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60年进入南洋大学，学号60643。那年新生六百多人，我最迟报到，因为高中毕业后，母校南华中学陈一征校长立马下聘书为老师，要等到第一学期结束才离开。能够进入南大，要感激我的从兄（同一曾祖）连信恬，他当时住在雪兰莪北部的沙白安南，和老爸最重乡情，过从甚密，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当时我老爸在甘榜(马来乡村）做买卖椰子生意，觉得经济能力有限，不知能否负担得起我的学费，他认为我高中毕业已经很不错，以后帮他做生意。信恬兄说从福建德化家乡来到南洋的乡亲中，难得一见我学业成绩优良，大力赞成我升大学，甚至说他可以赞助我的学费。由于他的一番劝说，老爸被他说服，我才有幸进入母校南洋大学求学。
（一）学业
本来是想读数学系的，选上物理系是受了一位同学影响，他说读物理比较好，能读到数学外，还能做实验。可想不到念物理不容易：虽然我中学成绩顶瓜瓜，在南华中学高中时接二连三获选为模范生第一名，到了南大才意识到功课不如人；第一、二年勉强跟得上，直到第三、四年才渐入佳境，顺利超越许多同学，尤其四年级时，好几科成绩考获90分以上，可谓一鸣惊人！毕业时名列第十名，让许多同学跌破了眼镜。
（二）语文学习
一向喜欢语文，到了南大，一年级时有基础的马来文及英文，二年级选修德文，又旁听日文，连带中文，游走五种世界语文，我当时实在是如鱼得水！
1. 马来文
我在马来甘榜长大，说马来话跟马来人一样流利。虽说口语与书写不同，但是马来文比较容易学习，因为没有很多发音和语法结构问题。上马来文课，教过课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李全寿老师）都是印尼来的，印尼口音和我的甘榜口音不同，印象特别深刻是那位印尼裔老师，强调 r 的发音，他要我们跟着他念 besarrrrr... 把后面的 r 拉得很长很长，舌尖也抖得厉害。
二年级时（1961年）参加校内主办的马来语演讲比赛，得个安慰奖，得到冠军的是四年级的谢太宝同学；多年以后，我把当时得奖的照片放上槟榔屿南洋大学校友会的网站，附加说明：谢太宝奖杯最大，连和胜奖杯最小，一眼就看出谁是谁！
二年级时也参加一项由南洋商报主办的马来文写作比赛，忘了是得到什么奖，可是得奖文章却上了报，也专程去了吉隆坡，参与颁奖典礼。当时就在吉隆坡认识严文灿同学，他是过后才报读南大，当今他在马来文方面的造诣与成就相当了不起，把中国名著翻译为马来文，又编撰了好几本双语词典。
从大二到三年级，接连三次参加新加坡教育部举办的马来文公开考试(Malay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考获最高第三级文凭。听同学说，当年的李光耀也曾在同一考场应考，这么说来，和老李还是读马来文的“同学”呢！1963年也参加了高级剑桥考试，获得马来文主科及格(Principal Level Pass)。
2. 德文
同学说，读理学院要读德文，说明那时德国科学发达。诚然，当年南大报读德文者踊跃万分，有两班之多，我也读到第二年，成绩也不错，毕业后一位老师极力鼓励我去德国继续深造，可是我有些愚孝，考量到老爸要我继承父业，放弃了去德国留学的机会。说德文成绩不错，也有点说不过去，何故？说来惭愧兼痛心，读了四年南大，唯一一科须要补考的竟然是德文！正在家乡度假的我，要长途跋涉坐两趟火车，两天行程到新加坡参加补考。而这又是非常冤枉的事，有苦诉不出！到现在才吐出苦水：话说当时的德文老师教两班，进度不同，其中一班多教了一课，考试范围就包括了那一课，是我所在班里还没教的，我们都蒙在鼓里。更加致命的是：他的评分标准：他不是看答对的给分，而是看答错的扣分，而且分数不成比例。这下可惨！每一错扣五分，本来占二成分数的一题就扣了五成的分数，所以其他几题都对也无法拿到及格的六十分。我想他一定没有受过师范训练，不懂学业评估（evaluation) 原理，才会害我不浅，蒙冤多年！当年的教务处懵然不知？也没有人申诉？也许这事可成为评估南大教学水准的其中一个弊端。反而是一位代课女老师，是德国大使馆的职员，只教了一、两个月，却令我印象深刻；她当时教我们唱德文歌，有名的摇篮曲：Wiegenlied Brahms，过后教我们逐字、逐句的意思，到现在还记得！（这事让我灵机一触：通过唱歌来学语文，必定效果良好。）
3. 日文
当年我们同班同学，跟我一起到文学院现语系旁听日文的有好几位：何家良、傅文义、萧炳忠、蔡焕庭、符国标、欧松林、陈耀洪……现语系有许多漂亮的女同学，也是吸引力？（家良就在当时认识他现任的老婆丽娇，结下情缘。）老师是金丸邦三，他精通中文，自己编教材，教导有方，我们都受益不浅；只可惜我过后没有继续“勉强”（日语，学习的意思）与运用的机会，大多忘了！
4. 英文
在南大读了一年基础英文，竟然没有什么印象，连老师名字都忘了！当年我们联邦，尤其是北马的同学，一般上英文程度比新加坡同学强，尤其是发音和会话方面，不过新加坡同学的文法和理解力倒是出奇的好，我们理学院的课本多是英文，新加坡同学没有问题！
我的英文是在南华中学时打好的基础，还记得两位老师何志波，江传梨，南大毕业后又考获伦敦大学荣誉学位，到天主教教会办的英校教书，所以可以说相当流利的英语，朋友和同事说听不出华校生的口音，当视学官到学校视察教学时也运用自如。2004年配合当时槟榔屿南洋大学校友会主办的全球校友联欢会，翻译了一首陈星南同学的诗作 "The Burden of Destiny"(“担重的命运”)，（我本来译为“命运的重担”，但是原作者认为应该是“担重的命运”），登在联欢会特刊。后来有评论者赞赏这首诗的原英文及中译文的水准，论述当年母校双语、多元语文教育的成功，认为这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三）老师
那个年代理学院，我们用的是英文课本，老师却以普通话（华语）讲解教导，而他们的普通话有着各式各样不同省份的口音，是个特殊的现象。有一位谢博士，名字不大记得（谢君起？），是留学德国的数学博士，教我们高级微积分，他的口音最奇特，开头我们都听不懂，同学们在课余喜欢模仿他的口音，拿来开玩笑。
另一位朱明伦老师，也是教数学的，操四川口音，他经常会和同学们在图书馆抢看报纸：话说当年是武侠大师金庸的创作高峰，每天一集（天龙八部？）登在香港明报，早上九点多，报纸一来，同学们就蜂拥而上围住阅读，而这位朱老师也跟我们一起，头挨着头一睹为快。现在想起那个画面还觉得真有趣，当年大家都是武侠迷，追看每天一集新鲜出炉精彩万分的情节！
当然老师之中最值得一书的是我们的系主任钟盛标教授，他来头不小，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到法国巴黎大学深造，1937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又曾经在居里夫人实验室担任研究员，与中国现代物理学家严济慈，在光谱学，晶体学研究方面，发表许多学术论文，在中国科学界作出重大贡献。他教我们做光速实验，讲课时的详尽认真，那情景到如今还历历在目：尤其记得有一课，他在讲解最拿手的晶体学时，讲到石英(quartz) 的特质，说如何从某个角度切片，如何震动产生静电时，真个是淋漓尽致，精彩绝伦！我们都听得如痴如醉，学习的最高境界！想来实在三生有幸，当代的物理学家是我们的授课老师！
（四）课外活动
记得当时南大学生的课外活动是多姿多彩的，主要是南大学生会与各院校学术学会有关，而同学们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非常关心，那是建国时期的动荡，可以说大多数的同学对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有反感的，认为他背叛了当初依靠的工人及学生运动，（李光耀指说南大生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同学们比较支持左派的社会主义阵线，而且积极参加了活动。记得1963年大选时，一大班同学乘坐巴士车，到李光耀的丹绒巴葛选区，为社阵候选人拉票。记得同班的傅文义同学，非常热衷投入，拉我一起下坡，他告诉我说在街边贴标语被警察追赶的情景，非常紧张刺激！我当时只想把书念好，而且比较怕事，就不去了。我没有积极参与学生会活动，但是却参加了物理学会，也担任过重要职位。
为了兴趣，花了好多时间积极参与的活动是南大摄影学会和南大合唱团：摄影兴趣是陈业良同学鼓励的，他进南大之前曾经开过照相馆，后来继颜清文同学担任南大摄影学会会长，又参加沙龙影展。我经常跟随他到处捕捉镜头，有时还请了临时模特儿，记得有一位姓张的美丽姑娘，身材特别苗条，跳着芭蕾舞步，让我和业良拍照。多年以后她成了名女人，嫁给一位马来西亚卫生部长！我用的相机是方型的“雅摄佳”，又学习冲洗相片，印出来的是黑白原形照片，后来选用了一张自己冲洗的，登在毕业纪念刊里。学习冲洗相片还发生过小意外，话说有一次我用那个粗糙的冲洗相时，不小心碰触到里面的电源，触电一惊，差点丢了小命！
喜欢唱歌的我，参加南大合唱团是理所当然的事，那时的南大合唱团阵容强大，高手如云，记得台柱就有林廷甲和缪进新同学。缪进新也读物理系，高我一届，他的嗓音淳厚，独唱一首“天伦歌”、“牧羊姑娘”，让人听出耳油！有一年合唱团在维多利亚剧院登台演出，表现斐然，令人印象特别深刻。
（五）感情生活
在大学的四年，正值个人成长的芳华正茂时期，许多同学就在大学里，认识及结交异性（那时谈恋爱的流行词叫“打铁”）而后发展为情侣关系，毕业后修成正果结为夫妻，那是多么美好和幸福的事。我们同班就有这样的一对：吴白山与郭月娇，他们实在非常登对，男的身材不高，女的娇小玲珑，一拍即合：“早打铁，晚打铁”，我们同学也表现非常的君子风度，没有人尝试去“横刀”或干扰他们，要知道我们全班就只有区区三位女同学呀！当然同学之间也有发生一些不如意的恋爱经历。有一桩恋情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它有类似“陈世美式”的戏剧性，话说这位男主角是颇有文采的中文系同学，来南大之前在吉隆坡已经有了约定终身的伴侣，而且听说这位伴侣还给了主角经济上的支持；不料到了大学，他却爱上一位漂亮、学业好而且家境富有的女同学，于是就移情别恋“抛弃糟糠”了。有一位同学为这事忿忿不平，把他们的故事写成小说，登在报上，全校轰动！
而我自己呢？也有像上述主角相似的际遇！请看一下我在“忆亡妻”一文中的告白：“我在实兆远南华中学毕业后，升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四年的大学生涯也有心仪的同学，特别有一位来自怡保的合唱团团员，她好动大方，喜爱运动，乒乓球打得好，读现代语文，觉得兴趣很接近，成了我暗恋想追求的对象。但我始终没有移情别恋，做个负心人！”
（六）同学情
四年的云南园校园生活，同学间的感情很好，不管是同班的，同住的，同桌吃饭的，大家都非常融洽，班上也只有友善的竞争，记忆中也没有出现争吵或恶言相向，而且可以骄傲地说：母校延续并发扬了华校的最优良传统，培养同学间的相亲相爱及和睦共处，根本没有发生像现在常听说的霸凌或欺负弱小的行为。当然，继63年后发生的李光耀政权打压南大，攻击左派，以粗暴的手法镇压、拘捕、扣留、驱逐同学，乃至最终关闭母校，在同学间引起一股强烈的反当权者浪潮，同学们也有了意识形态的不和，各自不同的遭遇也有挥之不去的心结，引起争端，不过这是毕业后的事了。
第一年踏进校门，迎新周的活动就让新生感觉到温暖，不像那时期的英文大学流行的“拖尸”(Ragging)，新生被学长们以种种方式戏弄和欺凌。犹记得刚报到时，南华中学母校的同学有一个联络小组，组长颜清文同学就热情地帮我处理一切新生事宜，到合作社购买必需品，并安排他连同他的两位妹妹爱玫和瑞妹，旧餐厅里同桌吃饭。
说起来我非常幸运，在南大结识了良师益友，受益无穷！虽然毕业后各奔前程，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机会见面，等到几十年后，有些就在九十年代后举办的全球联欢会时重逢，恍如隔世。在这里要说一说我和生物系陈业良同学的友情：我和他是工字型宿舍的“通房”，一认识就非常投缘，共同度过云南园的美好学习生活，尤其是在摄影方面，他教了我很多东西。毕业后多年，地理上的分隔并没有阻碍这份友情的发展，难得的是，无论他去到哪里，纽西兰、英国留学，在新加坡、芙蓉、槟城等地教书，他都会写信给我，保持联络。直到八十年代，我们都在教育界服务，终于在槟榔屿团聚了，两个家庭关系密切。业良常说他赞赏我的语文表现，在这方面互相切磋，也是由于他的鼓励和推介，我才敢写文章，寄到报刊发表，甚至有段时间还在南洋商报写教育专栏，他确是我在南大认识的最好的同学，影响了我的一生！
结语
往事如烟，南大毕业已超过半世纪，现在记忆起那四年的黄金时期，毕业后的工作际遇，心路历程，现在已经七老八十，来讲南大故事，不禁感触良深！
八十年代初期，我有幸得到当时联邦视学团长官陈芳涛的推荐提拔，到槟城担任他的副手，从此就参与槟榔屿南洋大学校友会的活动，认识了很多南大同学，虽然是不同系别不同时期的毕业生，由于有着云南园的共同记忆，很容易就成了相知好友。槟城南大同学很多在商界长袖善舞，也有好多在教育界桃李春风，秉承校父陈六使先生（六使伯）的遗愿，这些同学参与华社文化及华文教育活动，成为槟城各华人社团、学校文教团体的赞助者、领导者，我常说这是南洋大学精神的具体表现，由于看到六使伯创办南洋大学的初衷，我认为所谓南大精神就是：我们南洋华裔对华人文化与教育方面的热诚和执着，尤其是对华教所作出的努力与付出的精神。
九十年代，首届南大全球校友联欢会，199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过后，就陆续在全球各地举办，到如今已完成16届，除了老同学多年未见的叙旧联谊，也有推展和发扬南大精神的活动。而我参加了十次（其中第九届在槟城举办，我是大会主席），认识了很多全球各地的同学，包括神交已久，常作笔耕的同学，谈起共同兴趣的事物，尤其南大情怀，乐此不疲！
这一切都是我从母校南洋大学得到的最珍贵的资产！
（2020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