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话 ── 给陈新华君的回答

我很高兴，我的一篇小文(“南大站”2月23日)竟迎来陈新华君的数千字反应(“南大站”3月3日)。陈君不只反驳我的几点意见，还将另外两名校友在不同地方和时间说过的话也拉进来，好像受压抑了很久，得赶紧将心中的闷气全部泄放出来似的。

长久抑压的失常反弹使陈君说了许多糊涂话。他指责那些不承认2005年是南洋大学创校50周年的校友是吹毛求疵，但他却挑剔我没有准确地翻译好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的英文名字；他积极地支持南洋大学的英文化，却对南洋大学法毫不知悉，还说我引用大学法的“guild”字是一种“非常崇拜英国文化”的表现。陈君的糊涂达到极点，当他说：“……‘要让唯一的华文大学──南洋大学重生！’但自己却在海外留学深造，并接受了高深的英语(若不是双语)教育！精通双语后却痛恨又反对南大与新大合并成双语的国大，这样的思想态度公平吗？君不见他们在网上应用高程度的流利英文谈论，精彩得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出身于华校。可见他们已经走在新加坡政府的教育体制改革前头，好像早已预知南大会有这样改制的一天，不是吗？果真如此，那么为何老大哥们又不能接受现在已经改制后的双语南大呢？……大哥们不喜欢这个‘红毛大学’但却喜欢住在‘红毛国家’！让人费解！”

我本来准备即刻给陈君一个全面的回答，尝试说服他冷静下来，象个真正的南洋大学毕业生那样考虑问题。但是刚好被招去参加新加坡家里的喜事，拖到三四周后才能起笔。初稿完成之后又读了陈君和傅文义君在“南大站”进行笔战的文章，其内容与所用的语言真是太不文明了，为了避免被沾污，我原想把回答暂时收起来。可是又看到陈君的一句话，说只有那么一两个人对他的第一篇文章持有异议，言外之意似乎是“南大站”的读者，特别是我这个激起他写那篇长文的人的沉默，等于对他的论点的认同。我正要把回答拿出来，免得被指为逃兵的时候，又拜读了无颜君的《谁在哭泣？》(“南大站”4月24日)，觉得还是听“母亲”的话，暂时将和陈君的争论搁下来，待“母亲”从“冬眠中醒来”后才由她亲自处理。可是又想到那时可能太晚了。况且我和陈君的争论不仅牵涉到“母亲”，还有更重要和急迫的华教存亡的问题。即然有“五百名大哥大姐们”在，就按我们华人家庭的传统，长者不在则由兄姐们当家，只要他们抱着说话负责任，不进行人身攻击的态度，以讨论的精神(spirit of discussion)进行辩论，争取达到共识，问题应该可以很迅速解决的。

我以下将回答分成三个部分，即(一)南洋大学校友的团结问题，(二)“母校为了生存被逼改嫁”，和(三)南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

(一) 南洋大学校友的团结问题

首先，我要回答是谁“不容异己”。

同一所学校的校友要求大家团结一致，维护和发展母校，是非常自然的。鉴于南洋大学在创校和成长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困难，校友们要求团结起来共同面对这些困难是非常强烈的。但是若我们以一个冷静的头脑看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可能要求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团结。因为我们的同学既然来自东南亚华社的各个阶层和集团，他们肯定会将这些阶层和集团内部和之间的大大小小的矛盾带到学校来的。所以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在整体上同学们是团结的，但在学校存在的各个阶段却在同学间出现不少不和，争执，甚至斗争的场面 。

早期的同学或许还记得在每年欢迎新同学时，和学生会成立的过程中，常有一小批“捣蛋分子”和大家唱反调。在六十年代在校的同学绝对不会忘记，那一群终日注视着他们，旨在收集他们反对《王庚武报告书》的话动的资料，以便打小报告的“职业学生”。虽然我不太清楚七十年代的情况，我可以猜测陈君所说的“同根生”的感情在一小部分同学当中仍旧是不存在的。

不管我们喜欢或厌恶它，“不容异己”的现象在南洋大学的学生当中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当大家还一同生活在云南园的时候，处理这现象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那些“捣蛋分子”，“职业学生”等等，是那么明显地和大家不协调的少数。走出云南园后，或许某些“捣蛋分子”，“职业学生”等等也学乖了。不幸的是面对那一股强大的不惜任何代价决意要消灭南洋大学的政治力量，有不少校友终被屈服了。也有些被误导了，看不清问题的实质，暂时接受了对母校不利的论点。(校友当中，除了以上的，还有从世界各地站出来，为了维护母校的声誉而向当权者说“不”的。另一部分是一些因为工作的关系，不方便对母校的问题说出自己的真心话。还有很大部分的校友，为了事业和生活而奔波，和母校的处境失去了联系，不知从何看待在母校所发生的事。)

本来对母校的存亡问题，校友们应该可以根据他们的认识，按文明的游戏规则，不受限制地提出各人的看法的，而看法不一致也不一定会给母校立刻招来大祸，“自家人”应该可以慢慢说，到说通了才罢。在维持团结，解决问题的大前题下，各个校友当然有权力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得对自己的意见负责。不能在和母校有关的问题上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或采取行动以后，就拒绝别人的询问，批评，也不能不管意见可能给大家带来的后果，不能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

就如最近某博士接受理大颁发给该大学的校友的奖励一样。该博士是一位南洋大学知名度很高的校友，而且一路来给校友们的印象是他以毕业于南洋大学为荣，不仅个人鼓吹南洋大学，还积极参与校友维护南洋大学的活动。博士在没有向他周围的同学做任何交代之下却接受了理大的奖励，还向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承认他在南洋大学毕业后出国时英语不会说，英文不会读和写，致使他的留学生生活的初期非常吃力。博士的这种行动和谈话，虽然出自他自己，他不能争辩说这是他个人的事，因为这事对南洋大学和她的校友们的不良影响是很大的。他尽可以不考虑他个人的名誉和信用，但他不能不面对校友的不满和责问。他该知道理大把颁给自己的校友的奖励送给南洋大学校友是一种篡夺南洋大学名誉的不道德行为，为什么要支持它以至背叛自己的母校？是否他从此就不再是南洋大学的毕业生？自己明明是特别注重英文的钟灵中学高才生，又在南洋大学的四年间读过不少英文课本，且毕业后还当过助教，为什么要瞎说自己的英文水平那么不行？为什么要双手献给那些对母校不怀好意的人又一个攻击南洋大学的借口？

南洋大学的事要南大人一起讨论，一道来办理。可是一批受政治力量所支掌的所谓新加坡校友会领导，却不照顾到自己只不过是世界各地十多个校友组织当中的一个同等单位，不考虑南洋大学是东南亚而非仅是新加坡华人的高等学府，不问广大校友们的意见(甚至也不招集自己的数百名会员开会讨论)，在所谓“众多校友的意愿下”擅自与新加坡当权者进行交易，要求“迁册”，赞成理大简称为“南大”，支持“复名”，主办“50周年庆祝会”。这些人一方面拒绝公开解释他们的行动，向世界各地校友做个清楚的交代，另一方面明知道对他们的做法提出批评的校友“有着许多怨言与不满”，却指责他们“争吵不休”。陈君问“南大儿女本是同根生为何不能容异己？”如果他能睁开眼睛看看他周围的夥伴们，他应该能看清楚是谁“不容异己”，是谁破坏南洋大学校友间的团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团结的基础又在那里。

为了证明南洋大学校友间的不团结，陈君捏造了一个假象。他说一批“大哥大姐”们，出国留学，学好双语，领了高级文凭之后，就不回母校看看，只会在国外高喊口号，要母校开倒车，不让母校接受双语，喜欢在外国指指点点地责备，不理那些死守在“母亲”身边的“小弟妹”们。

照他毫无根据的计算，这些只占南洋大学毕业生总数一万两千名的百分之五(他说这等于五百人，我就不要跟他去“吹毛求疵”了) 的“老大”们，只会在媒体与校友网站上“对母校的命运给予诸多负面的，悲观的批评和贬意的描述”，“硬性的让她(南大)蒙上政治色彩”，而“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校友选择保持沉默”，因为他们“不忍心看到或听到校友们之间的吵吵闹闹局面吧了”。

这种离谱的糊涂话是不难被击破的。首先，那“老少”之分，其界线在哪里？难道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里头就没有最早几届的校友吗？没有回国服务的留学生吗？还留在外的那五百名当中就没有比较晚届的吗？他们的言论都是一致的吗？那一万一千五百名“小弟妹”们当中，有多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东南亚其他地方？他凭什么说这些没有出洋的校友都是保持沉默的？保持沉默的校友都是支持毕业生协会的吗？在新加坡的校友保持沉默是不是因为他们不方便公开表示有异于官方的看法，或是新加坡的媒体对他们的意见不感到有“新闻价值”？陈君是否注意到发表在马来西亚媒体和网站上反对“迁册”，“复名”及“50周年庆祝会”的文章？批评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所作的那一套？这些作者又都是留洋的“大哥大姐”们吗？

陈君怎么知道在外的校友没有回去云南园？是不是南洋理工大学门口设了一个暗岗专门记录来访的南洋大学从国外回来的校友？不知暗岗有没有向他报告我在最近三年(以前的就不用提了)三次回云南园的事？不知这些报告有没有说明因为我在那所陈君所热爱的“双语”大学里，除了华裔馆外，看不到任何用华文书写的牌示后，而下决心不对外说我到了云南园，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云南园是一个有着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的地方？

说糊涂话的人的心里是不踏实的。陈君自己也承认毕业生协会“如此沉静于一些‘敏感的话题与活动’而选择沉默，主要是因为无论毕业生协会发表什么意见或立场都会遇到校友的反对意见与反对浪潮。”要代表会员就得进行公开讨论以求得共识。怕“反对浪潮”而不听“反对意见”就是“不容异己”。陈君自己以一竹竿打全船人的做法，谩骂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为“非常崇拜英国文化”，“喜欢住在‘红毛国家’”，“吵吵闹闹”是“能容异己”吗？

(二) “母校为了生存被逼改嫁”

这里主要表达我对这概念的厌恶。

这种说法表面上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再深入地研究它的内容之后，它的荒谬之处便立刻显现出来。其实，海外人君(“南大站”3月8日) 在网站上已经说的很请楚，我就不用重复了，只是要求陈君就这个“创作”(不管是他或别人的)，做一些补充。

我要陈君自己讲出为什么“母亲”的生存受到威胁。是谁逼她“改嫁”？为什么“父亲南大牌坊”肯让这种污辱发生而自己只会“默默守候多年”，“还依然无奈的肃立在原地期望着母亲早日归来”？“母亲”这个有夫之妇“改嫁”之后日子怎么过？即然“母亲再回家门”了，为什么“父亲”所站立的地方愈显得冷落，凄凉？是不是“母亲”又被别的人占有而不理“父亲”了？最近给“母亲”“庆祝五十周年”，“母亲”高兴吗？在高兴之余有否注意到“父亲”的落魄？

姑且不谈南洋大学的儿女们应如何面对这新的耻辱，我倒想知道这“改嫁篇”是不是某“由华入英又想入华”的大人，在其编写的“云南园史”书中，续“50周年篇”之后的新杰作？陈君这么富有感情地替他宣传，是不是因为最近受理大奖励而应该给的回报？

(三) 南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将我对这两所大学的不同之处，和我对待它们的态度，作个详细的陈述。

南洋大学是东南亚华人在二战后为了培养英才服务于正在苏醒的当地社会，特别是正开始蓬勃发展的华文学校，而创立的。这所民办的大学从它开学的第一天起，就是一种象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的独立。那校园内的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渊源于神州，但却包含迅速增长的马华成分。后来华社提出争取当地公民权，更肯定了南洋大学为未来新兴国家造就政经文化领袖的神圣任务。绝大部分的南洋大学学生抱着为马来亚祖国服务的精神，说明这种认同是上下一致的。

作为维护与发展民族教育的最高学府，南洋大学的诞生与成长，在殖民地政府的视野里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南洋大学的政治化，从她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如此，经过她在六七十年代坚决抗拒外来干预迫使她全盘英文化而被封闭，直到最近她的名字被盗，历史被篡改为止。不用等到现在才由五百名“大哥大姐”们在媒体和网上“吵吵闹闹”才给她“蒙上政治色彩”。

作为东南亚的华文大学，南洋大学毕竟不能全部抄袭中国的大学，也不能只顾发展华文教育，更不能只采用华文。所以从一开始南洋大学就是一所以华文为主要的，英文为辅助的教学媒介语，规定华文与英文为必修课程，采用华文和英文课本，开设华，英，马来语言文化系的高等学府。后来有人(包括自认是爱护母校的陈校友)，指这双语的，包含多种文化的南洋大学是纯粹的，甚至是排外的华文大学，他们或是不了解情况，或是别有居心。

陈君还坚持1980年新大和南大学的“合并”成国大是使南大向前跨一步，转成“双语”的大学。我真不了解，一名堂堂的南大毕业生竟连自己母校的本质都不清楚，竟忘了自己在学时(那是母校经过被强迫改用英国大学制度，特别强调英文后)上了多少英文课，用了多少英文课本，竟鹦鹉学话地将当权者用来作为封闭母校的借口合理化。我请陈君别再人云亦云，好好去研究一下，现在在新加坡官方流行的“双语”到底指的是什么；也请你去和我们那些在“合并”时由南洋大学转入国大(特别是文学院)服务的“大哥大姐”校友们了解一下，到底他们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如何跟过去比较。我包你会立刻发现，所谓“合并”，不是两个同等夥伴一起共事，而是新大独霸。所谓“双语”，不是英华并用， 而是英文独霸。我们在国大当教职员的校友们连第二等公民都不如。母校不得不靠边站，但却找不到可以站立的地方。“母亲被逼改嫁”本来就是一个现代社会不能接受的粗暴的安排，但是“改嫁”的“母亲”不仅生活苦，连生存的机会都全被剥夺了。

我们(我不代表任何人，不过我相信陈君的“大哥大姐”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主张南洋大学即然已经被并吞了，就让这段历史终结吧。不像陈君所说的，我们不是咒骂“母亲”，因为她的死亡是别人有意造成的(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理和现任资政甚至后悔没有在更早时将她关闭呢)。我们只要求哀悼有个结束(closure)，好让她的儿女们能往前走上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境界。我们反对“迁册”，“再让母亲回家门”，一方面是如我们在上面所指的，这种作法实在是太荒唐了，太污辱母校了。其次“合并”的法律已经通过了，国大的校徽也多少体现了这个决定(南大校徽有包括在国大校徽内，但是不知为何，其颜色和图案似乎有被修改过)。当然，自以为是法律治国的新加坡如何行使自己的法律，并非外人能干涉的。再其次，南洋大学毕业生是正正当当的，受新加坡政府所承认的第二所大学的毕业生，我们为什么要让人随意地象足球一样踢来踢去呢？

最主要的问题是“册”被”迁“到什么地方。南洋理工大学绝对不是一个适合的场所。“母亲”是“回家门”了，但是她是被拖着避过“父亲”的脚下而从侧门回来的。“家”也面目全非了。理工大学固然建立了许多美丽堂皇的新校舍使某些新加坡人骄傲，而且象陈君那样很庆幸自己的孩子也能就读，但是相当一部分的建筑是在破坏了我们所熟悉的学习和生活场所的基础上再建的。我可以设法理解作为一名理大学生的家长，陈君如何希望理大也是他的母校。但是不知陈君有没有在“南大站”上读过理大现在籍的学生的文章，表示不满某些南洋大学的校友的“沾光”，将他们的“屁股当自己的脸皮”。无论如何，理大毕竟还是一所“红毛大学”(尽管理大将其名简称为“南大”，在英语界，人们还是用它的原名NTU。) 我还记得几年前当前任校长还未退休时，理大学生讲华语曾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后来被校方制止了。尽管理大是在南洋大学的灰墟上出现的，那股中华文化的气息早就被扑灭了，闻不到了。就是它扩大成一所综合性的，有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大学后，理大也没有改变其原来本质；中国语言文学系就像一座受满口英语的“老外”们所包围的孤岛，随时都有被侵犯的可能。

更重要的，理大在母校的原址上的创立和母校的死亡有着许多还待当事人对外公开的微妙关系，在这些关系没有理清之前，和它沾上新的关系只能使母校的消失更难于解释，母校历史的真面目难于辨认。

事实上，接着“迁册”就是“简称南大”，“复名”，又是“庆祝50周年”，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盗名，篡改母校历史的过程。以后人们从何去了解南洋大学的历史？南洋大学的校友为什么要参与这种对不起母校的勾当呢？我们可以“向前看”，将理大的兴办和母校的灭亡的关系暂时搁在一边，井水不犯河水。既然理大就是理大，为什么要夺取我母校的毕业生当成它自己的呢？为什么明知新加坡曾经有过一所人人知晓的，简称为“南大”的大学，自己还去抄袭这个名字呢？为什么要改掉自己的正正当当的名字呢？理大是在1981年创立的，2001年庆祝20周年，突然间在2005年就把自己的历史拼入南洋大学的历史而庆祝“50周年”。这又不是拿别人的屁股当脸皮的例子吗？但是又不好好确定那一年是南洋大学的第一年。我尊照陈君的建议查读了新加坡毕业生协会的网站，在一个南洋大学重要年表内我找不出1955年。可见选择庆祝“50周年”是一个很随便的决定，完全没有尊重南洋大学的历史的意思，更证明了理大的这些动作都是另有企图的。堂堂的一所大学为什么要让当权者摆布，当政治工具？

有人说理大这么做是自告奋勇地使南大精神得以承传，南大历史得以延续。我说在这种虚伪模糊视听的基础上进行的任何事务都是不真诚的，不可能达到任何积极的对南洋大学有利的效果。如果不接受南大人的劝阻而继续这种自作聪明的行动，我们只能把它当作是有意破坏南洋大学的勾当。

我不但不反对，而且还会大力支持理大以自己的名誉，再办一些我母校曾经作过的事。我甚至可以接受理大徐冠林校长的云南园“三部曲”(南洋大学，理工大学，理大入华成为南洋大学)，只要理大(1)在继续当前的校政方针的同时，放弃“复名”，“庆祝南洋大学的周年”，(2)在云南园重新点燃中华文化的灯火，逐步开设各种中华语文文化课程，以华文为大学的一种主要生活与教学语文，(3)直到恢复南洋大学的本质的最终目标达到后，才由社会决定是否改名为南洋大学。但我不能接受理大利用我校友对母校的怀念和东南亚华人渴望象南洋大学那样的学府的重新出现，浑水摸鱼搞个假南洋大学。

我希望理大有心的话，能老老实实地领导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工作者，为复兴华人语言与文化而努力。这不是开倒车，因为我们不要求理大放弃它当前的各种课程和为新加坡培养理工科人才的使命。其实，如果有一个支持民族教育的政治环境，和有心帮她解决发展问题的政府，母校是完全可以继续存在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与时俱进的要求下，过去的25年的成长，完全可以使她达到一所包括理大目前的状况的学府。在行政结构上，理大基本上就是我可以想象的，没有被并吞而继续发展的南洋大学的影子。南洋大学一开始就办的商学院，教育系，马来文系，东南亚研究所，和60年代办的化工系，70年代初的电脑中心(因为这些部门是原来新大所没有的，其中大部分才被逼停办) ，现在理大或者办得很成功，或者可以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内恢复。和南洋大学比较，当前理大所缺少的，最基本的就是使华人语言文化之火不断燃烧的各种有关华人的课程，以华人文化为基础的文娱活动，和广泛应用的华文教学媒介语。

一所新的以维护和传播东南亚华人语言与文化为使命的高等学府是有必要的。我们即然已经独立于神州的“古典”中华文化，和北美洲的英裔一样，就有必要根据我们独特的地理和社会条件去培育和发展我们自己的东西，努力使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造就东南亚华人文化的辉煌。没有错，和五六十年前不同，我们现在又和中国恢复来往了，可以继续向那里“借用”我们暂时所缺少的人才，好像最近新加坡教育当局聘用70名中国的中小学教师一样。但是，首先，如果母校还健在，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出现。南洋大学在其生存的二十多年间为东南亚华文大专与中小学培养了绝大部分的华文与数理教师，有一部分在母校已经过世的二十多年的今天还在岗位上效劳。当前理大的中国语文系和教育学院的不少教师也是我们的校友。就连某政治领袖的英文老师也是我们南洋大学培养的。其次，中小学在交换的基础上用外来教师当辅助老师还可以，但是要长久依靠他们就不妥当，因为近几十年东南亚和中国的分隔过程中，华人文化不断地地方化。在华语的运用与表达上，两地间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了。在和中国的交往上所出现的牵涉到语文的问题，固然源于我们的水平的落后，但是也有语言差异的因素。

我们维护华文教育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如韩素音老师所说的，要保住我们的根。陈君完全错了，正是因为我们在海外也有面对失根的危险，我们对这个问题才那么敏感，才高喊维护华文教育的口号。同时，我们的居留地也因为新移民的关系，实行了多元文化政策，用公款鼓励各民族开办自己的学校，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化。很多地方还在起步，母语的教学和运用水平还不很高，但是工作是积极的，情绪是高涨的。反过来看自己的老家，人家在“立”，而我们却在“破”。幸好先辈们留下来的家底厚实，否则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摧残，早就得宣布破产了。我们搞华文教育的出发点是功利主义，重点是精英， 而非大众。在这么一个华人占四份之三总人口的国家，华文在政治上是没有地位的。

陈君说在中国各个名大学的学生都在学英文，言外之意是新加坡教育当局可以不积极推动华文学习，让英文继续独霸，华文继续衰退。陈君没有看到中国学生在努力学英文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母语，而且不管学英文的中国大学生有多少，他们毕竟是中国人口的极少数，不影响到中华文化的盛衰，也不降低他们个人的中文水平。反过来看新加坡，这几十年的英语独霸，整百间华文大专(别忘了义安学院)和中小学被关闭或改制，华文水平一落千丈是社会公认的，但是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的遭遇更残。其实，就是英文水平也不见的有所提高(还记得吗，在第一次总理换班的时候，卸任的总理就公开指出曾经是新大高才生的接任总理的英文不行？)不鼓励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化，更严厉推行殖民地政府遗留下来的英文独霸政策，维护既得利益阶层，致使各族群失去了自己的根，未来社会的安定，如何保证？

我们为什么对母校的体制念念不忘，主张将它尽快复兴？因为我们从其中得到的好处太大了。这不完全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精神上的影响。我们之能顺利地克服留学生和创业的艰苦生活，完全是靠那四年在云南园里所培养的“自立更生，力争上游”的精神。我们深知母校并非百分之百的理想，师资图书设备都明显的不足。可是她却教育我们自强，自助，自爱，和自豪，给我们灌输了一股坚强的闯劲。在校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大学本科生自己组织出去做调查，写报告，出书报，办展出，搞文娱是我们份内的事。谁知在国外走了不同的大学之后才发现就是那些所谓有名气的大学，他们的学生也没有像我们那样的突出表现(在槟城联欢会期间我在韩江学院参观了南大学生书报展览，看到了满屋的各院系学生各种语文的出版物，真使我骄傲不止)。这不单鼓舞了我们，更使我们怀念母校，祈祝母校再生。

2006。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