届毕业考试，为求学术水准的提高，以符合报告书的要求，即采取校外委员考试制度，也是南洋大学的创举。1962年南洋大学为求学术水准得提高，以符合报告书的要求，调整各学院系。1962年南洋大学为英联邦大学联合会会员，又参加东南亚高等学府协会、国际大学协会、大学成人教育国际协会为各协会的会员，南洋大学与世界各大学产生密切的联系。1962年七月十四日依照南洋大学法，由新马十二州华人各推选一人，新加坡政府提名三人，南大校务会及毕业生同学会及学生各推选二人，组织首届理事会，正式成立，陈六使任主席，副校长庄竹林博士当然的代表。由是可知，庄竹林博士在任期间，怎样的把南洋大学大大的推向前进。他是尽力以赴了，惟使他耿耿于怀感到为难的，仍然是教学媒介语问题。……

牵一发而动全身，华校中学动，南洋大学也跟着动，南洋大学内使有派别的斗争，主要是学生自治与南洋大学学生联谊会的对立，二被针锋相对，庄博士夹在中间，感到左右为难，成了一无形的压力，他私下说，南洋大学是华文源流的大学，未来的南大因中学以英语文为教学媒介，或变成英文大学，违背了创校的宗旨，只有急流勇退让贤，便于1964年七月提出辞职，七月八日第一届常务理事会举行临时会议，接受副校长庄竹林博士辞职。他以愉快的心情步下行政大楼的阶梯。

星马著名教育专家，华文教育老战士严元章博士今天离开星洲了。我们南大同学非常关注这件事。严博士离开星洲不仅是南大损失，更是星马垂危的华文教育的重大损失！

严博士的离开绝不是偶然的。几年前，严博士就曾经因为他敢为华文教育说话，不遗余力地争取华文教育的平等地位而遭受联合邦联盟政府的迫害，禁止他进入联合邦。自从严博士在南大任职以来，他始终拥护大学自主及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为争取大学自主福利及学术研究自由而说话；他深刻的认识到南大教育系的存在与发展是促进华文教育不可缺少的机构，因此他不遗余力地扶持教育学系，而在他的主持之下，教育学系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一些卑鄙的小人却不愿这发芽的种子成长，而把严博士看成眼中钉，处心积虑阴谋关闭教育系！那由政府当局一手搞出来的王赓武报告书正是明目张胆地主张关闭教育系的阴谋诡计！

严元章博士的离校，和陈六使，刘玉水正副主席的辞职一样，都是政府当局剥夺与蹂躏大学自主权和学术研究自由的一连串勾当。目前，凡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士，没有不遭受到迫害，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严重事件。

严博士的离开星洲充分证明了他坚决反对王赓武报告书。他不忍心看到自己扶持起来的教育系被人宰割，更不忍心看到南大被人强制变质，他不屑与小人共事，他更不会与无耻之徒同流合污！

严博士对于星马华文教育的贡献是钜大的。他一贯坚持母语教育，站稳岗位，任劳任怨，抛弃个人利益，为华文教育贡献出他的精力，极力争取华文教育的平等地位，他的伟大贡献深深受到星马广大社会人士敬仰。他对华文教育的钜大功绩将永远与日月同在！严博士虽然离开了广大的同学，但是他那敢于说话的光辉榜样，却永远为人所敬仰，所学习！

我们同学愿意继承严博士的战斗精神，同心协力，保卫南大而战斗到底！这是我们同学给严博士最大的慰藉。

严博士一开头便以坚定的口吻说：“……我的离开南大并不是偶然的，这念头早就在我心里酝酿多时了。在王赓武报告书草拟时，我便得知‘报告书’欲建议关闭南大教育系。我感到很痛心，因为教育学系由我一手扶办，而且它的存在对南大前途的发展有利而无一弊，为何有人欲置之于死地不可呢？‘报告书’起草诸委员，没有事先征询过有关教授的意见，以及踏实地衡量过教育系对南大的贡献，竟然粗暴地主张关闭教育系，这是非常不合理与不应该的。”

他接着说，王赓武报告书发表后，证实了几个月前他听到的消息。于是，他便对此发表一些意见，表示他个人的看法和主张。当时适逢教育学会正欲要请他讲演有关报告书的问题，他便一口应允了。然而，又有谁料到一个学术演讲会竟然会遭受到当局百般刁难与无理阻挠？他因此前后被当局调去问了好几次话，他们用尽种种卑劣的恐吓手段，不许发表意见，这使得他深深地觉得自己的尊严已被打击，他的内心是感到多么的耻辱与愤懑啊！

在谈到他为什么非辞职离开南大不可时，严博士指出，他本来有三条路可选择走：第一条路，是和同学们在一起积极展开反对王赓武报告书和维护南大的斗争；第二条路，是背叛良心，对王赓武报告书作妥协及与那班推行“报告书”不遗馀力的披着学者外衣的小人同流合污，做出伤天害理的事；第三条路，是辞职不干——走！

他说，他最后不得不选择后者。接着，他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走第一条路，对他来说比较不可能，因为他被视为一个外国人（他没有公民权）。如果他也和同学一样采取积极斗争方式的话，则统治者将采取种种方法对付他，使他不能进一步对民族教育问题做些什么。……

走第二条路嚒，比叫他去死还要难办得到。他说，除非他已不是一个人，否则，“与小人为谋”他是永远办不到的。他还说，也许有人认为他应留下来与教育系同学共挨三年。但是，这么一来，就等于他赞同王赓武报告书，也等于他愿意与那一流小人同流合污了。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至于第三条路，也就是最后一条路，虽然，这并非最好之一条路，然而，目前对他来说是唯一可行的。他要通过他的辞职向有关方面表示最大抗议，从而进一步暴露当局对学者的迫害。

无论东南亚各国，因人才缺乏，大学教授讲师往往以甫出校门之毕业生充任，不得与之比拟，即以中国论，除北京，中央，中山三大学，开办即拥有大批名教授外，其他大学，如洪煨莲君所服务之燕大，当创办伊始，原亦不过传教师数人惨淡经营，安得大批名教授，如今日之南大者。

1966年我第二次重回南大，那时新加坡政府根据《王赓武报告书》之建议接办南大，将南大改制。我很荣幸也很难得的能够回到母校服务。当时数学系主任靳宗岳教授年纪已大，他向大学推荐我做代系主任。1968年，南大学位正式被新加坡政府承认。

我想从这件事情讲起：1968年南大举行毕业典礼时，教育部长王邦文发表演讲之后正式宣布：

南大现在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政府决定承认南大学位。

当时我听了当然很高兴，因为南大校友被委屈了那么多年，现在由新加坡政府教育部长正式承认南大学位，当然值得高兴。但是我又很不舒服，有点啼笑皆非，那是什么原因呢？

王部长在说“南大已经很不错”，但是“很不错”所用的例子，全都是南大前一、二、三、四届的校友在社会的贡献，以及在外国拿高级学位。也就是说：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认南洋大学是一间好大学，并不是因为改制。那时改制后的的学生还没有毕业，而且改制后学生的表现还没有报告书来肯定。总的来说：南大过去一直被冤枉，无罪当有罪，有功当有过，现在由教育部长正式为早期的南大平反。

当时，甚至今日，很多人有一种错误印象：以为早期的南大办得很不好，新加坡政府接办之后，给了不少钱，改制之后就变好了，然后就成功了，学位就被政府承认了。实际上南大从第一届开始就是一所成功的大学。只不过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因素，特别是那个《白里斯葛报告书》，非常不公平的批判南大。要了解南大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南大从第一届开始就是一间成功的大学，并不是等到《王赓武报告书》，政府接办改制之后才成功的。

最近政府当局又再提出重开谈判南大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政府对南大问题的谈判是完全缺乏诚意的，它只欲以此谈判为借口达致全面控制南大、改组南大、改变南大民族大学之性质而为英文大学。

阁下曾于新近宣布重开南大问题之谈判。政府虽然声称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然而，时至今日，政府不但没有实现其诺言，反而变本加厉，摧残华文教育，从华校入学新生锐减，中学的改制及分文不支助南大，而一味拖延谈判，千方百计企图改组南大，控制南大，使南大变质，在在说明政府没有诚意兑现诺言。

为使南洋大学能在修正的法令实施之前进行改组，我们建议代理副校长应立刻采取步骤组织一个临时理事会。这事最好是先和教育部与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磋商。这个临时与理事会一经成立，南大执行委员会与行政委员会应把它们所有权力移转给临时理事会，然后自行解散。其后临时理事会应设立老师遴选委员会并组织临时理事会。等到修正法令实施后，这些临时机构均应停止活动，因为这时正式组织的各机构均已次第成立了。

政府与大学执委会的基本矛盾，在于1959南洋大学法令下的有关理事会组织的条文已经变更。因为魏雅聆报告书的改组程序建议第二项是：南大执行委员会，教育部与代理副校长共同设立临时理事会。这是一个新的非常关键性组织，目的就是要处理理事会人数成员，议席分配与人选的决定。

魏雅聆报告书的改组程序建议第一项是：南大执行委员会与教育部磋商后，任命一名代理副校长。又按1959南洋大学法令，大学的重要职位任命，必须先要在宪报公布之后，职位方为合法委任。由此可见，政府正力图通过立法权力，强力加速夺取民办大学的经营管理权力。

1960年10月18日在总理署会议厅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有3项议程，主题是在其中第1与2项的有关大学改组与成立临时理事会；第3项是财务问题属配角议程，动机也无非是政府试图以津贴换取权力。

会议的第一个共识是，大学改革将会由大学临时理事会，根据魏雅聆报告书第9章的改组程序进行。这一共识明显表示，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已经对政府要求做出极大的让步。首先，接受成立大学临时理事会的建立。这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新建议，不在原法令条文之内。其次，接受按报告书建议的改组程序。这一作业的结果将会是削减大学执委的权力，同时却相对的加快增加官方代表的权力。

这个临时理事会是李光耀占领南洋大学的关键，一经成立，南大执行委员会与行政委员会应把它们所有权力移转给临时理事会，然后自行解散。这就等于是向执委会缴械。

就临时理事会的组织，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的建议是：马来西亚联合邦11州各有1名代表，新加坡也有1名代表，所以总共有12席的临时理事会议席。政府代表基于这原本就是南洋大学创校的概念，表示能够同意并接受建议。

人民行动党政府代表也同样要求12席的临时理事会议常。理由是魏雅聆报告书原本只建议南洋大学执委4议席，如今增加到12议席，所以政府代表也必须增加到同样的议席。

政府的意图是当大学执委代表与政府代表同等权力后，那么，能够左右决策的权力中心就偏移到另外12名代表的身上。因此，谁有权委任这12名代表，谁就有效的掌握了临时理事会的决策权力。

这12名代表来自教授会，毕业同学会，社会贤达及教育界领袖。首先，教授与政府行政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外来教授的居留权是掌握在政府手上。其二，要成为社会名士，必须是受政府认同的人士，而同样的，也必然是认同政府之人士。明显的，权力中心的转移势必有利于政府。

政府代表以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为准绳是显然的，因为这份报告书纯粹就是为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利益而量体裁衣。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大学赞助人代表是从报告书建议的4名增加到12名的说法是非常片面的，也具严重误导性。

根据1959南洋大学法令的理事会组织规定：政府派3名代表，大学赞助人派20名代表，校务委员会与毕业生同学会各派2名代表。因此，理事会总共有27名代表。

非常明显的，新建议使到政府代表从原来的3名，额外增加9名到12名代表，增加幅度高达300个百分点，是原人数的4倍。相反的，大学赞助人代表由原来的20名减少8名到12名代表，代表权势力实实在在的削减了40个百分点。

无可争议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建议的得益者，而南洋大学执委是新建议的受害者。这个道理是最浅显不过的，因为当权者必然是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打算。这是一个无庸质疑的确实状况。

联络委员会南洋大学代表就政府代表的原建议：大学代表12；政府代表12；教授会代表：4；毕业同学会代表：4；以及社会贤达4。反建议为：大学代表12；政府代表6；教授会代表：3；毕业同学会代表：3；以及社会贤达：3。

南洋大学代表的反建议也是对政府要求的一个大让步。因为政府代表从原法令下的3人代表，增加了一倍到6人代表。大学本身的代表则是从原法令下的20人代表，减少40个百分点到12人代表。

政府代表坚持维持提出的建议，所以不接受大学代表做出的让步。这其中的原由，可以从政府代表致陈六使主席的书信中看出：“南大的控制权还是照旧操在现在的南大执行委员会的手上……。”由此可见，政府是一定要操纵南洋大学的控制权，任何低于这个基本条件的建议，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说到底，南大改革的关键在于控制权。只要李光耀得到控制权，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后来的发展正是如此。李光耀时时高谈的学术水准，只是分散注意力的花招，恶意的诽谤，改革的借口。

1963年10月1日南大首届理事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委派五名代表，刘玉水、高德根、黄奕欢、陈锡九、陈期岳处理大学与政府之间的问题。

1963年10月2日，南大理事会代表到总理署，恢复与政府代表进行洽商有关南洋大学问题。政府代表重申对南大政策，给予与新大同等的待遇，但“南大必须健全”，并一再保证政府无意改变南洋大学的教学媒介，因为南大是华文教育最高学府。

1963年10月3日学生会发表声明，要求新加坡政府无条件资助南洋大学，并承认南洋大学学位。与此同时，也号召全体学生进行罢课三天，以捍卫南洋大学的创校宗旨。学生会也表示期待大学新领导不会向政府妥协南洋大学的利益。

嗣后，南大理事会代表与政府代表继续举行多日会谈。1963年10月5日，双方达致初步协议，政府代表对理事会中代表人数，不再坚持占有12席，愿接受6席，而6个席位中，政府将维持3位当时理事人数，增加的另外3个席位，准备让马来西亚其他地区政府代表担任。这是因为时过境迁，在大逮捕后政府已经掌握了新加坡政局。

1963年10月7日，南洋大学千余名学生齐集新加坡政府大厦前，向代总理杜进才呈递请愿书，提出六点要求，包括放弃褫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释放逮捕南大理事会理事及同学；承认南大学位等等。学生的要求如石沉大海，政府不于回应。

1963年10月10日大学代表与政府进行第四轮谈判。会后政府代表表示双方对议题已达至共识。从这一天开始直到双方正式签约的约8个月时间内，大学校园内发生了不少的事故。基本上是一些亲政府学生进行对反政府学生的攻击，以进一步削弱校园内的维护华文教育的信念与决心。

事件经过了数个月的酝酿后。1964年5月24日李光耀在义安学院的演讲中宣布南洋大学问题已经解决。5月30日政府通知大学理事会将在6月5日举行最后一轮的会议，并预先告知政府对大学改组的条件。

1964年6月5日新加坡政府与理事会终于正式签订协议，并发表声明：“南洋大学一经改善，新加坡政府将给予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同等待遇，俾使南洋大学学生各项费用负担减轻，教职员待遇提高，一切设备更臻完善。”

新加坡政府也承诺：“正式承认南大学位，并将进一步说服马来西亚中央政府也予承认。”新加坡政府并保证，南洋大学继续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协议下的新理事会，将由28名理事组成，其中马新12州赞助人代表各1名，教授会代表包括副校长3名、毕业生同学会代表2名，社会贤达5名，政府代表6名。

理事会对政府的妥协引起学生会的抗议，因为这无疑是决定了南洋大学最终走向变质的命运。陈六使也表示反对所达致的协议。政府对抗议行为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手法。

1964年6月21日李光耀在南洋大学的演讲里，重申政府要改革大学的决心，并再次表明要彻底铲除大学里的反政府份子。无疑的，李光耀预告了政府将以铁腕政策来制伏南洋大学。

（1）应早日进行改善南大，关于改善南大的实际工作细节问题，则交由未来的南大理事会，以《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及《南洋大学法》为蓝本，进行讨论改善事宜。

（2）南大经过改善后，新加坡政府将给予南大像新加坡大学同样的待遇，俾使南大学生负担减轻，教职员待遇提高，一切设备更完善。

（3）南大经过改善后，必须成为一纯粹的学术机构，不应受任何政党政治或颠覆活动的左右或影响。

（4）新加坡政府再三保证继续以华文为南大的教学媒介语，政府以前已屡次作此保证，在马来西亚的宪法下，新加坡仍保留教育自主权，因此，政府将可继续实施以往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的政策。

（5）经改善后，新加坡政府将承认南大学位，并将进一步说服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承认南大学位。（政府代表指出，目前南大学位已得到新加坡政府有条件的承认，即凡获得政府补助学校之南大毕业生，所得待遇已与新加坡大学毕业生平等。目前新加坡大学毕业生进入政府部门服务，亦须受公务委员会批准。政府代表亦指出，目前在各政府部门，政府学校及政府补助学校任职的南大毕业生已超过六百名，他们的薪金，完全由政府公款支付。）

（6）南大理事会的组成人数安排：于1960年10月18日第二次谈判时，南大代表曾建议南大理事会的组成人数应如下：南大赞助人代表十二位，新加坡政府代表六位，教授会代表三位，毕业生同学会代表三位，社会贤达三位，总共廿七位，当时政府代表的建议为：南大赞助人代表十二位，新加坡政府代表十二位，教授会代表两位，毕业生同学会代表三位，社会贤达三位，总共卅四位。

今双方代表，根据1960年10月18日第二次谈判原来建议，经过讨论后，同意修正如下：南大十二州赞助人代表十二位，新加坡政府代表（其中三名，争取马来西亚其他地区正义选派）六位，教授会代表（包括副校长）三位，毕业生同学会代表二位，社会贤达五位，总共廿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