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大学校史 第十三章（续）
王赓武报告书

五 辩解与质疑

《王赓武报告书》发表后，各方指责之声如潮，王赓武却始终闭口不言，既不反驳，也不为自己辩解。这在他是一时语塞呢，还是有苦难言呢？

后来，他目睹李光耀用他的报告书一步一步逼害南大，终至于关闭。他仍然不发一言，不反省，也不发出异议。

他为什么不为自己申辩呢？因为他参与其事，无法洗脱罪嫌，申辩的结果将显示出他与李光耀同谋。

一直到一九八六年，他就任香港大学校长后，接受学生访问，被问及报告书的有关问题，才不得不回答（见《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刊于1986年8月14日《学苑》）。

这篇访问报道，不仅对了解报告书的种种问题，十分重要，对了解王赓武的为人也十分重要。

王赓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细看这篇访问报道和他为李光耀的所作所为，他只是个“无学无品，浪得虚名”的政客。

王赓武在接受访问时，打破多年的沉默，不得不面对现实，回答有关报告书的问题，可是他始终无法为自己辩解，只是一味躲避，或找借口给自己开脱。他的各个借口都苍白无力，乃至于荒腔走板。他始终无法坦然回应质疑，只因为他和李光耀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对李光耀的忠心，至死不渝。

不知反躬自省者，毕竟可悲。他非常清楚，华文教育界对他的报告书的非议。他也非常清楚，李光耀借助他的报告书逼害南大，最后关闭。他虽标榜“历史学者”，但他对因他自己而起的祸害，不敢面对，一味躲避。他给自己开脱的办法是：

• 其一，他先撇清他的报告书与李光耀的关系，申辩报告书与人民行动党无关。他完全不提报告书背后的安排，想让人相信，他是以学者身份写报告书，目的是为南大好。

  其二，他接着宣称自己被委为报告书主席，是因为他是马来西亚人。他不是星加坡人，不了解星加坡政治，也跟政治没有关系。他把责任推给星加坡的政争。

  其三，他坚称报告书是为马来西亚时代的南大写的。星加坡独立后就应该废除。“他们”实施报告书没有通知他。

  其四，“他们”没有完全按照报告书的建议实施，但到底哪一些建议没得到实施，他没有明确说明。

  其五，“他们”采用报告书，最后导致南大关闭，责任不在他，而应该由“他们”来负。

他所提出的理由没有一个可以成立，全都幼稚荒谬至极。他面对质询时，心里慌乱，慌不择路，想到无论多幼稚无知的理由都以为可以用，因而语无伦次。

无论何人，在面对因自己而起的祸害时，只有说出真相，承认自己的罪行，彻底忏悔，才能得到解脱。

王赓武的处境亦甚为悲哀。七八十岁了，还在被人一再审问。虽然他一再澄清，却不仅不清，反而更浊。他没有勇气坦然面对历史，也就没法让人相信他讲的话，因为他不诚实。

他急着想撇清和李光耀的关系，却又无力，只好病急乱投医，抓住救命稻草。可是，因为他一生都不愿远离政治，始终无法与李光耀脱离干系。他不仅帮助李光耀逼害南大，也跟李光耀一道反华。李光耀借南海问题反华，王赓武站在一旁相助，摇旗呐喊。

他一生都热衷于政治，为权力与名利疯狂，越陷越深，真是本性难移。他既然把自己和李光耀捆绑在一起，又不愿松开，也就当然无法开脱，只能一起上天堂，或者一起下地狱，没人帮得了他。

他不懂中国文化，不明白解铃系铃的道理。南大被逼害身亡，既由他的报告书而起，他却不敢面对由他而起的历史问题，也不肯面对，只是一味躲避，以为这样便可以逃脱，却一再被追问，始终逃脱不了。他杜撰了一个又一个的借口，却越说越不清，越描越黑，罪孽也越来越重。

由自己引起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逃脱，只有面对才能得到解脱。

（一）报告书与星加坡

1、报告书与李光耀无关

港大学生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王赓武报告书委员会跟李光耀政府的关系：

王赓武以马来西亚来为自己开脱，说的很若无其事：“他们决定成立此委员会后要找一个主席，就考虑到找我，因为需要一个比较认识马来亚的人，我便答应了。”

他口中的“他们”是谁呢？他故意隐瞒不说，非常不诚实。十多年后，他离开了港大，二〇〇三年再受访问时，便无法再隐瞒了。

谢诗坚《王赓武教授访谈录(一)南大与王赓武报告书》中说：

当年请王赓武当委员会主席的是王邦文。他是人民行动党的中央委员，李光耀是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王邦文是李光耀和王赓武之间的传话人，把李光耀的意旨转告王赓武。

王赓武在接受港大学生访问时却说：

王赓武居然说“委员会与当时的行动党并无关系，一点政治色彩也没有。他们之所以找我主要是因为从外地来，与政治无关。”委员会与当时的行动党并无关系，也就是与李光耀没有关系。

这显然是谎言。请他当委员会主席的是李光耀王邦文“他们”，能“与行动党并无关系，一点政治色彩也没有”吗？

他当时刚到港大就任，一时被质询，心慌意乱，怕被挖底，便语无伦次了。他忘了来访的是自己的学生，便对学生撒谎，十分无耻。

2、报告书被政治化

王赓武和李光耀都是政客，所不同的是，李光耀可以独当一面，王赓武不能，他只能当师爷。就是基于这样的关系，王赓武帮助李光耀写报告书，李光耀实施报告书关闭南大。

王赓武非常清楚，李光耀要他写报告书的目的，他也尽心尽力帮助李光耀达到目的。南大问题本就是个政治问题，李光耀要王赓武写的也是政治报告书。这一点，王赓武也非常清楚。可是，非常可笑的是，王赓武却把批评报告书说成是“政治化”了。《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四》文中就此详加评论（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在此，王赓武描绘的历史场景是：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华社基于是人口75%的族群，诉求华人语文成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化；即华语文取代原有英语文。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华人族群的意愿是不可能做到的。而由于华人的政治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华人报章和南大生在根本没有看过王赓武报告书的情况下，就盲目的批评和抗议。

还有，就有关李光耀面对的政治局势。王赓武说，施行报告书是由于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

对比历史事实，王赓武的如此说法是一派胡言。历史真相并非如此。王赓武颠倒是非因果，把政治受害者，塑造为政治事件的麻烦制造者。而作为问题的始作俑者李光耀，却连影子都缺席了历史的审判。

• 1、历史上，新加坡华人社会尤其是华校生，肯定是不会如此天真无知的愚蠢到，要求李光耀把华文提升，成为新加坡的主流语文。事实上，华人社会的要求仅仅是一个有限的母语文化生存空间，即在英文为主的天空下，华文可以共存。只要李光耀不糟蹋华人文教，华校生就会三拜九叩感谢隆恩。还有谁会不知天高地厚的胆敢痴心幻想，要取代英文成为社会主流？

  或许，王赓武没有明言的弦外之音是在说华文沙文主义。历史上，在整个英殖民时代，新加坡华语文向来都是政治上的弱势言语，但是，一个无法保护自我生存条件的华文族群，却竟然被标签为具有华文沙文主义的野心和能力。理所当然，这一个政治标签是粘不上的。历史教授王赓武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华文沙文主义之说，在新加坡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此一史实，历史文献有着清清楚楚的记载。

  至于，批评王赓武报告书的社论和南洋大学学生会的言论，究竟是不是一如王赓武说的，都是一些没有看过报告书的胡扯。其实，批评言论是什么样的素质，是可以轻易从报章社论和南大学生会的文稿内容，看个明白。真相是，没有细心和认真，并且深思熟虑的全盘理解了王赓武报告书的内容，以及，更重要的，洞悉内容之外的政治意图，任何人都不可能给予如此精辟的分析，质疑和回应。所有的批评言论都是有条有理，有凭有据。两相对比，王赓武的道听途说，不足为信，更像是凭空捏造的信口开河。

• 2、落实王赓武报告书是由于政治化问题，那是不言自明的。不过，在有关时代政治背景方面。王赓武与该博士生的有关谈话，却是不知所云，不知究竟是在说些什么。执行报告书如何会与党内斗争有所关系？那又是如何的有所关系？

  历史上，1959年，李光耀依赖和得益于，华人职工运动和华校生运动的双重努力，而当上总理。随即，李光耀过桥抽板，立即开启打击南洋大学的政治工作，之后，亦极尽所能排挤党内的职工会势力。1961年，李光耀以开除对手党籍为解决方案。1963年，李光耀展开冷藏行动，把政党政治上的反对势力一网打尽。

  回顾1965年，当王赓武报告书面世之际，李光耀在新加坡是独霸天下。因此，何来王赓武说的，政治斗争，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恩怨？

  至于人民行动党和巫统的权力斗争，那就完全和新加坡华文教育毫无关系。在马来人的种族政治意识上，李光耀只是另一个华人；一个华人政治对手。李光耀是不是在消灭华人文化，那并不是马来人关心的焦点，马来人更没有必要为华教苦难仗义执言。

不过，谢诗坚（2003.07.11）的访谈倒是记载了王赓武的一段解释：根据我的推想，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决心要改变南大，这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已清楚表明。他要改变南大，可能出自两个考虑，其一是他个人的政治情感问题，其二是独立后的新加坡，更加需要受到西方国家的保护，五国联防中的成员有英国、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是需要西方国家的支持，它的政策也不能与西方相对立。

王赓武借用李光耀讲话把华人文教政策，归咎于冷战思维。可惜，这是一个十分牵强的说法，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冷战是意识形态上的反共政治斗争，不是消灭华人文明的文化斗争。台湾是华人世界中最强的反共堡垒，但是，台湾不认为消灭中华文化是反共的必需条件。根据杜维明的学术观点，大陆境外的非共民主海外华人社会，是一个文化中国的世界。

历史上，美国人明文支持南洋大学的设立，那是基于希望南大会支持美国人的反共立场。美国人关心的是政治立场，不是文化教育政策。英国人虽然百般刁难南洋大学的创办，却始终不敢明目张胆的摧毁华人的母语文化。政治和文化是两码事。

简言之，冷战思维不能成为李光耀消灭华人民族母语文化的借口。

换个脑筋来看，其实，王赓武的冷战说法，是很直接的承认了南洋大学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南洋大学的问题完完全全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王赓武是直接的承认了三份南洋大学报告书，都是黑箱政治操作下的未审先判结果，是李光耀算计南洋大学的一套政治方案。

从王赓武引用的李光耀讲话，可以明确知道，新加坡华文教育问题，尤其是南洋大学问题，都是李光耀之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

说白了，华文教育和南洋大学问题，是他个人的政治情感问题。

诚然，历史会叙述自己的故事。或许，这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王赓武虽然标榜“历史学者”，但他的头脑很不清楚，思维混乱，常常把不相干的概念混在一起，纠缠不清。最典型的例子是，他认为星加坡的华人因为政治地位提升了，就不再是华人了。这简直不知所云。

他先后三次接受访问，谈南大问题。他的论说，一次比一次不清楚，越说越糊涂，语无伦次。

王赓武说，维护南大的人和南大同学批评他的报告书是“政治化问题”，而且还“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这真是星加坡的政治秘闻，令人惊骇。果真如此，为什么他不详细说出，让天下人都清楚了解真相？

李光耀在一九六三年已全面镇压反对者，先后七次血洗云南园，并在一九六四年关闭南大学生会。李光耀正在为自己建造的太平盛世而踌躇满志，而王赓武为李光耀写报告书已是一九六五年的事了。

王赓武在接受谢诗坚访问时，清清楚楚的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决心要改变南大”。这是他无意间承认，是李光耀为了改变南大而要他写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是王赓武为李光耀写的政治报告书。

既然如此，何以实施报告书后引起批评，竟然“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如此骇人听闻的事。

如果当时行动党内部真的有“夺权问题”，那是党内受英文教育者内部的纷争，何以竟牵连到南大课程与学制？

当时，在行动党内部，只有李光耀一个人憎恨南洋大学，非得关闭不可。其他人与南洋大学无仇无恨。李光耀回忆他决定关闭南洋大学时，党内的反应说（见《一种语言》，收在李业霖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在行动党内部，有的人强烈反对，有的人不支持。然而，何以实施《王赓武报告书》竟然会引起“夺权问题”呢？王赓武并不是在叙说历史，而是在编造历史。这不仅不诚实，而且无耻。

王赓武的脑筋与思维如此不清楚，让人不明白他到底学的是哪门子历史？难道历史事件可以为了开脱而如此胡乱阐释吗？

王赓武在三次访谈中，也说了一句真话，就是：李光耀逼害南洋大学是“他个人的政治情感问题”。既然如此，王赓武也就必须承认，他是为了李光耀的“个人的政治情感问题”而写报告书。李光耀是政治逼害南大的元凶，他是帮凶。

至于王赓武说：“新加坡是需要西方国家的支持，它的政策也不能与西方相对立。”则不仅十分荒谬，而且恶毒。

王赓武的话中隐含的意思是：李光耀如果支持南大，就是“与西方相对立”。星加坡既然“需要西方国家的支持”，就必须把南大关闭。

当时，五国联防中的成员，英国、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并不敌视南大，而且，南大毕业生到英国、澳洲、纽西兰升学并留在当地工作者，并不少见。除此三国之外，南大毕业生到美国和加拿大升学并留在当地工作者亦为数不少。王赓武以星加坡“需要西方国家的支持”，就必须把南大关闭的说法，实在荒谬，而欲以此等谰言欺骗天下人，更是无知。

王赓武在一九八六年接受香港大学学生访问时说：

这跟他在上文所说的李光耀决心要改变南大的原因是“他个人的政治情感问题”，显然前后不一。时时自打嘴巴也是王赓武和李光耀的共通之处。

王赓武既然承认李光耀是基于个人的政治感情而逼害南洋大学，为何不承认他自己帮助李光耀逼害南大的罪责？为何不向全体南洋华人道歉？

3、他们没有完全实施报告书的建议

王赓武又以报告书中的建议没有完全实施为借口来为自己开脱。可是他没举出是哪些建议没有实施，这些建议又有多重要，与南大被关闭有什么关系。他说：

谢诗坚《王赓武教授访谈录(一)南大与王赓武报告书》中也说到这个问题：

王赓武一再强调，“他们”没有完全执行报告书。那么，到底是报告书中的哪一些建议没有实施呢？这些建议不实施，可以影响大局吗？是因为不实施这些建议，所以南大被关闭吗？如果实施这些建议，南大就不会被关闭吗？

王赓武在接受谢诗坚访问时，谈到“他们”没有完全实施报告书中的建议时，他所说的是，他对薪金的建议没实施，以致“南大的师资待遇远不如新大”。

南大的待遇确实比星加坡大学的低，但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 其一，南大初创办时，前来任教的教授都是“为理想而来”，不是为高薪，而当时南大的薪金虽然比马来亚大学的低，但还是比台湾的高，也比香港私立学院的薪金高。南大当时的教授主要就是来自香港和台湾两地。

  其二，虽然南大的教授不是来自英国，但这并不表示程度比不上马来亚大学的教授。当时马大中文系教授贺光中就这么说（见《予对于南大评议会报告书之意见》一文，刊于《南洋文摘》第1卷第2期））：

  无论东南亚各国，因人才缺乏，大学教授讲师往往以甫出校门之毕业生充任，不得与之比拟，即以中国论，除北京，中央，中山三大学，开办即拥有大批名教授外，其他大学，如洪煨莲君所服务之燕大，当创办伊始，原亦不过传教师数人惨淡经营，安得大批名教授，如今日之南大者。

  南大的师资跟马来亚大学的比起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大创办人一开始就强调，南大是中国式大学，节俭办学，惨淡经营。“南大的师资待遇远不如新大”，这虽然不理想，但绝不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的理由，也不是实施报告书后所造成的祸害。

王赓武以“南大的师资待遇远不如新大。”这样的理由来给自己开脱，实在牵强。是因为没有提高南大的“师资待遇”，让报告书对南大造成祸害吗？这真是语无伦次。这跟李光耀关闭南大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提高南大的“师资待遇”，报告书就对南大无害吗？李光耀就不会关闭南大吗？从王赓武的回答，可以想见，他过度惊慌而不知所云了。

回顾南大历史，王赓武报告书中的建议，即使有些没有实施，也无关紧要。至为关键的是，李光耀所实施的都是按照他的意旨提出的建议，目的在于让他控制南大，并最后关闭。报告书中最重要的建议是改变南大的学制。

4、王赓武慌忙为李光耀辩解

王赓武在访问过程中，一直都心慌意乱，时刻不忘为自己辩解，也正因此，神经过敏。当学生问他有关“南大成立初期”，殖民地政府对南大的态度问题时，他却赶紧为李光耀辩护：

学生所提问题针对“南大成立初期遇到很多障碍，……当日的政府是不大赞成南洋大学的成立”的事，这显然指的是殖民地政府，可是王赓武一听到“障碍”便立即想到李光耀政府，连忙为李光耀辩解：“新加坡政府有南大毕业生，行动党里面有几个领导也是南大学生，所以我不敢说他们对南大有什么反感。”

王赓武答非所问，显然因为他心里十分慌张。只要是有关南大与政府的问题，他都会马上想到是李光耀政府。

李光耀一生憎恨华人，憎恨华文教育，憎恨受华文教育者，憎恨南大，一律目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这在李光耀的回忆录里写的清清楚楚。王赓武和李光耀交情深厚，不可能不知道李光耀的思想。关闭南大是李光耀消灭华文教最的重要的一步，可是王赓武却说：“我不敢说他们对南大有什么反感。”

王赓武出于对李光耀的忠心而为李光耀辩解，也是为他自己辩解，而所说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而且与事实完全相反。这正反映出他的品格卑鄙无耻。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王赓武一再说假话，毫无羞耻之心，其品格若此，如何为人师？如何为校长？不知王宓文校长于九泉之下有知，当作何感想。

（二）报告书与马来西亚

1、我不是新加坡人

王赓武不仅狡猾不诚实，还擅于装糊涂。在问到报告书的关键问题时，他有句搪塞口头禅：“我不是新加坡人”。

一九八六年，他接受香港大学学生会代表访问，二〇〇三年，他接受谢诗坚访问，凡是他不能实说的事，都以“我不是新加坡人”来推挡，甚是可悲。《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二》文中就此详加评论（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古人说“文如其人”。文章和人品分不开，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也和人品分不开。

王赓武虽然标榜“历史学者”，他对政治的兴趣更加强烈，究其根本，乃是个政客。

王赓武曾在马来西亚、星加坡、澳洲、香港四地居住。他在马来西亚、星加坡、香港三地都参与政治活动。他在澳洲是否也参与政治活动，不得而知。

一九五三年，王赓武在星加坡马来亚大学读书时，参与创办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并担任首届主席。

一九五八年，王赓武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任教时，参与创办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

一九八六年，王赓武到香港大学任职，担任港英政府的行政局议员，帮助英国人统治中国人。

一九九六年，王赓武回归李光耀身边，担任师爷，帮助李光耀出谋献策。他跟许通美是李光耀的左右门神守卫。就国际问题，替李光耀说话奔走的是许通美，就中国问题，替李光耀说话奔走的是王赓武。

王赓武对政治的兴趣，远远超过一般政客。虽然他对政治的兴趣十分强烈，还是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创始人，但是，他缺少正义感和责任感，没有为社会公义而奉献的勇气，一心只想巴结权贵，谋求私利。正是因此，他投靠李光耀，当师爷以得到利益。

在王赓武帮李光耀出谋献策的大业之中，最重要的便是撰写《王赓武报告书》。不幸的是，这报告书恶名昭彰。虽然帮助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并进而消灭星加坡的华文教育，却因此而遗臭万年，连王赓武自己也不愿意多说，只想躲避。

王赓武、报告书、李光耀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若何，王赓武不愿提一字。因此，每当被问到有关报告书的内情时，便连忙以“我不是新加坡人”来做挡箭牌。这在他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所以如此，便是因为他没有正义感和责任感，没有担当的精神。

王赓武从不知反省，从不知忏悔。

2、报告书是为马来西亚的南大写的

王赓武一再强调，报告书是在新加坡未退出马来西亚时写的，环境不同。

然而，如果星加坡没有退出马来西亚，南大被报告书毒害死了，责任应该由谁负呢？

王赓武觉得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责任应该由“他们”负。那么，“他们”又是谁呢？是由李光耀王邦文“他们”负呢？还是由东姑“他们”负呢？王赓武没说。

然而，王赓武既然说“责任应由他们负”，这话显然表示，他明明知道实施报告书将破坏南大，所以才有“责任”问题。

既然报告书有害，则无论是在新加坡，还是在马来西亚都有害，不可能只在新加坡有害，在马来西亚就有益。

既然如此，为何王赓武不说出报告书的哪些地方会对南大造成伤害？为何不指责实施报告书的李光耀？

如果是在马来西亚有益，王赓武为何不指出哪些地方有益？鼓励学生学习三种语文，显然不是有益的因素，因为南大本来就鼓励学生学习三种语文，而且，比实施王赓武报告书之后，更有成绩。实施王赓武报告书之后，华文不受重视，马来文更不受重视。这责任在谁的身上？

王赓武说：“再一次重申，我们这个报告书是在大马环境下写成的，新加坡独立后仍在实行此报告书，责任应由他们负。”那么，哪些地方不实施，就会对南大有害？

王赓武显然是在搪塞，因为他自己也说不出个究竟，只是一味在逃避问题。

他说“报告书原意是为了南大，希望它办好，但办得好不好与我无关系，我也没权，李光耀也不会听我的。”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他写报告书的原意是为了南大，但因为南大办得不好，所以给李光耀关闭了。这事跟他没有关系。

然而，既然他的报告书原意是为了南大，为什么实施之后，却对南大不好而被李光耀关闭呢？他没有解释。

王赓武把实施报告书的责任推给李光耀“他们”。他的意思是，报告书虽然有毒，但放毒的是李光耀“他们”，不是他，所以他没有责任。这样的想法十分荒谬。

他的报告书就好比是一剂毒药。王赓武是提供毒药的人，李光耀“他们”是使用毒药的人。按照王赓武的想法，李光耀“他们”把南大毒死了，必须由李光耀“他们”负责，他只是提供毒药的人，所以不必负责。大概只有在王赓武的法典里，才这样区分刑事责任。他和李光耀一样聪明。

然而，他既然明知报告书有毒，为什么还要写呢？为什么还要提供呢？王赓武没有解释。

如果毒害南大并非他的本意，而是被李光耀“他们”所误导，又或者是被栽赃，为什么不公开声明？为什么他一直都与李光耀相勾结？为什么他一直支持李光耀反华、反华人、反华人文化、反华人教育的政策？为什么在李光耀死后还为他辩护？

王赓武所说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他没有明言。如果他所说的“责任”是关闭南大，那么，他和李光耀都罪责难逃。

回看历史，万夫所指的“责任”就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并与星加坡大学“合并”，最后关闭。这是违反民族教育的罪责，是反人类罪。

王赓武为什么一直口口声声说，报告书是为马来西亚的南大写的呢？这背后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解读王赓武报告书》文中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王赓武撰写报告书的考虑全在于政治，报告书的政治意图也就是李光耀的政治意图。

（三）报告书与学制

1、报告书没有讨论到改制

王赓武领导的委员会是为审查南大的课程而设立，但王赓武却连带把南大的学制也改了。改制是王赓武报告书中最重要的建议。这是李光耀改变南大的核心思想。王赓武则是帮助李光耀写计划书。可是，当港大学生质问时，王赓武却否认改制的事：

“平等待遇”是“学位”问题，王赓武却偷天换日，换成“学制”问题，十分不诚实。

大学“学制”是固定的，“课程”则可以随需要修订。半年的课程，可以在学期中间修订，全年的课程，可以在学年中间修订，只需系务会议通过，再交教务会议通过，便可以开设。改“课程”无需改“学制”。

王赓武建议改南大学制，分明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却不愿承认，反而以“学制、课程这些是分不开的，不谈学制谈不下去”。这是欺骗外行人的理由。他把访问他的港大学生当傻瓜了。因为他遵照李光耀的意旨，建议南大改制，以便跟马大合并，必须掩饰，随便找个理由，真是欲盖弥彰。

王赓武在一九八六年出任香港大学校长时，香港回归已定。港大老师要求港英政府，把港大学制从三年改为四年。王赓武这时急转方向，赞成港大改制。他在接受学生访问时说：

这番话是在他写报告书二十年后说的。王赓武在马大时，从未提出马大学制应该“三改四”。他离开港大后，回到李光耀身边，在李光耀的国立新加坡大学任职，也从未提出学制应该“三改四”。

如果港大改为四年制，而中学仍然是七年制，那么，中学和大学加起来就是十一年了，不符合常规。

王赓武在二十年前写报告书时，要南大“四改三”，还说少读一年书就能“保证学生的素质”。前后矛盾，却一点都不觉得羞耻。

香港大学的学生在进入港大之前，都读了七年的中学，加上大学三年，共十年。这是英国教育的常规。美国制中学和大学加起来也是十年。新加坡的华文中学和大学都用美国制，中学是六年制的，南大四年制，加起来也是十年。

可是，王赓武却建议把南大的学制改为三年。这样一来，中学和大学加起来只有九年。这就完全不符合常规了。

王赓武为什么要这样瞎改呢？很显然，他所考虑的并不是大学学制和学生素质。他只是在奉命行事：把南大的学制改为三年制，为后来南大与星大合并铺路。

2、谈到课程不可不谈学制

王赓武关于课程与学制的关系，对港大学生说：

这番话荒谬而无知。王赓武当时显然心里惊慌，语无伦次。

改学制与改课程是两回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学制是固定的，不能随便改，课程则可以随时改变。改学制是很重大的事。改课程时，完全无需牵涉学制。无论哪家大学，都不会随意改变学制，但课程则每个系在需要时都可以改动。

大学学制由三年改为四年，或由四年改为三年，课程都必须跟着改变，但课程改变时，学制可以完全不动。

王赓武奉李光耀之命建议改变南大改制，目的是为了日后与星加坡大学合并，但不能说，也无法说，在被港大先生质问时，一时慌张，只好找个理由来搪塞，而这样的理由十分荒谬无知。

马来亚大学和香港大学都采用英国大学的三年学制。历年课程必已多次改变，而学制完全不动。

香港大学的本科学制在二〇一二年改为四年制，各系课程当然也必须跟着改变。但在这之前，无论哪个系都可以改动其原本的课程，而完全无需改动其学制。

本来，南大学制由四年改为三年也并非绝对不可以，关键在于改制的目的是什么。王赓武建议南大改变学制，完全是为了配合李光耀把南大与星大合并的恶毒目的，绝非为了学术水准。

王赓武说：“因为谈到课程时是不可不谈学制的问题”，是十足的谝言谰语，悠谬无耻。

王赓武以马大课程为标准，来改变南大的课程，显示出他对大学学制与课程的了解十分肤浅，而且有强烈的傲慢与偏见。

李光耀把华文中学原来的“三三制”改为“四二制”，只是形式不同，教育内容并无差异。李光耀却蛮横规定，“三三制”的六年教育程度低，“四二制”的六年教育程度高。这纯粹是政治逼害，没有教育原理，只有政治意图。

南大是四年制大学，与中学的六年制教育，无论是“三三制”还是“四二制”，合计共十年。这符合大学教育的常规。

王赓武把南大的学制，从原来的四年改为三年，合起来只有九年，不符合大学教育的常规，而最大的影响是，学生在大学阶段少读一年书。这一年对学生的心理与知识的增长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王赓武在报告书中说，南大实施他所建议的新制，就可以为南大带来可以媲美其他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他的实际意思是，南大学生学习四年，程度低，不及其它大学的毕业生，把四年减少一年，程度就会提高。

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实施王赓武报告书，改制以后，南大学生的素质远不及改制之前的学生。王赓武的话只是在粉饰李光耀的恶行，荒谬无耻。

李光耀并不在乎这一年的差别，因为他的宗旨是，星加坡的大学是“为跨国公司培养螺丝钉”。因此，多一年少一年都只是螺丝钉，没有差别。

马大创办的主要目的是为殖民地政府培养公务员，采用“三二一制”结构，即一年级修读三个科目（实际是三个系）课程，二年级修读两个科目课程，三年级修读一个科目课程。例如：一年级修读经济、政治、历史三个科目，二年级修读经济、政治两个科目，三年级修读经济一个科目。这样的课程安排，显然不是为了培养专才，而是为殖民地政府培养公务员。

南大学制，四年都专修一个科目（即一个系）。这是为培养专才而设。正因此，南大毕业生到欧美大学修读高级学位，只要克服外文困难就一切顺利了。

王赓武把南大改为三年制，破坏了南大原有制度的优势。他是否看到南大学制的优势不得而知。他的建议显然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目的是为了日后的合并。

王赓武给南大建议的新课程，也是以马大课程为样本。南大各系都不可避免降低程度。可是他却跟赵高一样，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硬说是提高程度。

一九六六年，南大改制，采用王赓武报告书建议的课程。数学系就不愿意完全按照王赓武报告书中建议的课程，以免学生的程度大大降低。其它各系也都如此，各自修订。中文系就修改了不少课程。

香港大学一直都采用三年制，但课程结构不同于马大。一九九七年之前，港大教师要求改为四年制。港英政府不同意。王赓武赶快看风使舵，附和改制，还对报界说：“港大三改四，势在必行。”

他说，港大“三改四”可以提高学生程度。可是，他完全忘了二十年前，要南大“四改三”的事。

他要南大“四改三”，说是这样才可以提高学生程度。这完全不符合教育原理，没有教育哲学依据。他为什么这样改？说穿了，是因为李光耀叫他这么做的。他和李光耀一样，政治高于教育，十分荒谬无耻。

3、是谁建议南大改制

王赓武在说到在报告书中建议改变南大学制时，前后说法不一。正如《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一》文中所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王赓武报告书》有关大学学制的改变，王赓武本人有着两个不同的说法。

其一，2017年，李淑飞《语文政治、国族建构与新加坡华人社会权力重构：以南洋大学教学媒介语问题为研究主线（1959-1975）》183页：

王赓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表示，他的同学王邦文当年找他时，他们之间并未正式谈及要处理南大学制问题，然而在具体研究南大学科、课程时又不得不触及学制问题，学制、课程这些是分不开的，不谈学制谈不下去，因为他们课程委员会的理想是如何让南大的毕业生给大家都接受，不能说你是南大毕业就给你少一些钱，并让南大与当时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两个马大的毕业生享有平等待遇，这就不能不谈学制问题。

其二，2003年，谢诗坚《王赓武教授访谈录(一)南大与王赓武报告书》

王赓武：我记得在1964年的时候，新加坡政府的教育部长王邦文来找我（注：王邦文原是尊孔中学的华校生），他要我领导一个课程委员会，全面检讨南大的学制和教学内容。原因是新加坡已加入马来西亚，必须对南大有个调整，以适应马来西亚的社会。我当时在马来亚大学任教，接受他的邀请，答应为新加坡的南大草拟一份报告书。

这两个版本的说法不同。其一，王邦文并未正式谈及要处理南大学制问题，而是王赓武不得不触及学制问题，因为学制、课程这些是分不开的，不谈学制谈不下去。其二，王邦文来找我，他要我领导一个课程委员会，全面检讨南大的学制和教学内容。

要理清的历史问题是，王赓武报告书修改南大学制的建议，是来自王邦文的官方指示，还是，王赓武自作主张？这也正是香港大学《学苑》之《王赓武校长谈南大事件》所提出的疑问：报告书原来是审查课程的，但内里对学制提出了改革，这个有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

……报告书第1章绪言的第1节讲述了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检讨课程之编排及各科内容，按社会需要修正课程。由于报告书的工作范围没有明文要求审查学制，所以说，建议南大实行新学制是来自王赓武的主张之说，更为可靠。

王赓武的两个不同说法，出现在三个时间点。

第一次在一九八六年，他当时说，谈课程不得不谈学制。

第二次在二〇〇三年，他当时说，课程学制一起谈。全面检讨南大的学制和教学内容。

第三次在二〇一七年，又回到一九八六年的说法，谈课程不得不谈学制。

这出现在三个时间点的两个不同说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这就要看李光耀怎么说了。

上文第十章讨论李光耀在白里斯葛报告书中留下的第二条线索，第九章9.12节中的这句话：

有关把四学年制改为三学年制及实施荣誉学年制的两项建议应该暂时放弃，直至改组完成为止。

改变南大的学制是李光耀的核心思想。改制的最终目的是与星加坡大学合并，把南大关闭。

在上述三次访谈中，第一和第三次的访谈人都不了解南大的历史，王赓武便用“谈课程不得不谈学制”的说法来蒙骗过去。

第二次的访谈人谢诗坚，当年在南大时是反对报告书的南大学生，王赓武不敢蒙骗，便只好说是王邦文的意思。王邦文的意思也就是李光耀的意思。

改制是李光耀的核心思想，也就是王赓武报告书中的核心建议，王邦文只是替李光耀传话，他不可能说李光耀不要他说的话。李光耀要他说的话他也不敢不说。

因为委员会的职责是检讨课程，可是报告书的核心建议却是改制，是不是越权的问题，王赓武很难回答，所以慌慌张张的，怎么回答都不顺，也就难免前后不一致了。

王赓武的答话“让南大与当时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两个马大的毕业生享有平等待遇，这就不能不谈学制问题。”

这不仅是个借口，更是无耻的谎言。

“平等待遇”是学位承认问题，王赓武却偷天换日，换成“学制”问题，十分不诚实。

大学“学制”是固定的，“课程”则可以随需要修订。半年的课程，可以在学期中间修订，全年的课程，可以在学年中间修订，只需系务会议通过，再交教务会议通过，便可以开设。改“课程”无需改“学制”，但是，改学制就必须改课程。王赓武却颠倒过来说，以蒙骗不知情的人，十分无耻。

在王赓武报告书中，最重要的一项建议便是改变南大的学制。这完全是李光耀的意旨。这新学制就是《白里斯葛报告书》第九章中所讨论的学制：

有关把四学年制改为三学年制及实施荣誉学年制的两项建议应该暂时放弃，直至改组完成为止。

这“改制”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核心思想”，其目的则是把南洋大学与马来亚大学（即后来的星加坡大学）“合并”。

王赓武建议改变南大学制，完全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但不能说，因而以“学制、课程这些是分不开的，不谈学制谈不下去”为借口。这完全是在欺骗外行人。他把访问他的香港大学学生当傻瓜了。

李光耀的意图十分明显。在这之前四年，一九六一年，他强硬改变华文中学的学制，改成跟英文中学的一样，目的是把华文中学改为英文中学，并最后关闭所有华文中学。他要改变南大的学制，目的也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最后跟星加坡大学合并，关闭南洋大学。改变华文中学学制和改变南洋大学学制，目的相同，手法也相同。

王赓武遵照李光耀的意旨，建议南大改制，以便跟星加坡大学（就是原来的马来亚大学）合并。王赓武为了帮李光耀掩饰，只好找个理由，欲盖弥彰。

王赓武在回答港大学生的质询时，心里慌张，接连说了几个谎言：

访：报告书原来是审查课程的，但内里对学制提出了改革，这个有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

王：没有，因为谈到课程时是不可不谈学制的问题，一谈到平等问题就要谈学生毕业后的学位，所以是会牵涉到的，且在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并没有将之改为三年制，内里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时一般还是四年制吧，但跟香港的四年制不同。当时的四年制是三年加一年，现在也改了，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同是四年。所以四年制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只看四年怎么用法，值得商讨。

可以想见，王赓武说这番话时，很无耻的看着来访的学生，说假话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王赓武在报告书第四章中明明白白说：

新学制应设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学生凡修足108个具充足学术价值的学分，即合授予学位，这普通应在三年或四年内完成。……攻读三年后，应能获得普通学位。……荣誉学位课程将不依照学分制。这种课程只是为那些两年内修足一百零八个学分和那些三年内得普通学位而成绩优异的学生而设的。

这新学制设立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学生在三年内修足108个学分，可得普通学位。这跟当时的星大和马大的学制基本相同。

获得普通学位的毕业生之中，约五分之一再修读一年，可得荣誉学位。约五分之四的学生只能读三年。南大原来的四年制被王赓武砍去一年，改成三年制。

这是明明白白的白纸黑字，王赓武竟然说：“我们并没有将之改为三年制，内里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时一般还是四年制吧”。这是明明白白的谎言，有如匪徒在光天化日抢劫一样。

王赓武说：“那时一般还是四年制吧，但跟香港的四年制不同。”这也是谎话。南洋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所采用的同为美国大学的四年学分制。

王赓武说：“当时的四年制是三年加一年”。这也是谎话。南洋大学的四年制对所有学生公平，并不是“三年加一年”。

王赓武说：“现在也改了，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同是四年。”这也还是谎话。

南洋大学原本的学制并无“普通学位”与“荣誉学位”之分，所有学生都读四年。至于“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正是王赓武建议采用的学制，也就是《白里斯葛报告书》中所讨论的学制，也正是李光耀所建议的学制。

星加坡大学的学生毕业时，大多数都得到“荣誉学位”，王赓武和李光耀建议的学制，限制南洋大学的学生只有五分之一（20%）的学生可以得到“荣誉学位”。这意思很明显，中文的南洋大学学生的素质低于英文的星加坡大学学生。这也正是李光耀百年不变的说法。王赓武让李光耀的说法得以具体展现出来。这也反映出李光耀和王赓武的夜郎自大心态。

王赓武在面对香港大学学生质问时，只顾编造谎言为自己辩解，内心必定很慌乱，以至于语无伦次了。

王赓武的答话只是两三句话，虽然很短，却是由几个谎言组成。王赓武面对着自己的学生，从头到尾谎话连篇，一点都不觉得羞耻。这也是他跟李光耀最相同之处。

尤其荒谬无耻的是，王赓武建议把南大的学制由四年改为三年，说是这样子少读一年书，就可以提高水准。

一九八六年，王赓武出任香港大学校长。当时，香港回归已定。港大老师要求港英政府，把港大学制从三年改为四年。王赓武这时急转方向，赞成港大改制。他说（见《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刊于1986年8月14日《学苑》）：

教育是一项长期投资，港大三改四虽然增加了政府的投资，但却保证了学生的素质，因而增加拨款是值得的。

王赓武当时还对报界说：“港大三改四，势在必行。”

在这之前二十年，他要南大“四改三”也是为了保证“学生的素质”。

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当初撰写报告书时，完全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没有得到南大的同意，就把南大的学制改成跟星加坡的一样，以便合并。

香港大学的学生在入学之前，都读了七年中学，在大学读三年，共十年。这是英国教育的常规。美国制也是中学和大学加起来十年。

香港大学是为七年制的英文中学而设的。如果港大改为四年制，而中学仍然是七年制，则中学和大学加起来就是十一年了。

新加坡的华文中学是六年制的，南大四年制，加起来十年正是常规。王赓武建议把南大的学制改为三年，这样一来，中学和大学加起来只有九年，就不合常规了。

由于王赓武对中学与大学教育的无知，他所建议的新制，不可避免的将大大降低南大的程度。

时至今日，星加坡学生由中学至大学毕业，仍然只受九年教育，程度远比别的地方大学毕业生为低。

王赓武所考虑的显然不是南大的学制和学生素质，而是李光耀的意旨：把南大的学制改为三年，为后来的合并铺路。为了合并，必须改变学制和教学语言。这件事就由《王赓武报告书》来提议，然后逐步完成。王赓武只是奉命行事。他不肯承认，因为他不诚实，没有勇气承担责任。

4、四年制比三年制程度低

李光耀炮制的三份报告书：《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都是为了关闭南大而写的。为了关闭南大，必须给予南大种种打击。其中最主要的是攻击南大学生的程度低。

王赓武完全配合李光耀的意旨。他在报告书中说：

南大至今只负起一个有限度的任务。它只着重于造就大批毕业生，而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都不曾给予充分考虑。它至今只容纳国内华文媒介学校的学生。我们觉得这任务太偏狭。南大可以大事努力，以趋向为我们社会整体而服务之目标。

这番话显然是李光耀教他说的，目的是帮助李光耀贬抑南大学生，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用意十分恶毒。

王赓武的话有没有什么根据？没有。完全没有。他没有任何实际调查依据。唯一的依据就是李光耀的意旨。

李光耀关闭南大的第一步是改变南大的学制，就是把四年制改为三年制，以便跟星加坡大学合并。王赓武遵照李光耀的意旨，建议南大把原本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可是他找不到借口，于是只好编个理由，说是改用新学制可以提高南大学生的水准。他在报告书中说，南大实施他所建议的新制后，未来毕业生所达到的程度，就可媲美其他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

按照他的说法，南大学生学习四年，程度低，不及其它大学的毕业生，把四年减少一年，程度就会提高，可以媲美其它大学毕业生了。

天下绝无第二个“历史学者”如此睁着眼睛说瞎话。正如《回顾王赓武报告书》文中所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在改制中比较令人迷惑的事，是为何要把4年制改为3年制，其用意何在？假如大学有学术水准问题，那么大学课程应该改为5年制，让学生多留1年来加强学习以提高学术程度。报告书的学习年限不增反减，也就是证实了南洋大学并没有学术水准的问题。要如何解释改制的真正意图？局外人无从知道个中乾坤，只能够推论。……

报告书对大学课程有减无增的一面倒情况，是非常鲜明的反映了以王赓武为首的的课程审查委员会，就是专程为钳制南洋大学的发展而设；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

按照王赓武的逻辑，学生在大学里读四年，程度低，读三年，程度就高。同样的道理，美国制大学的程度低，英国制大学的程度高。南洋大学用美国制，程度低，马来亚大学用英国制，程度高。

同理，星加坡的大学生，中学和大学一共读九年，程度高，香港、台湾、中国的大学，中学和大学读十年，程度低。

王赓武遵照李光耀的意旨，语无伦次。他撰写报告书的意图恶毒，态度傲慢自大。

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像王赓武这样的“历史学者”：无学无品，无知无耻。

（四）报告书的目标

1、报告书目标是为南大好

王赓武在说到报告书的目的时，前后说法不一。《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一》文中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如果王赓武是一个还有良知的“历史学者”，他当时应该本着良知做这三件事：

• 其一，建议李光耀尊重《南洋大学法》赋予南洋大学的法律地位。

  其二，尊重南洋大学的办学宗旨。

  其三，依法承认南大学位，并给予财政津贴。

王赓武无视这三件该做的事，反而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承接《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的政治意图，继续逼害南大，还以造福南大学生，帮助南大学生适应环境为口实，这只能说，他已天良丧尽。

王赓武令人尊敬的父亲王宓文校长于九泉之下有知，当作何感想呢？

2、南大办不好才被关闭

当港大学生问到王赓武的报告书和李光耀关闭南大的关系时，王赓武赶紧把责任推给南大办得不好，导致关闭，跟他无关，当然也跟李光耀无关：

王赓武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包含几个意思：

其一，“在一九六五年后过了十五年政府才把南大跟新大合并，这十五年的历史里有各种各样的发展，与这报告书毫无关系。”

李光耀在一九五九年，一上台便已计划把南大关闭了。他用了十六年，在一九七五年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王赓武所说的十五年，是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〇年，即李光耀实施报告书到关闭南大的时段，跟李光耀所说的十六年后半段重叠。这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不是一蹴可成的事。王赓武对此不可能不清楚。李光耀需要王赓武的帮忙，而王赓武也非常乐意于从旁协助。

其二，“南大被并实在可惜，但这个责任我不敢当，报告书原意是为了南大，希望它办好，但办得好不好与我无关系。”

这个话的实际意思是：他的报告书是为了让南大办得好而写的。南大最终被关闭是因为“办得不好”，“与我无关系”，也当然与李光耀无关系。他不仅把自己为虎作伥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还帮李光耀把关闭南大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非常恶毒。

王赓武在访谈中说到南大被关闭的一个原因是，马来亚中学生不能报读南大。这也跟报告书无关：

不让马来西亚学生报读南大，本就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的一项策略。这是他在一九六一年改变华校学制时，便已经想好的了。王赓武是李光耀实施这项政策的帮凶，他对此仅轻描淡写，完全不提自己的责任。

南大十个学会提交给校方的备忘录中，详细分析王赓武遵照李光耀的意旨建议的入学资格，对王赓武的恶毒意图，说的很清楚（见上文第四节）。

王赓武在报告书中规定，南大的入学资格只限于星加坡“四二制”的高中会考资格，而马来西亚华校的学制与星加坡的不同，学生当然也不参加星加坡华文中学会考，也就当然不具备南大的入学资格了。

在一九六六年南大实施王赓武建议的新制后，南大仍然到马来西亚举办入学试招生。

到了一九七四年，停止在马来西亚招生。李光耀随即以马来西亚华校学生没有王赓武报告书中规定的入学资格为理由，不让马来西亚华校学生报读南大。

这样一来，破坏了南大的创办宗旨，不让马来西亚学生进入南大深造。这不仅打击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也打击南大招生。当然也影响到学生的素质。这是王赓武报告书十分恶毒的意图。

其三，“再一次重申我们这个报告书是在大马的环境下写成的，新加坡独立后仍实行此报告书，责任应由他们负。”

他的再一次重申，也只是再一次以大马环境为借口，以此欺骗香港大学的学生。王赓武非常清楚，他的报告书与大马环境毫无关系。李光耀关闭南大的计划在他上台执政之前便已开始，绝不会因为星加坡留在大马之内，或是独立而改变。

王赓武说：“新加坡独立后仍实行此报告书，责任应由他们负。”这“他们”是谁呢？

王赓武在回答英化南大问题时说：

王赓武回答时必定十分心慌意乱。他所说的“新加坡独立之后”，其实就是一九六六年，李光耀开始实施王赓武报告书的时候，也就是实施报告书之后，才“重英轻中”。这难道还“与我无关系”吗？

王赓武的报告书是李光耀蓄谋已久的计划书，与魏雅聆报告书、白里斯葛报告书一脉相承，为关闭南大而写。为什么独立后不能实行？星加坡不独立，实行王赓武的报告书，李光耀就不会关闭南大吗？

上文第三节引用《南大快讯》第三期（1965年12月1日）刊登《从王邦文到易润堂》文中，王邦文说的话：

王邦文就是联系王赓武撰写报告书的人，由他负责传话。“王赓武报告书里的建议和计划”，就是李光耀的意旨，所以“政府将不顾一切阻挠，决意实施”。

王赓武显然知道，实行他的报告书将导致南大被关闭，他只是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如果星加坡留在大马之内，责任由马来人政府负，星加坡独立了，责任就由“他们”负。王赓武虽然受英文教育，却完全没有英国人所重视的“负责任”的价值观念。

王赓武在为自己开脱，也在为李光耀开脱。

其四，“我也没权，李光耀也不会听我的。”

这话十分荒谬，问题根本不在于他有权没权，也不在于李光耀听不听他的，而在于他听李光耀的。他的罪行是帮李光耀写关闭南大计划书。

李光耀用王赓武的报告书逼害南大，并最后关闭，王赓武非常清楚这一点。为了给自己开脱，王赓武一直强调他的报告书是为南大好，只是过于理想，南大学生达不到他的要求。这又回到他的前一个借口，他写报告书时，星加坡还未独立，还在马来西亚里头，所以他要求南大学生学三种语言，结果南大学生做不到。这是因为南大办得不好，所以被李光耀关闭了。他对来访的学生说：

这段话的意思显然是把南大被关闭的责任推给南大学生学不好三种语言，用意非常恶毒。

南大本来就是双语大学。各个系开设的课中，除了中国语言文学，以及中国哲学历史课用中文授课之外，其他课全都是双语的，参考书与课本一般都是英文的，教师讲课时，则英语华语视需要而兼用。这跟香港中文大学的情形很近似。李光耀一口咬定南大是单一语言的大学，王赓武跟随李光耀也如是说。标榜“历史学者”而不求了解历史真相，反而跟随李光耀故意诽谤，完全出于恶意。

庄竹林当校长时，便提出设立语言实验中心，就是王赓武所说的语言中心。首倡者并不是王赓武，所不同的是，庄竹林是李光耀敌视的人，他的意见当然不会被采用，王赓武是李光耀的朋友，他的建议是配合李光耀的主意提出的，当然被采用。王赓武把李光耀关闭南大的责任推给南大学生，无法学好两种或三种语言。这是非常恶毒的意图。他以为这样一来便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并为李光耀开脱，十分无耻。

王赓武一再强调马来西亚背景。在报告书中唯一与马来西亚背景相关的只是学习马来文。

王赓武的这项建议毫无意义，因为南大学生本来就积极学习马来文，而且远远超出王赓武的想象。他的建议并无新意。

王赓武又暗示，“他们”不应该接受他的建议，要南大学生学习马来文，因为新加坡已经退出马来西亚。他提出建议时，以为南大学生只要肯努力，就能学好马来文。可是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南大学生学不好马来文，也学不好英文，以致南大学生的语文水准很低。南大学生只懂华文，而南大是单一语文的大学。

南洋大学对外语教学十分重视。王赓武的说辞与事实相去甚远，完全出于恶意。

• 其一，南大从一开始就是双语大学，除了中文系和历史系外，其它院系的课本几乎全都是英文，教学语言则中英并重。

  其二，南大从一开始就重视马来文。全校学生超过一半选修马来文，普及程度远超王赓武的想象。

  其三，南大学生的语文学习不仅不是失败，而且是十分成功。南大学生从不排斥任何语文。

  其四，马来文是否受到重视，跟南大最后被李光耀关闭，没有任何关系。南大在一九六八年设立马来文系，一九七四年就被李光耀关闭了。

王赓武一再展现他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的本事，不顾历史事实，完全不是“历史学者”所当为，卑鄙无耻。

（五）报告书与教学语言

1、报告书无意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南大学生反对王赓武报告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实施这份报告书，南大将会变质，改成英文大学。王赓武说，他没有这个意思。他对来访的港大学生说：

谢诗坚访问王赓武时，也问到这个问题，王赓武也否认要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辩解的理由也一样：

王赓武不肯承认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他仍然无法为自己辩解，只是以“马来西亚”、“三语教育”、“单语教育”为借口来搪塞，十分不诚实。

他以南大生到西方大学深造，考取博士学位来为自己辩解，更是无耻。南大学生在西方大学考取博士学位是在王赓武报告书之前几年就已经如此，跟王赓武报告书完全无关。

王赓武的答话中，包含这几个重点：

其一，“报告书是以华文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但是我们为追求双语教学，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当年我们是比较理想一点，以为可以多下一点功夫可克服困难。但我们的意思是绝对保留华文的，华文是南大的基本语文，报告书亦有此意。”

这番话其实是李光耀说的。王赓武主张“双语教学”，但是这“很困难”。意思是，南大学生不肯“多下一点功夫”学习英文，无法掌握两种语文，所以导致最后被关闭了。李光耀至死都这么说。因为南大学生学不好英文，所以只好“联合校园”，把南大关闭。王赓武完全配合李光耀的说法。至于他说“我们的意思是绝对保留华文的”。这也是李光耀说的话。李光耀不仅这么说，还白纸黑字，一再“保证南大永远是华文大学”。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三个步骤是：改变南大的学制、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南大与星大合并。

王赓武先帮助李光耀改变南大的学制，再帮助李光耀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到一九七五年，李光耀正式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完成第二步。从他在一九五九年上台执政到一九七五年，一共十六年，终于大功告成。

到这个时候，已是水到渠成，接下去走第三步便是合并了。

王赓武毕竟是李光耀所信赖的人。

其二，“我们亦把英语系取消，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以华语为主，利用语言中心，加上马来语系鼓励同学。当日懂英文的人不少，华校亦念英文，所以我们以为他们的英语应有把握。而马来语的注意则太少，所以鼓励同学重视大马的国语。”

这是王赓武为关闭南大现语系，苦苦思索出来的理由，十分荒谬无耻。他取消现语系的理由是：“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可是他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却这样说：“当时我们以为南大毕业生要应付工商业的需要，需重视英文。”他显然是因为心慌而语无伦次了。

他这里对他的学生说，关闭现语系是因为他“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这显然是谎言。他在报告书中却明明白白写着：

他面对学生时居然说假话，十分无耻。这一点他和李光耀非常一致，随时随地都可以说假话而不觉得羞耻。

其三，“在整个大马的环境里，是不会造成问题的，因为大马的华校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变化，到现时还有独立中学。新加坡独立以后他们的教育政策是完全另外一个问题，这是我们未预料到。报告书是写给大马整个地方的，当地这么多华文学校，我们很有信心，因为当时政府也不可施加压力。”

《王赓武报告书》是李光耀炮制来逼害南洋大学的。南洋大学就坐落在星加坡境内，这让李光耀可以随意逼害。这跟“大马”与“独立”完全无关。难道说，星加坡不独立，李光耀就不会关闭南洋大学吗？即使星加坡留在大马，李光耀手中握有教育大权，他要关闭南大，大马政府根本就不会干预。

王赓武心慌意乱提出的这些理由，没有一个可以成立，全都只是用来欺骗不了解实情的香港大学学生。这样的言行，完全不知羞耻为何物。

2、受华文教育者无知而有野心

王赓武和李光耀有共同的亲英反华心态。这种心态随时随地都可以表现出来，尤其是对受华文教育者的歧视。

二零一四年，王赓武接受李淑飞访问时，除了为自己辩护之外，并对星加坡华人和所有支持南洋大学的人横加指责。他的指责实际的意思包含这两点：

• 其一，星加坡华人对星加坡政治无知。因为无知而有华文沙文主义野心。

  其二，南大学生连报告书都没看就批评。

这两点指责都十分荒谬，但却如实反映出王赓武和李光耀歧视受华文教育者的夜郎自大心态。《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三》文中就此逐点详加评论（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王赓武报告书》毫无疑问是关闭南洋大学计划书。这报告书的根本问题原不在王赓武本人身上，因为即使没有王赓武其人，也必定会有张赓武或黄赓武给李光耀当走卒，撰写报告书。问题的根本在于王赓武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肯承担责任，还编造谎言以为借口，意图搪塞开脱，不仅想为自己开脱，还想为李光耀开脱，卑鄙无耻至极！

星马华人社会是一个整体，华文教育也是一个整体。当英国人炮制《巴恩报告书》，拟定同化华人和华文教育政策时，星马两地华人与华文教育同受其害。

星马分家之后的差别仅在于华人与华文教育所面对的歧视与排斥政策不同，华人与华文教育所面对的困境丝毫没有改变。

李光耀关闭南大，消灭华文教育的措施，并不是在一九六五年独立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一九五九年，他上台执政时开始。在他上台之前，至迟在一九五七年，他便已与英国人相勾结。英国人在这个时候已指定他为代理人，开始打击华文教育，关闭南大的计划。

王赓武既然如他所言：“对当代历史也很感兴趣，留意各个党派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很关心整个政治、经济体制的改变。”他的政治立场又是亲英反华，绝不会不了解李光耀对华文教育的政治意图。王赓武非常清楚，《王赓武报告书》便是为了李光耀的政治意图而写的，跟星加坡是否留在马来西亚无关，跟星加坡是否独立无涉。

王赓武说：“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这不仅是诬赖，更是恶毒的指控。王赓武跟随李光耀指控受华文教育者是“沙文主义”。这也正反映出他跟李光耀的亲英反华心态。

王赓武说：“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这也反映出他被质询时，内心的慌张困窘，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

李光耀在一九五九年上台时，便颁布政策，“走英化的道路”。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根本无需猜测其“可能”如此。

王赓武对谢诗坚说的另一句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光耀在一九五九年一上台就颁布政策，“决心要改变南大”。这也是路人皆知的事，还用得着由“历史学者”来“推想”吗？还需要等他写回忆录来告诉天下人吗？

一九六五年，《王赓武报告书》出台时，南大的学生会已在一九六四年被封杀，无法领导同学抗议，因而由校内的十个学会的同学，共同透彻研究报告书之后，写了一篇两万余字的《有关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备忘录》，呈交校方。这份备忘录从各方面分析报告书的建议及其政治意图，非常清楚，也非常深入，充分展现出南大学生的研究与分析能力，比起《王赓武报告书》中的论说与分析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赓武大概是被各方指责，惊慌过度，连这篇全面分析报告书的文献都不敢看，却反过来说，南大学生都不看他的报告书。这也可以想见他内心是如何的困窘不堪了。

3、南大是单一语文大学

李光耀关闭全部华文中学的三个步骤是：改制、改语、兼并。

先把华文中学的学制改成跟英文中学的一样。再把华文中学的教学语言改成跟英文中学的一样。

当华文中学的学制和教学语言都跟英文中学的一样时，华文中学实际已是英文中学。至此，华文中学也就顺理成章的被兼并了。

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所采用的也正是这三个步骤：改制、改语、兼并。

先把南洋大学的学制改成跟星加坡大学的一样。再把南洋大学的教学语言改成跟星加坡大学的一样。最后把南洋大学合并到都星加坡大学去。

当南洋大学的学制和教学语言都跟星加坡大学的一样时，南洋大学实际已是英文大学。至此，南洋大学也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合并到星加坡大学去。南洋大学被兼并，也就自然被关闭了。

王赓武依照李光耀的这三个步骤来写报告书，并提出改革南洋大学的建议。虽然这三个步骤都不是明明白白写出来，而是暗藏在报告书之中，但只要细心阅读，便能清清楚楚看出来。当时，维护华文教育的人都看得出来，南大同学也都能看出来。

王赓武虽然不承认自己遵照李光耀的恶毒意图写报告书，但他目睹李光耀用他的报告书残害南大时，从不吭声。

如果他写报告书时并不察觉李光耀的恶毒意图，他在目睹李光耀摧残南大时，为什么从不谴责？为什么不向华文教育界谢罪？为什么不向创办南洋大学的全体南洋华人谢罪？他不仅不知忏悔，退休后仍然忠心为李光耀服务。单单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他和李光耀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在报告书中不可能说李光耀不要他说的话。他的报告书是李光耀在一九五九年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时便已设定的。他所写的，也就是李光耀所设定的。

为了配合关闭南大的计划，李光耀给南大的许多个罪名中，有一个是：“南大是单语大学”。他不断重复，南大学生全都不懂英文。“南大是单语大学”这个罪名，王赓武也一再重复，为自己的罪行开脱。《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五》文中对此详加评论（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无论南大的创办人，还是南大学生，都不反对学习外语。创办人不仅不反对，而且鼓励，南大学生则十分热心学习外语。南大学生所坚持的仅仅是民族语文不容抹杀。正如《从王赓武谈课程审查报告书说起》文中所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大学历史上，学生团体出版，巫，英，中三种语文的刊物。在实质上，南洋大学已经是一所双语文大学，因为华文教育体系已经有了双语学习的基础。学生反对英化南洋大学，其最核心意义是保卫民族言语文化。因此，反对英化南洋大学不是个语言学习问题，是民族认同问题。换言之，南洋大学学生反对英化南洋大学，为的是拒绝认贼作父。然而，南洋大学的这一个民族观念，和新加坡政府教育政策的目的背道而驰。这也是人民行动党和南洋大学的民族精神冲突的抗衡点。

南大学生只是坚持母语不容被外语所取代，从不拒绝学习外语，而且一直都努力学习外语。

李光耀的政策则与此相反。他坚持以英语来取代华人的母语，把南洋大学变成英文大学。这是南大学生所坚决反对的，冲突于是不可避免。

王赓武拿马来文说事，到底是什么原由呢？这只要把《魏雅聆报告书》、李光耀的《语言与政治》、《王赓武报告书》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便可以看清楚了。王赓武和魏雅聆都听命于李光耀，都只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说事。魏雅聆在报告书第五章三十节说：

魏雅聆对大学外语课程一无所知，全然是个井底蛙，孤陋寡闻却又强不知以为知。

一般大学开设的外语课程，依入学程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生入学时已有基础，例如报读南大现语系英文课程的学生便是如此，一类是学生入学时从头学起，例如报读南大现语系的日文、法文、德文、马来文等课程的学生便是如此。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地大学的现语系所开设的外语课程也都如此。这是常规。

魏雅聆说“大学的马来文学科的程度，理应比学校文凭班来得高。”这完全是皮傅之见。学习外语，需要时间累积，才能提高程度。单科外语学习一两年，程度不可能太高。现语系学生的主修科目是英文，马来文及其它外文都只是选修科目。学习的时间不长，程度要求必须考虑学习的时间。魏雅聆完全外行，但用意恶毒。

英国大学汉学系学生毕业时，获得学士学位，但识字与应用能力，还不及中国小学六年级学生。照魏雅聆的逻辑，英国大学的汉学系全都应该关门大吉。

魏雅聆对南大现语系其它外语课程的批评完全是井底蛙之见，但是这类井底蛙却是李光耀所需要的卒子。

魏雅聆报告书在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发布，三月三十日晚上八时，李光耀应南大政治学会的邀请，到南大文学院礼堂以英语演讲，讲题是《语言和政治》。他说：

李光耀拿马来文来说事，正是魏雅聆的井蛙之见所本。魏雅聆只是遵照李光耀的指示说话。

李光耀真的重视马来文吗？他非常看不起马来文。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柯恩，Jerome A. Cohen）回忆一九六八年与李光耀会面时的一段往事（见《李光耀的新加坡：法治外衣之下》，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李光耀根本就看不起马来文。他的真正意图是，拿马来文来恐吓南大学生，同意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只要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王赓武拿马来文来说事，也正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跟星加坡是不是加入马来西亚完全无关。

南大重视不重视马来文，跟星加坡是不是独立无关，也跟李光耀关闭南大毫无关系。因为星加坡独立之前和独立之后，马来文都是马来西亚的国语，也是星加坡的国语。李光耀关闭南大并不是因为南大不重视马来文，而是因为李光耀反华人和反华文，为了彻底消灭华文教育，必须关闭南大。

正如上文所说，王赓武提议重视马来文，在南大史上并无意义，因为在王赓武提议之前，南大学生学习马来文的热忱，以及马来文在南大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已远远超过王赓武的提议。

早在一九五八年，南大学生已热烈学习马来文，因为在这之前一年，即一九五七年，马来亚独立了。南大学生意识到自己对国家与社会的使命。他们当时的口号是：“把青春献给祖国”。是什么人把南大学生报效国家的使命拒于千里之外呢？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

王赓武提议南大学生须学马来文，根本就是多此一举。王赓武说马来文是“国语”，也可见他的历史意识十分薄弱。马来文成为马来亚的“国语”始于一九五七年，马来文成为星加坡的“国语”始于一九五九年，绝不是如王赓武所说的一九六三年。把马来文定为星加坡“国语”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

在李光耀实施王赓武报告书之后，马来文在南大却大大衰落了。为什么？因为李光耀根本就看不起马来文，他大力提倡的是英文。

王赓武以马来文说事，显然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李光耀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晚八时，在南大演讲《语言和政治》。他说：“南大必须是个马来亚大学，在眼前的将来用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如果马来语是国语，南大是国家大学，那么，国语最终必须是南大的主要语言，在任何情况下，南大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华人大学或华文大学。”王赓武显然是奉李光耀之命，以马来文来说事。

王赓武对英文的建议却自相矛盾：

• 其一，他在强调南大学生必须学好英文时，是在强调英文很重要。这是李光耀的意思。

  其二，为了回答《学苑》对于南大由一所中国人的大学，或是保存中国文化为宗旨的大学，转为一所近似英式的大学的质疑，赶快说英文不重要，所以取消英文系。

王赓武自相矛盾的真正原因是：

其一，保留现语系，难于指责南大学生不懂英文，也难于指责南大学生不学马来文，更难于指责南大学生只懂华文，南大是单一语文大学。

把现语系关闭后，就可以继续指控南大学生不懂英文，也不重视马来文，是单一语文教育大学，不符合国家需要，因此，南大必须改为英文大学，并最后关闭。

其二，现语系可以培养出华文中学所需要的英文老师，因为现语系的毕业生非常了解华校学生学习英文的困难。现语系也可以培养出色的翻译人才。这都完全违背李光耀的意图。

李光耀需要继续指控南大学生不懂英文，南大是单一语文大学，不符合国家需要，因此，现语系必须关闭。

其三，南大的现语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系，而是南大当时的语言中心。在现语系中，学生可以主修英文，另外也可以选修其他语文，如：马来文、日文、德文、法文等。

这些选修的语文科不限于现语系学生，而是给全校学生选修，所以当时的马来文课程，全校超过半数学生选修。其它语文课程也都如此。因此，现语系实就是南大当时的语言中心。

庄竹林校长的发展计划中，就打算让这些语文课程脱离现语系，转到独立的“语言实验中心”。“语言实验中心”这个名称与后来通用的“语言中心”相同。王赓武所提议的“语言中心”实就是庄竹林校长提议的“语言实验中心”，也只是把原来现语系中的语言课程转移出来而已。王赓武的移花接木手段却变成了他的功劳。为什么？因为李光耀以庄竹林校长为“亲共分子”，是敌人，而王赓武是老朋友。这是欺世盗名的实例。

其四，当时，星加坡大学是纯粹单一语文的大学，没有开设多语课程的现代语言学系，所以南大也不能有。现语系必须关闭。

现代语言学系，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大学中，是很常见的一个系，南大只是依据一般大学的惯例设立这个系而已。王赓武孤陋寡闻，以为现语系是南大的发明，不加深究便建议关闭，粗暴而无知。因为无知，所以夜郎自大。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现语系开设的外语和翻译课程如下：

• Arabic 阿拉伯语
  Catalan 加泰罗尼亚语
  Chinese 汉语（Mandarin 普通话）
  Japanese 日语
  French 法语
  German 德语
  Italian 意大利语
  Portuguese 葡萄牙语
  Russian 俄语
  Spanish 西班牙语
  Translation 翻译

美国俄亥俄大学现语系开设的外语课程如下：

• French 法语
  German 德语
  Italian 意大利语
  Russian 俄语
  Spanish 西班牙语

这些英美加大学中的现语系，教的是英文之外的外语，如欧洲语言和亚洲语言等。学生都从头学起，程度也都不高，但毕业时所获得的是学位。这样的语言课程安排很合理，也符合需要。南大的现语系也正是如此。王赓武对此显然一无所知。他以自己的孤陋寡闻来武断瞎说，全出于夜郎自大的心态。

南大现语系的学生都来自华文学校，所以现语系中所开设的都是中文以外的语言课程，很符合常规。只是因为华文学校毕业生，在小学和中学都读了十二年英文，不是从头学起，所以英文课程比较多，也比较专门。英文成为主修的科目。这样的安排既合理，也符合需要。

魏雅聆在报告书中妄自非议南大的外语课程。他在第五章中，除了非议马来文课程之外，还在第卅一节中说：

这跟他批评马来文程度一样，孤陋寡闻，强不知以为知。大学外语课程，可以从头开始学习，不必有基础。英国大学的汉学系，一般学生学习中文都从头开始，完全没有基础。毕业时得到学位，但中文识字与应用能力，不及中国小学六年级学生。按照魏雅聆的逻辑，英国大学的汉学系就全都应该关闭了。

南大的现语系也是当时南大的语言中心，外文课程都在现语系开设。不仅不多，实还不足。例如，南洋地区的语言，泰语、越语、缅甸语等，当时都尚未开设。假以时日，也都应该开设。就像庄竹林校长所建议的，设立语言实验中心，让南大成为本地区的语言学习中心。

魏雅聆建议“初级拉丁文、德文及法文班应该停办”，正可见他对外语的重要性十分无知。

德文与法文在世界上有重要地位，理应开设。拉丁文虽然不是实用的语文，但对研究英文有重要意义。英文语词中，约三分之一来自拉丁文，约三分之一来自法文。学习法文与拉丁文对研究英文大有帮助。德语和英语同源，同属日耳曼语族。学习德文对研究英文亦大有帮助。

魏雅聆孤陋寡闻，却对南大现语系课程妄自非议，十分无知，也十分可恶。

王赓武在报告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中，提议关闭现语系的理由是：

王赓武对现语系的性质与功能的了解，跟魏雅聆一样，强不知以为知。这显示出他对外语教学十分无知。

设立语言中心无可厚非。庄竹林校长早有此议。由于遭受李光耀所逼害，他只好离职，无从把计划付诸实行。

南大的学生人数不多。在开始几年，现语系给全校学生开设几门外语课，完全可以胜任愉快，并无不妥。设立语言中心，不可能如王赓武所说：“使全体学生的语文能力达到水准。”这是十足的瞎说，愚昧无知，自以为是。

南大的外语课程开设在现语系，或语言中心，只是学生选课的地方不同而已。上课的课室也可能不同。在语言中心选课，在语言中心的课室上课，绝无可能使学生的语文程度马上提高，“语文能力达到水准”。学者绝不如此痴人说梦话，亦足见王赓武只是个政客，对外语教学完全无知。

王赓武真正的意图是，强调南大是单一语文大学。在语言中心设立之前，南大学生不懂英文，也不学马来文。语言中心设立之后，南大学生才开始学习英文和马来文。他这显然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胡说，对南大肆意诬蔑。

王赓武的第二点说：“该系所投课程相当于英国文学的学位。鉴于新生入学时英文程度差，这样的学位课程并不够水准，不值得继续开设。”这也正反映他对外语教育的无知，孤陋寡闻而又夜郎自大。

就以王赓武为例子。他是伦敦大学汉学系的博士，他的中文水准就很低，连华校中学的水准都不如。照王赓武的逻辑，是不是伦敦大学的汉学系就应该停办呢？

南大现语系学生的英文程度，远比英国大学汉学系学生的中文程度高。照王赓武的逻辑，英国大学的汉学系全都应该关闭。

在一九五九年的《南洋大学概况》中，列出现语系的课程如下：

• REQUIRED COURSES 必修科目

  Freshman Chinese 大一国文
  Freshman English 大一英文
  English Phonetics 英语语音学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英国文学史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 作文与修辞
  First Year French or German 法文（一）或德文（一）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
  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
  English Poetry 英国诗歌
  English Drama 英国戏剧
  Second Year French or German 法文（二）或德文（二）
  Nineteen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
  Contemporary English Literature 当代英国文学
  English Novel 英国小说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American Literature 美国文学
  Survey of Western Literature 西洋文学概论
  Literary Criticism 文学批评

• ELECTIVE COURSES 选修科目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中国通史
  Public Speaking 口语训练
  Mythology 神话学
  Translation 翻译
  First Year Malay 马来文（一）
  Short Story 短篇小说
  Teaching English 英文教学
  Creative Writing 创作
  English Essay 英国散文
  Second Year Malay 马来文（二）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英国语言史
  Elizabethan Literature 伊丽莎白时代文学
  Frist Year Latin 拉丁文（一）
  Third Year French or German 法文（三）或德文（三）
  Introduction to French Literature 法国文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German Literature 德国文学导论
  The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Bibliography and Research 目录学与研究方法
  Second Year Latin 拉丁文（二）
  Study of Individual Writers 专家研究
  Aesthetics 美学

这个课程设计甚佳，切合实际而又内容全面。

在必修科目中，如不计大一国文、大一英文、法文、德文四科，则共有十四个属于英国语言文学的科目。

在选修科目中，如不选外语科目，则大约可以选八个英国语言文学科目。四年大约可修读二十二个英国语言文学科目。

在选修科目中的“目录学与研究方法”一科，是美国大学给研究生开设的必修科目。南大现语系开设这个科目，显然是为了帮助学生毕业后，走学术研究路线。设计这门课的老师，目光远大。

设计这些课程的教授是英国语言文学专家。他们的英国语言文学的造诣绝对比王赓武和魏雅聆高，不可同日而语。修读这些科目而又考试及格的学生，英国语言文学的造诣也绝不比王赓武和魏雅聆低。

举一个实例，现语系第三届毕业生叶天颂，原本担任庄竹林校长的秘书。庄校长辞职后，他移居加拿大，在当地一家中学当英国文学老师，教莎士比亚戏剧，直至退休，胜任愉快。王赓武和魏雅聆是不是有能力教莎士比亚戏剧，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王赓武在马大读本科时，修读英国文学、经济学、历史学三个科目的课程。马大采用的是“三二一制”，即一年级读三个科目（即三个系的课程），二年级读两个科目，三年级读一个科目。

假定王赓武三年都读英国语言文学，每年读六门全年的课。他第一年大约修读两门英国语言文学课，第二年大约修读三门英国语言文学课，第三年大约修读六门英国语言文学课，三年加起来大约是十一门英国语言文学课。

这只是南大现语系学生所修读科目总数的一半。王赓武的英国语言文学造诣，无论怎样高，都不会高到哪里去。

王赓武只有一点比南大现语系学生占优势：他中学就读英文学校，报读马大本科时的英文程度，比南大现语系学生入学时的程度高。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足为奇，亦无需自大。南大现语系学生只要勤学两年，便可以追上来，达到同样程度，甚或更高。

无论修读哪个系，除了先天的条件之外，学生程度的高低都和这两个因素直接相关：

• 其一，学习时间的长短。

  其二，学习数量的多少。

学生程度高低与学习时间的长短，学习数量的多少成正比。

南大是四年制大学，学生修读的时间比三年制大学多一年，这对学生的学术与心理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多读一年，程度当然比少读一年高。

南大学生四年专修一个系的课程，学习的科目多，程度也当然高。

南大学生四年读二十二门英国语言文学课，王赓武三年读十一门英国语言文学课。依学习时间的长短与学习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王赓武的英国语言文学造诣不可能比得上南大现语系毕业生。

王赓武说：“鉴于新生入学时英文程度差，这样的学位课程并不够水准，不值得继续开设。”这只不过因为他夜郎自大，狗眼看人低。

前人说：“业精于勤”，也是这个意思。勤于学习，则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量也多，故能专精。

南大学生追求知识，如饥似渴，所以南大学生的学术水准普遍都很高，基础扎实，到欧美深造都无不完成学业，成绩优异。这不是魏雅聆王赓武等人所能想象的。

魏雅聆建议停办南大现语系的“初级拉丁文、德文及法文班”，王赓武建议停办整个现语系，都出于对外语教育的无知，而又夜郎自大，跟李光耀乃是一丘之貉。

王赓武又建议把南大的中文系改为汉学系，让各族学生都来就读，这当然得如英国大学的汉学系一样，用英文上课。难道这样的汉学系学生入学时的程度就“高”，学位课程水准就“够”吗？这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毫无羞耻之心。

王赓武要中文系改为汉学系，显然也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中文系在南大的城堡中，被称为“灵魂系”，是维护与传播民族文化的核心，配合南大的创办宗旨。李光耀不能容忍，必须根除。把中文系改为汉学系，就等于扼杀南大的灵魂。南大就不存在，也无需存在了。这项任务就交给王赓武去完成。

王赓武的任务是把南大变成英文大学。这任务完成之后，就没有他的事了。接下去的最后一步是，把南大与星大合并，也就是关闭。这是李光耀筹备了十六年的最后一步。这一步的刽子手就由丹顿来当。

王赓武一再强调，报告书与人民行动党无关，也就是与李光耀无关，正好印证世上真的有脱口而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聪明人。

六 结说

王赓武的报告书，对南大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因为他的报告书是专为破坏南大而写的。

王赓武领导的南洋大学课程检讨委员会，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日受李光耀委任成立，三个多月之后，于五月十四日完成，过程短促，没有充分调查准备就写成报告书，十分草率。《回顾王赓武报告书》对此评论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从报告书的草草完成，可以清楚看出隐藏其中的政治意图。从报告书看王赓武，无学无品，浪得虚名。

王赓武为他的报告书辩解，只不过是为他自己和李光耀的恶毒意图掩饰开脱。

他虽然一再辩说，他的报告书是为了南大好，但这报告书实施之后，却只对南大坏，无对南大好。王赓武也没有举出实施报告书的任何成效来证明他所言不虚。

他一再强调报告书的马来西亚背景，只是为了掩饰他的报告书与前此的《魏雅聆报告书》及《白里斯葛报告书》之间的关系。

他以建议南大学生学习马来文为理由来强调报告书是马来西亚时期的产物，以此为掩饰。可是南大学生学不学马来文跟李光耀关闭南大是完全不相干的事。他的辩解显然只是为了掩饰他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的罪行。这完全徒然。王赓武的白纸黑字，跟李光耀的所作所为，完全吻合。无论王赓武有多大本事都抵赖不了。唯有诚心忏悔才能帮他解脱。

任何“历史学者”，掩饰与篡改历史，均为无耻的罪行。

南洋大学各系的课程均由学识与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拟定。李光耀筹谋关闭南大，却完全没有理性的依据，乃从南大课程下手。

王赓武写报告书时，行年三十四岁。这在大学教育界，乃是乳臭未干的稚龄，对大学教育一知半解，而他的工作却是全盘检讨南洋大学的课程，对南大各系课程说三道四，妄加非议，夜郎自大，无知无耻。

王赓武亦如李光耀因受英文教育，背靠英国人而有优越感。他对南大的种种妄议正显示出其优越感。人因无知而自大，亦因无知而生优越感。

优越感为王赓武和李光耀共同的特点，因受英文教育而自以为高人一等，实为夜郎自大之心态，终其一生均不改此种心态。

王赓武和李光耀另一共同特点为缺乏诚信，不以说假话为耻，毕生如此。

无诚信之人，其妄议必出于恶意，其赞语必属虚言，古今皆然。

《王赓武报告书》不仅给南大学生造成灾害，也贻害南大教师。《南大快讯》第五期（1966年1月14日）上刊登的《关注事态严防破坏坚持阵地斗争到底》一文中说：

严元章是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66）。前此亦曾担任文学院院长（1960-63）。他是在一九六六年初，南大实施新制前离开，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沙学浚是地理系教授（1964-65），一九六五年离开。

一九六六年中文系离开的老师最多，包括：傅隶朴（1962-66）、苏雪林（1965-66）、张瘦石（1960-66）、扬宗珍（1962-66）、葛连祥（1962-66年9月1日）、黄六平（1963-66 9 1）、蔡寰青（1963-66 9 1）、赵松坡（1965-66）等。

其中，黄六平老师到香港大学任职。傅隶朴、苏雪林、扬宗珍等老师都回台湾去。苏雪林老师是个知名作家，原本是一九五六年南大初开学时聘请的老师，当时未能来，推荐凌叔华老师代替，也是个知名作家。庄竹林校长上任后，再请苏雪林老师来，但一来就遇上王赓武报告书之祸害，次年便回台湾成功大学任教。

五十年代，考得博士学位的文科学生不多。严元章老师和王赓武都是伦敦大学的文科博士，十分稀罕，而两人在南大历史上的角色却如此不同。

严元章老师为捍卫民族教育而遭受逼害，王赓武却因投靠李光耀而官运亨通。两人所走的路子如此不同。两人的差别在哪里呢？

华校初中一年级的《中华文选》中，有一课《论语五则》。其中一则说，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反省”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

华校高中的《中华文选》中，有一课《大学治国平天下章》，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政者在“治国平天下”之前，须“修身齐家”。“修身”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

李光耀虽有机会“治国”，可他没学过“修身”，也不曾“齐家”，更不曾“治国平天下”。他只是学欺压百姓的恶道。他从不知“反省”，也从不学儒家思想，终其生所钦佩的是马基雅维利和希特勒的思想。

他曾经因为想当总统而提倡儒家思想，但他并不相信儒家，只是想利用儒家来统一年轻人的思想，结果失败了，总统也不当了，儒家思想也就跟着扔进垃圾桶，闭口不提。终其一生，从未学过“吾日三省吾身”，更不曾学过“修身齐家”，以致身后国事家事乱成一团，真是报应。

严元章老师是后生小子的典范。自幼受母语教育，熏陶于中华文化，熟知中国历史。

王赓武受英文教育，不接受中华文化，也不了解中国历史。这是两人所走的路子大不相同的主要原因。母语和民族文化对任何一个人都绝对重要。先贤含辛茹苦创办南大的宗旨即在于此。

南大在经历了王赓武报告书的灾劫后，完全为李光耀所控制。他逐步关闭南大，关闭所有华文学校，控制一切，但他得到的是什么呢？星加坡在他的统治下成为警察国家，死气沉沉，社会与个人均完全冷漠绝缘，只知功利。他唯一得到的是：为所欲为，毫无阻力。

一百年前，一九一九年，林琴南给蔡元培的信《致蔡鹤卿太史书》中说：

蔡元培在回信中说：

思想需要自由，教育更加需要自由。教育不自由，则思想无从自由。南洋大学的创立，即教育自由之表现。任何民族均可以创办自己的大学，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传授现代知识。知识无疆界，亦无民族与语言之疆界。

南洋大学采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教学，并不排除任何其它语言文化，不仅不排除，而且鼓励学生学习，尤其本地其它民族之语言与文化。

李光耀以英国皇民的心态，完全排斥华人的语言文化与教育，限定只能办英文大学，并把南洋大学改为英文大学。这完全是为了配合英国人同化华人的目的。

王赓武受英文教育，并进入英国人办的大学，对中国人的语言文化与历史一知半解。他完全支持李光耀的主张，帮助李光耀撰写报告书，变质南大，并最终关闭。虽然他一直在大学里讨生活，但他完全没有思想自由、教育自由的观念，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而不以为耻。消灭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与教育，不仅不道德，而且是犯罪。王赓武和李光耀都犯反人类罪，势必遗臭万年。

王赓武由于帮助李光耀撰写报告书，变质南大，并最终关闭，因而必须背负历史的罪名。他没有勇气面对历史，总是想尽办法为自己辩解，还得为李光耀掩饰，以致谎话连篇，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王赓武和李光耀的最大的共同点便是不诚实，随时随地都会说谎话以求开脱，却越描越黑，十分可悲。

王赓武和李光耀都是聪明人，也都有各自的才干。他们的种种恶行，关键在于有才而缺德，没有为善之心。善与恶只是一线之隔，一念之差。由于权力与名利的腐蚀，他们发挥恶性恶心以行恶，因而狼狈为奸。

李光耀本可以专心做个律师，维护社会公义，无奈贪恋政权，违反道义，成为独夫。

王赓武原本可以专心于教育，研究学术，无奈热心于政治，为权力与名利而投靠李光耀，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消灭华人的教育，为千夫所指。

李光耀所订政策，均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他自己的利益永远高于百姓与整个社会的利益。这跟他自小没有家教有关。

王赓武有个令人尊敬的父亲，毕生为民族教育奉献。王赓武却帮助李光耀逼害南大，并最后关闭，显然违背了他父亲做人的宗旨，维护民族教育的宗旨。父子走在完全不同的路上，亦足以令人唏嘘。

王赓武本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完全不必依赖李光耀生存，却甘心投靠李光耀做仆人，背弃了他父亲的平生职志，令人感慨。权力与名利真足以令人疯狂，变得无耻。

一九六五年《王赓武报告书》发表时，王赓武的父亲正在新山担任宽柔中学校长。他心中做何感想呢？一九六六年，李光耀实施《王赓武报告书》。一九六八年，全面控制南洋大学，即将迎来“新制”第一届毕业生。王宓文校长就在这一年向宽柔辞职。王赓武也在这一年移民澳洲。两人心中想些什么呢？外人无从得知。

王赓武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为千夫所指。这件事在他有生之年，必定天天浮现心中，没齿难忘。他会快乐吗？

王赓武为李光耀撰写报告书。从报告书写出之日起，王赓武的一生，虽未盖棺，已可论定：无学无品，浪得虚名。

李光耀为非作恶，终遭天谴，亦足为后人诫。

（录自 2018年3月10日《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