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族的生命力谈
〈南洋大学〉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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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马华族有强大的生命力
　　　　　华族求存的道路是崎岖的

南洋大学满足了华族求存的愿望

华族的文化和语文这条根如果不能在新马生长，华族便没有足够的条件成为一个自足的族群，久而久之，华族便会变质而成为一个〈边际〉的群体，最终便免不了要走上瓦解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除极少数的个人能吸收到回教文明的精华或西方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或基督教的道德观，而能保留为〈完整的人〉外，大多数的人则一方面只认识到回教或西方文明的一些又片面又肤浅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失去华族的文化价值，这种人便成为无根的〈边际人〉或〈游离份子〉，不但合群性低，而且容易受外来〈潮流〉所左右。对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这种〈无根〉的公民便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鉴于此，新马华族要在他们的新国家中建立他们的文化和语文的传宗接代的物质 基础的愿望，是一件很自然和可以理解的事，当英裔移居北美、澳洲、纽西兰、南非等地时，不也是一样有这种愿望吗？他们在这些地区定居下来后的头件大事，便是兴建教堂和学校，一个族群的文化和语文的根是否能在移居地生存和发展，是关系到该族群的存亡的关键的。因此，文化和语文的生存和发展，是每一个族群的基本权利，不能被任何人所剥夺的。

南洋大学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创立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的建立，使华族在他们新的 定居地上，第一次拥有从小学到大学的华文教育系统，第一次为保障华族的语文的基本权利提供了必要和足够的自足的条件。因此，南大的创立，在东南亚华族的历史中便成为最得人心的一项华人的集体事业。当年创办南大的建议一经陈六使先生提出后，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便在一夜之间动员起来，献捐的浪潮此起彼伏，持久不绝。尤其是在新加坡、马来亚和当时的英属婆罗州 (现今的东马) 的华人中，支持陈六使先生兴办华文大学的呼声，更是响彻云霄。在新马的华人社会中，上至政要 (如陈祯禄等)，下至学生、工人和贩夫走卒、舞女等，无不为南大的诞生而奔波效劳和欢呼鼓舞，因为南大象徵了华族生命的完整化，体现了全体华人长久的愿望。

在华族移居海外的历史上，一间华文小学在一个小镇中诞生，一间中学在一个城市中开幕，都是无数华人的集体血汗的结晶，都是使无数华人欢欣鼓舞的事业。因此，华人教育机构的发展，也如华人的会社的发展一样，从最小的单位发展到最大的单位，而南大就是这个最大的单位。因此，南大的兴建和落成，已不再是一个小镇或一个城市的华人的事业和欢乐，而是整个星马、整个东南亚、甚至是全球海外华人的事业和欢乐。了解这一点之后，也便能了解南大在1958年3月30日落成开幕时，为何新马华人会扶老携幼地涌往云南园观礼而产生万人空巷、塞车十哩的盛况了。

重重的阻力从何而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殖民地时代，只要华人的活动不会增加政府的开支及不会被认为是会危害到殖民地的政权，英国殖民地统治者对华人自己在当地自费为其子女提供华文教育，大致上是采取让其自生自灭的放任的政策。这也是无事少过问，一旦被认为对殖民地统治的利益有抵触时，便会找藉口去进行干预和限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在韩战期间，新马华人在人口和经济方面，已进一步取得更高度的自足性，而在生长其语文的根方面，表现出来的更是一股生气蓬勃的生命力。一方面，新马各个角落的华人纷纷以自力更生的办法，复办或创立华文中学，另一方面，陈六使先生随着也在1953年1月提出兴办南洋大学的建议。

从战后新马华族的自足性和蓬勃的生命力来看，这些发展本来是很自然的，可是它们一开始便面对着重重的阻力，而且最终大马的华文中学还得被迫走上独立中学之路，而在华人占绝大多数的新加坡的华文中小学的完整的系统，也终于被改制而成为英文教育系统的一部份，在千千万万人欢呼声中诞生的南大，也终于在1980年遭遇到关门的命运。这是应该从何说起呢?

首先，重重的阻力是从何而来的呢？就马来亚来说，在殖民地的时期，马来族是马来亚各族中最大的族群，人口占百分之四十四，在英国殖民地统治者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下，马来亚被认为是马来人的土地，马来人是这个土地的主人或〈土地的儿子〉，马来族的统治者和精英，在英殖民地统治者的支撑下，在政治上盘踞了战略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外来的华族和印族移民，却被看成是暂时寄居在马来亚的外国人。

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华族和印族都参与了抗日行动，而马来统治者却和占领军合作。战后英工党新政府，在未预先徵求马来统治者的同意，提出成立〈马来亚联盟 〉(Malayan Union) 的宪法建议，赋与华族和印族平等的公民权利，以表示对马来统治者的不满及对华印族抗日行动的欣赏。可是，这个建议却成为马来族的凝结素，导致泛马马来民族主义的定型化。一夜之间，〈马来亚是马来人的土地〉的马来土著主义的浪潮席卷了整个马来半岛。结果，英殖民地统治者不得不放弃〈马来亚联盟〉的建议，而由承认马来族为马来亚的主人的〈马来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a) 宪法所取代。(马来亚联邦的马来名是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如照实译，应该是叫做马来土地联邦 Federation of Malay Lands。) 马来族的主要政党 (包括巫统在内)，就是在反对〈马来亚联盟〉所掀起的马来土著主义浪潮中诞生和成长的。自那时起，〈马来亚是马来人的土地〉的土著主义，便成为左右马来亚政治的不可受到提问的势力。

马来亚在1957年获得独立时英国人把政权移交给马来族，马来语成为国语，英语的官 方地位只被延续十五年，国家主权和权威的象徵，如国徽、国歌、国教等，全部来自马来族的文化和传统，毫无非马来族文化和传统的痕迹。根据当时马来领袖的说法，这种安排是，得到当时的非马来人领袖的同意的，其交换代价是由当时的马来领袖同意，让华印族居民能依法申请为公民。因此，由于主要的马来族的政党都是发源于反对〈马来亚联盟〉的土著主义的总动员，马来土著主义的情绪便从战后开始，左右了马来亚及后来马来西亚政治和经济的决策过程。任何马来族的政党，倘使没有以土著主义的诉求为其政策的基础，便难以动员及获得马来族民众的拥护。

在这同时，马来亚共产党在1948年被宣布为非法的政党之后走进森林，企图用武装斗 争去推翻英殖民地政府。可是，一方面由于马共大多数的成员是华人，另一方面中国在1949年成为共产国家，在东西方冷战的过程中，至少在道义上支持了马共的武装斗争。 这些都对马来土著主义起了煽风点火之效。

由于要建设一个以马来文化为主体的国家，以巫统为主导的政府便有必要以国语 (马来语文) 统一全国的教育系统。为完成此目的，一向派给华印文中学的津贴金便被终止了，如果要继续得到政府的财政资助，它们便得接受改制成为用马来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型学校。在寻求建立一个以马来文化为主的国家的过程中，马来土著主义便很方便地和反共相结合起来。结果，自1948年实施紧急法令开始，英殖民地统治者和马来族的领袖，便把马共的威胁和受华文教育挂起钩来，即认为受华文教育的华人比较可能成为马共的同情者或支持者。因此，凡是坚决维护华人学华语华文的基本权利的华族发言人，或任何争取此项权利的有组织的活动，都有可能被看成是受到马共的指使的，不利于国家安全和种族之间的和谐相处。林连玉的公民权被褫夺和大马申请开办独立大学受到拒绝，当局无不以这个理由为依据的。

在政府建立统一的国民学校系统时，马来西亚的绝大多数的华文中学都拒绝被改制，自愿以自力更生的办法，去维持不被官方承认的独立华文中学。这个选择清楚地说明了，大马华族要维持和发展其语文和文化的根的强烈愿望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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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惧共的偏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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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大学〉的必然性

(按：原载《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特刊》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