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大学校史 第十四章（续）
从改制到关闭

六 兼并

（一）关闭南大的最后五步程序

一九七三年七月廿八日，在南大第十四届毕业典礼上，黄祖耀公布南大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三个月后，李光耀便启动关闭南大的最后程序，一共五项措施，即五个步骤。

• 第一步，一九七三年，南大与星大统一招生。

  第二步，一九七四年，停止在马来西亚招收新生。

  第三步，一九七五年，招收各语文源流学生，全部学科只能以英文教学。

  第四步，一九七八年，联合校园。

  第五步，一九八〇年，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教育部政务部长蔡崇语宣布：南大将实行政府规定的南大与新大统一招生原则。这是关闭南大程序的第一步。

统一招生的目的是排除马来西亚华校学生报读南大。同一天，蔡崇语也宣布，从一九七四年起，停止在大马招考新生。这样就可以减少南大的学生来源，让南大收不到好学生。这是关闭南大程序的第二步。

一九七四年十月卅一日，薛寿生在毕业同学会常年会员大会上致词时说：南大为配合国家语文政策，今后将在教学与研究方面，更普遍应用英语。从1975-76学年起，南大将尽量增加非华文源流的学生。由于增加非华文源流的学生，南大的教学语言必须改为英文。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李昭铭在学生会举办的迎新会上宣布，南大在人事、学制、课程方面将进行彻底改革。从本学年开始，第一次招收来自各民族各语文源流学生进入各学院就读。在教学媒介语方面，除中华语文一科外，全部学科改用英文教学。这个时候，南大已实际改为英文大学。这是关闭南大程序的第三步。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吴德耀校长被罢免后，南大不再委任校长。于是，李光耀开始两面部署。一面是针对行政，安插李光耀手下的酷吏陈祝强，负责安排具体的合并事宜。一面是针对学生，押送南大学生到星大上课，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联合校园。

一九七七年八月廿三日，南大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宣布两项措施：

• 其一，南大在委任校长前，将由一个特任委员会负责管理校政。

  其二，为了达致长期的目标，南大将与新大更加密切合作。

这两项措施旨在执行合并程序。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李光耀派星大副注册主任胡桂馨担任南大注册主任。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三日，李光耀在星大演讲，谈到南大今后的发展，强调政府有责任确保南大的改组成功。政府决不再袖手旁观，而将直接主持南大改组事宜。李光耀强调英语的重要性，特别指出大学生必须具有运用第二和第三语文的能力。

这时，英语已成为南大单一的教学语言。李光耀已完成关闭南大程序的第三步，即将开始第四步。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七日，李光耀派社会事务部常任秘书陈祝强担任南大秘书长，负责执行特任委员会之决策，以及处理大学的日常行政工作。

胡桂馨与陈祝强负责执行合并的大小事情。陈祝强是总管。南大完全由出身英校的行政官僚掌管。古鸿廷《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改革与关闭》文中记述当时的变革（刊于南大站）：

当时，李光耀通过陈祝强强制南大两项改革：

• 其一，废除南大现有课程，采用星大课程，南大学生与星大学生一起参加考试。

  其二，南大发展成星大的平等伙伴。

采用星大课程，南大学生参加星大的考试，这是为联合校园做准备。

所谓“平等伙伴”显然是个骗局。南大这个时候已变成星大的附庸，等待最后被并吞。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日，李光耀应南大历史学会之邀，前往南大发表《两种语文与我国的高等教育》专题演讲。他强调：由于“南大校园是根深蒂固的华语环境，英语的应用不容易在这种环境里建立起来。”因此建议将南大学生“全面浸入”说英语的环境中，才能让他们有效掌握英文。在面对南大的前途时，他明白表示，新加坡应有两间大学，一间在肯特岗（新大），一间在裕廊（南大），“彼此互相竞争，相辅相成。”

李光耀改变南大的最终目标是合并。在达到合并目标之前，必须把南大的教学语言改为英语，不仅要改为英语，更要废除华语，不准南大学生讲母语，所以要将南大学生“全面浸入”说英语的环境中。这实际就是在宣布他的“联合校园”计划。

“联合校园”计划即李光耀关闭南大程序的第四步，已迫在眉睫，而李光耀还在说星加坡将有两间大学。他一生都非常爱好说假话，完全不以为耻。

一九七八年三月四日，南大理事会和新大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由本学年起，实施联合校园计划，南大学生将到星大武吉知马校园，与星大学生一起上课，让南大学生在讲英语的环境里学习，提高英文水准。南大学生与新大学生一起参加考试。这是关闭南大程序的第四步。

联合声明中说，三、四年后，当两间大学平等合作的目标达到后，南大师生将返回裕廊校园。

联合校园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程序的第四步，接下去便是合并。说三四年后南大学生回返裕廊校园，这是李光耀明目张胆欺骗社会的谎言。

联合校园计划下提供文科及社会科学课程，包括中文、经济、英文、地理、历史、历史政治、马来研究、哲学、政治科学、社会工作、社会学、统计学、数学等，学生可任选三科修读。

南大这时已采用星大的学科制。这是李昭铭就任时的改制。原来的学系制正在逐步消失。

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新学年伊始，一千八百名一年级大学新生在联合校园上课，其中南大一年级新生约五百八十人。南大二、三年级旧生则继续留在裕廊校园上课。古鸿廷《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改革与关闭》文中记述当时的情形（刊于南大站）：

联合校园是李光耀摧毁南大的恶毒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从联合校园开始的那一刻起，南大正在迅速解体，直到最后，校园荒凉，被李光耀当战利品接收。

当时，南大没有校长。关世强成为两间大学实际的校长。关世强是关闭南大的前线总指挥，陈祝强是执行官。

联合校园是星马教育史上最残酷荒谬的事。李光耀借联合校园来宰割南大，以达到他无耻的政治目的。

一九七八年八月间，星大经济研究所调查报告，南大学生总数中，英校源流学生占百分之四十九（49%）。

到一九八〇时，这些先生在三四年级就读。三月廿六日，南洋大学学生会召开紧急会员大会，调查在籍三四年级学生对南大与星大合并的意见。调查结果：反对合并者占76.92%，赞成合并者仅12.46%。

郑奋兴在回忆南大故事的第二章中说到，南大与星大教学人员对合并的意见是：“新大认为不要与南大合并，南大也认为不要和新大合并。”

把南大与星大合并是李光耀一个人的主意，目的是消灭华文教育。然而，他并不想承担责任。他总是要以别人为借口。可是，两间大学从校长到学生都不赞成，就是他的党内，也无人支持。于是，他最后找来一个英国人丹顿当傀儡，由他写报告书主张合并。于是，李光耀便依据丹顿的意见，把两间大学合并，关闭南大。李光耀和丹顿都在演戏，而李光耀演得更好。

合并的最直接受害者为南大学生和老师。他们的意见最应该受到重视。然而，在合并这件事上，只有李光耀一个人说了算。

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李光耀把南大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是关闭南大程序的第五步，也是最后一步。从此，南洋大学正式消失。

（二）丹顿报告书

1、政治背景

李光耀至迟在一九五七年与英国人相勾结，计划迫害华文教育。他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在李光耀的法典中，这两个罪名都是死罪。一九七六年，他派秘密警察追杀南大毕业生何元泰，罪名便是“沙文主义”。

李光耀担任中学联的法律顾问时，亲眼看到华校学生的组织能力与领导才干，以及为理想而前赴后继的精神，非常惧怕，因而勾结英国人迫害华文教育，必须根除，南大则是最后一个目标。

一九五七年，李光耀开始筹划打击南洋大学的《白里斯葛报告书》。

一九五八年，英国人抛弃当时的半自治政府首长林有福，选定李光耀为代理人。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发布《白里斯葛报告书》，并以这份报告书为基础，立即炮制《魏雅聆报告书》，以南大与马大合并为目标。这也就意味着南大将被关闭。南大被李光耀关闭的命运就在这个时候尘埃落定。从《魏雅聆报告书》发布的时候开始，南大被关闭的程序开始倒计时。

在南大和马大合并之前，须先做两件事：改变南大的学制和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只有在南大的学制和教学语言都与马大的相同之后，才能合并。

南大的学制跟华文中学的学制密切关联。马大的学制则与英文中学的学制密切关联。华文中学采用美国中学的学制，英文中学采用英国中学的学制。

于是，在《魏雅聆报告书》发布后，一九六一年，李光耀强硬改变华文中学学制，为关闭南大学制准备。改变南大学制与教学语言的工作就交给王赓武去计划。

一九六六年，李光耀按照《王赓武报告书》的建议，改变南大的学制。接下来的重要工作便是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由于《王赓武报告书》引起南大师生与星马华人的强烈反对，李光耀不便于断然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

南大随后聘请的正式校长黄丽松，虽然强调英文很重要，但也强调中华文化对南大的重要意义，没有全盘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

黄丽松离开后，接任的校长薛寿生遵循黄丽松定下的方针，也没有全盘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

一九七三年，李光耀为南洋大学拟定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并不是要南大发展，而是限定南大的发展。南大的如何发展都必须符合李光耀的政治需求。

南大在拟定十年发展计划时，必须配合星加坡大学未来十年的发展计划。这十年发展计划给南大定下最终的结局便是在十年之内与星大合并，南大将被关闭。

这份计划书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廿八日公布。三个月后，李光耀便启动关闭南大的最后五步程序

由于南大的两任校长都没有意会李光耀未说出的意旨，全盘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李光耀终于忍不住，在一九七五年，罢免薛寿生，立即派他的手下酷吏李昭铭接任，并立即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接下来的工作便是最后把南大与星大（就是原先的马大）合并。这件事并不仅仅是两间大学的合并，而是关系到整个星马华人社会，影响重大。

李光耀万万想不到的是，两间大学的校长都极力反对。当时，南大的校长是吴德耀，星大的校长是杜进才。

李光耀在决定关闭南大时，跟党内领袖讨论过。他在回忆录中说（见《一种语言》，收在李业霖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杜进才、巴克、吴庆瑞、林金山等，都反对关闭南大，反对最强烈的是杜进才。在关闭南大这件事上，从头到尾都是李光耀一个人的主意，跟教育、语言、经济发展等等都毫无关系。在行动党内的领袖中，执意关闭南大的只有李光耀一个人。

在全星加坡，执意关闭南大的也就李光耀一个人。

在南洋大学史上，与南大为敌，必欲置南大于死地的人，也就李光耀一个。

在星马历史上，敌视华人与华文教育的人，也就李光耀一个。巫统与回教党都不以华人及华文教育为敌人。巫统与马华合作，回教党执政吉兰丹州，对华人友善，乐意帮助华文教育。巫统与回教党的领导人都比李光耀更有人性。李光耀的所作所为，全无人性。他与希特勒、东条英机、蒋介石等恶魔同类。

这让人想起古人“何德何能”的话。“德”比“能”实在重要太多了。“德”在任何人身上都极其重要。“德”的根源就在于童年时候的“家教”。

一个人的内心恶毒，究其根源，必在于童年时候没有家教。家教的作用，在最后时刻，将是生与死的关键。南大之死，就死在一个没有家教的独夫之手。

这让人想起王赓武为李光耀辩护的话：“说他独裁者，这变成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都是有相当教育背景，都是大学毕业知识分子，官员也都是有相当学术背景里的人。”王赓武连这样的话都说得出口，真是太无耻了。

由于党内领袖不支持关闭南大，于是，李光耀转而向党内的南大毕业生议员寻求支持。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又见《一种共同语》，刊于《南洋大学走过的道路》）：

他特别提到四个人：庄日昆、何家良、钱翰琮、李玉胜。这四个人是出卖母校的无耻之徒，居然呼吁李光耀关闭培养自己的母校，毫不知耻。

李光耀本可以借此宣称他并非关闭南大的罪魁祸首。他是应几个南大毕业生的请求而关闭南大的，但这四个小喽啰的影响力不大。李光耀当时如公布他们的名字，必被万人指骂为汉奸走狗，只有反效果。

李光耀所说的“局势发展到1978年己经恶劣不堪”，纯为编造的谎言。南大当时的情形并非如此，实际情形完全相反。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

虽然当时南大实行联合招生，但在人数方面依旧并无改变。因为当时的南大拥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吸引了不少学生。

他在第五章中说：

李光耀一生都生活在瞒骗之中，爱讲假话。尤其是关于南大的事，他说得出口的都是假话。

为了寻求支持关闭南大，他于是又转而向四个大富豪要求支持关闭南大。这四个人如支持，就比那四个小喽啰有影响力得多。结果是，四个人中，有一个什么话都不敢说，两个反对，第四个支持关闭南大。这个人就是南大理事会主席。此等行径，真非笔墨所能形容。

杜进才和吴德耀两位校长的反对，让合并不能顺利进行。李光耀当然不会有半点犹豫，而是立即发挥他残暴邪恶的本性，罢免两位校长，并安排手下的两个酷吏掌管两间大学，把南大摆放在砧板上，任意宰割。郑奋兴回忆当时情形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

他是一位决定南大是否合并的关键人物。当时政府要调走吴德耀，有人就制造一些事件，指他糊涂的把报告书乱写，数字方面也不对，所以理事会一致认为他已经上了年纪必须卸任。但当时找不到适合的人选，而且政府早有计划要把南大新大进行合并，新大方面的杜进才校长被李光耀调走，南大方面就派了秘书长陈祝强。陈祝强前来执掌南大，意味着南大新大的合并已为时不远。

李光耀罢免杜进才之后，马上派他手下的酷吏关世强接任星大校长。一个酷吏单凭办事的手段便能升任大学校长，这在世界大学教育史上绝无仅有。

关世强最大的优点是：他是李光耀的中学同学。李光耀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时，他是委员会的秘书。全靠他穿针引线，把李光耀的意旨写进报告书中。他是一开始就帮助李光耀逼害南大的人。由他担任星大校长，合并的程序已到了最后的阶段。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五日，李光耀通过黄祖耀在毕业典礼上公开罢免吴德耀的校长职，理由是他不肯跟李光耀合作。这在世界大学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

黄祖耀当时的态度非常嚣张。可见他跟李光耀沆瀣一气。两人是否有秘密协议，不得而知。

吴德耀校长被罢免后，南大不再委任校长，由特任委员会管理校政，陈祝强担任秘书，执行特任委员会的决定。

四个月后，十二月廿七日，陈祝强出任南大秘书长，负责执行特任委员会的决策，及处理大学的日常行政事务。

因为南大没有校长，陈祝强当时手握南大实际校长大权。这时，星加坡两间大学的校长都由李光耀手下酷吏出任。南大除了关闭之外，没有任何可能的生路。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

李光耀派陈祝强来掌管南大，目的就是为了合并，跟星大的关世强相互配合。

一九七八年，在正式合并之前，实行长达一年的联合校园。联合校园是合并的彩排演习。这一年过后，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两间大学便可以合并了。

虽然万事俱备，李光耀仍然欠缺舆论支持。他于是向两间大学的教学人员调查。并不是他尊重民意，而是他不要背负关闭南大的历史责任。他需要替死鬼（详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

他万万没料到，两间大学不仅校长反对合并，连他向来都不放在眼里的教学人员都反对。虽然这些反对的意见都合情合理，但不可能打消关闭南大的决定。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

为什么合并的事会如此反反复复呢？绝不是因为李光耀谨慎考虑，而是因为反对的人太多。这三方面的反对是他反反复复的主要原因：

• 其一，他的党内领袖，没有一个支持他。

  其二，星大和南大的校长都极力反对。

  其三，星大和南大的教学人员全都反对。

第一方面的反对，是最大的阻碍。这在他是意想不到的事。

第二方面的反对，他完全不能容忍，所以就把两间大学的校长罢免了。

第三方面的反对，他无法控制，只能不加理会。

他需要造成许多人都支持他的印象，以便得出结论：他只是顺应舆论的要求而把南大关闭而已。他不想一个人承担历史责任。

一九七九年，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最后五步程序，已走了四步，接下去便是关闭南大了。

在关闭之前，他需要替死鬼，就是给他做挡箭牌的舆论。就像先前的三份报告书一样，他需要找专家来给他支持，减轻他自己的罪责。按照专家的建议关闭南大，支持南大的人都必须接受。

李光耀在之前所炮制的三份报告书，都是由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拟定。因此，在正式合并之前，最好也能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负责。可是，当时两间大学的人，从上到下，无人支持合并，这就难于找几个人来组成委员会了。

一九七九年六月间，李光耀在伦敦会见四名英国学术人员，讨论如何改善新加坡的大学教育。他当时应该是想找四个人来组成一个委员会，但最后只雇用丹顿一个人。这显然是因为其余三人都不愿意做傀儡，只有丹顿愿意，所以只是他一个人受雇。李光耀必定给他一笔不小的费用。

于是，他到英国去找。他跟几个人面谈后，无人愿意做他的傀儡。最后找到一个丹顿，愿意当他的傀儡。于是就由丹顿一个人代替一组人的委员会，撰写报告书。

2、政治目的

就当时的情势来看，丹顿的报告书是多余的，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南大是否关闭，李光耀早已决定，无需别人多说。李光耀真正需要的是，从丹顿的口中说出这句话：星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

丹顿完全按照李光耀的指示办事。他只到星加坡来两天，跟几个人谈谈，便得出结论：星加坡在未来二十年，只需要一间大学。

丹顿完全是为李光耀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星加坡需要多少间大学，星加坡人最清楚。李光耀也很清楚。他并不在乎星加坡需要多少间大学，他最急于做的是关闭南洋大学。关闭之后，再办几间也一定有理由。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他关闭南洋大学之后，立即设立的南洋理工学院是仿效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

李光耀在这之前，对南洋大学师生说，星加坡需要两间大学。这就像他说南大将永远是一间华文大学一样，只是谎言。他早已决定关闭南大，却找丹顿来说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这样，关闭南大的责任就不在他。他只是依据丹顿的建议，不得已而关闭南大。这样的借口，只是为了蒙骗新加坡华人。到后来，不必遮遮掩掩时，他就干脆说，要是时光可以倒流，他会早点关闭南大。

李光耀通过丹顿的报告书，让世人以为，星加坡基于大学发展与经济能力等等，只办一间大学会更好。这样一来，关闭南洋大学就合情合理了。

李光耀一生阴险狡猾，残暴毒辣。这完全可以从他关闭南大的手法看出来。

星加坡在四十年代末设立第一家大学，马来亚大学。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设立南洋大学，于是星加坡就有了两间大学。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大学总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绝无人口增加，大学反而减少的道理。

李光耀为了关闭南大，想找个专家来做挡箭牌，便把丹顿找来写报告书。丹顿只到星加坡两天，什么也没看清楚，便论证星加坡只需要一家大学。这样做是为了达到两个政治目的：

• 其一，李光耀关闭南大是因应专家的建议，并非他个人的恶毒意图。

  其二，为了星加坡的大学教育发展得更好，需要关闭南大。

这样，就可以掩饰李光耀关闭南大的罪责，也可以转移和模糊历史的真相，并推卸关闭南洋大学罪无可恕的历史责任。

李光耀百密一疏。他在给丹顿的信中称赞道：“你有效的展现了在政治上的细微观察能力。”这无异于透露出，丹顿报告书纯粹是为了李光耀的政治需要。这也就是丹顿报告书的政治内涵。

丹顿“有效的展现了在政治上的细微观察能力”。这话的实际意思是：他了解李光耀的心思，观察入微，迎合李光耀未说出的意旨。

关闭不关闭南大，本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从政治来考虑，根本就不切实际，也不可能决定。

从这一点可以肯定：丹顿报告书只是李光耀精心设计的政治工具，用来转移和模糊社会舆论，进而帮助李光耀推卸他是消灭星加坡华人文化教育的千古罪人，从而减轻他关闭南大的政治代价。

报告书中，并未直接讨论关闭南大的议题，而是把议题局限在星加坡需要一间还是两间大学。

如果讨论这个议题的结果是，需要两间大学，这报告书就全无意义了。因此，结果只能是星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这样一来，便需关闭其中一间了。这是丹顿先入为主，未审先判的政治心态。

李光耀并没有直接说出关闭其中一间，而是闪闪烁烁，说是合并。因为是合并，不是关闭其中一间。在理论上说，合并后南洋大学还在。这样便能达到光明正大的把南洋大学关闭的政治目的。

丹顿是英国人，以英国为例，人口在二十万以上的城市都有一间大学。新加坡当时人口约两百万，却只能有一间大学。丹顿报告书显然是由李光耀授意，为关闭南大而写的政治报告书，绝非客观研究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报告书。

丹顿十分清楚知道，李光耀对他的报告书的期待是什么。他也很乐意为李光耀的政治目的撰写一份政治报告书。

3、主要内容

一般的研究报告书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收集资料，分析研究，然后才能写成报告书。李光耀所炮制的报告书，都不必花多少时间便能写成。

为什么李光耀炮制的报告书可以如此有效率呢？因为李光耀所炮制的报告书都是先有结论，然后才撰写的。无需花时间收集资料，也无需分析资料，只需要按照李光耀的意思写出来便完成。《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丹顿报告书》，全都如此。全都不必多加研究便已得出结论。不是效率高，而是草率，匆匆忙忙便完成了。

这四份报告书中，最草率的是《丹顿报告书》。丹顿受李光耀之命撰写报告书后，只到星加坡来两天，便得出李光耀告诉他的结论：星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他的报告书很快便写出来了。

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丹顿，全都被李光耀尊为专家，而实际只不过是李光耀的傀儡。

一九五一年，方威廉与吴德耀两位联合国教育专家，到马来亚调查研究华校问题，然后才细心撰写《方吴报告书》，提出专家的建议。这才是专业的报告书。

《丹顿报告书》就像一九五九年的《白里斯葛报告书》一样，不仅草率，而且完全不负责任。虽然这样的报告书非常不专业，却正是李光耀所要的报告书。

丹顿的报告书一共包含四份文件：

• 前言
  丹顿致李光耀书函
  李光耀回复丹顿书函
  丹顿报告书正文

《前言》简约记述有关撰写报告书过程中的主要情节，以及报告书对讨论议题的精简结论，一共五点。

• 第一点，李光耀表示星加坡设立两间大学为佳。

  李光耀在一九七八年二月间，对南洋大学的师生讲话时表示，新加坡有两间大学为最佳的选择，一间在肯特岗，另一间在裕廊。通过健康的竞争，两间大学的师生可以相互激励，从而提高两所大学的学术表现。

  这份报告书的主要议题，就是要针对李光耀的这一个观点来分析与论证。

  第二点，一九七九年六月间，李光耀在伦敦会见四名英国学术人员，讨论如何改善新加坡的大学教育。这些人士都具有管理英国以及英联邦的大学的资深履历。

  第三点，丹顿告诉李光耀，为12000名学额而设的大学教育，可以通过一间大学，或者两间大学，或者一间大学两个学府去实现。要同时办好两间大学困难较大，因为需要聘请更多教职员去处理两所大学里重复的设备，而要快速招聘到适当的人员更是不容易。

  第四点，丹顿于一九七九年十月走访新加坡。来之前，新加坡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相关的资料，包括本地教育系统，学生人口预测，未来大学人才需求，大学收生计划，大学入学标准，两所大学和联合校园的历史，各个校园可容纳学生名额，以及其各个院系的教职员人数，资金与开支财务和研究经费的分配。丹顿抵新后，政府又再按丹顿的要求，提供各项补充资料。

  第五点，丹顿提交报告书的结论是：要维持两间大学，两个校园的论据十分脆弱。在肯特岗建立一间强大的大学最具说服力，因此，建议设立一间大学。

第二份文件，丹顿致李光耀书函。

• 丹顿报告书的内容是根据他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八日与十九日，到各个大学实地考察和拜访相关的教职员，以及从两所大学和总理私人秘书所获取的资料讯息，总结而成。

  在讨论有关议题时，参与的人员都是无所保留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可以自由讲述自己的立场和论据，开诚布公的议事。这一点将有助于总理的决策，并让各个大学同意与接受总理将做出的决定。不过，两天的走访相当匆忙，不足以对一些重大的事情更深入讨论，因此，这次访问应看成是试探性的初访。报告书的一些建议有必要更进一步研究。

第三份文件，李光耀回复丹顿书函。

• 李光耀对丹顿说：“你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间或者是两间大学会更好。你的分析让我信服把所有院系设在一所大学会更好，而从未来新加坡的学生数目来看，对要支付重复的大学教员和设备的开支而言，是不合理的。在第13点讲述维持两所大学的论证，和在第14点给予驳斥，之后，在第20-22点，处理了南洋大学理事长的建议，你有效的展现了在政治上的细微观察能力，虽然你仅仅只有两天的访问时间。报告书清楚与精简。这对我将采取的下一步给予了保证。”

第四份文件，《新加坡的大学教育初步报告书》正文。内容共分五节。

• 第一节，新加坡在可预见的将来提供大学教育的规模和范例；
  第二节，三处校园的容量；
  第三节，一间或是两间大学；
  第四节，调查团；
  第五节，结论摘要与建议。

在前四节中，丹顿共列出二十四个论点，论述新加坡应该有一间或者两间大学这一个核心问题。

在二十四个论点中，第13点和第14点论述一间或是两间大学问题，第20-22点论述南洋大学秘书长提出的替代办法。这五点为报告书最重要的讨论。

第13点是保留两间大学的论述。一共归纳为五个主要理由：大学水平上保持某些形式的竞争是好的；两间大学先合并后分开，那将是一项花钱的荒谬的事情；南大的东方文化根基可以平衡新大的西方文化影响力：南大已经在某些方面建立了优良的声誉；联合校园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南大将重回裕廊校园。

第14点则是针对第13点的理由，提出相反的论述。就第13点的五个理由，逐一的提出反驳。

第15点是总结：新加坡拥有一间大学的好处，就是大规模经济所带来的那些好处，在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有更大、更强的院系，并且在多门学科教学和研究方面享有更大的机会。在一个统一的学府里，中央行政费用将可能是总开支的一小部分而已。

第20点分析了南洋大学理事长的建议，主要有三点：联合校园的目标完成后，在裕廊校园建设一间新的大学；新大学将和新加坡大学相辅相成，新大学开课的学科将不再在新加坡大学开办；两间大学将设立联合研究中心和学院。第22点则是逐一提出反驳的意见。

最后一节，结论摘要与建议，一共有九点。第一点和第七点是李光耀所要的。

第一点建议，在未来二十年，直到公元两千年，星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学生总额在一万两千到一万四千之间。

第七点建议，如果肯特岗校园和裕廊校园都合适，就选用肯特岗校园。

这两项结论都是不需要写报告书的，只要李光耀说出来就是了。

丹顿回返英国后，于l979年12月11日签署报告书。

李光耀于1980年3月15日对外公布丹顿报告书。

同一天，李光耀的私人秘书发表致报章读者公开信，提出在南大校园内建南洋工艺学院。这当然是李光耀的决定。

李光耀支持丹顿报告书的第13点，第14点，第20-22点，所提出的论述和观点。不言而喻，关闭南洋大学是李光耀的政策，丹顿的报告书只不过是应景得出相同的结论。

4、立论偏差

为了关闭南洋大学，李光耀邀请丹顿这样一位对新加坡历史和社会全然无知的英国人，撰写了一份共十一页的《新加坡大学教育报告书》，即《丹顿报告书》。丹顿只到星加坡来两天，便得出结论：星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

这一句结论的话，却是报告书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李光耀邀请丹顿来写报告书，就是要他说出这一句话。丹顿的任务也就是重复李光耀要他说的这一句话。就是这样一位，对新加坡历史和社会全然无知的英国人，他所说的这一句话决定了星加坡大学教育的发展。这听起来虽然荒谬，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只有在李光耀的统治下，才会有这样的事。

李光耀就是依据这样一位对星加坡无知的专家的建议，关闭南洋大学。

丹顿立论的偏差在哪里呢？

首先，丹顿对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全然无知。

丹顿报告书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新加坡应该有一间还是两间大学？他在讨论时，只重视李光耀的政治需求，完全无视新加坡的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需求。从星加坡的社会文化来看，丹顿应该提出的正确问题，不是星加坡需要一间还是两间大学，而是星加坡需要一种文化还是两种文化的大学？

星加坡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处，大学不能脱离文化，那么，星加坡需要的是东方文化的大学，还是西方文化的大学，还是东西两种文化并重的大学？这才是星加坡大学教育应该考虑的议题。

星加坡既然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又以多元文化为其社会特性，那么，最需要也最适合的大学，显然是东西两种文化并重的大学。如果星加坡需要两间大学，或三间大学，第二第三间大学仍然是东西两种文化并重的大学。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两间大学完全可以保存。

南洋大学主要提供东方文化教育，星加坡大学主要提供西方文化教育，两相配合，便是对星加坡最佳的大学教育。

在当时的星加坡大学教育界，最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是吴德耀校长。他是个智者，目光远大。他是领导星加坡大学教育最适当的人。但他自幼受华文教育，这就注定被李光耀排斥。

在那些反对合并的人中，必定还很多这样有眼光的人。不幸，这样的人都被李光耀所排斥。杜进才是李光耀的党的创党元老，就因为反对关闭南大而被排斥。

李光耀就没有这样的眼光，他也不要有眼光的人。他要的是政治正确的人。他是英国的代理人，完全站在英国人这一边。消灭华人的文化和教育，是他神圣的任务。关闭南洋大学是他一生最大的功劳。

星加坡需要一间还是两间大学的议题，并不是丹顿提出来的，而是李光耀提出来的。提出这个议题的目的，并不是要帮助新加坡发展大学教育，因为李光耀提出来之前，早已有答案。他只需要一间大学，并以此为借口，关闭南大。

丹顿的工作不是帮助李光耀寻求答案，而是帮助李光耀说出他准备好的答案，让李光耀有个依据。

丹顿的角色并非专家。任何专家都必须有能力解答专业问题，而丹顿只是个傀儡。即使他本有能力，但在受雇于李光耀之后，便只是个傀儡。李光耀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傀儡。丹顿很好的扮演傀儡的角色，并给李光耀所需的答案。

教育与文化无法分开。任何民族都可以办教育，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语言。这是任何国家的宪法都保障的基本人权。因此，星加坡只要一间在肯特岗的大学，就是说新加坡只要西方文化教育，不要东方文化教育。这完全漠视华人学习自己民族语言文化的基本人权。

李光耀向来吹嘘，星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星加坡实行平等对待四种语文的教育政策，如果确实如此，那又岂能关闭传承华人语言文化的大学，侵犯华人的教育权利？

其次，丹顿对南大和星大在教育本质上的不同完全无知。

丹顿报告书中指出：申请入学者，尤其是那些离校考试成绩比较好的，大多数都选星大。星大已经处在更有利的地位，根本没有什么可激励它上进，而南大则没有能够和它争一日长短的希望。因此，这样的竞争多半是没有益处的。

离校考试成绩比较好的学生选择星大，而不是南大，客观原因是，这些学生选修只在新大设立，而不在南大设立的专业课程如，医科，法科，工程，建筑，绘测学等等专业学科。

丹顿根据离校考试成绩比较好的学生选择星大的多，选择南大的少，而得出南大不如星大的结论。这是一个荒谬和缺乏专业认知的结论。本质上大不同的数据，如何可以进行客观的比较？丹顿对南大和星大在教育本质上的不同一无所知。

即使是同一间大学，申请入专业学科学生的离校考试成绩，通常都比申请入非专业学科学生的离校考试成绩为佳。任何大学都如此。

丹顿认为南大没有和新大争一日长短的希望，这完全是李光耀的恶意偏见。南大虽然没有专业学科，但是有些学科，如华文研究、数学和电脑学等，已有良好的声誉；南大在商科方面也可以继续发扬光大。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

南大要是能够得到足够的资助，必定能够发展得更好。无奈李光耀对南大的恶意偏见，阻碍南大的正常发展。南大的东方精神素质，是星大无法比拟的。这一种精神素质，正是支撑星加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

其三，丹顿对南大和星大在国家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完全无知。

星大是新加坡政府办的大学，从建校的那一刻开始，就享受着源源不断的国家资源支持。南大是民办的大学，从建校的那一刻开始，政府拒绝资助，因而面对财政艰难的困扰。

李光耀在一九六九年开始部署建设星大在肯特岗的新校舍，动用庞大的资金。反观南大的处境，一九七一年，大学理事会还在设法筹集一笔小数额的四百万元，以扩充部分现有的大学建筑。

李光耀在肯特岗建设星大的新校园，并不仅仅是为了发展星大，更是为了关闭南大的计划，把南大的师生都搬进去。他雇用丹顿当傀儡，便是为了关闭南大计划。

丹顿对南大和星大在国家资源分配上的如此巨大差别，一无所知，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对大学运作的影响，就必然无法平等看待南大。南大所面对的困境完全因大学资源不平等所造成，而李光耀是黑手。

南大虽然在财政和资源上都远远不如星大，仍然在一些学术领域有杰出的表现。如果南大在国家资源上能够享有平等的待遇，岂不能与星大在学术上竞争？

李光耀通过《王赓武报告书》限制南大的发展，不愿意拨给南大发展的资源，以致南大举步维艰，成为关闭的借口。

丹顿因对南大和星大在国家资源分配上的极大不公，而给予南大的负面批评。这正是李光耀的恶毒意图。

其四，丹顿对华文教育是李光耀急欲消灭的政治对象完全无知。

星大之所以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因为政治因素，同样的，南大之所以受到李光耀的排挤，也是因为政治因素。华文教育是李光耀急欲消灭的政治对象。

丹顿在报告书里表示：“撇开政治上的考虑，因为这不在我的职责范围。”这其实就是《丹顿报告书》没有价值的最大原因。南洋大学的问题，从创办时开始，就是新加坡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撇开政治上的考虑，就丢失了分析南大问题的最核心元素。理所当然，一份不考虑问题核心元素的报告书，其准确性必然是失之千里。

其实，丹顿在报告书里并没有撇开政治上的考虑，而是他所考虑的是李光耀的政治需求，也就是关闭南大。

丹顿对新加坡有多少认识，报告书的分析如何，准确性如何等等，都不是李光耀所关心的。

丹顿来星加坡两天便写报告书，草草了事，因为他不需要深入了解。他只需要说出李光耀要他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星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

（三）秘密协议

1、白皮书

李光耀以南大与星大“合并”为关闭南大的手段。这样的“合并”不可能是公平的。

南大与星大合并后，南大的特色与特质一夜之间完全消失。国立新加坡大学则是星大的延续，文化内容完全相同。星大只是在校名的前面加上“国立”两个字，便把南大完全并吞了，不留痕迹。

南大与星大“合并”只不过是李光耀编造的骗局，却隐瞒真相，处处说“公平”。郑奋兴在《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中回忆说：

郑奋兴在《网上南大—梦幻抑真实？》文中说（收在《郑奋兴讲南大故事》附录）：

这里说，“白皮书至今还是机密文件”，是很奇怪的事。既然是公平的，为什么两校合并的白皮书，至今还是机密文件？既然是机密文件就必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两间大学都是用老百姓的钱来办的，两间大学的合并计划书，就应该公开，因为老百姓有知道的权利。任何政府都不能凌驾于老百姓之上。

且退一步说，星加坡用英国法律，而按照英国的政府机密文件解密法，政府的机密文件经过三十年后便须解密，让老百姓知道。南大关闭至今已超过三十年，为什么关闭南大的白皮书还是机密文件？

2、历史责任

南大被关闭至今已超过三十年，郑奋兴教授与洪国平教授可能是现在仅有的两位知道这份机密文件的南大人，他们有责任说出这份白皮书的内容。

当年合并时，南大被关闭，最直接受害的便是南大的学生和老师，也就是郑奋兴教授与洪国平教授当时的学生和同事。他们有责任向这些受害人说出历史的真相。

郑奋兴教授与洪国平教授对南大的爱，无容置疑。郑奋兴教授在南大被关闭后，还希望为复校努力。这种精神，十分可贵。正因此，他更有责任说出当年的真相。

李光耀逼害南大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天人共怒，天理难容。任何人为李光耀守密都是可耻的罪行。

吴德耀校长一开始就反对合并，因为那是没有远见的决定。郑奋兴教授也反对合并。在合并之后，他目睹南大的消失。他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四章）：

合并本来就是个骗局。李光耀的恶毒意图是，通过合并，把南大关闭。合并的意义是关闭南大，合并的结果就是关闭南大。这是李光耀精心设计的骗局。郑奋兴教授与洪国平教授终于在合并之后，清楚看到李光耀的骗局与南大的结局。

任何人为骗子守密，都是违反道德的。

（四）公开书信

在联合校园之后，下一步便是合并了。合并暗藏的意义就是关闭南大。

到了一九八〇年，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时机已到，李光耀毫不犹豫的正式提出合并。

在正式合并之前，李光耀和连瀛洲、黄祖耀、陈共存三人有书信来往。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情节呢？这在南大史上另有意义。陈共存在一篇访谈中说（见田炳信的《陈共存：去掉政治色彩的陈嘉庚》文，刊于2005年11月21日南方网）：

从这段话可见当时李光耀在张牙舞爪。他非常清楚关闭南大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所以要求这四个南大的董事支持，以便制造舆论，把罪恶合理化。

为什么他要特别要求这四个人支持呢？因为他无法在别处得到支持，就是他的党内领袖如：杜进才、巴克、吴庆瑞、林金山等人，全都反对关闭南大。在行动党内部，执意要关闭南大的就只有李光耀一个人。

在整个星加坡，执意要关闭南大的，也只有李光耀一个人。

他于是转而要求当时担任国会议员的南大校友支持他关闭南大。有四个南大校友，庄日昆、何家良、李玉胜，钱翰琮，表态支持他关闭南大。

当时，国会中有十一位出身南大的议员，即：钱翰琮、李玉胜、潘峇厘、何家良、蔡崇语、庄日昆、何振春、高立人、杨子国、饶柏华。李光耀只提到其中四位，是不是其余七位不表态？还是不支持？如果李光耀对外公布这四个人支持他关闭南大，这四个人必定被骂是汉奸走狗。其宣传价值是负面的。无论如何，只有其中四位支持，这是少数，无法制造舆论。这四个人的支持远不如四个南大董事的支持来得有力。

这四个南大董事中的三个就是：连瀛洲、黄祖耀、陈共存，第四个是谁不得而知。他大概是在看到李光耀张牙舞爪时被吓坏了，怕被惩罚，所以什么话都不敢说。

一九五三年，南大建校运动开始时，连瀛洲和陈共存都积极参与。连瀛洲尤其积极，对南大建校贡献很大。黄祖耀跟南大建校运动完全无关。

李光耀从不相信民主。他并不是要黄祖耀、连瀛洲、陈共存等四个人提意见供他参考，而是要他们公开支持关闭南大。这其实是小声说出的命令，但这件事太大了，三个人都不敢支持。他们都在给李光耀的信中提出一些意见，但不会有任何作用。李光耀不可能听他们的。

李光耀关闭南大并不是临时决定的，而是至迟在一九五七年的时候已有确定的计划。他先后筹划了二十四年。现在眼见就要达到目的，不可能放弃。

一九五七年的时候，他还没上台执政，不能公开做些什么。到了一九五九年上台之后，便马上着手关闭南大的计划。他在《魏雅聆报告书》中明确提出，南大与马大合并的目标。南大的命运在当时已经尘埃落定。

李光耀与黄祖耀、连瀛洲、陈共存三人的书信往来，是一段滑稽的情节，却是出乎李光耀的意料之外。他绝没想到还有阻力。

首先，李光耀要求这三个人支持南大与星大合并。

这三个人不敢支持，便提出保留南大的理由。

于是，李光耀再提出必须关闭南大的理由。四个人仿佛是在玩绕圆圈游戏，不可能有共识。

最后，李光耀不理会他们的任何理由，执意关闭南大，三人不敢大声支持，也不敢再出声。这让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恶念更加坚定。

1、黄祖耀与李光耀往来函

一九八〇年三月七日，李光耀致函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提出终结南大的问题，他的理由是：

• 其一，南大缺乏师资，难以聘请到资格高深的师资。

  其二，学生宁愿选择进入新大而不愿进入南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李光耀一生都恶意贬抑南大学生程度低，并且反复的说，让谎言变成事实。他的意图非常恶毒，也非常明显，就是以此为理由，关闭南大。

李光耀提出的这两个理由都是编造的谎言。他一生从不说一句真话。他说得出口的好话与坏话都是假的，都是为了他一个人的政治目的，尤其是有关南大的话，说出来的都是假的，真话藏在心里。

李光耀从一九五七年与英国人相勾结的时候起，便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执意消灭华文教育。关闭南大是最后一个目标。由于政权掌控在他手中，南大被关闭是无可避免的事。

为了关闭南大，他编造各种谎言为理由。他非常清楚，假话说了许多次就会让人相信是真话。他所提出的两个理由跟当时南大的实际情形相去很远，完全是编造出来的。郑奋兴回忆当时情形，跟李光耀所说的刚好相反（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

郑奋兴在南大故事第二章中说：

在这之前，李光耀在他所炮制的《丹顿报告书》中，建议南大与星大合并。李光耀于是向黄祖耀提出三个选择，让理事会决定：

• 其一，南大和星大合并为一间国立大学，一个校园；

  其二，南大和星大合并为国立大学，保持两个校园；

  其三，南大在联合校园三年过后，重新开办。

李光耀清楚表明他的意见是：南大与星大合并成一间新加坡国立大学，南大关闭。

三月十日，黄祖耀复函李光耀，主张南大应继续存在，理由有二：

• 其一，星加坡需要并且拥有资源来维持两间大学，互相竞争，又相辅相成；

  其二，南大是新加坡及本地区的各阶层人民出钱出力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对于南洋大学的创立有贡献的人士，包括了三轮车夫以至百万富翁。

黄祖耀还与李光耀面谈南大问题。三月十八日，黄祖耀致函李光耀，提出三点建议。

黄祖耀这里提出的实际是三个建议：

• 其一，南大改为美国制大学。

  其二，南大与星大相辅相成，把目前的各学院及学系分配在星大和南大。

  其三，南大和星大合并，把各主要学系或学院安置在南大校园。

这三项建议都是李光耀所不能接受的。南大原本就是美国制大学，李光耀为了关闭南大，强逼南大改制。他不可能让南大再回到美国制。

第二项建议，让两家大学并存，把各学院与学系分配到两个校园，这也是李光耀不能接受的。他根本就不想让南大继续存在。

第三项建议，两家大学合并，把各主要学系或学院安置在南大校园。这样看起来仍然是两家大学，而南大比星大更加重要，李光耀不可能容忍。

三月十五日，李光耀发布他所炮制的《丹顿报告书》，强调两间大学不能并存。至此，什么都不用讨论了。

三月廿九日，李光耀覆函黄祖耀，除了继续贬抑南大之外，给黄祖耀三个选择：

• 其一，物色一个美国学者团，就南大改为美国制大学的计划提出意见。

  其二，在联合校园期满后，重新开办南大，提供商业行政、会计和目前教导的其他学科；星大则继续提供目前的学科，南大必须和新大竞争招生。

  其三，南大与星大合并为国立新加坡大学（国大）。在南大校园设立一间理工学院，为国大的一部分。一九九二年改为南洋理工大学。

李光耀最后说：

这句带恐吓的话，必定把黄祖耀吓坏，不敢选择。

四月五日，南大理事会发表文告，决定接受李光耀的建议，把南大与星大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南大校园设立“南洋理工学院”，一九八二年开始招生，一九九二年前改名“南洋理工大学”。

把南大改为美国制大学，原本是黄祖耀提出的，到头来却不敢接受，非常荒谬。这显示李光耀那句恐吓的话很有效用。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

这个分析非常有说服力。黄祖耀是南大理事会的主席，照理他应该为南大而据理力争，但他完全没有担当的精神。他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南大的利益之上，因而他自己提出的计划，自己都不敢尝试付诸实行。南大就这样被关闭了。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黄祖耀在南大毕业典礼上罢免吴德耀校长，当众羞辱南洋大学的校长时，态度粗暴无礼，没有教养。他罢免吴德耀校长的理由是，吴校长不肯跟李光耀合作。

黄祖耀身为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却当众羞辱南洋大学的校长，他为什么敢于如此嚣张？因为他背后有李光耀。

吴德耀校长维护南大的利益，维护南大的尊严，不服从李光耀迫害南大的命令，拒绝与李光耀合作，何罪之有？反过来，黄祖耀不肯维护南大的利益，不肯维护南大的尊严，惟命是从，俯首与李光耀合作，关闭南大，岂不可耻？

当时，全星加坡执意关闭南大的，只有李光耀一个人，就是他的党内部领袖，也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南大理事会主席居然俯首接受李光耀关闭南大的决定。真是南大的家门不幸。

2、连瀛洲与李光耀往来函

李光耀于三月十五日覆函黄祖耀，给他三个选择。连瀛洲也已经知道函件的内容，以及李光耀关闭南大的决心之后十天，于三月廿四日，连瀛洲仍然致函李光耀，就关闭南大事提出四点看法。

• 其一，中华文化和传统的影响，跟星加坡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新加坡有今日之成就，主要原因在此。南大对星加坡的成功贡献不小。如果没有南大，则数以千计的人就可能没有办法接受高等教育。有许多南大毕业生也在海外获得了高级学位，对社会作出重大的贡献。

  其二，南大创建所根据的宗旨与精神是南大的特性。南大得以保存其特性，有助于把星加坡发展成为本地区的一个教育中心，特别是在中文和亚洲的研究方面。

  其三，要克服目前学生与教职员短缺问题，必须立即采取步骤把有吸引力的课程分配到现有的三个学院去，比如中国语文、哲学与文化、教育、工艺和电脑科学、旅馆管理及其他适当的课程。

  其四，如果有恰当的理由只能建立一间国立大学，则在两个校园内建立一间大学。在南大校园设立这间联合大学的重要学系。

在南大理事会于四月五日发表文告，接受李光耀的建议之前四天，四月一日，李光耀复函连瀛洲，表达三点恶意看法：

• 其一，南大问题，不会因为我们谈论勤俭刻苦的传统，以及中华文化保存的基本道德教训获得解决。南大并没有传授基本道德教训。

  其二，开设旅游和旅馆管理，工艺和电脑科学等科目来吸引学生到南大，无法扭转目前学生由南洋大学转向星加坡大学的趋势。

  其三，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必须彻底地脱离过去，关闭一间收生和毕业生水准低的南大。

  其四，对中华文化和传统深感自豪的那些理想，对于建立一间能够让毕业生经得起市场考验的大学，没有帮助。

尽管连瀛洲能够提出一些有用的意见，但并不能化解李光耀对南大的憎恨。就是因为这样的憎恨，他花了二十四年，精心设计关闭南大的圈套。

3、陈共存与李光耀往来函

一九八〇年三月廿四日，连瀛洲致函李光耀，就关闭南大事提出四点看法。

三月廿九日，李光耀覆函黄祖耀，给他三个选择。

三月廿九日，陈共存致函李光耀，就关闭南大事提出三点意见。

• 其一，南大有助于培养优良的国民素质，肯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社会服务的精神。

  其二，就国家和人民将来的利益来说，两校合并不是上策。

  其三，南大采行美国学制。南大和星大分办不同学系，例如中华语文、历史、大众传播、工商管理、会计、数学以及电脑科学等学系由南大开办，星大则可以集中开办医学、法律、工程等学系。两间大学分办不同学系的方法，符合“一间大学，两个校园”的设想。

这三点意见之中，只有第三点是具体的建议。李光耀在三月廿九日致函黄祖耀，同意由他去筹划时，他却不敢承担。

李光耀在四月一日复函陈共存，除了继续诽谤南大之外，别无其它看法。他一共说了三点：

• 其一，如果不彻底脱离过去的南洋大学，是没有可能挽救南大的。南大的学位就像贬了值的货币。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滥发学位给那些本来就不应该收入南大的学生，结果颁发给许多优秀学生的良好学位的价值，也受到怀疑。好多优良的南大毕业生，到新大再攻读各种学位，以证明他们的学术水平。举一个例来说，已故林源河就是在南洋大学获得中国文学第一等荣誉学位后，再到新大攻读中国文学硕士学位。

  其二，南大已经是教授英文，不是中文。儒家的人生基本哲理如果没有在家庭和小学加以灌输，南洋大学在灌输这些文化价值方面，也是无能为力的。

  其三，如果不彻底改组，就没有办法消除对南大学位已经产生了的偏见。

这三点之中，第一点最为恶毒，是李光耀一生不断重复的说法，好让他对南大的诽谤成为事实。

一九六六年，李光耀强迫南大改制之后，已经完全控制南大。不仅是南大的行政与日常事务受控制，就是学生的生活也受到监视。校园到处是特务和职业学生。

李光耀说：“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滥发学位给那些本来就不应该收入南大的学生。”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滥发学位”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

郑奋兴是南大教授，在南大任教多年。他回忆南大学生的素质与求学情况，跟李光耀所说的完全不同。李光耀完全以诽谤南大为乐趣，心理极不正常。

李光耀说：“林源河就是在南洋大学获得中国文学第一等荣誉学位”，这是信口开河。林源河是南大第二届中文系毕业生，当时，南大根本就没有颁发任何“荣誉学位”，更别说是第几等。林源河在本科毕业后，到星大读硕士学位，就如星大毕业生到别的大学读硕士学位一样，有何不妥？这不是南大毕业生的水准不够高，而是南大毕业生的水准达到任何大学的学术要求。

南大还有许多毕业生到欧美大学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这正好可以证明南大毕业生够水准，虽然不为李光耀所承认，却为欧美大学所承认。欧美大学依据学术水准承认南大学位，李光耀依据政治需求不承认南大学位，两者毫不相干。李光耀一生爱好信口开河，诽谤别人，对南大更是如此，非常无耻。

李光耀在第二点说：“南大已经是教授英文，不是中文。”既然如此，为什么李光耀一生都在说，南大学生不懂英文？为什么必须实行联合校园才能让南大学生懂英文？

李光耀说：“儒家的人生基本哲理如果没有在家庭和小学加以灌输，南洋大学在灌输这些文化价值方面，也是无能为力的。”这话原本没错，但用来指责南大便是恶意诽谤。

任何地方的华人都重视家教。家庭与小学是传授传统中华文化价值观念的两个主要行所。华文教育一向如此。从来都没有人说，华人子弟是入读南大之后才开始学习传统文化的。李光耀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他在童年时期没有家教。

李光耀对南大的不断诽谤，只能显示出他恶毒的内心世界与变态的心理。

（五）各方反应

一九八〇年三月七日，李光耀致函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提出终结南大的问题。李光耀于是向黄祖耀提出三个选择，让理事会决定：

• 其一，南大和星大合并为一间国立大学，一个校园；

  其二，南大和星大合并为国立大学，保持两个校园；

  其三，南大在联合校园三年过后，重新开办。

李光耀清楚表明他的意见是：南大与星大合并成一间新加坡国立大学，南大关闭。

这本是预料之中的事，但真的到来时，让星马华人群情哗然。星马华文教育在殖民地时代备受歧视欺压，李光耀上台后，变本加厉，决定关闭南洋大学是对星马华文教育的最残暴的逼害。

在李光耀宣布决定关闭南洋大学之后，星马华人社会十分震惊，大家都十分关注。各方对南洋大学的存亡兴废，纷纷表态。

1、马来亚南大校友会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一日，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对李光耀关闭南大，甚为愤慨。

三月十八日，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举行特别理事会议，通过议案，反对关闭南大，并发表以下几点声明：

• 其一，南洋大学对星马建国大业的贡献，任谁都不能抹杀。在庄竹林校长与黄丽松校长掌校时期，南大有辉煌的表现。自从一九六五年被迫改制后，政治干预不断，校长不断易人。近几年来，连校长都没有，由一位执行秘书管理校政。

  其二，一九七五年，南大的教学媒介语彻底改为英语，沦为配角的英文大学，丧失了南大原有的特质。要解决南大问题，必须对症下药，从根本原因着手，而不是倒因为果，将人为的阻挠归咎于南大，并通过南大星大合并消灭南大。

  其三，南大与星大应各自独立发展，互相竞争，相辅相成。两间大学各自保留其特色，有百利而无一害。

马来亚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槟城南大校友会、吡叻南大校友会、砂拉越南大校友会等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南大与星大合并，一致支持南大继续存在。

四月廿七日，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举行会员大会，对李光耀将南大并入星大，极为愤慨，并通过下列决议：

• 其一，强烈抗议及谴责新加坡政府强制将南大并入星大，借以关闭南大。

  其二，对南大理事会轻易接受新加坡政府将南大并入星大的蓄意安排，极为愤慨。

五月廿日，大马五个校友会（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吡叻南大校友会、槟城南大校友会、新山南大校友会及砂拉越南大校友会）联合向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黄金辉提呈备忘录，强烈抗议新加坡政府强制将南大并入星大。

2、大马工商文教界

三月廿六日，大马工商文教界组织一个代表团，团员包括黄文彬（马华工商联合会会长）、许平等局绅（马华工商联合会名誉会长暨槟威华校董总主席）、李成枫（大马树胶总会会长）、林晃升（全国董总主席）、沈慕羽局绅（全国教总主席）、陆庭谕（全国教总副主席）、刘锡通律师（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会长）、傅孙中（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副会长）、孙勇南（马来亚南大校友会理事）等九人，专程赴新加坡会晤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了解南大与星大合并的情况。代表团发表书面谈话，阐明以下几点：

• 其一，南洋大学对于星马经济发展与文化教育的贡献，有目共睹。南大是星马人民引以为豪的千秋大业。这种人民对教育的热忱，不应扑灭，而应该发扬光大。

  其二，完全支持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先生支持南大存在所列举的两点理由，即第一：新加坡需要并且拥有资源来维持两间互相竞争，同时又相辅的大学，第二：南大是新加坡以及本地区的各阶层人民出钱出力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我们对南大创办人负有责任，以不遗余力确保南大在新加坡高等教育与国家发展中继续扮演着具有贡献的重要角色。

  其三，建议在南大与星大开办不同的学院与学系，采用不同的学制，南大可以侧重于应付来自东方发展的需求，星大侧重于应付来自西方发展的需求，两间大学相辅相成。

  其四，南大应及时聘请一位资深的学术人员来担任校长，并停止统一招生与联合校园，使南大能在稳定与独立自主的环境下发展校务。

3、南大学生会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星大经济研究所公布，在八月间对南大学生来源的调查结果，南大来自英校的学生占总数百分之四十九（49%）。

到一九八〇年的时候，当年这些学生都在三四年级就读。一二年级学生之中，来自英校的学生当远远超过一半，因为当时的华文中学几乎全都已经被兼并，改为英文中学了。

三月廿六日，在得知母校即将被合并的消息后，南大学生会召开紧急会员大会。在年终考试后，许多同学都已搬出校园回家。虽然路途很远，交通不便，同学们都踊跃回校开会。

学生会在紧急会员大会上，调查在籍三四年级学生对合并的意见。调查结果：76.92%反对南大与星大合并，支持新加坡应有两间大学；赞成合并者仅12.46%。

这些反对合并的学生传达了一个非常有南大精神的精神：他们毫不介意有一张南大的“贬值文凭”，甚或还感到光荣，更不羡慕有一张星大的“增值文凭”。这一定完全出乎李光耀的预料之外。他一定以为南大学生将急不及待争取合并，以便得到星大的文凭。

这就是南大精神！这些来自英校的学生，仿佛吸收了云南园的灵气，体内流着南大的血。他们的情操，远较那些出卖母校的官僚政客为高尚。

李光耀在一九八〇年三月七日，致函黄祖耀说：

他在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回复陈共存的信中说：

按照李光耀的说法，南大的学生应该十分渴望与星大合并，以便得到一张不贬值的文凭。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李光耀所讲的全都是假话。他一生都十分擅长于诬蔑陷害异于己者。他所讲的有关南大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就是关闭南大，他也不愿意说真话，而是美其名为“联合校园”与“合并”。

李光耀一生反复说，南大学生全都不懂英文，南大是华文单一语文大学。这是无耻诬蔑。

在一九八〇年，李光耀关闭南大时，南大的学生大多数来自英文学校。如果这些来自英文学校的学生都不懂英文，那是只能是李光耀教育政策的失败。他的教育政策也确实是失败的。

南大学生无论读书还是就业，应用英文都不成其为问题。正如郑奋兴在《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中所说：

李光耀就是以南大学生不懂英文为理由，实行联合校园，并进而合并。李光耀一生擅于以谎言为借口，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正如郑奋兴在《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中所说：

这些来自英校的学生当是十分珍惜南大所拥有的特色，所以反对合并。他们之中，有些华文不佳，还要求吴德耀校长开办华文班，让他们进修华文。这些来自英文学校的学生，从南大的双语教育中得益。李光耀说他们不懂英文，纯出于关闭南大的恶毒意图。

四月三日，南大学生会发表声明，表达大多数同学反对合并的理由如下：

• 其一，由于资源有限，大学教育无法普及，只提供给少数学生。两间大学合并将让未来的大学毕业生有优越感，造成精英份子与民众脱节。

  其二，南大是由社会各阶层人民出钱出力才创办成功的。南大学生不会忘记他们有机会受大学教育，应归功于上一代辛劳的结果。南大创校的特殊背景，将提供“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实例教育。

  其三，吴德耀教授主张，让两间大学相辅相成，保持各自独有的特色，可以避免只有一间大学制造出同一模式大学生的弊病。南大可以跟星大一样为国家需求造就各种不同人才，还可以继续发扬优良的东方文化传统，促进东西文化交流，促进新加坡的社会与文化发展。

  其四，两间大学的并存，可以相辅相成，并互相竞争，提高学术水准。随着时代与社会的进步，一间大学不足以应付未来的需求，合并只是收一时之利的主张。

南大学生会的声明还阐述大多数同学的建议：

南大同学的意见都很合理，但李光耀不可能接受。关闭南大是他一生的愿望，不可能因别人的话而改变主意。

四月五日，南大理事会发表声明，支持李光耀关闭南大。南大的教育使命就此终结。

只有在星加坡结束独裁统治，还政予民的时候，南大才有望浴火重生。

4、雪华总商会与教总

四月十日，雪华总商会召开会员大会，通过议决案，谴责将南大与星大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之举。

四月十五日，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联合会主席沈慕羽先生在教总常年代表大会上致词说：南大的存亡是人为的政治，只要李光耀总理愿意，是可以对症下药把南大救活过来。

四月廿一日，大马九位工商文教团体代表，即：马华工商联合会会长黄文彬、名誉会长拿督许平等、大马树胶总会会长李成枫、全国董总主席林晃升、全国教总主席沈慕羽、副主席陆庭谕、以及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会长刘锡通，副会长傅孙中、理事孙勇南，发表声明，谴责南大理事会将南大拱手让出，接受南大并入星大。声明中包括这几点：

• 其一，南大是星马人民出钱出力所共建，旨在完整华文教育体系，应付本地区的教育需求及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南大理事会不能坚持保有南大特质，接受将南大改组为英文大学于先，又进一步将南大拱手让出，接受南大并入星大，令人深感失望。

  其二，理事会对于涉及南大存亡绝续这样重大的问题，在没有深入研究各方所提出之可行建议之前，就放弃保卫南大的责任，遽然接受南大并入星大的蓄意安排，极不恰当，将受到历史批判。

  其三，南大星大“合并”之后，南大所有学系停办，或并入星大，南大已降级为“南洋理工学院”，不再是一间完整的大学，到一九九二年始建立“南洋理工大学”，这并非“合并”，而是“并吞”！

由于多年对言论的压迫，星加坡的团体都不敢对此发言，但有许多读者向报章投函，强烈表示应保留南洋大学，使星加坡拥有两间独立的大学，分别开办不同的学院。

尽管各方的谴责之声不断，李光耀和黄祖耀都假装听不见，不加理会。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只能寄望天收拾他们。

（六）关闭与消失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初上台执政时，南大师生对他十分尊敬，期待他公平对待华人与华文教育，期待他以公正的态度对待南大。没有人预料得到，他走完全相反的路线。从那时候开始，他极力反华、反华人、反华人文化、反华人教育。他非常敌视南大。他原本可以与南大师生平心静气讨论南大的任何问题与发展方向，但他舍去商谈，而制定种种政策逼害南大，更以手中的枪炮军警血洗云南园。他是以武力入侵云南园的外敌。在战后的独夫民贼之中，他与希特勒、东条英机、蒋介石，为同一类的魔王。

南大在受尽李光耀的逼害之后，终被关闭。

1、七七事变：南大正式关闭

李光耀选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关闭南洋大学。这个日期的背后有特别的历史意义，跟李光耀在二战时期的经历有密切关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开始全面抗战，震动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各地华侨代表一百六十八人，在华侨中学礼堂召开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这是当时的大新闻。李光耀当年十四岁。他对这件事必定印象深刻。

南洋大学的创办人都支持陈嘉庚先生的筹赈运动。陈六使先生、连瀛洲先生、黄奕欢先生等，都参与到筹赈运动之中。黄奕欢先生更担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委员，并参与组织民族抗日先锋队。一九四一年，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成立，黄奕欢先生担任保卫团部副主任。一九四二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悬赏五十万元缉捕他。他逃到苏门答腊避难。

李光耀的经历跟黄奕欢先生刚好相反。

一九四三年，李光耀加入日本占领军的报道部（情报部），帮助日本皇军收集情报。日本人成为他的新主人。他宣誓效忠日本天皇，唱国歌《君之代》，成为彻头彻尾的日本皇民。

李光耀帮助日军收集的情报，可以让皇军利用来杀害数以万计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的抗日游击队人员，直到日本投降。

李光耀对本皇军有贡献，日本在二〇一六年给他颁授桐花奖，由儿子代领。他儿子设立昭南纪念馆来回报。李光耀最后几年，对日本的衰落十分关注。这是他的皇民情结。这一点，他跟李登辉非常相似。

一九五三年，星马华人建设南大时，把南大建校运动与陈嘉庚先生的筹赈运动相提并论。这是李光耀所不能容忍的。

七七事变四十三年后，李光耀选择在七七事变纪念日这一天，关闭南洋大学，用意十分恶毒，却折射出他的皇民心态。

李光耀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关闭南大后，校园触目苍凉。

八月十六日，南洋大学举行第廿一届毕业典礼。这是领取南洋大学文凭的最后一批毕业生。

回顾南大历史，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学典礼举行之时，万众欢腾，南大万岁之声响彻云霄。南洋华人盼望多年的大学，终于实现。人人祈愿，堂皇黉舍，从此弦歌不辍。正当侨众与南大师生欢欣鼓舞之时，邪魔外道已静候一旁。

在南大开学后一年，从一九五七年起，李光耀便已勾结一个人，谋划关闭南洋大学。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上台之后，对南大的逼害，一年甚于一年。逼害南大师生校董，血洗云南园，无所不用其极。

终至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蛮横关闭南洋大学。从一九五六年开学，到一九八〇年关闭，前后仅二十五年，留给人间愁与恨。

2、南大在合并后消失

合并本是李光耀精心设计的骗局，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李光耀就用这个骗局来关闭南大。南大与星大一合并，就消失了。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

南大消失是意料之中的事。这也是李光耀合并计划的目的。李光耀当时说的是合并，可是在南大消失之后，便毫不隐瞒的说：如果时光倒流，他将更早关闭南大。这才是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真心话。

黄祖耀原本要求李光耀让南大改为美国制大学，李光耀答应了，可是黄祖耀却不敢承担，反而支持李光耀关闭南大。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

在李光耀的党内领袖之中，没有人支持他关闭南大。全星加坡执意关闭南大的就李光耀一个人。黄祖耀身为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却支持独夫的恶毒意图。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

除了李光耀和黄祖耀之外，所有的人都不支持关闭南大，所以关闭南大的责任仅在李光耀和黄祖耀的身上。

在南大开学后，师生与校董共同努力，树立南大的校风与传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合并之后，全都不见了。不仅校风与传统不见了，连校园也被恶意毁尸灭迹。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

李光耀原本想把牌坊拆掉，因为没有人敢承包这项工程，牌坊得以逃过一劫。图书馆也得以保留。这些事都反映出李光耀的内心世界十分恶毒。

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李光耀终遭天谴，罪有应得，还祸延子孙，至今不息。

七 助纣酷吏

恶霸之所以能无恶不作，主要原因是他的手下有许多帮凶。这些帮凶，老百姓称之为爪牙。

李光耀是个大恶霸，手下有数不清的爪牙，愿意帮他行凶。在逼害南洋大学的过程中，他主要利用这两种帮凶。

第一种是有头有脸的专家，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丹顿，都属于这一类。他们的动机都是帮助李光耀和英国人维护政权，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谋取私利。

第二类是他属下的高官，关世强、卢曜、李昭铭、陈祝强，都属于这一类。因为他们靠李光耀生存，必须听命于李光耀，支持李光耀政权，才能升官发财，荣辱与共，互相依存。这些高官就是古代史书上所说的酷吏。

李光耀在炮制魏雅聆报告书之后，接下来的一步便是实施报告书中的建议。这些建议都是出自他的口，由魏雅聆笔录，写在报告书中。由于李光耀手中有生杀大权，魏雅聆绝不能写李光耀不要他写的意见。

实施报告书中的建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控制南洋大学。控制之后，李光耀手中便掌握南洋大学的生死权。最后目标是：南大只能死，不能生。

从一九五七年起，李光耀就勾结英国人，谋划消灭华文教育。关闭南洋大学是最终目标。他一开始就培养两个刺杀南洋大学的刺客。这两个刺客就是关世强和卢曜。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时，关世强是委员会的秘书。关世强是李光耀的中学同学。秘书这个角色非常重要。他穿针引线，把李光耀的想法传达给主席白里斯葛，是沟通李光耀和白里斯葛的桥梁。当时，虽然李光耀尚未掌权，但已组党参政，是立法议会议员。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已指定他为代理人。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时，他正在等待上台执政。这份报告书就由李光耀发布，并以此为基础，逼害南大。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在发布《白里斯葛报告书》后，第二天，魏雅聆委员会已静候一旁待命，立即着手炮制《魏雅聆报告书》，关世强仍然是委员会的秘书（另一位秘书是谢哲声）。关世强的角色更加重要。他代表李光耀贯彻《白里斯葛报告书》的主要建议。李光耀在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时，还没正式掌权，只能在暗中操纵；在炮制《魏雅聆报告书》时，他已正式掌权，可以公开操纵，关世强负责传达他的意旨。

一九六四年，南洋大学第二届理事会组成时，卢曜代表李光耀加入理事会，并成为常务理事，由他全权代表李光耀控制南大理事会。

一九六五年，李光耀炮制《王赓武报告书》时，卢曜代表李光耀为委员，把李光耀的意旨，传达给委员会。报告书委员会主席王赓武是李光耀的老朋友。这时，李光耀已牢牢掌控南洋大学理事会。报告书完全根据李光耀的意旨撰写。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南大开始实施王赓武报告书，李光耀派遣卢曜进入校园，出任南大副校长，掌管行政，掌控大学内部事务，日常的实际运作。

一九六七年，南洋大学成立第三届理事会，关世强代表李光耀加入理事会，并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是控制大学的权力中心。

当时南大尚未有正式校长，副校长卢曜成为理事会及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和关世强相互配合，代表李光耀控制南大的发展方针和一切事务。

在李光耀控制南大的过程中，除了委派关世强和卢曜两个当刺客之外，还有两个人，李昭铭和陈祝强，四个人组成掌握实权的一帮，控制南大的命运，直至最后关闭。

（一）关世强

关世强一九二〇生于马六甲。童年就读华文小学，中学转到莱佛士书院读美术。当时，李光耀是他的同学。

从莱佛士书院毕业后，一九四六年开始当英文学校美术老师。随后转到莱佛士书院教美术（1947-1953）。过后又到伦敦英国皇家美术学院修读美术。回来后进入教育部当视学官。

再专任师资训练学院副院长（1957-1961），教育部副提学司（1962-64），代理常任秘书（1965-1966），常任秘书（1967-1974），最后升至星加坡大学校长（1975-80）。

关世强在一九六十年代至一九八〇年间，在教育部当高官，以及担任星加坡大学校长期间，都跟南大的遭遇息息相关。由于他是李光耀的同学，又深得李光耀的信任，所有李光耀迫害南大的事都跟他有关。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时，关世强担任评议会秘书。他当时是师资训练学院副院长，是懂华文的教育官员。他的角色非常重要。《白里斯葛报告书》是用匿名信提供的资料写成的。他是第一个筛选和整理这些资料的人，对评议会的工作实情，以及暗中操作之黑幕，最为清楚。他当然也有责任（详见《关世强与南洋大学》，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在英国人炮制《巴恩报告书》时，打算用资助来控制华文学校，并改为英文学校。南洋大学开学后，这个计划已难以实现。于是，英国人改变策略，兼并华文学校，从改制着手。

英文学校采用英国的教育制度，华文学校采用美国制度，并不相同。

英国的小学采用七年制（4-11岁），中学也采用七年制（11-18岁），大学则采用三年制（18岁后）。

美国的小学采用六年制（7-12岁），中学也采用六年制（13-18岁），大学则采用四年制（18岁后）。

这两种制度的差异主要在入学的年龄不同，早一年和晚一年的差别。

一九五八年，殖民地政府为了兼并华文中学，把英文中学改为六年制，跟华文中学一样。改制后的英校，初中四年，高中两年。通称“四二制”。这改制的目的不在于改革英文学校，而在于改革华文学校。

英文中学改制的情形和炮制《南洋大学法》与《白里斯葛报告书》时的情形相同，都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英国人已明确告诉林有福，他不是星加坡未来的领袖。英国人当时已选定李光耀为代理人，就是星加坡未来的政治领袖。这项改制跟李光耀必有密切关系。

英国人不可能把中学改制这样的大事交给即将下台的林有福执行，况且他也没有这样的能力。英国人也不可能亲自去做，以免激起华人强烈的反殖民地情绪。这样的工作只能交给李光耀。因此，英文中学改制，必定是李光耀建议的，好让他在下一年上台执政后，强令华文中学改制，并最后把所有华文中学改为英文中学。英文中学改制计划，也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是李光耀手中的另一把行凶利器。

李光耀虽然是英国人钦定的代理人，但英国人无法给他选票。帮助他上台的是受华文教育的人。他的选票来自一般小市民和劳工。

李光耀一上台就翻脸不认人，沿用前朝的改制计划来兼并华文中学。中学改制的直接目标是华文中学，但更大的目标则是南洋大学。这是李光耀舞剑，志在南大。

英国人在香港设立的英文中学和香港大学，一直都采用英国制度，直到一九九七年，英国人都不愿意改变。英国人离开之后，香港人才改变中学与香港大学的学制。最终都改用了美国制。

为什么英国人在撤离星加坡之前就愿意改变英文中学制度呢？因为目标是关闭南洋大学。

李光耀改变华文中学学制时，关世强是师资训练学院副院长。他对李光耀推行华文学校改制，有很大的功劳。

李光耀在确定华文中学的程度只是英文中学的初中四年级时，引起华文教育界的抗争。英校的初中四年级实际是华校的高中一年级。李光耀为了贬抑华文中学教育，硬把华校高中三与英校初中四定为程度相等。邱新民在《庄竹林博士传》（1989年版，129页）中记录当时争议的一点：

这段记录描画出李光耀和关世强两个人的嘴脸。李光耀一生都在操纵法律，控制法庭，从不以为耻。

关世强并非马大毕业。他在莱佛士书院时，学的是美术。后来到伦敦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学的也是美术。他在学校教的是美术，可能也兼教低年级的数学，只是滥竽充数，却以“专家”身份出庭作证，真是恬不知耻。他不是古史中的“循吏”，而是为讨好主子，不择手段的官僚。他有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的本事。在李光耀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和华校改制这两件事上，他都表现优异，为李光耀所赏识，所以能够以一个中学美术教师，如魔术般变成大学校长。李光耀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魏雅聆、王赓武都是这一类。

邱新民在《庄竹林博士传》中还记录一件事，正可以反映出李光耀改变华校制度的政治意图：

这段记录也可见关世强是一个怎么样的官僚。其中点明了几件十分重要的事：

• 其一，李光耀在一九六一年的时候，已经筹划“初级学院”，用来取代华校的高中。先破坏华校高中，让华校高中与英校高中合并，华校初中自然会跟着瓦解。

  其二，华校没有了高中，南大没有生源，自然得改为英文大学。最终与马大合并。

  其三，中四罢考让华校暂时设立两年制的高中，但为时不久，最终为初级学院所取代。华校的初中与小学都跟着消失。

李光耀在一九六一年的时候，已经筹划初级学院，为什么第一家初级学院，国家初级学院到一九六八年才成立，第二年才开学呢？因为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一九六一年的时候还在南洋小学就读，一九六八年才从公教中学中四毕业，所以这一年才成立第一家初级学院，让他儿子进入英文的初级学院就读，然后到剑桥大学去，顺理成章。

李光耀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时，关世强是秘书。炮制《魏雅聆报告书》时，他也担任秘书。这两份报告书是李光耀用来刺杀南大的利器。

一般报告书的草拟工作都由秘书负责。秘书把初稿写出来，交给主席过目。主席同意了，就由各委员签名完成。关世强的工作非常重要。他按照李光耀的意思来草拟《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的初稿，左右最后定稿。这两份报告书实际就是李光耀通过关世强来写定的，为李光耀量身定做。

关世强随后又帮助李光耀推行华校中学改制，功劳很大，第二年便升任教育部副提学司。然后再升任代理常任秘书，及常任秘书，最后升至星加坡大学校长，主持“联合校园”，直至南大关闭。

李光耀炮制《王赓武报告书》时，关世强已升任代理常任秘书及常任秘书，最后升至星加坡大学校长。这是十分荒谬的事。一个美术老师，完全没有学术研究经验，却受委为大学校长。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南洋大学，李光耀和他的连襟杨玉麟必定大肆嘲讽攻击，但在李光耀一生中，这类事从未间断。明明是朋党政治，却说是“任人唯贤”。

关世强接下来帮助李光耀执行《王赓武报告书》，以及改组南大理事会。这是李光耀控制南大，以致关闭南大很重要的一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九日，第三届理事会依照南洋大学法修订本第十九条规定成立，完全排除马来亚各州代表。

第三届理事会设立执行委员会，为实质的权力中心。关世强代表政府为理事会及执行委员会委员。

南大校长为理事会及执行委员会当然委员，但当时南大尚未有正式校长。黄丽松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出任校长前，由副校长卢曜代为理事会及执行委员会委员。

关世强代表政府担任委员。他是教育部常任秘书（1967-1974），是政府在南洋大学的最高代表。卢曜为副校长，管理大学日常事务。关世强与卢曜代表李光耀完全控制南大理事会与日常事务。这是李光耀承认南大学位的条件。

次年，一九六八年五月，新加坡政府宣布正式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显而易见，从头到尾，南大学位是否承认都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执行李光耀干预南大事务政策的第一重要官僚酷吏是关世强。

（二）卢曜

卢曜与关世强是李光耀控制南洋大学发展的两名主要官僚酷吏。关世强是教育部的大官僚，是掌管教育制度的重要角色。又因为他是李光耀的同学，李光耀对他更加器重。他对南大的影响力也就自然较大。他和卢曜里应外合。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南大第二届理事会成立。这是陈六使先生辞去南大理事会主席后的新一届理事会。在这届理事会中，有三名新加坡政府委派的理事，包括卢曜和陈祝强。卢曜还担任常务理事。这两个人都是李光耀的马前卒，帮助李光耀控制南大，改变南大的命运。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南大执行《王赓武报告书》，李光耀派遣卢曜进入校园，出任南大副校长，掌管行政。他掌控大学内部事务，日常的实际运作。陈祝强则在校外，内外配合，帮助李光耀主宰南大的命运。

当时，南大尚未有正式校长。这一年八月，担任内政与国防部长的吴庆瑞，接洽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担任经济顾问的方显廷是否愿意出任南大校长。他们在联合国的亚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院接触。当时的教育部长是王邦文。这件事和王邦文应无多大关系，因为他并不认识方显廷，而与刚担任副校长的卢曜应有关系。非常可能由他推荐给王邦文，再由王邦文联系吴庆瑞，与方显廷洽谈（详见方显廷《1968-1971在南洋大学》一文，刊于南大站）。

一九六七年四月，王邦文正式邀请方显廷担任经济学客座教授。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卢曜配合王邦文对南大事务的支配，远远超出理事会。李光耀通过卢曜遥控南大的运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九日，南大依照南洋大学法第十九条规定成立第三届理事会。这一届理事会在南大史上是分水岭，完全排除马来亚各州代表。这就意味着，南大日后的发展，马来亚华人完全不可以过问。

黄丽松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出任南大的正式校长。在这之前，卢曜以副校长身份代表校长，成为理事会与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因为他又是李光耀的代表，影响力当然特别大。可以这么说，他代表李光耀控制南大理事会，控制南大的发展方向。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李光耀委派教育部长李昭铭兼任南大校长。他的任务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卢曜以副校长身份兼任文学院院长。这就跟关世强担任新加坡大学校长一样荒谬。这样的事，只有在李光耀统治的星加坡才会发生。

卢曜在一九七七年退休。这时李光耀导演的“联合校园”大戏即将上演，卢曜功成身退。“联合校园”大戏就由陈祝强于关世强联合导演。

（三）李昭铭

李昭铭是帮助李光耀执行摧毁南洋大学任务的最后出场的大官僚。令人唏嘘的是，他出身华文学校。

李昭铭一九三七年出生于星加坡，中学时期，先后就读公教中学和中正中学。后进入马来亚大学读工程，一九六零年毕业后，进入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读工程博士学位，一九六五年毕业。他的教育背景为李光耀所重视，转而从政，官至教育部长。

李昭铭读中学时，南洋大学正在筹办。英国人为了安抚华人，让少数几个华校高中毕业生有机会进入马来亚大学，李昭铭因而受惠。可是他当官之后，却反过来帮助李光耀逼害南洋大学，把南洋大学改为英文大学。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李光耀派他以教育部长身份兼任南洋大学校长，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除了中文系之外，其它各院系均用英语为唯一的教学语言，把南大从从中英双语大学改为以英语为单一教学语文的大学，跟李光耀所标榜的“双语教育”，背道而驰，但这正是李光耀所要的制度。名义为提高南大学生的英文水平，实际是消灭南大。

李昭铭在一九七五年的第十六届毕业典礼上说：“我们不能在感情上过于留意与南大传统有关的事物，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那些阻挠发展的因素都有必要加以铲除。”

他说这番话时，何等嚣张。很难想象，一个小学和中学都在华文学校受教育的人，竟然说出这样的狠话。这固然反应他的本性冷酷无情，更反应出他对李光耀的忠心。他已完全被李光耀洗脑，不知何为道义，何为价值。

南洋大学为传播中华文化而建校，到头来这中华文化却成为“阻挠发展的因素”，必须“铲除”。这也可见，在李光耀心中对中华文化有极大的仇恨。

李昭铭到南大时，因为他是教育部长，大家都以为他将有一番作为。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李光耀给他的任务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而他当时也已完成任务。李光耀要他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跟星加坡大学合并。这已经明明白白写在《魏雅聆报告书》里了。

李光耀在派他出任南大校长时，已经有关闭南大的时间表，可是并不告诉李昭铭，只是叫他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李昭铭完全会错意了，以为改为英文大学后，可以继续发展。他于是打算设立工学院与绘测系，还向报界透露了他的大计，没有事先得到李光耀的同意。这就触犯了李光耀的潜规则。

当时，李光耀已经定好联合校园计划，并已安排关世强接任星加坡大学校长，关闭南大，如箭在弦，而李昭铭却懵然不知，还打算发展工学院与绘测系，触怒龙颜，自然难逃一死。

关世强、卢曜、陈祝强这些人都是公务员，从低处升上来，知道不可忤逆皇上。李昭铭是被李光耀邀请来当部长的，缺少警觉，不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以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他的计划书交到李光耀手上时，李光耀勃然大怒，马上把他罢免，连辞职的机会都没有。

当初，南大筹办时，原本也曾计划办工学院，可是因为成本太高而没办。后来办了化学工程系，却被王赓武关闭了。王赓武关闭化工系就是限制南大发展工学院。这当然是李光耀的意旨。这也是李光耀的潜规则，星大没有化工系，南大也不能有，必须停办。李昭铭想办工学院，显然与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计划背道而驰，结果只能是悲剧。

他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就任校长，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离任，只在任一年半。他是南大史上最有权力的官委校长，却是最命短的校长。

李昭铭离开后，南大理事会委任吴德耀教授为代理校长，兼研究院院长，卢曜为副校长。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五日，吴德耀被罢免。南大理事会宣布不再委任校长，另组特任委员会管理校政，陈祝强任秘书长，执行特任委员会决定。这个时候，离开联合校园不到一年。陈祝强的任务是安排关闭南大的工作。

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正式开始联合校园，南大学生到星大上课。

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南洋大学并入国立新加坡大学，正式在这一天结束。

（四）陈祝强

陈祝强也是李光耀的马前卒，在李光耀的几个部门任职，当过国家发展部和财政部的常任秘书，与关世强是同级官僚，只是关世强在教育部，又是李光耀的同学，更受重用。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南大第二届理事会成立时，卢曜和陈祝强代表李光耀出任理事会委员。

从第三届理事会起，关世强代替陈祝强，出任理事会委员。

直到一九七七年，第八届理事会理事会成立，陈祝强再代表李光耀出任理事会委员。关世强仍为政府代表。他这时已升任星加坡大学校长。关世强、陈祝强均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两人联手执行联合校园，帮助李光耀并吞南大。郑奋兴在《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说：

星大校长杜进才，南大校长吴德耀，都反对两家大学合并。李光耀很轻易便排除障碍，罢免两家大学校长，派他的手下酷吏当校长。关世强取代杜进才，掌管星大，陈祝强不是校长，而是秘书长，掌管南大行政。关世强是正式的校长。由酷吏当大学校长，全世界仅此一见。在李光耀掌权之下，什么事都做得出。

陈祝强的职位虽是秘书长，可是因为南大没有校长，一切行政都由他掌管。他是夺命秘书长，来南大的任务便是帮李光耀刺杀南大，把南大关闭。有关南大的情报，就由他向李光耀报告。

一九八〇年三月七日，李光耀致函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提出终结南大的问题，他的两个理由是：

• 其一，南大缺乏师资，难以聘请到资格高深的师资。

  其二，学生宁愿选择进入新大而不愿进入南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这两个理由都是编造出来的，非常可能是由陈祝强给李光耀编造的。陈祝强也是个刺客。

八 历史罪责

（一）理事会的代表性

一九五三年四月七日，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发表《创立南洋大学宣言》，阐明创办南洋大学的宗旨。其中包括大项创校理由，以及二大特质。四大创校理由即：

• 其一，为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

  其二，为中学培植师资。

  其三，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材。

  其四，为适应人口上之需要。

这四大理由之外，尚有二大特质，即：

• 其一，沟通东西文化。

  其二，发展马来亚文化。

此四大理由与二大特质即南洋大学之创办宗旨。前四项宗旨是对华文教育而订的，后二项宗旨则是对华文教育之外的文化建设来订的。

一九五三年五月五日，南洋大学得到政府批准以“南洋大学有限公司”名义注册，取得公司法人地位。南洋大学申请注册时呈交的《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章程》是南大的宪法。南洋大学章程细则第十六条规定：

执行委员会是南洋大学的领导机构，向会员大会负责，也就是代表会员大会管理南洋大学的一切事务。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即董事会，亦即理事会，后来就用理事会名称。

五月廿二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陈六使先生当选为执委会主席，新成立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仅限于星加坡委员代表，马来亚各州委员代表尚未选出。

五月廿九日，陈六使先生分别致函南大筹委会彭亨州，登嘉楼州，吉兰丹州，马六甲各分会，以及霹雳，雪兰莪，吉打，槟榔屿，森美兰，玻璃市中华总商会，柔佛中华商会联合会。两函的内容大致相同。其中有一段话说：

当时星加坡的委员代表一共十一人，另外保留十一个席位，由马来亚各州委员代表充任。南洋大学一切行政管理事务，均由执行委员会负责。

一九五九年，《南洋大学法》通过。南洋大学一切行政管理事务，均由理事会负责。理事会即原来的执行委员会。理事会成为新名称。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第一届南洋大学理事会依据《南洋大学法》正式成立。其中委员包括：

• 星加坡（9名）
  雪兰莪（1名，候补2名）
  吉兰丹（1名，候补2名）
  霹雳州（1名，候补2名）
  森美兰（1名，候补2名）
  槟榔屿（1名，候补2名）
  柔佛州（1名，候补2名）
  马六甲（1名，候补2名）
  丁加奴（1名）
  玻璃市（1名）
  吉打州（1名）
  彭亨州（1名）
  政府代表（3名）
  副校长（1名）
  教务会议代表（2名）
  毕业同学会代表（2名，候补2名）

马来亚各州代表一共十一名。无论就南洋大学的历史还是就理事会的构成来说，都十分重要。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成立的第二届理事会，马来亚各州代表仍然是十一名：

• 李延年先生（雪兰莪）
  黄树芬先生（柔佛）
  刘伯群先生（霹雳）
  曾守忠先生（槟榔屿）
  戴良伴先生（森美兰）
  叶乐铃先生（吉兰丹）
  陈期岳先生（马六甲）
  锺文贤先生（吉打）
  杜水淼先生（丁加奴）
  罗运通先生（玻璃市）
  黄金记先生（彭亨）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九日成立的第三届理事会被李光耀骑劫了，完全排除马来亚各州代表。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完全破坏了南洋大学的创办目的与宗旨。

从这一届开始，一直到最后第八届的理事会都只是李光耀迫害南大的工具，也都只是代表李光耀一个人，连他的政府都不能代表，因为他的政府中的其他主要领袖如杜进才、巴克、吴庆瑞、林金山等，全都反对他关闭南大的政策。

由李光耀牢牢控制的这六届理事会，无权代表南洋大学，更无权代表星马华人，成为代表李光耀控制南大的傀儡，就如溥仪领导的满州政府和汪精卫领导的南京政府一样，无权代表中国人，只不过是日本人的傀儡。

南洋大学是星马各地华人同心协力创办的大学，不属于由李光耀控制的理事会，更不属于李光耀个人或他的家族。

从第三届到最后一届，即一九八〇年的第八届理事会，完全没有马来亚各州的代表，所以不能代表南洋大学，更无权代表星马华人，只能代表李光耀一个人。

在这一届理事会在任期间，发生了一件原因不明的事，郑奋兴教授请辞系主任职（自69年11月1日起生效），高立人博士请辞兼代系主任职（自69年10月15日起生效）。因为二人不再是教务会成员，因而同日起不再代表教务会出席理事会。二人同时辞职，原因至今不明。

第八届理事会的理事名单如下：

• 主席 黄祖耀先生
  副主席 吴水阁先生
  
  委员
  秘书长 陈祝强先生
  
  洪国平博士
  郑维廉先生
  蔡涌海博士
  傅孟芳先生
  韩祯丰博士
  许金泉先生
  高立人副教授
  关世强先生
  刘景煊博士
  梁麟林先生
  陈启话先生
  连瀛洲先生
  林和合先生
  林继民先生
  王书泉先生
  沈时礼先生
  陈共存先生
  张泗川先生
  
  秘书
  注册主任胡桂馨女士

在二十一名理事中，只有连瀛洲和陈共存表态反对李光耀关闭南大，其余都听命于李光耀。这样的理事会只能代表李光耀一个人，完全不能代表南洋大学和创办南洋大学的全体南洋华人。

（二）理事会的权限

一九五三年五月廿二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陈六使先生当选为执委会主席，新成立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仅限于星加坡委员代表，马来亚各州委员代表尚未选出。

五月廿九日，陈六使先生分别致函南大筹委会彭亨州，登嘉楼州，吉兰丹州，马六甲各分会，以及霹雳，雪兰莪，吉打，槟榔屿，森美兰，玻璃市中华总商会，柔佛中华商会联合会。两函的内容大致相同。其中有一段话说：

当时星加坡的委员代表一共十一人，另外保留十一个席位，由马来亚各州委员代表充任。南洋大学一切行政管理事务，均由执行委员会负责。

执行委员会只是负责“管理”南洋大学的事务，并非“拥有”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须向星马会员大会负责。

一九五九年，《南洋大学法》通过。南洋大学一切行政管理事务，均由理事会负责。理事会即原来的执行委员会，理事会成为新名称。

一九五九年版本的《南洋大学法》第十八条规定理事会的权限如下：

本大学产业与事务由理事会负责管理之。理事会由校长及依本法第十九条任命之二十七名理事组成之。

南洋大学的产业只是由理事会“管理”，并非为理事会所“拥有”。其权限与原先的执委会相同。

《南洋大学法》第廿一条具体规定理事会的权限如下：

这里明文规定，理事会只是负责“监督及管理”南洋大学的财产及事务，并非“拥有”南洋大学的财产。

理事会必须履行南洋大学的创办“目的”，也就是创办宗旨。

一九六六年，李光耀完全控制南洋大学之后，修订《南洋大学法》。其中第廿一条规定理事会的权限如下：

这里仍然明文规定，理事会只是负责“监督及管理”南洋大学的财产及事务，并非“拥有”南洋大学的财产。

理事会必须完成南洋大学的创办“目的与宗旨”。理事会的所作所为，绝不能违背南洋大学的创办目的与宗旨。否则，便是违法。

一九八〇年，李光耀正式关闭南大之前，给黄祖耀三个选择。黄祖耀交给理事会讨论，接受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恶毒建议，并把南洋大学的财产奉送给李光耀。这完全违反《南洋大学法》两个版本中的规定，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卖南洋大学。

理事会的权限仅仅在于“管理”南洋大学的财产，无权决定南洋大学财产的归属，更无权奉送给李光耀。

李光耀的信函是直接写给黄祖耀的。黄祖耀是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责任最大。他可以决定该如何处理。他的责任是维护南洋大学的利益与尊严。他如果不愿意这么做，应该辞职。可是他不仅不辞职，还与李光耀合作，这跟吴三桂把大明的江山奉送给入侵的外敌，有何区别？

李光耀一生从不尊重法律，他只是操纵法律，用来逼害反对他的人，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一九五九年版本的《南洋大学法》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他不尊重；一九六六年版本的《南洋大学法》是他自己修订的，他也不尊重。

黄祖耀把南洋大学的校产奉送给李光耀，他跟李光耀一样不尊重《南洋大学法》。《南洋大学法》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知法犯法，罪不可赦。

（三）谁出卖南洋大学

李光耀在关闭南大之前，完全得不到党内领袖的支持。当时的党内领袖杜进才、巴克、吴庆瑞、林金山等，全都反对关闭南大。

李光耀于是转而要求出身南大的议员支持，得到庄日昆、何家良、钱翰琮、和李玉胜四人支持他关闭南大。

李光耀当时没有向外公布这四个人的名字，否则必将被骂汉奸走狗。他们的支持不仅没有多大力量，而且还将引起反效果。这四个人毫无疑问是出卖母校的无耻之徒。

雷澥《南大春秋》第四章说：

当时支持李光耀关闭南大的“一批南大毕业的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包括蔡崇语，显然也是出卖母校的无耻之徒。

这批在官场上混的无耻之徒，就像林连玉先生所说的梁宇皋一样：“梁宇皋是民族败类，为着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出卖民族的利益。”这批南大校友，则是为着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出卖母校。

在关闭南大之后，李光耀一再在访谈中说，如果时光倒流，他将更早关闭南洋大学。从此，那批出卖母校的无耻之徒就不再喧哗了。

李光耀又转而要求四个商界富豪支持。这四个人中的三个即黄祖耀、连瀛洲、陈共存。第四个不详。因为这四个人都是富豪，也是南大董事，如果支持，便较那四个议员更有力量。

连瀛洲和陈共存都在一九五三年支持南洋大学建校，连瀛洲更积极参与，贡献很大。两人都不支持李光耀关闭南大。

黄祖耀是被李光耀骑劫的理事会主席。他在四月五日，南大理事会发表的文告中，表态支持李光耀把南大与星大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关闭南大。

黄祖耀在三月十八日致函李光耀，函中开头第一段话说：

这段话中有三点跟他的表态很有关系：

• 其一，他所说的“我们的几次会谈”。

  他跟李光耀何时何地私下会谈？谈些什么？是否有秘密协议？到今天仍然是秘密。

  其二，“本人是不赞成为了感情上的理由而保存一个没有用处的机构。本人认为国家的利益至上。”

  他最终表态支持李光耀关闭南大，显然因为他认为南洋大学是“一个没有用处的机构”。

  其三，“本人认为国家的利益至上。”

  这正是李光耀消灭华人语言、文化、教育的理由，是李光耀手中的杀人利器。

当初先贤创办南大，符合星马的国家利益。李光耀关闭南大，则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只符合他个人的政治利益，但他却以国家利益为借口。黄祖耀最终表态支持李光耀关闭南大，显然因为他支持李光耀的借口。

如果黄祖耀像吴德耀校长那样维护南洋大学的利益，维护南洋大学的尊严，他必定不会支持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他必定辞职，不当理事会主席，以表清白。他既不辞职，显然因为他愿意支持李光耀关闭南大。

任何人跟李光耀谈南洋大学的前途，无论结果为何，都应该公开透明，不应该是秘密，因为南洋大学师生、参与建设南洋大学的南洋华人，拥有云南园主权的南洋华人，都有权知道南洋大学的前途是如何决定的？因为南洋大学不是李光耀的家族财产，也不是黄祖耀个人的财产。

只有由马来亚各州与星加坡支持南洋大学的代表组成的南洋大学委员会，才有权决定南洋大学财产的去留。这个代表星马全体华人的委员会，绝没有李光耀的代表，也绝不会支持李光耀的任何政治要求。

没有得到代表星马全体华人的委员会支持的任何不利于南洋大学的决定，都是非法的，都是出卖南洋大学。

南大理事会的责任是维护南大的利益，维护南大的尊严。理事会中的任何人，只要支持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就是出卖南洋大学。

黄祖耀直到今天都没有向南洋华人交代，他跟李光耀之间是否有秘密协议。如有秘密协议，内容包含些什么？

任何有关南洋大学的秘密协议，都必须向创办南洋大学的全体南洋华人公开。如不能公开，则显然是政治交易，还可能也包含商业交易。只有政治和商业交易才属于秘密，发展教育不是秘密。

云南园不是任何人的政治和商业筹码。理事会没有得到南大创办人，南洋华人的许可，无权出卖南洋大学，无权出卖云南园。

挂名南洋大学理事会，却出卖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黄祖耀是的责任最大。他必须向陈六使先生在天之灵道歉，他必须向福建会馆道歉，他必须向创办南洋大学的先贤道歉，他必须向支持创办南洋大学的星马华人团体道歉，他必须向建设南洋大学的全体南洋华人道歉，他必须向受害的南洋大学师生道歉。他必须把云南园奉还给创办南大的南洋华人。云南园属于全体南洋华人，不属于理事会。任何人都无权把云南园秘密奉送给李光耀。

星加坡用英国法律。按照英国法例，机密资料经过三十年就必须公布。南大被关闭至今已超过三十年，而黄祖耀至今都没有公布关闭南大的详情。为什么？

如果黄祖耀和李光耀之间有秘密协议，他必须担负全部历史责任。他有责任向南洋华人公布详情。

任何人都无权出卖属于全体南洋华人的南洋大学校园。南洋大学理事会只是负责管理南洋大学的财产与事务，绝无权力把云南园送给任何人。

雷澥《南大春秋》第四章说到当时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于一九八〇年四月十日，对南大被关闭的反应说：

无论他以何种身份进入南大理事会，既然担任主席，就有责任维护南洋大学的利益，尤其是在南洋大学遭遇如此巨大的侵犯时，理应挺身而出，维护南洋大学的利益。

既然他自认“只是个商人而已”，自己的商业利益高于一切，不愿意维护南洋大学的利益，为什么要担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为什么不辞职？

即使李光耀不批准南洋大学继续存在，也不能把云南园奉送给他。

即使李光耀强行占领云南园，也不能就此奉送给他。

李光耀不会长生不老，如今只剩下一坯黄土。星加坡也不会永远由李家统治。总有一天必须还政予民。南洋大学的校产也总有一天必将完璧归赵。

任何人都无权出卖南洋大学的校产，包括黄祖耀。

任何人都无权侵占南洋大学的校产，包括李光耀。

任何人把南洋大学的校产奉送给李光耀，就是出卖南洋大学。

把南洋大学的校产奉送给李光耀，跟把大明的江山奉送给入侵的外敌，性质相同，罪责也相同。

任何人把云南园奉送给李光耀，便是把全体南洋华人的资产奉送给入侵云南园的外敌。其罪行与吴三桂相同。任何出卖南洋大学的人，都是南洋大学历史上的吴三桂。

李光耀一生敌视南洋大学，屡次武力侵犯，血洗云南园，毁尸灭迹。在南洋大学的历史上，李光耀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无权染指南洋大学的校产。

云南园在南洋华人心中，犹如圆明园在中国人心中一样，铭刻民族的衰弱与耻辱。

黄祖耀无权决定南洋大学的校产去留。他和李光耀之间是否有秘密协议，还需等待机密资料曝光后，才能清楚。

如果黄祖耀和李光耀之间有秘密协议，他有责任向全体南洋华人说明清楚。

如果黄祖耀和李光耀之间有秘密协议，把南洋大学的校产奉送给李光耀，那么，他必须在有生之年，把云南园送还给南洋华人。星马维护南洋大学的华人将再组成南洋大学委员会，接收云南园。南洋大学将在云南园复校。

如果黄祖耀和李光耀之间有秘密协议，不愿意把云南园奉还给南洋华人，就必须背负出卖南洋大学的历史罪责，成为南洋大学历史上的吴三桂。

历史，不会放过任何乱臣贼子。

（录自 2018年5月12日《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