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海凡的《我是谁》

自从“合艾和平协议”签署以来，有关书写马共的书越来越多，大略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历史文献的书写，二是个人或集体的回忆录，三是文学创作，而以文学创作的表现最为薄弱。一方面创作者大多非马共人员或人民军，地下组织的成员，自然无法体会马共的斗争，部队生活等，只能靠资料，采访加上想象虚构而成，与实际的战斗生活有距离；另一方面，马共本身的书写者的文学水平不高，不能较完善的表现马共的战斗精神，流于粗陋。

文献是真实的历史记载，没有文学的架构，回忆录或多或少有文学素养，主要体现在文字上的铺排和描述。但文学性越多，越失去其真实性，只能将它视为历史文献的辅助材料。文学作品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比历史本身更强烈更鲜明。它植根于历史的真实，以此进行文学上的构思。当然，这其中有很多故事、人物、细节都是虚构的，或在原型的人物上进行加工，文学作品有时会比历史更“真实”。

在书写马共的作家中，除了陈剑、黄锦树、黎紫书这些反共作家〖按：人名照原文实录，本站不作认同，无意引发关于此三位作者的评论。〗，海凡是近年来比较引人瞩目的作家。由于他本身曾经是在“雨林”度过13年的岁月，写出来的作品或许比那些凭空想象，任意污蔑马共的人来得深刻真实。他的两本著作和一些散文，我大多读过，虽然印象不深，但也还可以接受。

以下是针对他那篇《我是谁》所作的评析。

这篇反驳叶德民的文章，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对叶文的反驳，一是叙述自己上队和回来新加坡的过程。个人认为，叶文的观点是过火了，不应该用这种偏激的言论去定性海凡的属性。描写部队生活中的小情趣，不是什么弥天大罪。红花也需绿叶陪衬，部队的战斗历程是红花，小情趣便是绿叶了。不管是伏击战、遭遇战、围剿还是反围剿，都是惊心动魄，随时都有人牺牲，这是整个战争（包括抗日、抗英、国内战争）的主轴。此外，民运队背粮上山，交通员割山涉水，建立农村根据地，挥军北上到边区，突击队南下、广播电台等等都是一系列主轴中的辐射线，组成整个马共和人民军的最真实最惨烈最壮丽的图景。当然，部队生活决非朝朝夕夕都在进行战斗，战斗之余，他们在干些什么？除了文娱表演，体育活动，操练阅兵，学习语文、医疗、藏粮、制造地雷、枪械之外，他们也在各个许可的范围内开耕种菜，种木薯等农作物，也豢养鸡鸭兔子和猪。同时，为了补充粮食，他们在河边炸鱼，在森林里打猎，与阿沙族群众探路等等，这都是部队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人民军也是人，有人的七情六欲，因此在部队里斗嘴，摩擦和斗争并不奇怪。所以像海凡写的那些豢养小动物、飞禽，猎象等故事，如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写得如此真实。这些是部队生活里经常会经历到的，只是，都是些细枝末节。一个作家如果长期满足于这些“风花雪月”的情趣，是难以蔚成大气的。

海凡说他的这些文章是写给“普通公众”看，这话不十分准确。文章在公开媒体发表，看的人不只是普通公众，包括前人民军战士，地下组织人员，左派人士，文化界人士，政治人物等。除非你不要发表，普通公众从你的文章能体会到什么呢？不外是一些知识分子的个人情怀，一些“宿命”式的独白，以及内心的躁动。即使读者了解这些，又能联想什么？是对革命的谅解、同情还是鞭挞，嗤之以鼻？海凡的这些散文，文笔比较质朴，境界不高，还停留在现象的陈述，无法跟整个革命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也许海凡在写这些散文时，只是把它们当作一个个独立的环节来写，因而显得比较浮泛，缺少有血有肉的精神实质。

第二部分是关于他个人上队和回返新加坡的过程。这方面语焉不详，隐藏的实质性的问题太多。

他1976年上队，1989年下山。在这13年中，他经历过什么战争的洗礼呢？除了他本人和他的队友，外面的人是不知道的。漫长的武装斗争，饿死、病死、战死的人何其多，有些烈士牺牲了就地埋葬，也许有名字也许没有。莽莽青山埋忠骨，幸存下来的人会去寻找这些无名烈士吗？海凡说：“到了80年代，看着成员折损，老化，却又没有新兵上队，我们除了要战胜饥饿、伤残、死亡、动荡……还得战胜绝望！像我这样属于机动人员的普通一兵，长年出发在外，随时面对牺牲。当时的想法就是死了‘埋在阿答头’！”这是海凡自己说的，当时的心态是这样吗？根据1992年9月12日《联合晚报》的报道，他被控上法庭时（因触犯国民服役法令），他的辩护律师说：“……两名前马共分子何志雄及洪添发（即海凡），两被告其实早就想脱离马共，走出森林，但马共干部十分严厉无情，凡要脱离组织的人都会遭到处决的下场。”海凡要“埋在阿答头”的壮举，是真情实意还是违心之言，大家各自解读吧。

促使海凡回新的意念是：“没有想到合艾和谈给我们生命带来新的转折，脱下军装，竟然还有下半生。在那个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情境下，盘桓心头的就是，既然付出青春岁月，投身改造国家图景的社会运动基本告一段落，因为新加坡籍，我既无法回马参与所谓的‘改变斗争形式’，而留在泰国只能在和平村里开芭耕作，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选择？忠孝两全真的不容易，为了国家的前景，忠于信仰理想，13年前我顾不上‘孝’，如今武装斗争落幕了，军队解散了，我能回头尽我作为人子的‘孝’吗？干革命说到底也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当然，当年挥别双亲，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人有两个抉择，要嘛，为革命理想献身，要嘛，留在父母身边，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安安稳稳的过一生。海凡选择了前者，他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毕竟，忠孝难全。古来多少英雄豪杰，都在这关键时刻作出一生中最难以取舍的决定。对于海凡当年的选择，我表示敬佩。整个马来亚的革命，正有无数无数像海凡这样的年轻学子，义无反顾，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里。

武装斗争结束了，武器销毁了，部队解散了，接下来便是面对严峻的现实生活的挑战。一些人留在泰国，一些人回马，一些人回新。但问题来了，新加坡政府并非菩萨大德，可以无条件接受这些上队的新加坡人。他们会提出一些苛刻条件，包括写悔过书，上电视，切断与马共的关系，交代过去的活动及出卖战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黄信芳、陈新嵘和其他新加坡人之所以不能回来，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些等同叛党的行为。

海凡不是一个特殊人物，他自己不也说是个“机动人员的普通一兵”，或背后有什么强大的靠山。他要回来新加坡，也必须接受这些“条件”。他的“罪名”比较复杂，一方面是前人民军，一方面是触犯国民服役法令，当局该以政治问题还是以军事问题提控他？

海凡说：“我们表示了回归的意愿，内政部官员到合艾与我们会面，提出条件：必须签署协议，公开宣布放弃共产主义，公开断绝与马来亚共产党的关系，还要交待过去所有的活动，接受限制性条件，并由内安局发表文告等等！就是我们必须作出妥协。我们面对抉择，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吗？”海凡清楚明白当局开出来的条件，他妥协了吗？接受了吗？

海凡说：“既然与内政部官员会面，我也提出了要求：不能接受坐牢囚禁，内政部答应。”这真的是很奇怪，海凡究竟有什么“法宝”，能让内政部官员“答应”他的要求？从来没有一个马共分子能获得这样的“恩赐”，除非是叛变者。内政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大方！他们又不是法官，怎么能轻率的答应他不必坐牢囚禁。如果这是事实，我就更加敬佩海凡了。

海凡说：“不接受上电视台发表自白或悔过书，内政部官员笑了，他说什么时代了，没人要看的，电视节目时间很宝贵的。”，这又是最新版的天方夜谭了。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内政部是滴水不漏的，有这么好的机会怎不会大作文章？胡扯什么“电视节目时间很宝贵的”。即使多宝贵，也比不上一个上电视悔过的前人民军的自白，那将是轰动全国的壮举。

下面这段话可圈可点，海凡说：“至于交代过去所有活动，由于我上队前并不是地下组织成员，没有过地下组织生活。只是作为公开文团活动的积极分子被追捕，被迫辗转上队。在我这里没有任何地下组织机密可言。我也不可能涉及任何出卖组织或个人的情节。”有参加公开文团活动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成员，内政部懒得理你，如果海凡的“供证”可以成立，多建两个樟宜监狱也容不下那么多人。如果你不是参加某种秘密组织，内政部会对付你吗？至于他为何“被迫”辗转上队，倒是肺腑之言。他上队的真正原因并非对革命的向往，准备牺牲自己，而是“被迫辗转”，这跟他所说的死也要“埋在阿答头”是两码子事。

最重要的一段在于“我们作为个人是很无力的，即便是党，在合艾和谈中，我们要求让马共公开合法，要求摧毁那个把马共踩在脚下的国家独立纪念碑，他们坚不退让。也许有人可以大声呵斥，你马共即作为谈判一方，争取不到合法地位，还谈什么？作为标志性羞辱性的纪念碑不被摧毁，部队脸面何在？但是，为了结束战争，为了开拓新局面，为了一千一百余人的将来，我方屈辱的接受了，不然和谈就谈不下去。这就是妥协。”真是这样吗？什么是“屈辱的接受”？什么是“妥协”？海凡究竟是站在哪方的立场说话？难道这就是海凡所谓的一个铁骨铮铮的革命者对党军应有的态度吗？

海凡的辩护律师向法官求情说：“……因参加马共活动，在外逗留了1年，而森林中的生活，并不如他们理想中的安逸，而是颠沛流离，吃不饱睡不稳。他们经常为了躲避马泰保安部队的追剿，需要搬营寨，东藏西躲，十几年的森林生活是极度困苦与不安的。”律师怎么能理解被告的森林生活，这些话该是被告的话，目的在于以此洗脱自己的罪名。

内政部官员不是答应他无须坐牢囚禁，为什么上的是民事法庭而不是军事法庭？原本被判坐牢18个月，最后却只是罚款了事，法官真是“宽宏大量”啊。

不管怎么样，海凡作为前人民军一员，他的书写马共的文章，还是有一定的可读性；毕竟他是个文人，如果能正面对待革命和部队，那还是值得赏识的，但不应停留在这些花花草草，小动物小飞禽，应把眼光放得更远，把真正的马共的革命历史和精神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