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雨林有知
——和平村日记（下）

（中篇）〈〈〈

四月四日　阴

　　第一次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阿石。

　　傍晚时分，我们好几人正在离大厨房不远处的角落，闲闲地阅报、聊天。偶一抬头，只见阿石走了过来，像是从外头刚返村子，身上还背个小背包，看见有人聚集在这里，特地弯过来打招呼。

　　他把背包卸下，额头微微见汗。以前他身为中央领导，无论去哪，都有警卫随身，各样杂务自然有人代劳。出来后这个规定取消了，于是看到了背背包的阿石。

　　他向大家微笑，颔首：“看报纸。”“嗯”有人搭腔、有人点头、有人抬眼回报微笑。

　　我想，总会有人说：“领导同志辛苦了！”这句在以往部队里，看见阿石回来，自然会吐露的充满敬意的问候。

　　我想，他也会期待这句问候。那么，大家在确认了像以往那般的关系后，他会以领导对同志们的关怀，随意聊一些生活话题。

　　可是，竟然没有。没有人作声。好像都在嗫嚅着，等别人先开口说那句问候。于是，气氛显得有点微妙，一时无话。

　　“天气真闷热。”他说着，额上的汗珠淌下来，他以披在颈间的一条小毛巾去揩抹。我感觉他的笑意里有几分僵硬，几分疲累。

　　也许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也许为避开尴尬，有人先抽身回头，别过脸去重新聊起之前因阿石出现后中断的话题，于是，第一次看到了领导同志身在现场却被晾在一边，不成为众人焦点的情景。

　　我上队13年，一直属于12支机关队第3中队，阿石是队伍里的最高领导。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接触其实也不多，给人的印象总是亲切儒雅，像饱读诗书的学者更多于像久经战火的军人。说话一贯的温和、从容，仅有一次见过他的疾言厉色。那是在拍摄人民军队的录像节目时，有一场歌颂红色边区的舞蹈，为了使布景开阔以突出舞蹈动作，我把广袤的胶林，设计成两旁侧幕为胶树立景，舞台顶为胶树枝叶挂景，天幕则省略了大片茂密胶林，只简化为一片栽种新树的陡坡的远景。阿石一看，大声叫停，说这样的布景，会让人误以为是在二区反党集团的地盘！是政治错误！态度之严厉从所未见，说得我手心直冒汗。当时要撒换布景也难办到，真教手足无措！幸好有同志机智变通，立刻到营房外砍来一大捆矮青，就插在天幕前，把那片开阔的陡坡遮掩了，又增添几分林野的气息。阿石见过后，才让继续拍录。

　　那些年，阿石在同志们心目中的地位无比崇高。每年总有一两次领导同志上大课，大课之后，又会有一两晚集合在大课堂，让同志们发言讲述学习的心得体会。那种场合，基本上都在表达自己对党的忠诚、对革命的决心以及对领导的崇敬。阿石每次都会肩披一条棉制的泰式围巾“水茫”，坐在课堂中间的通道上，由始至终细听同志们的发言，坦然地接受同志们的赞美。

　　没有人会怀疑那些对领袖的赞美是言不由衷。在那时的情境下，阶级觉悟是衡量一个同志的根本标准，而对党、对组织，最终落实成对领袖的忠诚和信赖又是衡量一个人阶级觉悟的根本标准，大家都在自我鞭策，改造自己，缩短与组织要求的差距。

　　领导同志——那曾经是同志们口中一个无比尊崇的称呼！

　　现在，却为何嗫嚅着，迟疑不能出口。

　　我脑海不期然浮现这些数字：60年代内部肃反扩大化，误杀者87人，百分之81出自12支，共71人！

　　“哎，你们聊吧，我先走了。”阿石边说边捡起地上的小背包。

　　“阿石同志，我帮你背。”一位经过的女同志从阿石手里一把夺过小背包。

　　“不必不必，不重的。”阿石忙不迭地说。嘴角挂着一丝生硬的笑纹。在他掉转头的瞬间，我察觉他眼里罕见的泛起一层迷蒙的润光。

　　暮色四合，苍茫中只见一个落寞、苍凉的背影！

四月六日　晴/傍晚小雨

　　（探访勿洞友谊村第一村）

　　日前接二弟来信，说父亲将于4月13日再来探望，询问是否方便。由于时间倥偬，除了寄信之外，也准备发电报回去答允下来。信于4日寄出，电报则由于正届清明节，为防农村有人闹事，数日不出车，等到今天才和军武一道去发。约25字，65铢。

　　然后驱车北上，直奔勿洞友谊村第一村。

　　两三个月来，陆续有友谊村村民到我们这里，有者寻友探亲，有者卖自种的青菜，有者纯粹来聊聊。几番接触，彼此通了一些情况，得以印证外界对他们的若干传闻。我开始闪现一个念头，为什么我不能也去友谊村走一走？也许他们的际遇、处境，对我们有参考借鉴的地方。和军武一说，他亦有同感，于是决定同行。

　　对比和平村，友谊第一村交通便利多了。从四条碑热水湖路进，约十公里的碎石子路直通村里，大车直上直下；就连村里也是黄泥车路蜿蜒环绕。据知还有路直通友谊第二村，只消15分钟即可往来。

　　我们一路问着进。当路两旁出现一幢幢半独立式的平房，样子大约像在报章上曾介绍过的，估计是到了，就把电单车驶到近路边的一幢房前，正在想问又踌躇着不知如何开口，因为我们实在一个熟人也没有。这时一个少妇向我们打招呼，问我们找谁？我们说找明娜的妹妹，又说找民峰。她笑了，她正是民峰的妹妹！

　　民峰不在，刈草去了；明娜妹妹去了菜地，她则留在家里看顾两个孩子。我们聊了一阵，想多跑一两个地方，就说想去找明娜另一个妹妹国莲，于是问了地点，暂时告辞。

　　第一村的地势颇高，他们的房子依山而建，贯通的大路则蜿蜒盘桓。国莲的住屋更在高处，极目可以远眺。虽然屋子周围已铲得精光，再无树木矮青覆盖蔽荫，但山风习习，加上屋子是砖砌瓦盖，不会感到闷热，居家条件可说不错。

　　在国莲家碰到第二村来访的自力、第三村过来的奋发两兄弟。尽管彼此是素昧平生，但相近的背景及经历，使我们没有什么隔阂，一边逗弄着孩子，一边坦诚地聊天，颇了解到一些情况。

　　奋发说：友谊村现在面临着分化的趋势是无可避免的，一些会继续留下来，安居落户；一些则会归返马国。眼下第一村正有十多人在变卖家具用品，准备回乡。而有更多村民还在情绪不宁地摇摆、踌躇。

　　为什么在屋子建成，胶树已高过人头，村子可说即将落成之后，却选择放弃和迁徙呢？为什么他们宁愿抛下两三年胼手胝足建成的家园，而决然归返马国，向马政府“自首”后，接受几个月的囚禁“改造”之后，出来从头开始，从零开始呢？民峰在谈起这个问题时，也茫然地说：不知是他们傻呢？还是留下来的人傻？

　　据知道的情况：那些要回的人，至少三个问题放不下：一对领导，二区的头人已丧失信心。外面风传张忠民等头目贪污吃钱，他们询问，上面却不能明白交底，以及其他问题使他们不满；二是在泰南或勿洞谋生无门，他们大都不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好些要依靠家人寄来的马币生活；三对他们，特别是对下一代的身份感到焦虑困扰，三年过去了，他们仍在使用与我们一样的临时通行证，由于是无国籍，生下来的孩子也是无国籍。

　　奋发曾到过我们和平村，他知道有人在说他们回去是个别投诚，他追问我和军武怎么看？

　　我说他们的处境很值得同情。对于他提的想寻找一种比较体面的回去的想法表示理解。

　　在谈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不由得联想到我们这里新加坡籍同志的处境，他们的遭遇，会不会就是我们的殷鉴！？

　　我们这里的组织能帮到他们什么吗？我不知道。但看来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里的村委并不主动与他们接触，隔膜的消除在组织之间还有待时日。

　　而他们靠集体、靠劳动开创出友谊村，在我亲临村子做客，我由衷钦佩这些创业者们，他们在面对困难时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想方设法解决难题，有许多可以做为和平村建设的参考。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的经验对我们可以有帮助，可以使我们少走一些弯路。

　　然而他们奋斗到今天还在彷徨，还在挣扎，有的甚至准备回马国自首，囚禁出来后，低头做人，这样的遭遇却不能不勾起来我深沉的悲哀。干革命不是为索取什么，但是一个大好青年，不为一点私利，而是为人民、为理想付出青春岁月，到头来却必须考虑去接受一个在家乡蒙羞，在亲人当中低头做人的选择，命运对这样的人是多么不公平！

　　曾找李兵谈有关新加坡人的前途，不得要领，他上邦朗看来并没有为此增添多少希望。组织上短期内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动作。

　　曾有友谊村的女村民说：他们的组织错在没找马方谈，而我们却错在没找新方一起谈，是这样吗？

四月九日　晴

　　7、8两日，外出勿洞街上的电单车队成员，有数人遭同样的几个青年寻衅，有者阻路拦车、有者恶言相向、有者甚至挥拳袭击。我们同志都克制摆理，没有闹出乱子。据知就是那三几个从外地返回港门的青年存心挑起事端，但都不成气候。

　　7、8两晚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正式决定本村的户口数目，由已肯定居留的人员填写表格，泰方再以此为据，划出准备砍伐的森林面积。

　　对非泰籍的同志，以及想用长一点的时间来决定去留的人，这个做法或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这是否表示表格填妥呈上之后，才决定居留泰国的人，就失去泰方应允的安置条件：居留证、房子津贴、土地、生活补贴呢？根据合艾协议，选择居留的期限是一年，即今年12月2日为截止日期。因此，我再找林军，大会上也提出这个问题，要泰方给肯定的承诺。

　　村委接着向全体大会寻求授权，可以对个别村民采取除名的行动，而无须按章程规定的，必须先经过全体大会裁夺通过。

　　事关章程，引起相当普遍的议论。有的主张应按章程办事，有的支持村委，有的赞成特殊时期可授权村委，但必须先通过修改或补充章程条款。我持第三种意见。

　　村委为寻求委托权，林军、阿川、阿荣、老杨先后多次发言，中心内容一点：没有足够的权威难办事！

　　交付表决时，大多数票通过，只有5票支持按章办事。

　　议案的提出是由于有少数人在建村活动中耍滑头，只要权利不尽义务，只要成果不付劳动，对这种人大家都是愤愤不平。加上她的现场表现自我暴露，更加强了同志们对村委的支持，因此出现一面倒的表决结果。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真有人被除名，不再是和平村成员，因此也失去在和平协议下泰方应允的安置条件，失去居留证、房子津贴、土地、生活补贴等，对昔日同志，即便是很落后的同志，也是有欠公平。到底他们已把很长的一段岁月，一段生命中最宝贵的光阴，不为私利地献给了革命运动。今日获得的，只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生活依仗，而且并非现成的物质资料。这样的除名，无异于驱逐，剥夺，使他们真的一无所有！村委手上这权力未免太沉重。

　　我没有参与表决。我坚持在没有修改或补充章程的情况下，提出与章程相违背的议案是不当的！

　　而村委的发言和同志们的表现，引起我深沉的思考。民主需要学习，观念需要更新，在新形势下，理应学习使用新的方法解决矛盾，然而会不会在一些人的脑里，觉得还是以前管理军队的那种集中的法子来得简便、干脆？！

　　同志们的表现也使我感慨，大会表决议程时，在提出除名要经全体大会通过时，我们举手，在说除名由村委来办吧，我们也举手。我们真是经过深思熟虑吗？

　　民主不仅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生活，我们都准备好了吗？

　　刘波终于和家人联系上了，真令人高兴！他与方壮壁、田民他们一道，应是60年代就离开新加坡，流亡至今。与家人断绝音讯30余年，生死两茫茫。现在能获得确实的音讯，听到了魂牵梦系的声音。那种恍如隔世之感，不是亲历者是无从体会的。

　　奇妙的是，母亲会转来他家人的寻问，并不是由于两家人熟识，而仅仅是在寺庙里结的缘。原来在我离家的十多个年头里，母亲走遍了岛国无数个寺庙，向各方神明烧香叩拜，祈求孩子的平安。到我们终于梦幻般地异地重逢之后，她一回国就忙着到寺庙还愿。一旁庙祝听到她的祷词，忙向她介绍了也同样来庙里祈求亲人团聚的信徒，即是刘波的家人——“可怜天下父母心”。一条在茫茫的岁月的烟波里断了的线就这样地续接上了。

　　一时间，突然对供奉在寺庙里的那些泥塑木雕的偶像，萌生了几分亲切感。

四月十日——四月十二日　午后小雨

　　（探访邦朗和平村）

　　为了多了解一些情况，以及和新加坡籍的同志谈谈彼此面对的问题，我决定在探亲前夕北上邦朗和平村。同行的还有光扬、李兵等。

　　在那里碰到许多老朋友，受到热情的款待。除了和一些第七期的旧同学们聊聊外，多数时间和小川在一起。

　　邦朗村的建村工作已大部完成。临时住所、公共建筑、胶芭等都已做好，只欠永久住屋还未动工。因此他们村里是开工不足，闲置人力多，幸好组织上发给每户一莱水淹地，我们到的几天，都见同志们在自己的地里耕作。

　　和勿洞和平村相比，各有短长。论住，他们略好，白锌屋拉电灯；论行，我们没他们糟，他们村前横拦着一汪水坝湖，没船出不得门，到勿洞街场就要两个多小时水路，一个多小时公路；论食，他们每人每天10铢伙食费，扣除厨房的各项杂务的劳动补贴，只能提供粗茶淡饭；论学，他们个人时间较充裕，组织上也安排有初、中、高程度的英文进修班，还有裁缝学习班。与勿洞和平村一样的是，在下层颇听到不满的声音，以及急于返回马国的心态。

　　在那里见到被誉为“马共女强人”的陈再润（阿焰），她的健康状态看来不错。没去见老谢同志（李安东），据说他的身子已很差，耳朵很背。还有许多党的高级干部，因为以前中央北马局所在的特别队就迁居在这里。如果阿苏（章凌云）、阿秀（陈玉莲、陈瑜）还在世，也当在此。在聊天时，邦朗村民大多不愿重提起这对当年地位显赫的老领导，尤其是阿秀，当年特别队的党委第一书记，曾被同志们亲昵地称为“阿妈”。和平协议签署前一年，组织上特地安排为同志们拍摄个人照，为岁月存照留念。当时，阿苏夫妇俩的合照，赠与部队里一些同志，获得者都大喜过望，觉得是莫大荣耀。曾几何时，队伍下山，营盘弃置如废墟，满地狼藉里，据说多见阿苏阿秀的合照。原因就出在他俩于肃反扩大化中所扮演的主导的角色。阿苏是边区领导的第一把手，必须为错误负主要责任。阿秀曾在中国沿海考察和学习反蒋帮特务工作，在肃反中推行“逼供信”审讯，许多冤假错案都由她经手处理。

　　这倒叫我忆起一件往事。有一年的内部大整风，可以对部队里任何事务，提出批评及建议。我把批评提到了阿秀那里。

　　那时我们山交队常常出发与突击队接头，物资尽量支援前线。山交队员回头，随身完好的东西，无论装备：子弹袋、鞋子、帽子、腰刀、衣服……甚至私人物件等，都换给了战友，留在南方。日常要用的腰刀，往往换回一把残损不堪的，而归队后却又得不到及时补充更换。另一边与特别队的山交接头，路程在边区，时间只有数天，精挑细选的队员却是最佳装备，一身光鲜。尤其是腰刀，他们经常会带回十分精巧的，据说是日本老师傅锻造的精品。还一再强调，说是阿妈（即阿秀）送的。我从“按需分配”的原则，对存在的不合理现象提出意见；也质疑“阿妈送的”说法，我问：是阿妈自掏腰包打刀送的吗？如果是属于组织的物资，那就不应以个别领导的名堂送出！我的质询没有答案。事后却听到一位同属第七期学员的同志，他因身在医务所，听多识广，好意的规劝我：少说两句吧，你真是不怕死啊！当时听得我一愣一愣的，根本不知有肃反扩大化这一回事。对阿妈更是一无所知。所幸过后也并无灾祸降临。

　　…… ……

　　从勿洞到邦朗，要先北上四十碑的国昌，一路上一个多小时的盘山公路，九曲十八弯，弯度之大，常教人误以为是走了回头路，其实是绕到对面的山坡。远远望见对面迎头而来的车子，引擎声清晰可闻，但要整一两刻钟后，才见擦身而过。车子蛇游似的拐弯，整个人一直处于旋转状态，目眩头晕、恶心反胃，很不好受！幸好下车后上船，两个多钟头水路，泛舟在碧绿的水坝湖中，蓝天碧水、丽日白云、凉风拂拂、鳞波闪闪，使人一扫陆路颠簸的疲累。沿途近看是大半截浸在水里的，已经枯秃的干树枝枒，虬劲盘曲，临水横斜，千姿百态，与水面倒影，形成玲珑雅致的天然线条，似网非网，小船就从微微晃动的疏影丛中滑行过去，别有一番新奇的观感。远望沿岸则是胶山连绵，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极目眺望，崇山叠嶂，磅礴逶迤，真有一种“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之慨。如果邦朗村作为远避尘寰的隐居终老之地，不啻是世外桃源。但若要发展为一个经济实体的村落，那么，边远偏僻的地点，极不通畅的交通，却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障碍。

四月十三日——四月十七日　晴

　　（探亲日志）

　　13日中午，在泼水节欢腾喧闹的勿洞街头接到了爸爸。当我们乘嘟嘟车前往旅店之际，突然一桶清水从天而降，车里搭客个个顿成落汤鸡。但满车人却乐滋滋地哄然大笑。这是泰国群众对家人再度团聚的一番祝福！

　　在勿洞停留一夜，14日租德士（每车1200铢）北上合艾，爸爸要带我去检查身体，这也是他仅隔一个月后又再抵泰的原因。

　　合艾不愧是泰南最大的都会，尽管不是十分现代化，但商品经济却相当发达，从地摊到超级市场，各种物品一应俱全。街上车水马龙，行人比肩继踵。商贩向外来游客兜售货品，招徕生意的情景随处可见。

　　在热气腾腾的街道上闲逛，我总觉得精神恍惚，面对着琳琅百货，丝毫提不起劲；眼望着美味珍馐，更一点也钩不起胃口。虽然不至于像上回探亲时生病，但也只能是强打精神。不是我心不在焉，而是都市的喧嚣、烟尘和热浪，使我一时无法适应。

　　16日上午，爸爸带我去一间私人诊所，照Ⅹ光检查肺部，结果很快就出来：正常。大家都大大松了一口气。服了十年的抗结核药物之后，终于第一次从肺结核的阴影中走出来，合艾大街上的阳光格外的耀眼灿烂！心中的一块大石搬开了，也没去探究到底是这十年的抗结核药治好了病，还是这原本就是一场误诊？我长长吁了一口气，感到莫名的畅快。然而，十年抗结核药物所造成的对健康的损害，要如何使之恢复，却是接下去面对的难题。

　　在合艾的三天里，曾巧遇阿石、莲香、贺庆、陈燕、黄慧娥、阿钟及学武等人。最有意义，和让人惊喜的是与陈平相处了整个小时！

　　16日晚，由于爸爸次日一早要返新，我们正想早点休息。学武找到旅店来了，说陈平想见我们，来接人的车子就停在下边。

　　我带着莫名的兴奋和满腹的狐疑，与爸爸一起匆匆上了车子。

　　为什么陈平会知道我们在这城市里呢？原来我们为了寻找合适的诊所照Ⅹ光检查身体，曾在这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合艾市里，像无头苍蝇似的瞎撞，后来巧遇曾在3中生活过的学武，他也帮忙探问，就在我们一来一往通电话交谈之际，陈平才知道有来自新加坡的家长正在探看孩子，因此特意相邀见面。

　　为什么陈平想见我们？这尤其是我想知道的。同车的一位叫老马的同志说，陈平常向他们提起，说：我们欠家属的太多了，有机会就应该偿还！我一时错愕，这真是闻所未闻。我和爸爸相互对看一眼，都不知说什么才好，车里瞬间沉静了下来。

　　陈平，这个在很长时间里，几乎就代表着马共的名字，深深地影响着马来亚的社会和历史进程，但在世人的心目中，却绝对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只在公开场合露过几次面：人们记得的一次是1945年，青年陈平代表马共参加抗日胜利游行，另一次是1955年12月28日的华玲和谈；再一次就是去年底12月2日的合艾和平协议的签订会议。

　　而且，他的神秘，他的讳莫如深，不仅仅是对世人如此，对我们一大批忠诚的追随者亦如此。我和我爸爸相比，与陈平的贴身接触，也就只多了合艾协议签订后，12月19日至22日他亲到12支队的森林营地传达的那三几天。

　　在我参加革命生涯中，尤其是在部队的13个年头里，陈平的名字，总是出现在党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文件里，出现在领导同志的政治学习课里，出现在同志们在各种场合的政治表态里，出现在那句极具概括性的口号里：团结在以陈平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然而，陈平做为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却从未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有两件事，曾经牵惹着我们对自己的领袖的眷念。其一是关于李进喜，那位当年为着华玲和谈，跟随陈田奇迹般地出现在北马边陲小镇仁丹的警卫员，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我所在第3中队，第3小队的队长顺光同志。偶尔跟他一起出发，闲聊之际，都很希望从他口中听到有关陈平的片言只语。但却总是失望，也许是华玲和谈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被当成是错误路线下的产物，避而不谈；也许是事关领袖，做为组织严密，有规定不能谈起。

　　其二是在1980年内部出版的一本刊物《火炬》中，阿元同志曾以小刘为笔名发表了一篇散文《榕树的故事》，写了他与陈平行军向北转移的途中，陈平和他的一番对话，用榕树由弱小而壮大，最后箍死附身的大树而耸立于林，来比喻革命力量的成长和最终取得胜利。“我们也会长得像榕树那样枝叶扶疏，最后变成庞然大物。”文章引起部队上上下下广泛的阅读兴趣，满足了同志们想多认识自己的领袖的愿望。同时却也引起了一阵争议，有人质疑，以寄生的榕树来比喻革命力量是否恰当？陈平是否确有这一番议论？记得当时还问到阿石那里，阿石表示这不是很好的比喻。而我是支持阿元的，我还说，列宁就曾指出：比喻总是跛脚的。

　　争议没有最后的结论，然而文章一再勾起同志们对领袖的关注，却是不言而喻的。

　　我曾经不只一次暗自思忖，陈平，他到底在哪里？他在中国吗？那为什么我们曾听过多位领导同志上大课的录音，却从未聆听过陈平的声音？80年代后我们播映过许多从中国购得的电视剧及影片，我们也录制自己的音像作品，可却从未亲睹过陈平的身影？每一个新年头，我们都会听到领导同志转述的陈平对全体成员的问候和祝福，可总不见陈平的亲口倾吐。陈平，他到底在哪里？他怎么能够像阳光般照耀着我们，沐浴着我们，却让我们无从触摸？

　　他是领袖，他是偶像，甚至，他更像是个图腾！

　　在合艾和平协议签订的前夕，当我们听说陈平将亲自出席签字仪式，我们热切盼着那一天，除了那将是改变我们命运的一个转捩点，那也将使许多如我一般的同志，能第一次亲睹自己神往已久的领袖的风采！冥冥中依稀存在一个隐喻：见着陈平，迎来和平。

　　后来终于在营地握着陈平温暖而有力的手，终于紧靠在他身边拍了合照。

　　他与部队全体成员分别合影留念，从日出拍到日落。拍照的时刻，庄严、凝重、激动、感慨、喜悦、悲怆……，述不尽的情感的暗流，在画面下潜行、奔涌。

　　一定有人心里在问：这个合照是对火红青春的一个纪念？是对游击生涯的一个定格？还是对曾影响、主宰过自己命运浮沉的领袖的一个挥别的手势？明日天涯，是否还有交集的时刻？

　　而眼下，做梦似的，陈平竟然邀约相见！见了面，我该说些什么呢？

　　当时，他已在陈燕家人下榻的太平洋旅店的一个房间等候着。握手寒暄后，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主要与家属聊天、拍照。爸爸很惊喜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机遇，兴奋地说了好一些话，我一旁陪着，许多话在心里翻腾，却嗫嚅着没有出口。

　　当陈平与他合照时，我们推过一张没有靠背的沙发凳让爸爸坐。陈平一见，即刻阻拦说：那里能够这样，我们应该平等嘛。说着亲自动手去搬来另一张也有靠背的沙发椅与他坐的并排在一起。

　　…… ……

　　当我们重回喧嚣的大街，街灯透过混浊的空气，散射着暗黄的光，仿佛昏沉欲睡人的眼。车子往回奔驰，我来路时，想说、想问的话，竟一句未曾出口，我意识到，也许这一生再无这样的机会了！

　　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涉及了百万人之众的社会运动，坚持到最后仅余一、二千人，当发现它既不符合时代思潮，又偏离了本土实际，路愈走愈窄，甚至到了无以为继的时刻，何去何从？身为指引运动的领袖，能够高瞻远瞩，放开胸怀，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通过谈判使斗争各方获得“光荣的和解”，为忠诚的追随者争取到比较体面的结局，让他们能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重归故土、家园的怀抱。无论怎么说，这确是个有承担、负责任的作为。

　　身为运动的参与者，我能体会要寻求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其中的艰辛、复杂，以及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我隐隐感觉：倘若没有陈平，没有他的坚决和诚意，没有他的领导和魄力，新时代、新机遇、新生活也许永远都不可能！

　　而做为革命者的初衷，本就准备为追求理想而牺牲，“青山处处埋忠骨”——半个多世纪以来，多少先烈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的生命！我们作为幸存者，终究迎来得之不易的新生活。这么一想，我为在刚刚度过的那难得的一个多小时里，却始终没吐露心里话，感到释然了。

　　车窗外，光影斑驳的街景一掠而过，宛如扼不住的时光的流，在身傍瞬间远去，细节无从复辨。在城市闪烁的灯火之外，在广漠无涯的天际，还能窥见一抹隐约的远山——那是泰南莽莽苍苍的雨林。如斯生机勃发的雨林，在长夜里沉沉睡去了吗？就像我们身上的往事？那曾经是我们耕耘抱负、寄寓理想的雨林！漫漫数十个寒暑，雨林中多少跋涉的足迹！倘若雨林有知，它要告诉世人的，将是一个个怎样的故事？

（四月十八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