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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校史 第十二章
发展计划与困阻

余山农

《第十一章》　〈　〈　〈

南洋大学自创办后，便在两条路线之间艰苦前行。这两条路线一直敌对并行，一条是南洋大学创办人的发展路线，一条是李光耀的迫害路线。这两条路线使到南洋大学的历史非常不同于一般大学的历史。

一般大学的历史只是沿着预先计划的发展路线一步一步向前走，途中或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稍有转折，一旦克服之后，再继续向前行。困难虽或大或小，但并没有恶毒的迫害。

南洋大学的历史便很不一样了。虽然按计划前行，一路克服困难，艰苦奋斗，却还须面对恶意的兴风作浪。

因此，撰写南洋大学历史的人必须有分辨是非黑白之心，必须有正义感。在南洋大学的历史上，陈六使先生代表正义，李光耀则代表邪恶。在南大发展的路上，无论大事小事，都牵连到是非黑白，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不具备分辨是非黑白能力的人，不适合撰写南洋大学的历史，没有正义感的人也不适合撰写南洋大学的历史。

一九五五年，南洋大学校园还没有建设完成的时候，李光耀已经暗中把维护华文教育者定为共产党和沙文主义，并步步迫害，南洋大学是其中最大的目标。

一九五六年，南洋大学开学之后，李光耀正式开始迫害南大。至迟在一九五七年，李光耀暗中与英国人相勾结，并推行迫害计划。南洋大学历史上的迫害路线便这样形成。罪恶昭彰的《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先后炮制出来。南洋大学的最终被关闭的命运，就在这时尘埃落定。

南洋大学的历史是艰苦发展与恶毒迫害的历史。

一、发展计划

（一）校园建设计划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一日，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邀请侨界学者、教育家及有大学行政经验人士，成立设计小组，负责设计南洋大学各院系，以及建设阶段。

设计小组的主任庄泽宣（1895-1976）是教育专家，拥有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并曾参与筹办清华大学。在清华、厦门、中山、浙江等大学任教。他当时是槟城韩江中学创校校长。

南洋大学的创办人虽然多是商界领袖，但负责设计大学的人都是专家。当时的华文教育界，人才济济，并不是如李光耀杨玉麟所恶意贬抑那样。

南大初时拟设立文、商、理、工、农五个学院。五个学院是否同时开学、何时开学、学生入学程度等，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具体设计则由设计小组考虑。

初步计划草案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1、学院

设计小组建议设立文理工商农五个学院。

一九五六年开学时，南大决定第一期开设文、理、商三个学院。

2、校舍与校址

设计小组建议，校舍以图书馆礼堂合一建筑物为中心，俟人数多时再另建礼堂。

为上课用，先建文学科学二馆。商农工各系可分别假二馆上课，以容五百人为度。

为方便学生住宿，建男女宿舍各二座，共容五百人。

另建可容三百人之食堂，教职员住所。除校长住宅外，假定三十四间，供有眷之助教以上人员住。四十间供有眷助教住，单身者可住宿舍。

设计小组建议在裕廊设立校园。环境清静，师生可专心于学术之研究。这里地方大，方便日后发展。

3、董事会

计划草案对南大组织事，认为董事会须有工商、教育、文化及他界代表。常务董事九人至十人，惟须有一人以上代表教育文化界。教授等宜设遴选委员会，慎加选择。

4、经费与薪津

设计小组建议，请秘书处分函索阅台湾，香港，马来亚，锡兰，菲律宾，印尼，仰光，暹罗，加尔各答等大学之薪津与经费情形，一并呈交筹委会研究。

这几点考虑都十分切合实际。南洋大学乃是民办大学，没有政府资助，不如官办大学用纳税人的钱支持，无资金之忧。陈六使先生一再强调南洋大学乃是中国式大学，勤俭办学，惨淡经营，不可有分毫浪费，以最少的钱培养许多有用人才。

李光耀对此不仅不赞赏，还以南洋大学资金不足，恶意攻击。

一九五三年七月，开始基础建设。一年后，五四年七月开始建设校舍。一年半后，五六年初，完成基本校舍建设，迎接开学。

（二）陈六使的十年建校计划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在福建会馆晚间举行第十届第三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上，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马华大学：

兴办马华大学，二年前余已提出此议，不幸胶厂被人放火焚毁，不然，则可实现。此次再事提倡，并非表示余为富裕之人，社会人士咸认办马华大学是必须创办，余当倾余之财产与侨众合作，完成吾中华文化在海外继往开来之使命。

陈六使先生肩负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他在倡议创办马华大学时，已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倾余之财产与侨众合作”。正如陈嘉庚先生一样，散尽家财办学。因此，他对南洋大学首十年的经费，丝毫不担忧，只要侨众合作，南洋大学便可以延续下去。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二日，由中华总商会领导，星洲二百一十四个侨团代表举行大会，商讨创办大学事宜，情况十分热烈，反映出当时侨界大团结，反对同化，维护民族教育的精神。大家一致推举陈六使先生为主席。当时的会议纪要云：

大学倡办人陈六使氏在热烈掌声中被公举为大会主席，陈氏以果决而坚定之语气再三强调，大学必定要办成功，十年经费已有把握，渠鼓励侨众一心一德，全力以赴，渠本人负责筹办，一定要看到大学已建立，学子已就读之时，方能放下仔肩。

他对创办大学十分有信心。他想办的是中国式的大学。他愿意为了办大学而倾家荡产。他预算自己的财产足以维持大学十年的开支。只要侨众一心一德，必定成功。

一九五三年三月廿八日上午，星嘉坡福建会馆召开特别会员大会，通过更换裕廊路地产，捐献南洋大学作为校址。陈六使先生主持并致词，再次强调：

余应向各位报告，去年一月各侨团召开大会时，余即声明，建立中国式之大学及准备十年经费，吾人俱已有把握。大家勿以为南大目前钱在何处，将来办法又如何为虑。

南洋大学就在陈六使先生的带动下建设起来。

1、第一期计划

一九六〇年，在南洋大学执委与魏雅聆委员会对谈时，陈六使先生阐述南大初创办时的十年计划，分为两期。第一期已完成：

依现在南大之师生宿舍，课室，设备等等，在在皆足够容纳二千名学生之需，我们犹恐有所不足，是以计划在今年中兴建一所占地五万方尺，底层可容五千人开会之大礼堂，至该礼堂上四层中，有一层面积一万余方尺，则计划供大学办事处，以代替现在占用图书馆之办事处，其它多层则拟辟为新课室。此外，我人亦计划在今年兴建一大运动场。此二项建筑与设备，估计大礼堂需八十万，运动场约七八十万，共一百五十万元左右，唯福建会馆已认捐大礼堂建筑费六十万元，加上我本人预期今年收捐一百万元，则此二项计划不难完成，但不幸亦因上述之人为阻碍，致此二大工程皆不能按照计划动工。……虽然如此，我人前所计划，南大至一九六零年收容二千名学生之首期计划已告顺利实现。

南大初期的校园建设，全靠侨众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其规模远较官办的马来亚大学为大。这足以让创校的侨众骄傲，也足以让殖民地政府担忧华人团结的力量。

2、第二期计划

第二期计划在一九六一年才开始。其内容如下：

依照我人之计划，南大于一九六一年第二期计划开始，每年将增加收容三百名学生，即一九六一年在学之学生将增至二千三百名，一九六二年增至二千六百名，到一九六五年，年年如此增加，南大每增加一名新生，在增建师生宿舍设备等等，约需多费五千元，以一九六一年增收三百名新生计，此项费用需一百五十万元，另常年增置图书仪器，以五十万元计。二项共需二百万，又学校每年对每位学生，在经费上须赔贴一千元，一九六一年二千三百名学生，则须赔贴二百三十万元，连前总计，南大在一九六一年，共须开支四百三十万元，到一九六二年则须开支四百六十万元，如此类推至一九六五年时，学生达三千五百名时，则须开支五百五十万元。

但是，这是我们以前所订之计划，由于上述之人为阻碍，第一期计划虽已告完成，将来第二期计划能否顺利实现，则已不敢言矣！譬如南大明年度之建筑计划，已告受阻，现在我们只希望能够实现大礼堂与大运动场此二大建设，以及保持明年度容纳学生至二千名之目标。

第二期计划将不如期扩充，只建筑大礼堂和运动场。这主要是因为遇到人为阻碍。

3、人为阻碍

陈六使先生所说的“人为阻碍”包括两方面：一是经济问题：

南大自一九五三年迄今，各界认捐之捐款约二千万元，捐款有者系分为十年或廿年缴交者。目下已收之捐款，计一千三百万，而南大到现在为止，开支已超过一千四百万，各界尚未缴交之七百万元，其所以未交之原因，乃人为之障碍所至。

去年五六月时，当时之立法议院副议长林泉和先生，有感于南大之良好成就，基于好意的协助，曾在报上发表，主张政府应资助南大五百万元，但结果政府虽有所资助，总数则仅三十八万五千元而已，但由此引致社会各界人士以为政府将拨出巨款协助南大，致捐款为之中断，而已认捐者继续交者为数极少，使南大在经济方面受到极大的影响。

南大是依靠民间捐款创办的，一旦遇到阻碍，捐款断绝，势必影响发展计划。

依现在南大之师生宿舍，课室，设备等等，在在皆足够容纳二千名学生之需，我们犹恐有所不足，是以计划在今年中兴建一所占地五万方尺，底层可容五千人开会之大礼堂，至该礼堂上四层中，有一层面积一万余方尺，则计划供大学办事处，以代替现在占用图书馆之办事处，其它多层则拟辟为新课室。此外，我人亦计划在今年兴建一大运动场。此二项建筑与设备，估计大礼堂需八十万，运动场约七八十万，共一百五十万元左右，唯福建会馆已认捐大礼堂建筑费六十万元，加上我本人预期今年收捐一百万元，则此二项计划不难完成，但不幸亦因上述之人为阻碍，致此二大工程皆不能按照计划动工。

南大当时所面对的另一个人为阻碍是《白里斯葛报告书》对南大的毒害：

另一项人为之阻碍，则为引致今日诸位担负检讨南大工作主原因。此即去年当局与本大学前行政委员会主席兼文学院院长张天泽商洽，聘请组织评议会之事。根据本人所知，过去中国各地之创办大学，并未见有所谓评议会之设，被等则谓，此乃关系南大学位承认之问题。事实上，本人认为此与承认学位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当时本人曾极力反对，盖本人以为南大好像一健康之人，根本无病，何必请医生疗治。当时，本人曾疑此系有人故意欲下毒药，使一剂之下，南大不死亦须瘫痪。结果，事实不幸果不出本人所料，评议会报告书之发表，竟使南大面临完全变迁的情境，此即另一种人为之阻碍。

虽然如此，我人前所计划，南大至一九六零年收容二千名学生之首期计划已告顺利实现。

白里斯葛报告书是秘密撰写的，其祸害大家都看到，黑白分明。

魏雅聆委员会组成时，委员中有华文报界的代表，连士生与廖颂扬两位，他们也都是参与创办南大工作的人。这让大家很放心，以为魏雅聆报告书将是很公平的检讨报告。大家万万没想到魏雅聆是李光耀的走卒。由于他是主席，他的意见也就是李光耀的意见，隐藏在暗处，不仅看不到，而且完全没人想得到魏雅聆是另一个白里斯葛，而且比白里斯葛为害更大。南洋大学被关闭的命运就是在魏雅聆的手中完全确定下来的。

（三）庄竹林的发展计划

庄竹林在一九六〇年二月，魏雅聆报告书发布前夕，受委任南大校长。他也是参与创办南大的人。他出任校长的首要任务是稳住南大的发展方向，不为外力所动摇。

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庄什林校长在就任四年后，再发表一篇短文《日日新，又日新》（刊于《南洋文摘》第五卷第四期）。文章内容阐述南洋大学的发展的方针。这是南大下一阶段的发展计划。可是当时整个星加坡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已被李光耀褫夺。文章发表三个月后，七月八日，庄竹林校长便离职了。他所阐述的计划当然不会受重视，也跟着他而去。

庄竹林所阐述的发展方针包括这几个重点：

1、教学媒介语

南大的教学媒介语一开始就是中英双语。李光耀上台后却极力诬蔑南大学生不懂英文，完全违反事实。庄竹林校长说：

南大仍将以英文与华文为教学媒介，并力求提高二者的水准。南大正如东南亚许多其他大学一样，系采用两种语文并行的办法，这不但有其事实上的需要，且为理论上的必然归趋。……过去偏重英文教育时代，技术人员往往与社会生活隔阂，甚至与华人通话时，亦须请通译，此系不学华文母语的缺点。且如前述，母语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园地，亦与人民生活大有攸关。所以英文可以说是吸取科学知识的工具，华文则兼为社会生活的工具，二者相辅相成，而南大正能负起这双重使命。

南大学生多来自华文学校，英文略逊。南大的双语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应付英文的能力，对日后就业与深造均大有帮助。南大毕业生到英美大学深造，均能顺利完成学业，便是得益于南大的双语教育。

李光耀说南大学生不懂英文，纯出于捏造诬蔑，并以此为借口，变质南大，最终关闭。

2、设立国语组

南大自一九五六年开学后便十分重视国语，即马来语，开办马来文班，全校有一半学生学习。李光耀却恶意歪曲，南大学生不重视国语。庄竹林校长说：

自星马脱离殖民地时代，国语已获重视。现在马来西亚业已成立，为了团结人民意志，集中力量，国语的普及，自为当务之急。在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们希望国语与母语殊途同归。南大对于国语，早经重视，修习国语的学生，人数与年俱增。现正拟于现语系中设立国语组，视将来修习人数之多寡，及师资教材问题是否易于解决，再逐步予以扩充。

在现语系设立国语组，再发展成国语系，正可以显示南大对国语的重视，粉碎那些说南大不重视国语的人，如李光耀、魏雅聆、王赓武等对南大的恶意诽谤。

3、语言实验中心

南大的现代语言学系开设各种语言课程给学生选修。为加强语言教学，拟设立语言实验中心，也就是语言中心。庄竹林校长说：

由于种族与文化之轸分，东南亚各地也都成为多元语文地区。为使当地人民生活得以协调，及经由母语发展历史、文学艺术的研究，语文教育自为重要项目之一。南大为讲求语文教学方法，提高语文教学水准，拟设立语言实验所，对于国语、英语、华语等，均将采用科学方法，从事研究，希望在人文教学技术上，成为东南亚的一个中心，不但可提供本国学者之用，且可供其他国家学者来此研讨。

成立语言中心，可以随需要而开设各种语言课程，尤其是南洋地区的语言课程。这样的语言中心可以让南大发展成为本地区语言学习的中心。

4、筹设工学院

南大当初设计校园时就包括工学院，但因工学院的发展需要较大资金，所以未能及早创办。庄竹林校长的计划是，先在化学系中，设立化学工程组，再发展成为一个系。然后再设立土木工程系，逐步建成工学院。工科在本地区十分需要。这个计划非常切实。他说：

目前南大文理商三院的发展，相当平衡。唯以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并以校址即在裕廊工业区左近，对于培育工业技术人才，亦似责无旁贷。其他大学虽已有工程系的设置，本邦亦有工艺学皖，然其教学媒介，侧重英语，华文源流之中学毕业生往往难以考入，即能考入，在语文方面亦难于与英校华业生相竞争，常有中途被淘汰之可能。为适应此项要求，使华文中学毕业生多一出路，南大拟依据创立宣言原意，进而筹设工学院，现已在化学系中增设化工组，将来当再增土木工程等系，以期在逐步巩固的基础上，建成完备之工学院。

一九六二年，化工系正式成立。一九六五至六六学年，第七届时，化工系第一届十四个学生毕业。化工系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很好，没人失业。只因为新加坡大学没有化工系，王赓武报告书就建议关闭了。这当然是李光耀的意旨。

5、东南亚研究所

大学所开设的课程，一般都是为了当地的需要。这是很普遍的做法。另外，区域研究也是一般趋势。庄竹林校长强调南大应发展南洋研究。南大可以先设立东南亚研究学系，再设立东南亚研究所。他说：

因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来往最久，华文书籍中所蕴积有关东南亚资料，亦至为丰富；所惜尚未能作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东南亚各国多系新近独立，既感资料缺乏，亦尚无暇及此。过去日本因对东南亚存有野心，故搜研颇力，唯二次大战后似趋停顿。然历史文化为一国精神之所寄托，任何国家都不能加以忽略。本邦位于东南亚中心，受惠既多，对此自应多所尽力。故南大拟在文学院增设东南亚研究学系，其所应开设之课程，将综合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生物、现语及华文等各学系之有关科目。本学系为使学生能从事实际整理编译，拟将南大原有之南洋研究室扩充为东南亚研究所，先由研究所为学系提供资料，继由学系为研究所造就专门人才，使学系与研究所彼此密切配合，而为东南亚研究之学术中心机构。

这本是是很重要的研究方向，让南大可以发展成为东南亚研究的中心，成为南大的特色，并显示出南大对本地区的重视。这项计划有非常重大的学术意义，比后来王赓武提出的“本土化”要高明太多了。王赓武的“本土化”不是为学术，而是为李光耀的政治服务。两者的差异在于庄竹林是教育家。他的计划重在学术与教育；王赓武只是个政客。他的报告书只是为了帮助李光耀达到政治目的。

南大实施王赓武报告书之后，东南亚研究完全不受重视。

6、促进学术研究

大学是追求新知识的场所，自当鼓励师生向这方面努力。然而，南大是一间新办的民间大学，研究设备不足是难免的事。敌视南大的人却无视南大发展的成就，而以此贬抑，全出于恶意。为求促进研究，南大须加强研究设备。庄竹林校长说：

大学为一学术团体，大学之成就在学术，故大学应以学术研究自勉。唯欲于学术上有所成就，亦必须具备若干条件，析言之，约有数端：

……唯以上述诸条件目前尚未能完全具备，有人遂以为南大在学术上尚属膛乎其后，此亦未免言之过甚。南大成立不过八九年，已有毕业生千余人，在校生二千四百余人，除已深造回校担任副教授与讲师者外，尚有百余人在国外进修高级学位。教育事业原为一永无止境之工作，学术成就，自亦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且属比较性质，见仁见智，本难求其一致。南大于此，既不欲自我宣扬，亦不欲断断置辩，亦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让事实自作说明罢了。

南大学生在学术方面的追求，成绩可观。毕业后到西方大学深造者，亦甚足以称道，然敌视者仍旧无视，南大师生只能自强不息，力求上进。

7、国际顾问

李光耀接连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与《魏雅聆报告书》，恶意攻击南大。为免再遭受同类攻击，南大可以聘请国际教育组织指派专家，担任南大顾问，提供建设性意见，以为改进参考，俾南大的事业，日进无疆。庄竹林校长说：

对于南大情形，虽有多次报告，唯以学校在不断演进中，过去所作报告，或不免有过时之感。英国大学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的定期检讨，就在世界大学中为较独特的制度，仅瑞典有可与相类似者。据1959年该委员会主席墨索莱爵士(Sri Keith Murray) 演说称，该委员会系成立于1919年，由财政部长指派委员十八人，半数以上为教授或大学行政专家。英国现在由政府补助的大学与学院共有七十一单位，补助费年达五千五百万镑。委员会对于补助费之分配，拥有全权，财政部长不加干预。补助费分发后，委员会对于大学支用该款，亦听其自由，藉以养成各大学之自尊心与责任感。东南亚目前尚无此项设置，本人的意见；为集思广益，南大似可请国际文教组织或英国联邦大学委员会，指派对于大学行政及教学有多年经验人士，为南大顾问，就大学行政，课程标准及学生活动等，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作为改进的参考，俾此一可大可久的事业，得以日进无疆。

庄竹林校长的发展计划切实可行，但终于无法实行。正如《庄竹林的新新计划》一文中所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南详大学在1964年策划的发展方案是合理与可行的。但事与愿违，一所成功的南洋大学并不符合新加坡政府的政治模式，所以王赓武报告书就是为了修剪南洋大学的羽翼，因为南洋大学是不可以，也不允许腾空高飞。人民行动党于1960年在对南洋大学的告诫里已经坦言：“是不可能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里栽培中国的果树的。”

诚然，要解读南详大学历史就必须从这一个政治层面去了解。实质上，要了解所有有关南详大学的任何课题都只能从反华人政治的取角去观察，因为南详大学始终都没有学术的问题。

庄竹林校长一生有志于教育，不愿意从商。一九三九年，中正中学初创办时，他担任创校校长，一心想把学校办好。当时，南洋地区没有中文学院，南洋大学也还没有创办，他有意在中正中学的基础上，办中正学院，进而办中正大学。他受聘为南大校长后，一心想把南大办好。从他的计划正可以看出他想办的南洋大学。无奈，南大一直受李光耀的逼害，以致他壮志难酬。

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日，庄竹林校长不愿接受李光耀对南大的控制，辞职离开了他所参与创办与深爱的大学。南大从此完全受李光耀所控制，一步一步走向最后大门关闭。

二、第一届毕业生

（一）庄竹林就任校长与新计划

一九六〇年二月，魏雅聆报告书发布前夕，庄竹林博士受委任为南大校长。他也是参与创办南大的人。他出任校长的首要任务是稳住南大的发展方向，不为外力所动摇。

两个月后，一九六〇年四月二日，南洋大学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这是南洋大学历史上的大日子。南大迎来这个大日子，是喜，也是忧。喜的是，从一九五三年筹办大学到现在，终于看到开花结果。忧的是，殖民地政府与自治邦政府都不肯承认南大颁发的学位。尤其是自治政府的李光耀，以承认学位为筹码，换取对南大的控制权。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庄竹林校长就任三年后，在《南洋文摘》第四卷第三期上发表《南洋大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在新年伊始，回顾南大过去的发展，展望未来，阐述他对南大发展的期望。当时，南大正面对两大困难。

其一，经济困难。

南大是民办大学，经费不足是很自然的事。陈六使先生一开始就强调办中国式大学，就是勤俭办学，惨淡经营，以最少的钱培养最多的人才。南大要是愿意接受外来的钱，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钱，并非难事，但如此一来将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控制，失去办学方针。南大只能接受政府的资助，因为南大是华人办的大学，而政府的税收主要即来自华人。然而，无论殖民地政府，还是李光耀政府都敌视南大，不愿资助。庄竹林校长说：

无可讳言的，南大目前有两大因难，一是经济的不能应付裕如，二是毕业生资格未被承认，在经济方面，南大为了维持学术超然的地位，不愿随便接受津贴的条件，以致影响办学方针；同时为了高等教育的普及，也不能收费过高，阻抑青年上进之路。是以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致使一般在南大执教的优秀学者不能得到优渥的待遇，幸而这些学者们仍孜孜不倦于研究与教学工作，并不因待遇的菲薄而松懈一分的气力，这在主持学校行政的人，自然深表万分的谢意。

他强调，一方面“南大为了维持学术超然的地位，不愿随便接受津贴的条件，以致影响办学方针”；另一方面“为了高等教育的普及，也不能收费过高，阻抑青年上进之路。”这就是南大当时面对的经济困难。

其二，学位未受承认。

南大的创办，是为了反对英国人的同化政策，挽救民族教育，殖民地政府因此百般刁难，当然不会承认南大颁发的学位。

李光耀是被英国人同化了的英国皇民，也是英国的代理人，上台后仍然不肯承认南大的学位，而且百般逼害，比英国人更加凶狠，以便控制南大，最终关闭。在李光耀控制南大之前，当然也不会承认南大颁发的学位。这样的政策给南大毕业生极大的打击。庄竹林校长说：

关于南大毕业生资格方面，新加坡政府是大半承认状态下，而联邦政府则不予承认，因此南大毕业生的就业，便发生了许多因难，即使得到了工作的人，也往往是以兼人之功，食半人之禄。尽管他们所受的待遇是如此不公平，但当我与他们接谈时，却发现每个人都是抱着乐观的态度，站稳岗位为南大的声誉而奋斗，毫无气馁沮丧的表情，由于我们的教职员与学校有了同舟共济的精神，我们的校友有了坚苦卓绝、奋斗不屈的节操，所以南大在今天不惟不为所面对的因难而低头，且进一步准备以事实去克服当前的困难。

面对这样的恶劣环境，南大与南大学生只能本着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向困难低头，以成绩克服困难。

就南大创办短短几年所获得的成绩看来，南大亦足以骄傲。在这样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南大与南大学生都不必悲观。庄竹林校长说：

英国的牛津、美国的哈佛，均以私立大学——虽然前者得政府若干津贴，而执各该国高等教育之牛耳，南大自创办至今，不过十载，自开课至今，也才七年，我们若以牛津、哈佛所保存的开办初期的设备作比较，南大在同时期的进展，是远在她们之上的。教育是百年大计，我虽不确言什么时候南大能在学术地位上与牛津、哈佛争一日长短，但以南大现况推测其将来，我们是有乐观的理由的，本大学同人当以最大努力，在理事会及吾华族诸父老兄弟策勉之下，使南大作向上向善之发展，有厚望焉。

南大当时还只是初创办几年的新大学，其规模与成绩均比其他同龄大学远胜。无奈现实环境恶劣残酷，南大师生只能努力耕耘，自强不息，力求上进，以面对困难。

（二）南大前途在毕业生肩膀上

陈六使先生在倡议筹办南洋大学后，先后在各种不同场合阐明南大的办学宗旨。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南大举行校舍落成典礼，观礼者超过十万人，盛况空前。陈六使先生致词时，再次重申南大的办学宗旨：

本大学宗旨，早经历次宣布，简要言之：在培养当地高级人材，在求使当地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从而促进各民族间之友谊，加强各民族间之合作。由于文化交流，吾人更进一步希望能产生一种奇光异彩，以新加坡及马来亚为发祥地之东南亚新文化，贡献世界，增益世界之进步与和平；相信此一希望，亦即今日参加典礼以至全东南亚各民族人士之共同希望。

南大的办学宗旨，实也就是南大的目标，南大学生的责任。南大学生发扬南大的宗旨，促进本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便可以建立本地区的新文化。为达此目标，南大学生除了学习专门知识，成为专才之外，还需多学习本地区各种语言，以便毕业后为本地区各民族服务，成为切实有用之人材。陈六使先生说：

今日本大学所处时代为科学惊人发达之时代，所处地区为多种民族世代相处之地区。故科学精神之提倡乃本大学之急务；多种民族文化之探讨，多种民族语言文字之学习，乃本大学之天职。徒通英文不通华文者，在东南亚不特自囿于小天地，即在整个世界亦无异自弃其半壁江山。通华英文而不兼通马来文与印度文者，亦不足大有为于今后新加坡与马来亚之天下。本大学根据此一认识，制订教育方针，不忘时代与地区，兼顾理论与实用，入以造车，出必合辙。是以本人屡屡大胆声言：南洋大学乃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之真正国民大学，将来南洋大学毕业生在东南亚各地区必为最切实有用之人材，其在东南亚各地区出路之康庄广阔，必非世界其他大学毕业生所能比拟，即在整个世界之适应性，亦当为最强。本人至今未尝丝毫动摇如上之信念。

他希望毕业生能有广阔的出路，并能适应世界各地的环境。这也是他对南大学生的坚强信念。

落成典礼过后，陈六使先生再发表书面谈话，向各方支持落成典礼大众致谢，并申述南大新生大增之经费需求。他说：

本大学对每一名新生约须负担五千元，六百名当不下三百万元之谱。其它如图书仪器因此而须增添者，尚不计及，反观本大学财政处已收入之基金仅存一百六十余万元，此次落成典礼各方贺仪估计可得七十余万元，合计约二百四十万元。扫数支出，以付上述明年度开学前应及时完成之三部份建设费，仍不敷七八十万元。而建筑中之第二座理学院，需卅余万元，根据第一座理学院室内设备之经验，则此新理学院合设备与建筑计之，亦非一百万元莫办，以上仅言建设，逐月经常费必有不敷之数，则又如何？……故本大学基金之认捐而未交者，必有尽早交清之日，本大学各地委员会历届代表大会各出席代表所恳切陈词谋以推展劝募运动者，必有尽速办到之一日，吾人亦无不感佩而信赖之！

民办大学资金不充裕乃是难免的事。南大为民众所办，亦由民众所支持，建校与发展基金亦唯有依赖大众。南大学生不可辜负创办与支持南大之大众。

陈六使先生进而勉励南大学生致力于学术，为南大争光。南大之成与败均与南大学生密切相关：

此次落成典礼倾动十万来宾，所证明者两事：其一，证明南洋大学之存在，不容抹煞；其二，证明南洋大学乃大众所支持，亦为大众所公有。自今而后，大众倘不继续努力支持，则为大众负诸君；诸君倘不继续努力学习，则为诸君负大众。我亲爱之学生诸君乎！汝父汝母叮咛汝，汝之社会国家期待汝；时代无情，汝不前，时代将弃汝！落成典礼之旌旗照耀，乃以指挥汝，落成典礼之金鼓齐鸣，乃以鼓舞汝。诸君其各如狮似龙，精神抖擞，向学术之疆场进军！南洋大学之名，分而为诸君之名，诸君之名，合而为南洋大学之名。诸君之荣辱成败乃与南洋大学永不可分割者！

“如狮似龙，精神抖擞”，这是南大创办人的精神，亦为大众的精神，南大学生更不可或缺此种精神。

（三）承认与歧视

南大从创校开始那一刻便受到歧视与刁难。创办之初，建设校园遭到各种刁难。开学之后，学位承认遭到恶意刁难。总之，刁难不绝。南大就在种种刁难之中一路走过来。

到了第一届毕业生即将步出校园的时候，学位承认问题尚未解决。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南大正式开学。五月一日，教育部长周瑞麒便说，南大无权颁发学位。第二天又说，南大虽有权颁给学位，但未向政府申请颁授学位之法定权力前，南大的学位将不能获得政府及其他大学承认。

周瑞麒可以代表自治政府发言，不承认南大学位，至于其它大学承认不承认，不是由他决定的。他的话十分无知，而且心怀恶意。南大的学位承认问题便由此开始争议不断。

南大执委会为解决学位承认问题，委托律师草拟《南洋大学法令》，希望通过立法使南大获得大学法人地位，从而解决南大学位承认问题。

执委会的这项决定，给政府造成压力。在落成典礼之前三个星期，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林有福政府向立法议会提出《南洋大学法令》草案，以供审议。政府如此匆忙提出草案，显然是受到南大执委会托律师草拟大学法令的压力。在拟定草案之前，必已得到殖民地政府同意。

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日，《南洋大学法》在立法会正式通过，五月廿七日实施，五月廿九日颁布于宪报。

这项法令生效后，正式取代创办时呈交给政府的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章程。南大由公司法人转换为大学法人。这就意味着南大所颁发的学位，政府理所当然承认，根本不存在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南洋大学法》实施几天后，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李光耀上台执政。他得到受华文教育的人支持而上台。李光耀根本无意于承认南大的学位。他只想以这项法令来干预与控制南大的发展，以承认南大学位为他手中的政治筹码，也是政治武器，用来要挟南洋大学理事会。

南大本是一间独立大学，也就是私立大学，一经注册，便可以自力更生，按公司法独立存在，提供正规的大学教育，并颁发学位。政府通过立法，让南大获得大学法人地位后，却不承认南大的学位，十分荒谬。这样一来，承认不承认学位，便成为政府迫害南大的政治问题。《南洋大学法》并非出于教育目的而颁布，乃是包含恶毒的政治目的，想通过法令来控制南大的正常发展与运作。

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二日，李光耀正式公布《白里斯葛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建议政府不要承认南大所颁发的学位。

《南洋大学法》颁布在前，《白里斯葛报告书》公布在后。按照英国大学惯例，大学法一旦通过，便获得大学地位，政府自然承认。

《南洋大学法》是法律，《白里斯葛报告书》只是一份意见书。法律高于意见书是理所当然的事。法律一旦通过，便有约束力，而意见书则可要可不要。没有价值的意见书可以完全丢弃。可是，在李光耀手中的报告书却比法律的地位更高。

这里头必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唯一的解释是，李光耀不同意南洋大学依照《南洋大学法》而具有大学地位，更不愿意承认南洋大学所颁发的学位。他需要以承认学位为筹码来控制南洋大学。只有在全面控制南洋大学之后，才能承认南大的学位。无论英国人还是代理人李光耀，南大学位承认都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但不能公开说是政治问题，所以只能以学术为借口。

李光耀需要用这份报告书来控制南洋大学。因此，这份报告书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完全无视《南洋大学法》赋予南洋大学的大学地位，不愿意承认南洋大学是一家大学。因此，在南大第一届学生毕业时，仍然遭受歧视。

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魏雅聆报告书》正式发布。第二天，二月十日，教育部长杨玉麟代表李光耀在立法院发表政策演说。他在讲到承认南大学位时说：

新加坡政府已决定聘请南大毕业生，并且承认南大学位与一间被承认的大学的及格学位相等。

李光耀也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了类似的话。这完全是虚假的。

杨玉麟的教育部聘请了南大第一届的毕业生到中学任教，名义上说是承认，而实际完全是假的。在华文中学任教的南大第一届毕业生，薪金与英文初中四年级毕业生的一样，即月薪一百九十元。为什么是跟英文初中四年级的毕业生薪金一样呢？因为李光耀把华文中学高中三年级毕业生的资格定为与英文中学初中四年级的一样，而南大旧制毕业生都是三三制的高中三年级毕业的，而南大的学位不受承认，所以薪金与高中三年级的一样，也就是与英文中学初中四年级的一样。

杨玉麟与李光耀大声宣称承认第一届南大毕业生的学位，但薪金却是与英文中学初中四年级的一样，也就是根本不承认。李光耀和杨玉麟都只是在玩政治游戏，借以欺骗维护华文教育者。

天下绝没有哪一个政府，承认一家大学的学位时，只承认第一届，而其它各届不承认。李光耀和杨玉麟都只是把南大和南大学生当小孩子来哄骗。

三、中学改制与南大前景

在英国人炮制《巴恩报告书》时，用不予资助来威胁华文学校，目的是把所有华文学校改为英文学校。华人为保住自身的民族文化，全力创办南洋大学。在南洋大学开学后，同化华人的计划已难以实现。于是，英国人改变策略，兼并华文学校，从改制着手。以下论述取自《新加坡的同化运动》书中的有关章节。

（一）中学改制与关闭南大

星马的英文学校采用英国的教育制度，华文学校则采用美国制度，并行不同。

英国的小学采用七年制（4-11岁），小孩子在四岁至五岁时入学，十一岁小学毕业。小学第一年是预备班，与幼儿园课业类似，后六年才是正式小学。

中学也采用七年制（11-18岁），十一至十二岁入中学，十八岁中学毕业。初中五年，高中两年。

大学则采用三年制（18岁后）。

美国的小学采用六年制（7-12岁），小孩子在六七岁时入学，十二岁小学毕业。

中学也采用六年制（12-18岁），十二岁入中学，十八岁中学毕业。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通称“三三制”。

大学则采用四年制（18岁后）。

这两种制度的差异主要在于小学和中学的入学年龄不同，早一年和晚一年的差别。

一九五八年，殖民地政府为了兼并华文中学，把英文中学改为六年制，跟华文中学一样。但初中和高中的年数不同，初中四年，高中两年，通称“四二制”。这样的改制，在英国人是很大的让步。香港的英文学校一直都是七年制，直到一九九七年撤出时，英国人都不愿意改为六年制。

殖民地政府把英文学校改为六年制，其目的并不在于改革英文学校，而在于改革华文学校。这次改制的情形和炮制《南洋大学法》与《白里斯葛报告书》时的情形相同。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英国人已明确告诉林有福，他不是星加坡未来的领袖。英国人当时已选定李光耀为代理人，不可能把中学改制这样的大事交给即将下台的林有福执行，况且他没有这样的能力。英国人也不可能亲自去做，以免激起华人强烈的反殖民地情绪。这样的工作只能交给李光耀。中学改制计划也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是李光耀手中的另一把行凶利器。

李光耀虽然是英国人钦定的代理人，但英国人无法给他选票。帮助他上台的是受华文教育的人。他的选票来自一般小市民和劳工阶层。

李光耀一上台就翻脸不认人，沿用前朝的改制计划来兼并华文中学。中学改制的直接目标是华文中学，但更大的间接目标则是南洋大学。这是李光耀舞剑，意在南大。

英国人在香港设立的英文中学和香港大学，一直都采用英国制度，直到一九九七年英国人即将离开的时候，香港人才要求改变中学与香港大学的学制。最终都改用了美国制。

为什么英国人在撤离星加坡之前就愿意改变中学制度呢？因为改变英文中学的制度是为了改变华文中学的制度，而华文中学改制的目的则在于关闭南洋大学。

一九六一年，李光耀大刀阔斧改变华文中学的学制。他的用意十分恶毒。他并不公布全盘的计划，而是讲一半，留一半。他公开说的是，华文中学将改为四年制，四年之后呢，他不说。他心中恶毒的盘算是，华文中学只办到初中四年级，没有高中。华校学生中四毕业后，转入英文学校高中。这项计划引起华文教育界极大的反响（详见《从史料看李光耀消灭华校事迹》，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一九六一年七月廿九日，南大学生会就中学四年改制问题，向教育部长呈交意见书（《本会为中学四年改制问题向教育部长呈意见书》，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会常年报告书》），质疑政府实行中学四年制的真正目的：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学四年改制不但不会将中英之中等学校教育趋于一致，甚至有趋于将华校归并于英校之势。按政府之教育政策是申言要平等对待四种不同源流之教育，但在划一学制时，并没有制定出一个全盘的改革计划，使其能真正符合各民族教育的需要和发展。

在改制中，我们只有听到改革华文中学之制，并没有听到改英校之制，我们不仅要向钧座询疑，是否由殖民政府扶持起来的英文教育系统是完美无瑕，不需要改制，而由华族辛苦培植的华文教育制度，却要改制，而这种改制又是以英校为蓝本，使华校完全符合英文教育源流，这岂不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要将华文教育源流归并于英文教育源流。这样，对于华文教育的发展岂不是起着很大的阻塞作用，使具有民族性的华文教学体系逐渐转变为英校体系？

更为重要者，中四改制的结果是，大大地限制了华文教育最高学府——南大的发展，这无形中就限制华文教育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因为中学四年制的学生是不能投考南大的，即使是倡议中的大学先修班，不但有意要严格的限制人数，而且也似乎不是专为同一源流的南大而设的。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先修班将为马大而设立者。这样，一方面先修班人数受限制，另方面又有马大在竞争，则南大的发展可虑。

中学改制的结果，使原有的华文教育体系由中学到大学的衔接中断。基本上是对南大的发展是不利的。

职是之故，本会敢请钧座正视此类后果，否则，将有违反政府所申称欲平等对待各民族教育之政策。

学生会的观察十分锐利，点出改制隐含的三点政治意图：

这三点明确指出中学改制的政治动机。这是李光耀延续《巴恩报告书》，毁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的计划。李光耀虽有华人姓名，还有华人血统，但他骨子里是被英国同化了的皇民，一生都站在英国与美国的立场，逼害华人教育文化，以同化华人，变为英国皇民为目的。

李光耀改变华文中学制度时，关世强是师资训练学院副院长。他对李光耀推行华文学校改制，有很大的功劳，并进而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

（二）关闭华校中学的三个步骤：改制、改语、兼并

李光耀在确定华文中学的程度只是英文中学的初中四年级时，引起华文教育界的抗争。英校的初中四年级实际是华校的高中一年级。李光耀为了贬抑华文中学教育，硬把华校高中三与英校初中四定为程度相等。邱新民在《庄竹林博士传》（1989年版，129页）中记录当时争议的一点：

中四的程度是否等于华校高中三年级的程度，产生争论。华校人士提出以数学做比较，不被受理，结果搞到法庭去，法庭的判决，巧妙地要专家出庭证明中四的数学程度相等于高中三的程度。怎么样的人才算是专家，做为专家的学养是什么，法庭没有规定，那是说只要法庭认可的都是专家，出庭作证。于是，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副院长关世强先生，出庭证明说“一样程度”。法庭就判决，根据专家的意见，中四的数学与华校高中三一样程度。关先生马大毕业，未任副院长前是一美术老师兼数学老师，是法庭认可的“专家”。由于他是“专家”，被任为新加坡大学校长，以循吏而做大学校长是仅有的例子。

这段记录描画出李光耀与关世强两个人的嘴脸。李光耀一生都在操纵法律，控制法庭，从不以此为耻。

关世强并非马大毕业。他是李光耀在莱佛士书院时的同学，学的是美术。后来到伦敦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学的也是美术。他在学校教的是美术，可能也兼教低年级的数学，只是滥竽充数，却以“专家”身份出庭作证，真是恬不知耻。他不是古史中的“循吏”，而是为讨好主子，不择手段的官僚。他有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的本事，乃是个酷吏。在李光耀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和华校改制这两件事上，他都表现优异，为李光耀所赏识，所以能够以一个中学美术教师，如魔术般变成大学校长。李光耀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魏雅聆、王赓武都是这一类。

邱新民在《庄竹林博士传》中还记录一件事，正可以反映出李光耀改变华校制度的政治意图：

中学改制，关世强先生绘一新加坡学校教育系统图表，英文源流的，由小学而中四而初级学院而新加坡大学，系统分明。有关华校的是小学而中四，中空，上面植一南洋大学，系统不衔接。是新加坡教育史上的事实。时我在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任讲师，被派授特殊教育课程，讲到新加坡教育系统时，要根据“专家”绘的教育系统表，讲不下去，便去问关世强先生说：“华校中四华业到那里去升学”？我的天，他轻松的回答说：“进英校！”如所说，那南洋大学没有学生，势必改为英语文为教学媒介了。于是中四罢考了，发生学潮。我不知道这是谁促使的？后来华校暂时有二年的高中，与初级学院并立，但只是暂时吧，我退休不久，华校就没有高中了，南大也不能独存。

这段记录也可见关世强是一个怎么样的酷吏。其中点明了几件十分重要的事：

要把南大和马大（就是后来的新加坡大学）合并，必须先解决这两个问题：

■ 学制
■ 教学语言

南大和马大的学制和教学语言都不同。南大是四年制的华文大学，马大是三年制的英文大学。两间大学的学制与教学语言差异必须先统一，然后才能两校合并。

南大的学制和教学语言与华文中学的学制和教学语言相配合。在改变南大的学制与教学语言之前，必须先改变华校中学的学制和教学语言，就是把华文中学都改为英文中学后，南大才能顺利和马大合并。

《魏雅聆报告书》虽然是为改革南大而写的，其最根本的影响，则在于改变华校中学的学制和教学语言。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暗藏李光耀心中的盘算。后来的种种发展变化，逐步显出李光耀的心计。他的全盘计划几乎天衣无缝。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上台之后就开始改变中学的学制，英文中学与华文中学的学制已统一为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

一九六一年，正式推行华文中学的新制。把华文中学的学制改成跟英文中学的一样，是兼并华文学校的关键。

就在这个时候，马来亚也在利诱推行华文中学改革，把教学语言改为马来文或英文，就是一般所说的“国民中学”。两地之间的同化政策是相互联系的。

《魏雅聆报告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其用意恶毒之至。从这份报告书可以看出李光耀和魏雅聆内心的黑暗面。

李光耀改变华文中学学制的第一步是，要全体华文中学高一、高二、高三的学生都同时参加会考。高三学生参加最后一届高中会考，高一学生参加第一届新设的中学四年级会考，高二学生夹在中间，不上不下，成了牺牲品。

这三个年级的学生，一夜之间都毕业了，但资格相同，都是新设的中学四年制毕业生。高三的毕业生属于旧制，中四的毕业生属于新制。新制受承认，旧制不受承认，并硬性规定，旧制的高三和新制的中四，资格相等。于是，这三个年级的学生同时毕业，资格相同。

尤其荒谬的是，南洋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表面上说资格受承认，而实际完全不受承认，只相等于旧制的高三资格，而旧制的高三资格只相当于英文学校初中四年级的资格，所以南洋大学的学位也只等于初中四年级的资格。南洋大学毕业生的薪金与英校初中四年级毕业生的薪金一样，都是一百九十元。李光耀对南洋大学的学位，一概抹杀。承认南大第一届毕业生的说法只是表面的哄骗。

李光耀对华文教育的打压，无所不用其极，非常残暴，一定要把整个华文教育彻底消灭。这跟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没有本质的不同，区别仅在于所要消灭的是肉体还是精神。

改制之后，高中变成两年制。这样，中学仍然是六年，课程内容则与七年制中学相当。这样的制度，增加中学生的压力，逼得他们无暇关心社会，也就不会游行示威了。

华文中学改制，是华文教育由被排斥走向被兼并的开始。华文中小学在七十年代中以后，都渐渐转为英文学校了。

兼并华文中学的整个过程，分为三个步骤来推行：

这是兼并华文中学的模式。随后兼并南洋大学时，也用这个模式。从后来的结果可以清楚看出，设计这个模式的人真是深谋远虑。

华文中小学是南洋大学的根。华文中小学都变成了英文学校，南大生源枯竭，便可以顺理成章的关闭了。这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精心构思的剧情，同化的桥段。

（三）初级学院：断绝南大生源

初级学院是美国的教育制度，开设两年制的课程，重在专科技术教育，让读完高中的学生就读，相当于大学的头两年。读完初级学院的学生，还可以进入大学就读三年级。初级学院是介于高中与大学之间的学院。

新加坡的初级学院不一样，实际就是高中。把高中独立出来名为学院，这是一种畸形的教育制度，破坏了中学教育的完整，不伦不类。

李光耀在一九六八年设立国家初级学院时，他心里想些什么？动机为何？一直都没有人清楚说出来。当时一般的说法，以为这是精英教育。这应该是他最愿意听到的说法。这样说可以掩饰他真正的动机。

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就有七家初级学院：

1968年，国家初级学院
1974年，华中初级学院
1975年，公教初级学院
1977年，英华初级学院
1977年，淡马锡初级学院
1978年，南洋初级学院
1978年，圣安德烈初级学院

这七家之中，华中、公教、南洋三家出自华文学校，逐步集中华文学校的高中学生，把华校高中全变成英校高中。

后来，初级学院越来越多，一共有二十二家，几乎集中了全部的高中学生。

当这些初级学院一家一家设立起来的时候，对华文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心理影响十分巨大。学生当然希望能进入初级学院，升上大学，家长更是希望如此。

初级学院是英文的，大学当然也是英文大学。华中初级学院是第一家由华文学校设立的初级学院，而实际是英文学校。华中初级学院在一九七四年设立。第二年，一九七五年，南洋大学便改为英文大学了。

一九五九年，帮助李光耀上台执政的，主要是受华文教育的人。李光耀十分清楚，受华文教育的人的力量对他非常重要。因此，就在这一年，他把他的大儿子李显龙送入南洋小学就读。

表面看来，他这是支持华文教育，而其实他这样做，既可以赢得选票，又可以掩饰他消灭华文教育的动机。

在他上台之前，就已处心积虑，要消灭华文教育了，所以才会说南洋大学是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在他上台之后，便挥刀弄斧，大肆砍伐。

一九六一年，他正式改革华文中学学制后，华文学校便从此走上被兼并的末路。中学改制是整个兼并过程中的关键。设立初级学院又是关键中的关键。

李光耀设立初级学院的目的有近的，也有远的。近的目的就是为了他的大儿子李显龙顺利到剑桥升学。远的目的就令人叹为观止了，不止一个，一共有四个。

李光耀和他的妻子都是剑桥大学毕业的。他送大儿子进入华文学校只是为了选票，绝不是因为爱华文，支持华文教育。

他的孩子都进入华文学校，他自己也学了几十年华文，可是，他和孩子交谈时，却是说的英语，不是华语。单就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有多少诚意了。

在他把儿子送入华文学校之前，必定已经为孩子日后上剑桥大学打算了。可是华文学校毕业生要进入马来亚大学都很困难，要进入剑桥大学就更加困难了。这件事，他必定一开始便已经盘算好如何安排了，然后按计划行事。虽然他从未透露过真实的动机，但从他随后而来的教育改革，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计。

一九六一年，李光耀推行华文中学新学制的时候，他的大儿子李显龙正在南洋小学读三年级。

李光耀把英文和华文学校的学制统一为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这看起来是兼有两者的特点，不分轩轾，而实际暗藏杀机。他这个时候已想好如何消灭华文学校了。

一九六八年，李显龙从公教中学初中毕业。李光耀就在这一年设立国家初级学院。这是第一家独立的高中。

中学制度虽原本有六年七年之分，却都是完整的制度。把高中独立出来，完全没有教育哲学的依据。让学生在同一个校园里读完整的中学，对他们的成长十分重要。为什么李光耀要设立这样一家不伦不类的独立高中呢？

当时，社会上的一般说法是，李光耀鼓吹精英教育。如果只有一家初级学院，或许可以说是精英教育。可是情况并非如此。初级学院越建越多，完全代替了高中，而实际也就是高中，这就不是什么精英教育了。不过，精英教育这样的说法，大概是李光耀很愿意听到的，因为可以掩饰他心中的秘密。这不伦不类的初级学院，实是特地为他的大儿子李显龙而设的。

为什么非得设立初级学院不可呢？李显龙就读于华文中学，毕业后可以顺理成章上南洋大学。

李显龙就读中学的时候，也曾经和南洋大学数学系郑奋兴教授接触过。李显龙对数学十分有兴趣。当时，南洋大学校内曾经盛传李显龙日后可能来南大读数学系，但这毕竟只是谣传。他不可能就读南大，因为李光耀憎恨南大，去除之都来不及了，怎可能让大儿子就读。

然而，要是李显龙从华文中学毕业，他要上剑桥大学就有些困难了。那么，让李显龙转入英文中学读高中，不就可以顺利到剑桥大学去吗？不然。如果他转到英文中学去，必定会影响选票，那就前功尽弃了。最好的办法是，特地为他设立一家独立的高中，让他取得英文高中的资格，然后到剑桥大学去。他的另外两个孩子，当然也可以走这条路。这就是他设立初级学院的动机。李光耀的设想非常周全，几乎天衣无缝，让人看不出破绽来。

设立初级学院，还有几个远的目的，也几乎让人看不出破绽来。

第一个目的是：兼并华文学校的高中。

第二个目的是：兼并华文学校的初中。

第三个目的是：兼并华文学校的小学。

第四个目的是：兼并南洋大学。

李光耀设立初级学院，实在是一箭四雕，超级工于心计。

他关闭华文中小学的时候，还不敢光明正大地说是自己要关闭的，只说是“家长的选择”。

他关闭南大之初，也不敢说是自己要关闭的，只说是南大收不到成绩好的学生。直到十年后才说，要是时光能倒流，会早一些关闭南大。二十年后才说，南大是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打算关闭南大了。

四、暴政祸害

（一）星马分合华人遭难

星马本是一家。星加坡是柔佛南部的一个小岛，是柔佛的一部分。两地分开乃是人为的结果。

在中国近代史上，星加坡是个罪恶之地。这得从海峡殖民地说起。

1、海峡殖民地

英国人在一七八六年占领槟榔屿；一八一九年占领星加坡；一八二四年占领马六甲。一八二六年，三地组成海峡殖民地。

英国人为开发海峡殖民地，招募中国南方人移居马来半岛，成为开发劳工。随着马来半岛的开发，南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马来半岛发展的功劳在于南来的华工。

南来的华工多为单身。久居下来，或与当地人通婚，家居说简单的马来话，孩子上英文学校，渐渐以英语为家庭语言。他们效忠英皇，成为英国皇民。他们都有华人血统，还有华人姓名。李光耀就属于这类英国皇民。

英国人占领星加坡的主要原因在于星加坡的地理位置及其天然良港。星加坡成为英国在亚洲最东部唯一的港口，是商港，也是军港。

英国人以星加坡为基地，把鸦片出口到中国，毒害中国人，换取白银。这导致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

当时，英国在亚洲最大的殖民地是印度。英国最大的海军基地也在印度。星加坡是英国在亚洲最靠近中国的海军基地。那时的战舰是靠风力的风帆战舰，蒸汽动力战舰还未出世。英国的风力战舰从印度出发后，在星加坡补给整装，然后从星加坡出发去攻打中国，整个航程约需四个月。

从一开始，星加坡就是英国在亚洲的罪恶基地。说鸦片战争死难者的鲜血染红了星加坡的海港，也不为过。

从一开始，英国人就以邪恶一面对待中国人。就是在南洋大学创办的年代，星加坡仍然随处可见鸦片烟馆，受毒害的都是华人。

这样的政府不可能对华人友善，由这样的政府培养的代理人，英国皇民李光耀，也不可能对华人友善。南洋大学的历史就是遭受李光耀逼害的历史。南洋大学从创办的时候起，直到最后被关闭，没有一天真正安宁。

2、分而治之

华人大力开发马来半岛，经济得以繁荣，但英国人却不让华人参与马来半岛的政治。

一八九五年成立的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由雪兰莪、森美兰、霹雳、彭亨四个马来王朝组成，首府在吉隆坡，受英国保护。华人称为四州府。华人只是被统治者。

一九〇九年，玻璃市、吉打、吉兰丹、登嘉楼、柔佛，五个马来土邦，亦受英国保护，称为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华人称为五州府。华人也只是被统治者。

一九四六年，二战结束后，由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加上槟城和马六甲组成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采用联邦制，仍属英国皇家殖民地。星加坡被排除在外。华人仍然只是被统治者。

一九四八年，马来亚联邦改为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星加坡仍然被排除在外。华人也还只是被统治者。

英国人的做法显然是“分而治之”，政权属于马来人，华人只能发展经济，以巫制华。这样，就可以让华人和马来人永远对立，互相争斗。

星马分开的局面对华人大大不利。星加坡如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则华人的总人口比马来人略多，可以对选举结果起较大的影响。星马分开，华人在马来亚半岛属于少数。英国人可以分别在星马两地推行同化政策。陈六使先生在《南洋大学创校史序》中说：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星马收复，英军卷土重来，不料深谋远虑，益为久长之计，与大西洋宪章宣布者异趋。始则割裂星马合一之局，分设总督，各使孤立；继则大力扩展英语学校，歧视各民族母语教育，于华语者倍甚。

英国人为同化华人，拟定新的教育政策，大力扩展英文学校，歧视各民族母语教育，华文教育首当其冲。在英国人新定的教育政策中，马来文学校与英文学校都属于国民学校，得到政府的资助，华文学校则完全被排除在外，得不到资助。英国人在一九五一年发表的《巴恩报告书》，就是为了推动这样的教育政策，同化华人而炮制。

从满清的积弱到鸦片战争，让海峡殖民地的华侨受尽英国人的欺压与歧视。南洋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南洋大学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学，陈六使先生在举行开学仪式时说：

以前吾人之祖国政府，如在满清时代，一直未能保护华侨之权益，而且相信外人对吾等华侨所加以种种之诬蔑，任由华侨遭受歧视之痛苦，但是华侨之力量却不因此而涣散，消灭。反之，于打倒满清帝制政府的时候，华侨亦贡献了其力量，而今日马来亚之独立，其成与否，亦将视华侨对此问题所具有之认识程度而决定。

数十年来，华侨未受祖国之保护，但凭赤手空拳，经历过无数的痛苦，艰辛，竭力奋斗，终于由创立小学，中学，以至于大学，这就是在今天正式上课的南洋大学，因此，我要说今日是海外华侨最光荣的日子！

这番话是在忍辱负重之后，呼出心中的不平之气，正义之声。

3、李光耀的政治危机与马来西亚

为了抗拒英国人的同化政策，维护民族教育，陈六使先生率领星马华人创办南洋大学。这当然令英国人与代理人李光耀不满。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把自己打扮成反殖民主义者，得到受华文教育者的支持，上台执政。他一上台就翻脸，不仅不帮助华文教育，反而步步逼害，比英国人更加凶狠。这当然引起受华文教育者的反对。

当时，反对李光耀政策的人并不只是受华文教育者，所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也都加入反对之列。战后世界各地反殖民主义的浪潮汹涌澎湃，星马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浪潮十分激烈。英国人扶植李光耀的目的便是由他来打击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李光耀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比英国人残酷的多。

李光耀维护英国人，打击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政策，造成他自己的政治危机。正如《1963冷藏行动背景与逮捕名单》文中的分析（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1961年4月，李光耀在芳林补选受到重挫，对不久后的另一场安顺补选，更为焦虑，此刻，李光耀的政治前途岌岌可危。李光耀在新加坡政治斗争上的失利，引发了英国人和马来人的不安，对反体制政治，尤其是华人政治的崛起感到忧虑。

为此，巫统在1961年5月27日，提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建议，目的是通过新议题的讨论，来改变新加坡的政治氛围，力图为李光耀提供解围的契机；巫统并借此机会直接的介入了新加坡的本土政治斗争。

1961年7月人民行动党分裂，左翼势力另起炉灶，成立社阵，以华人工会和华文教育者为核心。

和巫统商议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主要是由李光耀和吴庆瑞进行；这其中新加坡可以保留教育和劳工的自主权。意思是说，李光耀要加入马来西亚，必须先行解决华校学生运动，和华人职工会的政治活动。

成立马来西亚是英国人的主意。当初成立马来亚联邦时，不把星加坡包括在内，现在必须让星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以挽救李光耀的政治命运，并保护英国人的利益。正如《谁为李光耀的合并失败买单？》文中所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大马来亚概念是英国人治理战后马来亚的一个政治设想。政治方案是从英国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不过，这一个利益却在政治本土化的过程中，必须透过在地代理人的政治权力去落实。这就是英国人和李光耀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由此来看，新马合并的潜目的，是英国人为了挽救李光耀的政治生涯，以保护西方世界在新加坡的经济利益，而启动的一个权宜之计。……

回顾历史，英国人的原本如意算盘就是要把战后的新马隔开，让马来人统治马来亚，而新加坡则继续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以作为西方资本世界在东南亚的商业与军事基地。意图是，马来亚的华人归马来人统治，新加坡的华人则由英国代理人统治。

英国人是合并受益者。首先，保护了英国代理人李光耀的政治权力。这等同是维护了英国人自己的利益。其次，英国人通过合并让原本已经是内部安全委员会委员的吉隆坡马来政治，更名正言顺的介入新加坡内政，进一步影响新加坡的政治斗争。如此一来，英国人既可通过吉隆坡的马来人制衡代理人，要李光耀言听计从。另外，万一李光耀失败，英国人也依旧可以通过马来人，去干预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方向。这是一项双重保险。……

更重要的是，合并可以落实英国人的政治构想，以吉隆坡为首的马来政治，制约新加坡的华人政治。也就是说，以马来人制约华人，以吉隆坡制约新加坡。这一策略的结果是，华人政治必须臣服于马来政治，新加坡必须屈服于吉隆坡。

而新马分家的结局，亦满足了英国人的政治盘算：一是，一个受英国人操纵的新加坡。二是，英国代理人统治新加坡的华人。

此外，合并也让吉隆坡受益，因为制度上马来人占尽了优势。合并强化了原本脆弱的马来人人口优势。另外，合并使得吉隆坡的马来人得到了东马的庞大人力物力，尤其是婆罗州的巨大能源资源财富。一个经济资源更丰厚的马来政治势力，必然可以更有效的制衡新马两地的华人。

星马两地，无论是分是合，都是在算计华人。华人在分合之中受害。南大被害更是在所难免。

一九六三年，为加入马来西亚，李光耀举行全民投票。这一次投票中，老百姓只能选择加入，不能反对，即使投空白票也是支持。历史上从未有一位政客之手段如李光耀这般霸道而无耻。

投票结果当然是加入马来西亚。李光耀一加入马来西亚就残暴逼害南洋大学，血洗云南园。

4、新加坡史上两个最残暴的日子

在星加坡的历史上，前后有两个极其残暴的黑暗日子。一个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农历新年当天，日军攻陷星加坡，正式占领，对反日者大屠杀；一个是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在冷藏行动中对反对者大逮捕。这两个日子都与李光耀相关联。

第一个日子，日军占领星加坡后，开始残暴统治。李光耀为日军收集情报，用来打击盟军和星华义勇军。他就在这个时期向日军学习管治手段。

第二个日子，李光耀依靠英国人组成马来西亚，又依靠英国人制定的内部安全法，策划冷藏行动，逮捕反对者，残暴逼害，以确保自己可以独霸天下。

在日军占领时期，中正中学庄竹林校长因有学生参加抗日义勇军，遂被日本宪兵拘捕，遭受酷刑。日军投降后，英军又怀疑他与日军合作而拘捕，遭受刑罚。

李光耀在日本占领时期，帮助日军收集情报，可是战后却逍遥法外。何以他如此神通广大？关键在于李光耀投靠英国人，成为英国的代理人，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还得到百般优待，并被扶持上台执政（详见《李光耀为何登上大不列颠号》，《去问李光耀是不是英国代理人》及《是英国人选择了李光耀》，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日军怀疑庄竹林是共产党而把他拘捕，李光耀帮助日军收集情报，必定知道这件事。他在回忆录中提到庄竹林时都称为“亲共分子”。李光耀非常擅长于陷害人。

一九六三年，李光耀面临政治危机时，英国人又大力相助，成立马来西亚，以确保李光耀继续执政。李光耀为了手中的权力，策划冷藏行动，大举逮捕反对者。其中除了政界与劳工界之外，南大学生亦为主要逮捕对象。这是一次极其残暴的行动。李光耀就靠残暴逮捕反对者，才能继续执政。正如《1963冷藏行动背景与逮捕名单》文中所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冷藏行动是李光耀伙同马来亚的巫统，和英国人共同对付反体制政治，尤其是左翼华人工会，以及，华文教育者的一场政党政治斗争。

在此，李光耀是把政党的政治斗争，扭曲为新加坡的内部安全问题，从而以政府的行政权力去瓦解来自政治对手的权力竞争。

根据 John Drysdale(1984) 叙述的冷藏行动历史经历。之所以称之为冷藏行动，是因为政府的目的就是要长期的拘留这一些人，以便进行审问。这个计划周详的行动是由波卡斯领导的特别任务小组，加上警察部队一起执行。一份详细的清单列出逮捕者名单和出没与居处的地址，有200个小组分别行动。大逮捕行动是在凌晨3时，从警察训练学院出发。同一时刻，另外有1000名警察在新山集合，其任务是包围南洋大学，在校园内逮捕南大学生。

冷藏行动总共逮捕了100多名李光耀的政治对手，在逮捕名单中只有少数几名人士，躲过此一浩劫。

李光耀在上台之前，极尽掩饰之能事，把自己打扮成反殖民主义者，欺骗受华文教育者，支持他上台执政。

他一上台之后，立即原形毕露，逼害华文教育。冷藏行动主要目的是逮捕政敌，其中以受华文教育者为主。南洋大学是他的主要打击对象。

在这次冷藏行动中，用一千名警察包围南洋大学，可以想见，云南园已变成战场。这是非常残暴的行动，与日军侵略星加坡并无多大差别。这也反映出李光耀的残暴本性与残酷手段。当时离开大选还有七个月。

一九六三年选举时，李光耀的真面目已被受华文教育者识穿，他面临极大的政治危机。如果公平选举，他必定一败涂地。于是，他采用希特勒式的最肮脏手段，利用英国人制定的内部安全法，逮捕主要的反对者，无需公平审讯，代号“冷藏行动”。其中包括数十名南大在籍学生和毕业生（见第八章受逼害学生名录）。这是他一生之中最深重的罪孽，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星加坡的命运，更大大改变了南洋大学的命运。

李光耀就在这一次行动中，把反对者关进牢狱，社会充满白色恐怖气氛。大选就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举行。李光耀派特务到各个角落放话，选票上有号码，谁选反对党可以查出来，一查出来就惩罚，没有工作，借此来恐吓一般民众，不敢投票给反对党,以维持自己长久执政。南大从此遭受百般迫害。

（二）血洗云南园

1、血洗前夕的中国血统

二战之后不久，冷战开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上台执政。星马是英国殖民地。英国与美国联手反华与反华人。南洋华人遭受种种逼害。英国人为对抗马共，把马来亚半岛与沙捞越等地华人视为亲共分子，赶到集中营。这些地方反华人的气氛越来越浓烈。

李光耀是英国人扶植的代理人。他完全站在英国人一边，反华与反华人，对维护华文教育者，尤其仇视。陈六使先生创办南洋大学，自然成为他仇视的敌人。南洋大学之兴在于陈六使先生，南洋大学之亡就在于李光耀。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李光耀就跟英国人一起，把维护华文教育者视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至迟到一九五七年，他已跟英国人相勾结，计划消灭华文教育。

在一九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先后出现四个生性残暴的政客，即：中国蒋介石，星加坡李光耀，印尼苏哈多，智利皮诺切特，堪称四大魔王。

李光耀的残暴，大概是由于这三个原因：

三者之中，遗传和家教尤其关键。这就造成他好斗无情的性格，一生好勇斗狠，对待反对的人，十分残暴。他没有固定的民族身份，造成他心理不平衡，加剧了他的残暴本性。

李光耀诞生在峇峇人的家庭，母语是峇峇马来语。他虽有华人的血统，还保留华人的姓名，可是他完全不会说华人的语言。一般峇峇人都会说祖先的方言，李光耀却不会说任何方言。他能掌握的语言只有英文。因此，在华人面前，他有强烈的优越感。这是英化华人，即峇峇人中常见的特点。可是，又因为他不懂华人的语言，被华人视为“二毛子”。这就增强他对华人的仇恨。虽然他内心以自己为英国人，可是，因为他皮肤与头发的颜色，英国人又不把他看成英国人，却又难免自卑。这就造成他心理不平衡。

峇峇人一般也都以自己为英皇的子民，效忠英皇。李光耀的家庭也是如此。峇峇人的孩子一般都上英文学校读书，渐渐以英语为家庭语言，还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个英国人的名字。李光耀也正是如此。他也有个英国人的名字叫 Harry。大概是因为被华人讥笑是二毛子，他从政以后就不再用这个名字。但讥笑他的人仍旧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惹他暴怒。Harry 这个字在古英文中，还有“恶魔”的意思。这似乎是命定的。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残暴逼害反对者，正是个“恶魔”。

二战期间，李光耀帮助日本皇军收集情报，宣誓效忠日皇，于是从英国皇民摇身一变成为日本皇民。他当时以为英国人已彻底失败，日本人是他的新主人，所以甘为日本皇民。因为他对日本侵略星加坡有贡献，二〇一六年，在他死后一年，日本政府追授给他一等桐花大绶章，由他儿子代领。为什么不在他生前颁授，至今还是个谜，须待日后机密史料曝光才能清楚。几个月后，他儿子设立昭南纪念馆以为回报。日本皇民的身份对李光耀有极大的意义。

从峇峇人到英国皇民，再到日本皇民，他的民族身份已变了三次。在他内心深处，大概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人。

二战快结束时，他看到日本人即将战败，于是赶紧投靠英国人。投靠的办法很可能是把日军的情报交给英国人，将功赎罪，换取战后不被逮捕坐牢，并获得百般优待，到英国读大学，再被培养成代理人。这时，他的民族身份又变成了英国皇民。这样子变来变去，对他的心理必定有极大影响。

在英国人撤出星加坡后，他需要另找靠山，很自然的，他投靠美国人。这时，他内心深处，是不是把自己当成美国人，不得而知。即使真是如此，他也不会说出来，但却表现出来了。

无论他的民族身份是什么，都绝不会是华人，或中国人。他一生非常看不起中国和中国人。他也看不起马来人和印度人，但没有看不起中国人那么厉害。这很可能是他不懂华文和华语造成的双重性格：又自卑又自尊。

同样是峇峇人，林文庆和陈祯禄就没有这样的双重性格，因为他们都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也会说母语方言。这是他们和李光耀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二〇〇九年，奥巴马上台。当时，中国正日渐强盛。李光耀赶紧到美国游说奥巴马到亚洲来遏制中国。于是，美国决定把大部分战舰部署在亚洲太平洋海域。李光耀再教唆奥巴马到南海巡航，搞风搞雨。他的内心又害怕中国强盛，又看不起中国。

虽然他仇视维护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但是，在他决定从政时，却跟“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者合作。

一九五四年，他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会领袖林清祥和方水双组织政党，开始从政。可是他的价值观念和受华文教育的人相差很远。受华文教育者强烈反对英国人的殖民主义，而他的内心却是英国皇民，分歧在所难免。这时，他跟英国人站在一边，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这就是他的马基雅维利哲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哪一边对他有用，他就跟哪一边站在一起。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上台之后，数次跟北京的共产党人认亲戚。

一九五九年，他上台执政后，完全站着英国人一边，逼害华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者。南洋大学是他最终逼害的目标。可是，他的内心却十分不平衡。当时无人察觉，一直到中国国务院外交部的档案公开了，才让人看到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他的双重性格加速他对华文教育的逼害。

台湾学者刘晓鹏的《评再版的李光耀旧作：中国外交部档案的视角》（刊于新加坡文献馆）一文中，引用中国外交部的四则档案，公开李光耀从无人知的几件往事，他自己从来都不提。这几则史料对了解李光耀逼害华文教育，尤其是南洋大学，非常重要。

第一则档案：李光耀派易润堂陈翠嫦夫妇到北京认亲戚。

一九五九年十月廿九日，李光耀上台四个月后，派两个特使，政治秘书易润堂及立法委员陈翠嫦夫妇，到北京认亲戚，由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接见。引文如下：

廖承志：新加坡李光耀获取胜利，我们很高兴。有人说新加坡和中国产生外交关系还不到时机，我们很同意……李光耀也是中国血统，我们希望新加坡中国人能掌握实权组织一个政府，采取友好措施，和中国友好……新加坡对我们很友好，我们知道新加坡有困难，我们明了……

易润堂：我们有这种困难主要是马来亚的妨碍，马来亚不主张中国好。

陈翠嫦：马来亚人自己承认是土人。

廖承志：……现在新马主要是马华团结，有足够的信心向帝国主义斗争……你们回去可以给李光耀总理谈中国支持他。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李光耀就诋毁受华文教育者是“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在他的心目中，这两个都是死罪，必须灭绝。

他一生反华、反华人、反华人文化、反华人教育，可是，刚刚上台几个月，就派特使到北京跟共产党人认亲认戚，还说自己“也是中国血统”，跟他所深恶痛绝的共产党人攀关系，求友好。这不是一般俗话所说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是不平衡心理的具体反映。一个正常的华人，无需向中国人说，自己“也是中国血统”。

当李光耀说，自己“也是中国血统”的时候，他仍旧看不起中国人，也看不起马来人。

第二则档案：李光耀在柬埔寨向中国大使表白认亲戚。

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六日，李光耀正在为摆脱困境，鼓吹加入马来西亚的时候，到柬埔寨访问，并和中国大使陈叔亮见面。陈叔亮在见面后，发电报回外交部说：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夫人25日来柬访问……李光耀说『有些人什么都不懂就是怕共产党，他们只听美国人英国人的话，完全不了解新中国的政策。由于经常收听北京广播，所以比较了解中国。』又说『做为一个华人，对中国有感情是自然的』……李对我态度友好，主动找我接触，公开表示自己是华裔(如在国宴席上讲话就说自己是中国南部的人)不隐讳自己对中国的感情。

上一则故事是李光耀派特使跟中国人认亲戚。这一则故事是李光耀自己跟中国人认亲戚。他一生反华、反华人。他之前已经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当时则正在策划消灭“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消灭华人政治力量的“冷藏行动”。

在跟中国大使见面时却说：那些“怕共产党”的人“只听美国人英国人的话，完全不了解新中国的政策”，所以才怕共产党。这言外之意是，他并不是“只听美国人英国人的话，完全不了解新中国的政策”的人，不仅不“怕共产党”，而且，“做为一个华人，对中国有感情是自然的。”真是恬不知耻，脸皮太厚了。

在这之前，九月一日，李光耀为强制新加坡人加入马来西亚，举行了一次老百姓不能反对的公民投票。八天后，九月廿九日，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向外交部长陈毅、总理周恩来呈报说：

新加坡李光耀政府为了配合英马加速推行马来西亚计划，于9月1日举行强制公民投票，此次投票在极不民主的情况下进行的。

公民投票原本是体现民主的活动，为什么李光耀的公民投票却是“极不民主”的呢？因为他只允许老百姓选择加入马来西亚，不允许不加入，跟不准投票并无区别，完全是倒行逆施的暴政。

第三则档案：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李光耀希望在四月底访问北京参加五一节。

外办郑宏同志……同新加坡总理政治秘书易润堂会晤。在这次会晤中，（易润堂）提出李光耀拟于四月底来华访问，要周总理发出邀请并见报。据易称，李光耀要参加我五一节。

这一则记录，反映出李光耀非常可怕邪恶的内心世界。

二月一日，正是恶名昭彰的“冷藏行动”的前一天。易润堂向中国代表郑宏转达李光耀的愿望时，离开冷藏行动实际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在冷藏行动这一天，他以“共产党”和“亲共分子”的罪名，逮捕反对者。其中包括南洋大学在籍学生和毕业生。仅仅在这之前还不到一天，他还在拉拢中国共产党来做靠山。

廖承志就向周恩来报告：

李光耀希望总理公开邀请他来华访问，借此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以便与英国和拉赫曼（东姑拉赫曼，即当时马来西亚总理）讨价还价。

他的“亲共”与“反共”仅仅相差不到一天。这反映出他捉摸不定、阴险毒辣的可怕性格，完全是由于心理不平衡所造成。他没有固定的民族身份，也没有稳定的价值观念。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星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组成联邦。

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星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这是李光耀一手策划的，可是他却放出谣言，说是星加坡被赶出马来西亚。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中，记录李光耀讲的真话。

第四则档案：李光耀请中国政府爱护他这位华侨。

一九六五年年八月十八日，李光耀派特使高德根夫妇到香港新华社传话。香港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发电报给廖承志。引文如下：

新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高德根和夫人张日好于18日来港非常迫切找我们接触……是受李光耀之命前来……谈话要点如下：『希我早日承认新加坡，目前只要求我发一张贺电，使新加坡一百馀万华人高兴。李光耀政府委求我国以一贯爱护华侨的心情爱护他，因为一班年青人没有经验，即使行动党有些做得不对，希望爱屋及乌，不要严厉责备……支持独立后的新加坡参加今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会议……如能做到让新加坡参加而不让马来西亚参加，使新加坡地位提高，可以搞垮东姑……新加坡不会同台湾蒋帮建立任何关系，拉野勒南外长的谈话只是应付环境……李光耀退出马来西亚计划，英工党政府先同意的。英政府认为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对英国利益无损，英政府希望新加坡独立后可以缓和或瓦解印尼的对抗，恢复英国在印尼的利益，庞大军费支出可以减少，英国只损失一块马来西亚空招牌……与砂劳越、沙巴取得秘密协议，计划由砂沙、汶莱组成联邦共和国脱离马来西亚不久与新加坡合并，李光耀估计在15年后新马可以再合并，由新加坡领导。

这则档案有几点非常重要的信息：

李光耀在需要中国帮助时，就说自己是“华侨”，请求中国共产党爱护他。在不需要中国帮助时，就与英国美国相勾结，以反共为名，极力反华。这正反映出他不平衡的心理。

在政治遇到危机时，就极力加入马来西亚。在与中央政府不和时，就计划退出，还推说是被逼退出的，请中国帮忙打击马来西亚。

在退出之后，又与砂劳越、沙巴、汶莱达成秘密协议，计划组成联邦共和国，十五年后再与马来西亚合并，由他来领导。这个计划在星加坡到今天还是秘史。李光耀从不提及。这计划反映出他的野心，也反映出他捉摸不定的心理。正是由于这样的心理，他极力加入，又极力退出，还极力想再加入马来西亚。正是他的这种野心，在退出之前，引发种族冲突，造成冤魂。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李光耀已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在李光耀的字典中，两者都是罪犯，与“共产党”一样，都是“恐怖分子”，也都是死罪。可是，在有困难的时候，他却求中国共产党帮忙，还认亲戚，真是不知何谓羞耻。他显然没有中国人的价值观。

一九六四年，李光耀派候选人到马来半岛参加大选，以为可以取代马华公会，代表华人。幸亏他失败了，要是不幸他当时成功了，马来半岛的华文学校已经全部变成英文学校了。

又幸亏星加坡与砂劳越、沙巴、汶莱组成联邦共和国的计划没有实现，否则这些地方的华文学校也都已全部变成英文学校。

真是老天有眼，这几个地方的华文教育才得以幸存。

李光耀逼害南洋大学的历史，也正反映出他不平衡的心理。

一九六〇年三月廿八日，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的机关报《行动报》英文版发表一篇题为《沙文主义与自杀》的文章。这血淋林的题目非常清楚反映出，他当时已经计划好，需要时就血洗云南园。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他为保住自己手中的政权，以代号“冷藏行动”全面逮捕反对者，指挥一千军警，残暴血洗云南园。

从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二日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他先后一共七次指挥军警侵犯云南园，血迹斑斑。

李光耀一边反殖民主义，一边与英国人站在一起，逼害反殖民主义者；他一边与受华文教育者一起组织政党，一边逼害受华文教育者；他一边反华反共，一边与中国共产党认亲戚。这都反映出他不平衡的心理。

2、首犯云南园（59年10月12日）

英国人在英国标榜民主自由，一到亚洲殖民地就暴虐无道。

一九四八年，英国人为了打击马共游击队，在马来亚和沙捞越等地，颁布紧急法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全体华人都遭殃，从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华人和华人的教育文化都成为英国人打击的对象。英国人以紧急法令驱赶华人进入集中营，名为“新村”。

这条紧急法令后来修订为恶名昭彰的内部安全法令。到了李光耀手中，完全无需讲理，不仅随意引用来打击政敌，也用来打击华人和华文教育。

南洋大学初创办时，英国人不仅不支持，还百般刁难。南洋大学创办成功后，仍然受到英国人的歧视和排斥。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殖民地政府派军警进入云南园，逮捕政治经济系第二届学生吴宗泽。他是《南大火炬》(Suloh Nantah) 编辑。殖民地政府引用内部安全法令，拘留他一年多才释放。这是军警入侵云南园的先例。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李光耀引用内部安全法令，逮捕南大物理系第一届学生胡水和第二届学生凌绪和。这是李光耀上任后第一次残暴侵犯云南园。

这之后，他一直都无法容忍南洋大学的正常发展。在遇到政治困难时，就侵犯云南园，直到关闭南大。他前后七次侵犯云南园，逮捕维护民族教育的南大学生。其中，一九六三年，一年之中就三犯云南园。这可以看出他对华人和华文教育的憎恨。这也反映出他的双重性格和不平衡心理。

3、再犯云南园（63年2月2日）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李光耀为保住自己手中的政权，以代号“冷藏行动”全面逮捕反对者。他把他的无道政治美称为“民主社会主义”。

当天清晨，李光耀指挥马来西亚军警进入云南园逮捕学生。这些军警有如野蛮土匪，把南大同学当恐怖分子，残暴对待，有不少同学被残暴毒打，也有女同学遭受污辱。这是南大史上的“二二事件”。

二月四日，学生会发表声明：《警方侵犯神圣学府，破门搜查和逮捕我校同学，本会强烈谴责不民主行为》。

在《南洋大学学生楼落成特辑》画报中，《对大学神圣权利的严重侵犯》文中记述在“冷藏行动”当天，南大学生所遭受到的残暴逼害：

1963年2月2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清晨，在英马星三方面串通下，数以百计的军警人员在没有得到学校当局的许可下，摸黑闯进了神圣的学府——云南园，逮捕了我会副主席莫水生、钟文彬、及我会财政谢和成、经济系三年级学生云昌锭，许多同学的宿舍被无理搜查。与此同时，警方还在全星进行1956年918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扫荡，被捕者中包括本校史地学会执委蔡秀姗、陈献芙、政治学会副主席白天源、华文学会会长郑祺全、生物学会执委陈春霖，以及南大校友，政党、工会、文化团体领袖，人数超过了120位。事后，本会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政府此举，并要求政府立即公开审讯，否则应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捕者。然而，时至今日，政府没有也不敢在法庭上对被捕者公开审讯，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120多位（包括优秀的南大儿女）被捕者是无辜的。

和全星加坡人民一样，南大学生从来就是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我们渴望着和平安宁的学习环境。我们一向所作所为，是光明磊落，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和七百万马来亚人民的！我们不能容忍，当局为了一己私利，竟然无视神圣的民主权利与大学的基本权利，任意逮捕我们的同学以及民主人士。政府以这种粗暴的行径，干预人们的正常生活，不能不使人们对所谓快乐，繁荣的马来西亚感到深深的忧虑。

“二二”事件又一次使人们认识到，违背人民意志的人，唯一的途径是进行镇压。

李光耀的逮捕行动，并不仅仅是“不民主行为”，而是十足的暴政。他以残酷毒辣的手段虐待被捕的人，包括南大学生。他们被残酷毒打，甚至单独拘禁黑房，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他在二战当日军情报员时，从日军那里学来的。林清祥回忆说，李光耀比日本人更加残暴。

一九六三年九月选举期间，人心惶惶，岛上处处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李光耀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得以继续执政。

4、三犯云南园（63年9月26日）

（1）血腥暴行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星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星加坡拥有教育、劳工、财政、社会福利的自主权。李光耀继续用马来西亚的军警来解决他心目中的“南洋大学问题”。

一九六三年九月廿六日,李光耀再调派大批军警侵入云南园，逮捕并蓄意殴打手无寸铁的南大同学，有数十名同学受伤。这是南大史上的“九二六事件”。

两天后，九月廿八日，南洋大学学生会发表《「九二六」事件声明：抗议军警血腥暴行揭露当局恶毒阴谋》，记述九月廿六日当天发生的事：

九月廿六日清晨，警方人员又一次在未得到校方的许可下，强盗般地闯进了神圣的大学学府，引用公安法令，逮捕学生会外交部主任周增禧，前届学生会秘书部主任李腾禧、第五届学生会副主席颜致今、华文学会会长黄乙新及经济三年级学生欧笑作等五位同学。被捕同学在被强加手铐之后，复遭警方人员拳脚交加，百般虐待。当时在场的其他同学，阻止警方人员这种野蛮的行为。同学们基于大学应有的尊严，不能听凭强盗们在大学主权范围内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所以同学们要求警方人员必须等候学校当局的负责人及法律顾问马绍尔的来临，方能载走被捕同学。但是，数以百计毫无人性的全副武装的军警，迫不及待地，飞舞警棍，向手无寸铁的同学进攻，警棍如雨一般的落在同学们的头上、背上，许多同学晕了过去，跌进沟里，鲜血染红了衣衫。在军警的暴力下同学们主动地后撤，但是，军警还是步步进攻，更多的同学受伤了。在混乱中，军警们不仅乘机扭打同学，逮捕同学，甚至还卑鄙地侮辱了我们的女同学。据了解，在军警的暴力下，数十名的同学受伤，其中三四位伤势颇重。包括地理系四年级李怡书同学，经济系一年级刘扬同学、经济系二年级翁隆盛同学及—位女同学，李怡书同学当场遭到六个体格魁梧军警围殴，头部破裂，在晕迷倒地之时复遭他们以脚蹬，刘扬同学头部被警棍猛殴，结果头破血流，两位同学在中央医院，缝了数针。

尤其令人咬牙切齿的是我们的同学被送往中央医院要求洽疗时，医院当局有意延迟时间增加同学的伤势和痛楚，有些伤势较轻微的同学在敷药后出院，还载到警署在警署的小室中又再次遭到残酷的殴打，使我们的同学遭受严重的内伤，可是那些豺狼们还不干休，无端端地给他们加上两条罪状来控告他们。

这是非常血腥残暴的逼害。南大同学并没有犯法，也没有暴力活动。李光耀派军警残暴逼害南大同学，只是因为不支持李光耀迫害华文教育，同化华人的计划，不支持他加入马来西亚以维护他手中的政权，因此，他在白色恐怖中继续执政之后，便对南大同学残暴逼害。

（2）抗议

军警在九月廿六日清晨进入校园逮捕学生。当天上午，学生会再举行抗议大会，并通过六条决议案：

南大全体同学，不能容许来自任何方面的武装镇压。为了抗议军警的血腥暴行，当天上午，全校同学坚决自动罢课。与此同时，在同学热烈的要求下，学生会在旧餐厅召开紧急同学大会，出席大会同学超过一千二名，与会同学皆义愤填膺。在会上，几位被殴打的同学负伤控诉了军警的暴行，大会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通过了六条议决案：

声明中指责行动党政府造成民族教育的危机，企图控制南大，并以暴力流血，白色恐怖，以达到控制南大的目的：

四年来行动党的统治，并没有给民族教育带来任何的发展，相反地，它的许多措施，已经造成民族教育空前危机。以华文教育来说，小学方面在统一新生登记及混合学校的花招下，华校新生人数空前消减，在中学方面，中四改制破坏了华文教育的优良传统，形成中学混乱局面，在阴谋控制小学，中学的同时，行动党政府也阴谋控制南大。……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在实行着。首先是向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先生开刀，蛮横无理地剥夺陈六使主席的公民权，……对付陈六使，旨在控制南大理事会，接管南大……为了接管南大，使南大变质，行动党政府玩弄他的两面手法，一方面假惺惺地说他们热爱南大，准备承认南大，并给南大与星大同等的津贴，企图以此麻痹人民，另一方面，煞有其事地捏造了共产党的故事，嫁祸南大学生与毕业同学。九月廿六日事件的发生，正是这一手法的应用，它的目的同样是为全面改组南大接管南大铺下道路，而警方蓄意挑起的流血事件不外乎显示当局的力量，在南大同学中散播白色恐怖。

这篇声明与《学生会第七届常年工作报告》中的《血的控诉》一文，详细记录当时的血腥暴行，即使是数十年后回看，李光耀对众多南大同学无耻的残暴伤害，仍然让人愤愤不平。

学生会并在当天发电报给马来西亚总理，强烈谴责军警粗暴破坏大学自主权与逮捕同学（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49页）：

我们强烈抗议本月廿六日清晨，即马来西亚成立后的一星期内所采取之逮捕行动。

我们对于这种侵犯大学自主权利，及引致卅名左右同学受伤的不民主行动感到遗憾。

我们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同学，否则给予公开审判；同时，也要求停止逮捕行动，维护学生的安全。

这次侵犯云南园，逮捕学生的暴行是由李光耀策划指挥的，向马来西亚总理抗议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手无寸铁的学生，除了抗议之外，完全无可奈何。

（3）罢课

九月廿六日，军警侵犯云南园，逮捕学生后，第二天，学生自动罢课半天，以表示抗议。

九月三十日，学生会就南大理事会与政府谈判南大问题致函李光耀（见《对南大问题谈判致总理函》，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59页），提出四点要求，都跟李光耀血洗云南园有关：

解决南大问题，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先接受四项先决条件，作为谈判之先决条件。即：

尽管这样的要求很合理，但李光耀不可能答应，完全不会考虑。要是他会考虑，则血洗云南园的事根本不会发生。

十月三日上午，学生会在文学院礼堂召集紧急同学大会，会上全体肃立，庄严宣誓：矢死保卫我南大。并号召同学罢课三天，以捍卫南大的纯洁性（见《10·3 紧急同学大会》，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61页）：

本大会号召全体同学罢课三天强烈抗议政府毫无谈判为解决南大问题，漠视学生会所提四项先决条件并企图通遇谈判改制南大进一步迫害南大。

在大逮捕之后，李光耀政权加紧逼害南大的时候，这为期三天的罢课，只是为了表达抗议。

这是南洋大学创办以来，学生会第一次号召罢课。这样的罢课行动，乃是出于无奈的抗议，除非规模很大，影响层面大，不然通常都不会有结果。以南大学生的人数，面对暴虐政权的军警，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学生却不怕牺牲，绝不后悔。此种精神极富于时代意义，反映出五六十年代学生的坚强与勇敢。正如《南大学生会就十月三日罢课事告师长书》中所说（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59页）：

侭管我们这样的行动，可能再度招来军警疯狂的殴击，然而即使我们的鲜血流遍南园，我们也绝不后悔，我们义无反顾，我们「临大节而不可夺」，我们坚欲保卫南大作为民族教育大学的性质。我们维护民族教育的志气决不是任何殴打、逮捕以及侮辱所能夺取的。我们早就向全世界友人宣誓：每一个南大同学，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将永远是保卫南大这座民族教育堡垒的尖兵。

南大学生从小所受的教育，以仁义理智为核心，明辨是非黑白，不苟且，富于正义感，以天下为己任。南大学生因此有强烈的正义感和使命感。在面对民族教育遭受逼害这样的大是大非时，毅然起身，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虽然明知以卵击石，亦勇往直前。南大学生与学生会就以这样的气概面对强权，捍卫母校。这就是南大的校风，这就是南大的精神。

当整个社会的年轻人面对暴政都不敢起来抗议时，不仅没有朝气，良知已被蒙蔽，对社会也必漠不关心。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李光耀高压统治下的星加坡社会便是如此。

（4）请愿

在向李光耀提出谈判四先决条件不被接纳，罢课抗议三天，李光耀政府还是不理不睬之后，南大同学在十月七日集体前往总理署和平请愿。一千多名南大生齐集新加坡州政府大厅前草地上。当时，李光耀不在，学生代表便向杜进才副总理递交请愿书，主要提出六项要求（见《呈杜代总理请愿函》，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71页）：

当政府宣布欲解决南大问题之前后，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南大理事会主席公民权被褫夺，南大毕业同学会在理事会之二名代表和在校同学被逮捕，殴打，侮辱等事件，致引起同学们愤懑而自动罢课半天，并向阁下提出四项要求，请政府接纳为与南大理事谈判的先决条件，但政府却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致激起同学更大的不满而罢课三天，并重申六项要求，但政府仍视若无睹，充耳不闻，迫得我们不得不于今日群集总理署，向阁下和平请愿，我们要求阁下当场宣布政府接纳我们前此所提出的六项要求，即

我们认为，这六项要求完全是政府有没有诚意解决南大问题，公平合理对待民族教育及尊重基本人权的试金石……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困难使政府不敢或不会接纳这六项要求，除非政府是存心控制南大，使南大变质及藐视大学的自主权和人民的基本权利。

这样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李光耀不可能答应，因为他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控制南大，然后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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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 2017年12月30日《新加坡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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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18年1月02日首版　Created on January 2, 2018
2018年7月22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July 22,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