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怀念林福寿医生时，
我们在怀念什么？

English version: 〉〉〉When We Cherish the Memory of Dr Lim Hock Siew

　　林福寿医生于2012年6月4日离开了我们。屈指算来，今年（2017）的农历初三，他离开我们已经快5年了。

　　他那和蔼可亲又刚强坚毅的身影，时时都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紧密地陪伴着我们。

　　当我们怀念林福寿医生时，我们在怀念什么？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想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在纷繁的论述中实现较好的梳理与聚焦。

　　且让我来说说我的一点感想吧。首先，从他的青年时代开始，在他就读莱佛士书院时，反殖的意识就已经在他那初具成熟的身上开始萌芽。当时，他是个成绩优异的学生，不但口才好，而且还握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写出动人的好文章。所以他常常代表学校参加演讲比赛并获无数奖项，与此同时，他也被校方推举负起编辑学生刊物的重任。他雄辩滔滔的口才，后来理所当然地被社阵选派，代表该党赴联合国，在那国际大殿堂上，滔滔不绝，义正词严地向世界申诉新加坡人民反对“大马来西亚”计划的立场。

　　莱佛士书院的成立，可以说是英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一心一意用来培养“书记型”精英，以备来日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学府。英殖民地政府对这一学府自然就宠爱有加。在那里就读的学生可以说都是天之骄子，因为不管是将来升学或是就业，他们前进的道路都已经由殖民地政府铺成坦途。只要你愿意俯首就范，你的前途便有了保障，登上仕途的，你会青云直上，选择商途的，你会飞黄腾达。

　　可是，中学毕业时，林福寿选择的人生与事业道路都不是这一些。他的一颗赤诚的心，早已投向学医。他立志要做一名好医生，把救死扶伤当成己任，贴切人民身心，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的宏愿！于是，他报读了爱德华七世医学院。没多久，他在那里结识了傅树介，拉惹古玛，林少明，陈承发等具有共同理想的热血青年，一同发起成立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1953年），推动校园内同学与教职员，乃至整个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理念的了解和接受。从此，开始了他们为实现社会主义，自由平等的崇高理念而展开艰苦的奋斗历程，永不言弃。

　　这个时期（1954-59）我正在华中念书，课余之暇，经常会找该组织出版的“华惹”报(Fajar) 来阅读，希望从中了解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反殖运动的消息及学习那既新颖又适时的社会主义理念。

　　林福寿与他的马大（新加坡校园）同学的反殖斗争很自然地便跟华校中学生当时所热烈展开的反殖与维护华文教育的运动产生强烈的共鸣。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华校生与英校生之间存在的隔阂，促进双方的了解，大大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铸成了一股声势空前浩大的反殖力量，那充满青春活力的浪潮，动摇了英帝国主义者实行殖民统治的信心！

　　这个时期的新加坡与马来半岛上的学生运动是空前激烈与高涨的。一方面是反殖情绪的高涨。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工团与李光耀携手成立了人民行动党。林福寿，傅树介与马大的数位学生领袖也参与其成立的队伍中。另一方面，刚刚开学不久，并以华校学生为主的南洋大学与马大，以及马来学校的同学们正在酝酿着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局面。一股新风，夹带着浓浓的希望向整个社会吹拂过来，每个人无不热切地期盼着一个崭新的社会面貌的即将出现。

　　这时，我已经在南大就读。此时的新加坡政局，反殖与支殖力量的斗争也进入空前激烈的状态。置身于世外桃源的南大校园里的同学们也无法置身度外。说实在的，不是我们不想专心好好念书；而是在别有居心的人不停的搅动下，他们不是一片谎言存心污蔑你，就是千方百计不断给你套红帽子，又说你推行沙文主义等等谎言谬论。处在这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情况下，谁能安心读书？

　　记得那时在武吉知马的马大校园，常常在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推动下，举行针对国家前途走向的讨论会与辩论会。远在云南园的我们，常常在下课后，三三两两便乘搭绿色巴士去旁听。一边是包括林福寿，傅树介，兀哈尔，占姆斯普都遮里，占密星等左翼大学生，一边是以李光耀为首的支殖阵营的人物。在那针锋相对的擂台上，总是左翼占上风，总是左翼获得最大的喝彩。固然，李光耀的辩才是突出的。但左翼的辩论员一点也不逊色。他们不但对当代世界潮流有切身的共鸣和认可，对殖民地思想的不屑与鄙视更壮大了他们的勇气与胆识。而其中让他们底气十足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心中所代表的是正义与大时代的召唤！

　　跟着这一批卓越优秀的左翼人士吹拂过来的这股新风，给我们带来了鼓舞与希望。可以看出，左翼力量中，基层有工人农民，中层有中学生和有识之士，上层有即将毕业或已经毕业的医生律师等高级知识分子。再来，还有民族资本家与进步商人。他们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反殖大军，向着颓废的殖民地主义者及其走狗步步紧逼而来。但这也让李先生吞不下这一哽在他深喉的，带着人民的委托的硬丸子。日后，他必定会阴谋策反，一有机会，就会采取报复行动。

　　果然，在他的策动与英国人的协助下，人民行动党中的右翼分子撇了党中的左翼力量，露出其本来的右倾面目。还 把包括林福寿在内的多名党发起人驱出党外。左翼人士为了保存力量，继续展开反殖反不合理的制度的斗争。与行动党决裂的左翼人士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在这新成立的左翼政党中，林福寿被推举主持该党英文版的《平民报》(The Plebeian) 的编辑工作。让他打从中学开始，就已经锻炼出来的简练而又犀利的笔锋，得到极致的发挥，去揭露殖民者的狡猾与黑暗。

　　不久，为了巩固其政治与经济利益，英殖民当局提出所谓的“大马来西亚”计划，打算把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砂劳越，汶莱以及砂巴加以合并成一个整体。

　　本来，新加坡与马来亚半岛在地缘，人缘，文化，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就是一家人。碍于英殖民主义者爱耍“分而治之”的阴谋诡计，强行把新加坡从马来半岛分割出来，使新加坡成为英国政府直接管辖的殖民地。而现在，狡猾的殖民地统治者又怀了鬼胎，想要把新加坡归入到包括马来亚半岛与北婆罗洲在内的一个更大的地理范围内。这种政治上的耍弄当然不会是空穴来风。人们都知道通过这一次计划中的大洗牌，殖民统治者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打击日渐强大的左翼力量和保住其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利益。

　　而这个计划对李光耀而言是他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因为眼睁睁看着两次补选（芳林与安顺）失利，他的行动党已经被人民大众所唾弃而处于四面楚歌，支持度濒临全面崩溃的境况中。在临死挣扎中他要借助东姑与英国之手进行大逮捕行动，一举把所有反对他的力量消灭殆尽，以挽回行动党的生命。所以世人都可以看到，对于所谓“合并计划”，他比东姑还要热衷，还要迫切！

　　就在这种党命垂危的情况下，他出卖了新加坡人民的利益，接受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合并条件，例如新加坡公民不得享有与马来亚其他州人民一样的公民权利，不能自由地在其他州内任职或居住；新加坡在大马国会中的议席被限制在15名，失去了按人口比例应分得的代表名额。

　　对此，社阵曾极力指出：这种不合理的合并条件只会给人民带来新的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不和，会给国家埋下日后摩擦与争议，乃至分裂的恶果。

　　果然，不到两年，新加坡与大马之间频频发生的激烈争议与摩擦导致新加坡脱离了马来西亚。社阵的预言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按照常理，此场政治格局几近根本性的变化，以及它所带来的新形势应该陪伴着新的风尚与新的举措的出现。可是，事实却刚刚相反。还在牢里的众多政治被拘留者却面临了更加无情的迫害与更加恶劣的待遇。在牢外的政治氛围，当政者对异己者所进行的打压与施加的种种限制却益加猛烈，仅存的一点点民主，几近消失殆尽！在其“顺我者昌，逆我者衰”的霸道思维主导下，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社会，一个本来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群体，变得像一群不敢活动，只管乖乖听话的的羔羊。

　　林福寿说在牢里被关了9年之后，有一天被传召去见政治部官员，对方要他写声明以表示支持新加坡的所谓议会民主制度，要他放弃政治活动，还要他表示悔过。说他必须给李光耀留个面子，才能获释。

　　对此无理又荒谬的要求，林福寿当时所做出的决定是：“对我来说，这事跟面子根本扯不上边。这是个原则问题。如果一个人剥夺了别人的基本权利后还要顾到有面子要留的话，那么，那种面子是不值得保留的。”

　　就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所做的抉择与坚持的立场，竟然招致了再一个十年的牢狱之灾，变成长达几近二十年的关押。难道李光耀狠心到要他坐穿牢底吗？二十年中，福寿成为新加坡极少有的坐过这个国家里所有的牢房，一个都不缺。

　　我们都知道，现有的法律程序下法庭判终身监禁的囚犯最多只需服13年刑期便可获得自由。但是，没有获得法庭审判的林福寿竟然无端端坐了近20年的黑牢，比一个死刑犯要长了近7年！我们不竟要问：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制度？来自于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而施加刑罚者又是怎样的一种人类？他们的道德规范，人权的意识去了哪里？他们到底有没有起码做人的良知？

　　陈嘉庚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家可以牺牲，是非不可不明”。一个伟人说过的话，现在在另一个伟人——林福寿——的身上演绎得淋漓尽致！

　　林福寿在这个攸关到他个人的人身自由，家庭幸福，国家社会最基本的良知规范的问题上所做的抉择，显示出他正直人格的高度，他的无畏的勇气，他的做人的最高品质！他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与牺牲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

　　当初被捕时，福寿对临别的夫人说：“亲爱的，七八年后我就会回到你的身边。那是他对当时的时局发展所作的估算。可是，他断断没有想到，尽管当年他与社阵的同志们对时局，也即“星马合并”所持的立场被后来的时局发展证明完全正确，而且，新加坡也在新的形势下脱离了马来西亚，但他却仍然没有获得自由。可见，问题的症结不在“国家安全”的问题上，而是另有玄机。这也就是说，剥夺他的自由的一方决定继续扣留他的动机很明显的是别有“用心”的。

　　在那漫长的牢狱岁月里。我们可以想象，起先，在官方指定的家属探狱时间里，家人尚有话题交谈。可是日过一日，年过一年，随着日子的推移，随着各种限制的增多和生活节奏的日益缓慢与缩减，话题也随之越来越少了，平淡了。于是，岁月不留情，大家头上的发丝从松脱变成稀疏，银丝也渐渐增多，脸上的皱纹不断加深。家属来探狱，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相对无言的格局！

　　尽管如此，大家心中有数。在那无声胜有声的情境下，都明白一场长期的，艰苦的，永远都不向恶势力低头的斗争正在默默地进行着，绝不言弃，永不言败。面对这种情境，福寿告诉自己和他的亲人与同志：“压迫越大，我的反抗意志就越坚定！”

　　在古老的华人文化中，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为从根本上说，大家都相信“人本善”的这个信条价值。在民间传承数千年的岁月里，人人大都晓得行恶者必有报应，回报今日不来访，必有来访日。你说这是“民间的传说”也好，是“百姓的智慧”也罢。也从来没有人去加以否定或推翻。所以可以说它是自有其固有的可取之处。无论如何，就是因为百姓有信善与行善的本质意识，才会有人从生活经历中，总结出这个因果关系的哲理。所以，对福寿施加不人道待遇的恶行者，尽管他在生前或死后怎样自圆其说，都避不过其理应承担的后果吧。

　　在近二十年的牢狱生涯过后，重获有限自由的林福寿医生，还是重返他的岗位，继续行医，悬壶济世。他喜欢旅行，出狱后常陪着夫人和朋友一道四处去看看广阔的世界，放开胸怀，呼吸更自由的空气，娱乐身心。他与夫人也加深了对美术音乐的爱好，不但爱欣赏美术与收藏画作，而且还亲自动手画画，好多音乐会上，也都看到他们俩的身影，实现个人对真善美的追求与满足。

　　在这同时，在无数关怀他的社会人士——尤其是年轻人的问询下，他也乐意与他们分享他那不寻常的经历，他会常以幽默的口吻，谈及其中的苦与乐。

　　我觉得，在这个温文尔雅的君子，民主斗士，革命者的身上，蕴含着一个非凡而伟大的人格。他是非分明，爱恨有度，他坚守立场，把住信念；他富有理想，积极向上；他谦恭待人，平等博爱！这，就是我们深深地怀念他的所在，让我们永远也不会忘怀。

（录自《坚贞的人民英雄：林福寿医生逝世五周年纪念》，23页，201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