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贞的人民英雄》 -2528- 林福寿医生在《改变中的世界》座谈会上的答问

English versi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at the Changing Worlds talk

2011年10月25日

问：	在社会主义阵线内，有许多人，包括您和您的同僚，都预知1963年将会有逮捕行动。当天晚上您是怎么想的？你们当中是否有人打算在内部安全局人员到来之前逃走？
答：	我想，在社阵干部当中，有部分人决定逃走，有人确实走避了。但是，我们的最高级干部全部都被捕，因为不知道谁会被捕。我确信，在英国人、东姑和李光耀三方的逮捕名单中，都有我的名字；可作的选择是逃离新加坡。我们曾经讨论过成立一个流亡政府，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在当时没有太大意义。我们决定去坐牢，在监狱里进行斗争，希望在合并后会获得释放。然后，我们将在马来西亚的框架内，跟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同志一道，组成社会主义阵线，在马来西亚的四面八方，共同进行斗争。我们相信，到了那个时候，形成一股团结力量的左翼势力，能够在全马来西亚的政治框架内，带来重大的变化。我们全部遭镇压造成马来西亚眼前的局面，那里的封建保守分子开始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假设我们能够为马来西亚产生影响力，种族主义政策就不可能出现，因为我们的斗争是建立在阶级路线上，而非在种族主义路线上。我们将会团结马来族农民和华族工人，组成统一阵线，推翻封建制度和英国人的控制。当时，英国人拥有橡胶园和锡矿业，马来亚是英国经济实力的主要依靠。约4亿英镑的国库储备金来自马来亚，多过从印度和巴基斯坦取得的金额。他们是不可以失去马来亚的。对他们而言，马来西亚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在没有证据证明我们与共产党有联系或者从事颠覆活动，而是严格遵循宪制手段进行斗争，薛尔克在无谓地纠缠于要用什么理由逮捕我们时，遭到殖民部大臣桑迪斯(Duncan Sandys) 的责骂。桑迪斯说：“你径直逮捕就是了，因为是战略性的考量，是为了英国的整体利益。”这是一个政治性决定，跟安全无关，他们要保住障英国人的利益，他们知道谁是真正的反殖战士。他们知道，一旦左翼在马来西亚取得政权，就会将橡胶园和锡矿业国有化，我们将接管在新加坡的主要贸易和工业。新加坡的转口贸易是控制在英国人的手上，特别是森那美(Sime-Darby) 公司。我们从这一切繁荣现象，得不到任何好处。政府如果无法接收这一切经济利益，造福国家，它在干什么？我要讲一讲《华惹时代风云》书里的部分重要内容。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于1963年5月底在伊登厅的一次谈话中，道出了成立马来西亚的基本论据。他说：“我们的利益在哪儿？如果我们从‘理性的利己主义’观点出发，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在马来亚，我有约4亿英镑的永久利益，其中大多数在橡胶园及锡矿业，都是不可以撤退的投资。这比起例如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投资，金额更大。我相信，我们从橡胶和锡矿赚取的黄金，对我国的收支平衡，至关重要。”这就是当时英国经济的写照，就是他们热衷于镇压马来亚的左翼运动的原因。英国人信任李光耀，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如果让行动党取得政权，他们将不会危害英国的军事利益和既得经济利益。其中一个军事利益就是谅解新加坡是对中国的核围堵圈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令人震惊的事，因为这意谓英国人在新加坡储存核武器，必要时可用以打击中国。怎么可容许这样的事情？如果是个独立国家，绝不能容许出现这样的事情。社阵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英国人知道社阵是说到做到的。我们并不是只要表面更换国旗的人，我们也要进行实质性的改变。更大的斗争是在我们跟英国人之间展开，李光耀并不重要，他是英国的人。
问：	当您还在行动党、跟李光耀是同志时，两人关系如何？您曾激怒过他吗？
答：	那个时期，在我们分裂前，我随时可到他家去。即是晚上，我也可敲他家的门见他。我们讨论政治课题，讨论行动党的创党宣言。在他的其中一次补选时，我帮忙他进行沿户访问，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他在立法议院发表演讲后，往往会征求我对他演说的意见。两人关系非常好。我对他没有个人成见，但他存有许多个人恩怨。在我们分裂后，我只在两次公开座谈会上跟他碰面，在会上激怒了他；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举行的那次公开座谈会上，让他下不了台。因为他一直在说谎，一个谎接一个谎，我必须揭露他的谎言，令他无法接受。（这时，在观众席上有人说话：事实上，他开始攻击你弟弟。）我弟弟来自华校，是1954年5月13日示威运动（译注：“5·13事件”）的学生领袖。他是中正中学的学生代表，准备向代总督呈递请愿书，反对征召18岁到20岁的学生服兵役。 1963年，我是31岁。在战争年代，我们成熟得很快。我们经历过许多事情，还在14岁或15岁时，我们就在思考国家如何摆脱殖民统治。我们生活的大环境，每个人都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1948年，苏卡诺宣布印尼独立；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都受到这些事件的鼓舞。当时，加纳和肯亚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在肯亚的毛毛党遭到英国人的残酷镇压。我们知道英国人镇压我们的习性，跟英国人进行斗争，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说来，我们可算是幸运的能活下来。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是可能会把你杀掉，他们可以轻易地找人为他们干这类事。请看看，在加尔各答，他们是如何使用机关枪扫射、屠杀在街上示威的大学生。悲天悯人的所谓英国绅士风度去了哪里？只要你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会不惜一切、全力以赴。在肯亚，毛毛党就是这样被残酷镇压的。在刚果，卢蒙巴(Patrice Lumumba) 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加以杀害的，英国广播电台(BBC) 揭露了内情。卢蒙巴被捕后，艾森豪威亲自下令杀害他，这是一场生死斗争。要和英国人斗争，就必须准备牺牲性命。我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参加斗争，也凭这股精神在监牢内坚持度过许多年。这是获得全部或丧失一切的决战，不能半心半意。我们知道自己的立场！我们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
问：	1961年马绍尔赢得了安顺区补选是行动党陷入最低潮的时候。您没想过联合王永元一起推翻行动党中央委员会吗？
答：	我们有16人。但是，我们的朋友林有福将不会支持我们推翻李光耀，巫统也不会支持推翻李光耀。每当我们恫言要推翻李光耀，他们就弃权，16人起不了作用。每当我们提出反对行动党动议，王永元在立法议院都弃权，马绍尔一直在支持我们；只有马绍尔一人支持我们。新加坡人民联盟(SPA)、林有福和巫统绝对不会支持我们，我们绝对无法把他们争取过来。王永元不会投我们一票，新加坡人民联盟不会，巫统也不会。因此我们只剩下13票加上马绍尔一票，就是14票罢了。当卫生部长逝世后，我们一直希望三巴旺选区会有补选。假设举行补选，我将是三巴旺补选的候选人。但是，他们一直不举行补选。事实是，在我们被捕之前，我们一直在忙于筹备角逐大选的工作，如遴选候选人，草拟竞选宣言及其他工作。我们不是在准备武装革命，我们认为我们一定会赢得大选，我们要保存实力来赢取这场选战，我们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游行示威。我们约束我们党员的行动——工会成员正在准备展开罢工行动，我们劝告他们别罢工，避免挑起任何的麻烦。 1962年，我们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五一劳动节群众大会，在惹兰勿刹体育馆举行，出席人数约有10万之众。蒂凡那当天也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只有约2千人参加，主要是公共工程局的雇员。政府让他们放一天假，提供食物、交通费和发薪金。他们只有区区2千人，我们的大会则有10万人，整个惹兰勿刹体育馆爆满。这是展示我们的力量。现在回想起来，这不是很正确的策略，我们本不应该展现我们的实力。在2个月后的1962年6月3日，我们要举行国庆日庆祝大会。行动党是在1959年6月3日上台执政的。他们给我们庆祝会提出许多限制条件，不许谈这个，不许谈那个，不然他们会出面干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举行庆祝大会，行动党将会进行挑衅，制造麻烦，并以此为藉口，进行镇压。我们最后决定取消群众大会。我们是尽量地约束自己的行动，为的是要保存实力，应对大选。
问：	您说您已准备好面对1963年的逮捕行动。您曾否想过会被监禁20年？
答：	没有。当跟太太说再见时，我说：“8年后再见”。当时，被监禁最久的政治犯是波斯达曼(Ahmad Boestamam)，他被英国人关了8年。我确实没想到我的监禁期会这么长，我以为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不会被关太久。但是，在监禁满10年后，我决定准备再坐牢多10年，我必须从现实情况考虑问题。如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你肯定会崩垮。作为运动的领导人，我们是不可以背叛我们的追随者的，我们必须站稳立场。林清祥要不是精神崩溃，他必然会坚持下去。傅树介、赛查哈利和其他许多人都被监禁了十几二十年。这没什么大不了。
问：	如果您是个候选人，您是否会被逮捕？
答：	会的。事实上我正打算参加三巴旺的补选。举行大选，我肯定会是候选人。
问：	有些人被监禁的时间那么长，另一部分则不长，您认为原因何在？
答：	这个您得去问李光耀。我被监禁这么长久，他们的藉口是，我拒绝谴责暴力。1977年，内部安全局局长林再兴(Lim Chye Heng) 和前局长王旭之来见我，他们对我说，我只要发表声明谴责暴力，就可以获得释放了。我问他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一直在鼓吹暴力？”我一向严格遵循和平、合法和宪制途径的斗争。
问：	您被监禁是要防止您参加未来的大选吗？
答：	我们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是无法当选的，必须要有一群人支持。当我被释放时，社阵已经被彻底被摧毁，只剩个空壳。我在1982年获释时，内部安全局局长张奕民对我说：“林医生，我不是警告您或者威胁您，我只是提醒您。某人，您知道是谁，给我发一道持久有效的命令(standing order)，如果您在获释后表现桀骜不驯，我们将再把您直接关进监牢，不必请示内阁。”
问：	您的个案是个高度引人关注的案件。
答：	国际特赦组织把我列为良知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李光耀要我离开这个国家。其实，当澳大利亚总理惠特兰(Gough Whitlam) 到访新加坡时，李光耀告诉他：“这两位医生都是好医生，您可接收他们。”因此他们找我谈过两次，要求我离开新加坡。我说，如果我要离开的话，必须是由我自己做的决定。
问：	您在德光岛的生活如何？
答：	非常有趣。那是我被监禁在惠特里路拘留所的时候，一天，一个官员叫我收拾个人物件。他们的车子把我载到偏离樟宜监狱的路上。我喊道，“嘿，走错路了！樟宜监狱就在这里，不是在那边。”他说，“不！不！我们要把你带去另一个地方。”我说，“在海边哪有监狱啊？”接着，我们去了海边，那里停靠着一艘大船。他说，“我们要送你到德光岛。”那是一艘警察船艇。他说，“这是编号1的警察船艇，是李光耀巡视南部岛屿巡视时常乘坐的同一艘。” 他们把我带到德光岛，给我一间屋子住，并说：“现在你是个自由人了。”我说：“我现在可以回家了，是吗？”他们告诉我要遵守在德光岛上居住的一切条件。我说：“这是虚假的释放，做个样子蒙骗大众、安抚国际社会罢了。”在这之前，李光耀曾访问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卡特。卡特跟他见面的时间只有2分钟。美国国会当时要求尊重人权，令李光耀颜面尽失。他必须做一点事，于是，他把我和赛查哈里分别送去德光岛和乌敏岛，制造我们已经被释放的假像。在德光岛上的生活是比监牢好得多了。岛上居民有200人，他们对我都很友善。我是岛上唯一的医生，紧急病患都来找我。在第一个月，当局给我300元，接着是200元，最后是每月100元。后来，他们告诉我必须自食其力。接着，便献议我到药房工作，每星期三天，每天2小时，每月给我300元。我告诉他们，原则上我不可接受这份工作，因为我还继续被政府监禁，政府有义务照顾我的生活。起初，我没有向病患收费，过了一段日子，我必须向他们收费，以便偿付药品费和维持生活。我的生活就像坐牢一样。我有自己的电视机，允许我写作。在德光島囚禁4年后，他们还是要我签一份声明。
问：	您被监禁了20年，您的人民药房怎么还存在？
答：	当我和傅树介（我们俩是人民药房的创办人）都被捕时，另外一位医生是巴卡(M A Bakar) 医生接替我们；傅树介获释后，他回去药房恢复行医；后来，他又再被捕。在他第二次获释后，傅树介医生开设自己的药房。我获释后，就回去人民药房工作。
问：	遭长期监禁，您是如何保持神志正常的？
答：	是信念，因为你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是个社会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主张的一切——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人剥削人；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基督教徒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一样。我们必须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相处。今天，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动荡和发生的金融乱象，让我更坚信社会主义是人类奋斗的最后目标。你正在见证资本主义的没落，这就是马克思在上世纪所说的，这就是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阶段。资本主义存在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财富的积累高度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大部分人都无法翻身，除非他们把这个制度推翻。这就出现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行动。我认为，在一两年内，在西方世界将会出现更激烈的斗争，但愿不是暴力性的斗争，但愿可以通过非暴力手段。
问：	您能够告诉我们您住过哪些监狱吗？
答：	我住过的许多监狱都消失了。我住过欧南园监狱，拆掉了。接下来是樟宜监狱，也拆掉了。后来去了女皇镇监狱，也拆掉了。我也住过中央警署，还是一样拆掉了；中央警署是最恐怖的监狱。然后，就是去了樟宜明月湾监狱以及威特里路拘留所。我在女皇镇监狱关了4年。在那里，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被禁锢。在牢房里放一个小铁皮罐，供拉屎撒尿之用，在隔天早上自己冲洗。到晚上，他们给我一个尿壶和一小碗水喝。我们的伙食，跟普通牢犯完全一样。曾经有一年多的时期，他们把我安置在很舒适的地方，分别是2名政治部高级人员的住所，一处在露茜山(Mount Rosi)，另一处在泽维士路(Jervois Road)。在那里，我可以和他们家人住在一块，像是个自由人。他们鼓励我到住所外面走走，但是我拒绝。如果你照做，他们将会要求你签署声明，我知道他们试图笼络我就范。
问：	您对新加坡的民主抱乐观态度吗？
答：	恐怕不乐观。我看不到民主发展的环境。目前的状况是，他们以赌博产业为支柱，容忍这许多不道德的行为。贸易是依赖美国市场，中国人拥有自己所要的一切，他们并不需要新加坡的产品；实际上，他们要往这里出口。新加坡生存的唯一出路是跟马来西亚合作。但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关系恶劣，我是不认为两国可望重归统一。我国社会主义者的终极目标是跟马来西亚合并。当然，很多人是很不情愿的。合并？跟马来西亚那样的国家合并？那里存在许多种族主义！但是，这是因为缺少了左翼的影响的结果。在过去40年，如果我们在国会有代表，情况会是很大不同的。他们逮捕的人，不是数以百计，而是数以千计。他们不得不封闭劳工党和人民党，逮捕他们所有的高级领导人，包括拉惹古玛医生、赛胡申阿里……。这样一来，那些保守集团就可以无拘无束、为所欲为。现在，马来人已经觉醒，认识到特权不能只属于一部份人。除非这些群体的人都觉醒起来，否则，一切照旧不变。基于历史观，我们是乐观的，我们必须抱持乐观态度。事态将会改变，问题在于如何改变，是通过和平方式，还是暴力方式，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改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让现状这样继续下去。
问：	当冷藏行动发生时，人们的反应是什么？
答：	当我们被捕时，主要的组织已经被摧毁。所有干部都被投入监牢。其他的人，有的潜逃，有的沉寂下来。除非有人出面动员，否则，不会有任何的反应。1956年，当林有福镇压华校学生和工会时，出现了自发性的反对行动。暴动是自发性的，华文报章对镇压行动大肆渲染，华人社会挺身而出。人民非常痛恨政府，以至于对任何象征性的东西，如电灯杆、邮筒等等，肆意进行破坏。
问：	你和行动党其他领导人的关系如何？
答：	杜进才是我在大学时期的讲师，我们曾经在一起谈论政治课题，他当时是行动党的主席，他知道我曾是行动党党员和发起人。跟吴庆瑞少有交谈，他是个冷漠的人。我们曾跟贝恩和拉惹勒南交谈，但话题不深入。我们主要是与李光耀交往。
问：	您在干部党员制实行前是行动党党员。在这个制度实行后，您还是党员吗？
答：	任何左倾分子都不会成为干部党员。我是在1959年被开除出党的。尽管我是党的发起人之一，也没有入选干部党员。当时，由三个人负责审查党员资格，他们是李光耀、王邦文和林使宾。当我的党员证出现时，李光耀把它拿过来，扔进字纸篓里，并看看其他两人的反应，两人沉默不语。后来，林使宾也被捕。
问：	最近，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宣布将要废除内部安全法令。您认为新加坡政府为什么不情愿废除内部安全法令，特别是鉴于较年轻的领袖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动用这条法令？
答：	我估计他们会把内部安全法令作为捍卫行动党利益的后备武器。我相信，如果他们在面对可能会败选的严酷现实，他们是会有意愿使用这个法令的。李显龙毕竟是李光耀亲自监督和指导，一手培养起来的。在面临严酷状况时，他是会动用的。他可能先挑衅你，然后制造藉口，利用这个法令进行逮捕。我当然希望他们不会用上内部安全法令，但是，我相信他们会把该法令当后备武器。

（录自《坚贞的人民英雄：林福寿医生逝世五周年纪念》，128页，2017年1月版。）

2017年5月11日首版　Created on May 11, 2017
2017年5月11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May 11,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