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复办南大的客观需要？

傅文义君的文章（《复办南大的客观需要》），就复办南大有没有客观需要，提出他个人的看法。他尝试拿出根据，很说理，对复办南大的可行性研究是有帮助的。希望今后大家讨论复办南大的问题时，也抱着这种积极的寻求解决问题的态度。

不过，傅文义君的结论是有待商榷的。

他从三名南大校友在游轮上的讲话，便下了结论，说我“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似乎没有充分去考虑客观需要”，虽然“陈国相要复办南大是好事”。他说：“只要有钱，以独中文凭申请读大学，基本上没有问题”；“在新加坡复办南大，没有可能与当地的几间国际知名大学竞争收独中生。”他认定“当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危机，是在华文小学和独立中学”，“华小的危机是政治因素使然”，独中的问题是“经费短缺”，“和独中竞争捐款，和三间华文学院竞争捐款，不但没有解决华文教育的危机，反而加深华文教育的危机。”

傅文义君试图从他个人认为是马来西亚华教的视角来确定复办南大的客观需要，似乎太简单了。

很巧的，在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登载傅君的文章的同一天，也出现了一则标题为“三院申办大学”的新闻报导。本来三所华文学院是同意联合申办一所大学的，现在却决定各办各的，一下子要办起三所大学。或许我这个离开老家已快半世纪的提出复办一所大学“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似乎没有充分去考虑客观需要”。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终日为华教的生存而想方设法的三院董教和他们的支持者们，却认定应该同时申办三所大学，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呢？

或许我们这些局外人会从傅君的文章里看出，在马来半岛依靠华社捐款同时兴办三所大学的难度是不易克服的，但是我们不能指责华教的斗士们坚决要办大学的意志是“没有充分去考虑客观需要”。

马来西亚华教的斗士们，从兴办华文学院开始，经过筹办独大，再申请将学院升格为大学，没有别的考虑，只是为了客观需要。在南洋大学限制马来西亚的华校毕业生报考，在南洋大学最后被关闭的情况下，马来西亚的华社只好再走创办南洋大学的路，重新为自己的毕业生寻找升学的机会。时至今日，虽然大学尚未办成，出路倒是找到一些。傅文义君说的没错：“只要有钱，以独中文凭申请读大学，基本上没有问题。”不过，“只要有钱”这个条件太苛刻了，独中毕业生当中，有那些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傅君可能忘了，他在南大时，周围有多少同学是“有钱”的？那些没“有钱”的同学当中，又有多少因为有机会念南大而得以发挥自己的才华的？

“当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危机，是在华文小学和独立中学”，“华小的危机是政治因素使然”，独中的问题是“经费短缺”，这些话都有一定的根据。关心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人士，都应该和傅文义君一样，为这些问题寻找解决的办法。但是独中毕业生为了寻找出路，必须花费大量的金钱到国外去升大学；独中毕业生在没有机会在自己的大学深造，没有机会被培训为本国的华校教师来接替年迈得退休的老教师，造成华校师资严重缺乏，这也是事实。难道这些都不是办大学的“客观需要”吗？“政治因素”，“经费短缺”等问题，固然一时不能解决，但是我们凭甚么要求终日为华教的生存而想方设法的三院董教和他们的支持者们放弃办大学的期望呢？

我在墨尔本的发言中（《校友齐心 复办南大》），首先强调的是身为南大人，“我们不能让这面(马来西亚的华教)象征着我们保护自己文化的根，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的旗帜倒下”。我在《没有行动，希望永远是空的》一文中还说“马来西亚的华族同胞创办华文大学是为了要继承南洋大学的使命，南大人没有理由站在一旁观望，更没有权力另搞一所大学和在筹划中的马来西亚的华文大学抗争。问题是，办独立大学也好，三所学院合办一所大学也好，看起来困难重重，遥遥无期。所以，我们是否应该跳出人家给我们画好的圈子来考虑问题呢？”

复办南大，也不应该只是为了要为濒危的马来西亚的华教带来一个振兴的机会。我在墨尔本的发言中还列出如下几点促使我提出复办南大的情况：

（1）新加坡“要和中国打交道，要真正全面地利用中国崛起的这个机会，不能只依靠一批来自中国的教师，教好一小批‘精英’，必须是一种广泛的大众教育……要广泛促进中华语言文化的大众教育，就得有一所充满中华文化气息的大学来推动。”

（2）“我们南洋华族的文化源于神州大地，但已或多或少与当地各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一支独特的，象征未来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新文化。加拿大和澳洲的英裔，也经历了这种文化演化的过程，而且青出于蓝。南洋华族的文化，也可能发展到能跟‘古典’的中华文化互相比美，但这得有一所像南洋大学那样富有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但又面向南洋社会，两脚稳稳地立足于华社的高等学府来推动。”

（3）“我们要使南洋华族文化更上一层楼，目的没有别的，只是要她多为我们社会服务。冷战已过，别再把华族文化视为洪水猛兽。华族在冷战之前与冷战之后，都不是做乱而是包容的社群。‘以和为贵’是华族基本的文化信念，始终与毗邻文化共存，一起建设和谐的社会。”

（4）“近年来，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也证明了中华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完全有能力自我创新，以适应未来的世界。所以我们说，维护与发展华族文化，已不止是保住我们的根的人权，也是让我们在建设和平共存的现代化社会的路上，有我们本分的贡献的事业。由南洋大学来主导这么一项神圣的文化建设工程，我们充满着无比的信心。”

假设有以上的特色的大学在新加坡出现，对于这所大学能不能和“当地的几间国际知名（红毛）大学竞争收（受过中华文化熏陶的）独中生”，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最后，傅文义君肯定，复办南大没有客观需要，但他却忽略了查一查“复办”这两个字的真正意思。我们不是无中生有地创办一所崭新的大学，而是恢复一所曾经为社会做过巨大贡献的大学。客观的事实是这所大学不存在了，在其开始登峰造极时被令关闭了。为了继承这所大学的使命，承传其精神，将这所大学再办起来，难道这就不是客观的需要吗？过早的，无故的，不该的死，只有通过复活，才能摆正被扭曲的客观事实。指复办没有客观需要，不仅是患了盲目接受关闭的决定的毛病，也错误地肯定了该决定的前瞻性。某红毛大学和南大毫无关系，却在尽力抢占“南大”这个独特的招牌，作为校友的我们，怎么可以说出“复办南大，没有客观需要”的话呢？

当然，和其他校友一样，身为堂堂皇皇的南大毕业生，我在主观上也强烈地希望母校尽快再现辉煌。其实，傅文义君自己也认为“要复办南大是好事”。假使没有主观的要求，意志和行动，即使有客观的需要，事情还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复办南大这“好事”，不仅是陈国相要做的，也不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我们说得太久，重复太多次了。没有必要再置疑复办南大的客观需要了，让我们集中精力去研究我们能不能通过发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实现梦境中的新南大，我们应该怎样实现它；若力量和资源都还不足，如何量力而行；若无能力实现，我们该怎样用别的行动去继承母校的使命，承传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