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族的生命力谈
〈南洋大学〉的必然性

【第一页】族群和族群的生命力
　　　　　新马华族有强大的生命力
　　　　　华族求存的道路是崎岖的
【上一页】南洋大学满足了华族求存的愿望
　　　　　重重的阻力从何而来？

英文至上主义与惧共

新加坡的情况有些不同，它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华人抵步时，这个狮岛上才有几个破落的渔村，并不存在马来族是新加坡主人的问题。同时，华族是最大的一个族群。占人口近百分之八十。因此，华人学华语华文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会有阻力呢？可是，事实却不是如此。在新加坡，华文在宪法上虽然被承认为四种官方语文之一，但是它在实际上的地位，却已经是远远不如马来西亚的华文了。这又应该从何说起呢?

马来土著主义在新加坡既然不是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阻抑了华文在新加坡的发展呢？回看新加坡当代历史的发展，便不难体会到华文在这个小岛上的发展主要是受阻于两个因素：英文至上主义和〈惧共的偏执症〉(paranoia)。在做为阻扼华文教育的杀手锏的过程中，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可从下文看出来。

当年南大的开办才处于酝酿的阶段时，英国人便企图用〈南洋大学是共产〉的藉口来阻挠。可是后来看到创办南大的建议是受到新马华人社会上下一致支持的，才转过来附和，接受〈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的注册。南大在1958年正式开幕时，顾德总督还亲自莅临主持剪彩典礼。当然，英殖民地统治者是以实务见称的，当时剿共的〈紧急状态〉，迫切需要华人社会上下的合作，出于战术性的需要，不得不暂时给予附和。可是，在暂时附和的同时，英殖民地统治者，一方面不给南大分文的财政资助，也不承认南大的学位，另一方面却企图把南大变质成为以英文为教学媒介的大学。因此，审查南大水准的报告书一个接着一个出现，而每个报告书的建议，无不指向采用英语为教学媒介为南大的出路。有幸的是南大在陈六使先生的领导下，发挥了维护华族语文权利的不折不挠的精神，排除万难，才能三番四次地顶住了殖民地政府在附和的背后企图使南大变质的压力。

可是，英文至上主义如何会与维持及发展华族的语文相抵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便得了解自殖民地时代起，受华文教育者所遭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受英文教育者乃是殖民地统治者的宠儿，可问鼎殖民地社会的政界、公务机关、洋行、专业界等的晋升之门的，主要就是这些宠儿。因此，从华文教育源流出来的毕业生，除到华文学校当穷教师或帮父兄辈做生意外，出路非常有限。就是幸运能挤进公务机关或洋行去做事，其职位和待遇也往往比同学历的受英文教育者低贱。

南大毕业生的遭遇，也和华文中学的毕业生一样。在1968年之前，南大学位不受政府承认，不论在就业、收入、社会和政治地位等方面，样样不如马来亚大学 (后来改称新加 坡大学) 的毕业生。其实，南大初期数届的毕业生在各行业的待遇，不少甚至比不上英校 的九号毕业生。这当然不是说南大毕业生的智力和能力比马大或新大的毕业生差，他们之所以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全然是因为他们是受华文教育的。

受英文教育者和受华文教育者之间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便形成英文至上主义的政治和物质基础。被英殖民地统治者选任 (co-opted) 为政府的主要官员和公务员的受英文教育者，为了维护他们所享受到的宠儿地位，很自然地便会更进一步去强调受英文教育的重要及维护其在政治上和就业上的优势。这种在华族中实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为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和受华文教育的华人的对立提供了条件，一旦受华文教育者要求一视同仁的待遇时，往往便会被受英文教育者看成是对其优势和政治地位的挑战和威胁。同时，在受英文教育者看来，消除这个挑战和威胁的主要办法之一，便是实行阻抑华文教育发展的政策。

同是一个族群的成员而有这种不同待遇这个事实，为华族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受华文教育的功利问题；二是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在受华文教育者中所产生的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及其后果。

受华文教育者的出路和待遇，比受英文教育者的又少又低这个事实，必然增加了英校对华人家长的吸引力，这便成为华族寻求保持及发展其语文教育的一大阻力。英殖民地政府就是利用扩大受英教育的功利，以加深受英文教育者和受华文教育者之间的矛盾，令华校自己走上消亡之路。在六十年代，新加坡虽然独立了，但这种政策却没有中断。其实，独立政府的教育政策是有计划地逐步把华人的子弟引向英文源流的学校去就读，结果终于促成华文源流的学校与英文源流的学校的合并，而导致七十年代就读南大的学生日减。

华文教育着重传授做人的道理和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见义勇为〉、〈舍己成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对社会及国家应有的精神，洋溢在课文的字里行间。在这种教育的薰陶之下，又加上一向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华校生往往在政治上便比英校生来得早熟：他们往往比较关心社会和国家大事。一般上有比较高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对国际局势的认识也一般上比较深刻，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比较关心。因此，由于五十年代的新加坡正处在旧的尚未死亡而新的还没有诞生的多事之秋，而受华文教育者又长久地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结果不但是不平则呜，而且是比别人先呜。这样一来，许多政治上较早熟的华文中学生，便投入此起彼伏的罢课和示威活动，要求改变现状，希望在即将来临的新的政治秩序中，能得到公平和合理的待遇。可是，当时的执政者，却把这些学潮看成是马共主使的外围活动，目的是要颠覆政府，非把它们镇压下来不可。可是，镇暴队的镇压往往造成暴力冲突，进而又扩大了冲突面，演成学潮和工潮的一呼一应，成为要求平等自由、公平正义和脱离殖民地统治而独立的先锋成分。同时，学潮和工潮所采用的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方法和作风，也效法共产党贯用的群众路线的做法。在 当时的执政者看来这些活动无疑是马共在后面主使的，目的是要制造动乱以推翻政府。

其实，仅根据一种活动的形式便决定该活动内容的做法，往往是与事实距之千里的。进步的政党如李光耀先生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建党之初何尝不也是一样地采用了群众路线的方法和作风去发动和组织人民的支持？李氏当年还是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总会和职工总会的法律顾问，常常出入法庭为被逮捕的学生和工人领袖辩护。许多人民行动党的发起人和领袖，也是当时搞学运和工潮的领导人。可是，在这些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的过程中，身为〈宠儿〉的英校学生与华校学生对比之下，显然是安份守己的年青人。因此，读华文是动乱的根源，便在执政者的脑中逐渐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

从五十年代末期起，华校学生的抗议活动，便慢慢地从中学校园转移到南大校园。上文已经指出，南大的学位一开始便不受英殖民地政府承认。当南大当局提出承认问题时，英殖民地政府便利用委任〈专家〉来评估南大的教学程度拖延时间，而各个评议会的报告书却置南大是初办的民间大学这个事实于不顾，死板地把它的水平与成立已多年而又有雄厚的政府资助的大学相比，便得到南大水准低落的结论，进而认为补救的关键是在于朝向采用英文为数学媒介的转变，即是南大的变质。当时，反殖民地主义和争取独立自主乃是那个时代横扫亚非拉的潮流，因此南大学生对英殖民地政府的不满，便逐渐以反殖、争取新加坡的独立和主张各族群应该平等的活动表现出来。最近有一位南大校友谈到南大的失误时这样写道：一些南大学生在参与政治活动时，〈带有极左倾向，……非但没有团结到其他同学，反而给南大蒙上一层政治色彩，成为政党争取、利用或是打击的对象。〉这种只看到形式而没有看到内容的看法，便很容易会造成责罪受害者的后果。可惜这也就是当时执政者的看法，不能超越南大学生抗议的形式而去看到他们抗议的内容，结果为了去除共产党的威胁，便不得不严厉地对付〈受共产党主使〉的南大 学生了。由此可见，〈惧共的偏执症〉越严重，对华文教育的阻抑也越加严厉。

南大和南大学生是华族在新加坡蓬勃发展的产物，他们对华族文化和语文的热爱和对南大的拥护，正好反映出华族要在新加坡生长其文化和语文的根的强烈愿望。同时，只有在这个愿望得到满足之后，新加坡的华族才能成为一个自足和完整的族群。因此，陈六使以及在马来亚的林连玉、严元章等这些对争取和维护华人学华语华文的基本权利不遗余力的人士，都很自然地成为受华文教育者最为敬重的人物。同时，凡是维护华族的语文教育的基本权利的政党或政府，受华文教育者便会给予全心全意的支持 (大马华人支持辛尼华沙甘便是一例)。这样一来，英殖民地政府既然不承认南大的学位，而又想将南大变质，南大学生和支持南大的人士，只有期望殖民地统治早日结束，把华文教育的前途寄托在独立后的政府身上。因此，许许多多南大的学生便直接或间接地投入争取独立的种种活动，包括支持人民行动党取得政权的奋斗。这样一来，在当政者看来，南大无疑是〈激进份子〉的大本营，南大学生的行动便被看成是深受北京的反殖民地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宣传的影响。

从改制到变质

人民行动党参与新加坡第一届自治政府大选获得胜利那天晚上，南大学生通宵达旦听收音机广播竞选结果，当听到人民行动党的王永元在政府大厦前草场上的胜利大会上高呼：〈新加坡的人民翻身了〉，许多南大同学激动得满眼热泪，在他们的心中，〈翻了身〉的当然也包括南大在内。这也就是说，在当初，爱护南大和捍卫华族的文化和语文权利的南大创办人和南大毕业生及在籍学生，无不把南大向上向善发展和维护华文教育的完整性寄托在人民行动党身上。因此，当人民行动党组织第一届自治政府时，华族对这个政府的期望是非常高的。可是，新政府成立了，游街欢庆的日子过去了，一天复一天，新的民选的自治政府仍然没有承认南大，反之，它采取的政策却是要南大进行改组，然后才能考虑承认的问题。

做为改组南大的第一步，新加坡的自治政府于1962年通过〈南洋大学法令〉，取代了 〈南洋大学有限公司〉注册。第一届南大理事会正式成立之后，新加坡政府便和它进行谈商改组南大的事宜。但是，谈商进行了几个月，没有甚么进展。很明显的，陈六使先生是不肯在南大变质的问题上让步的。因此，随着陈氏于1963年9月25日辞去南大理事 会主席之职务后，谈商便在第二年6月5日达致协议 (理事会代主席及槟城南大委员会主 席刘玉水先生也于这协议签定一个月又三天后辞去了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在这协议中， 新政府表示〈南大一经改善，新加坡政府将给予南大与新大同等待遇〉。因此，从1965年到1978年之间，新加坡政府便依照其既定的教育方针，对南大进行一系列的改制 措施。由于既定的教育政策的目标是要把新加坡建设成一个以英文为主体的社会，南大的发展当然不能和这个目标相抵触，结果自从王赓武的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于1965年9月11日发表之后，南大便越来越身不由己地和华文中小学同样走上被英文源流的 教育系统吞噬的道路。

把南大改善，人人都会支持。可是，所谓〈改善〉如果是包括把南大改成英文大学，这便违反了南大创校的原意，违背了华族要在文化和语文的发展上成为一个自足和完整的族群的强烈愿望。不幸的是从1965年到1978年间有关南大的事情的发展，正是朝着违 背南大创校的原意和华族的愿望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爱护南大和维护华族的语文权利的华族领袖和南大毕业生和在籍学生，最初是把南大的前途寄托在人民行动党的竞选的胜利上，当这个期望受挫时，他们对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寄望和信任，便转变成为极端的失望。这时，因政府要加入在形成中的马来西亚联邦的政策，引起了行动党内部的分裂，他们因而便走上支持从人民行动党分裂出来的政党去与人民行动党对抗，企图在选举中取得胜利以达到维护华文教育的目的。

由于以上所提到的各种因素，南大自1960年代初期开始便成为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主要 中心之一。首先，南大学生参与提倡在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全民投票中投空白票的运动， 与人民行动党政府唱对台戏。结果，人民行动党便乘赢得全民投票之势，一举逮捕了许多南大学生。过后，陈六使先生便因在新加坡加入大马之后的大选期间，支持了南大毕业生以社会主义阵线的候选人身份，出来与人民行动党竞选而被褫夺了公民权，一些落选的南大毕业生及一批其他南大生也被政府拘留，后来连当选的南大毕业生也不能幸免入狱之待遇。此外，王赓武报告书于1965年9月发表之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南大便成为镇暴队施展身手的场所，罢课、抗议、镇压、逮捕、开除、驱逐出境等，便是这个时期的南大生所体验或所看到的经历。

当新加坡政府在1968年5月25日宣布承认南大学位时，南大的学制已完全由王赓武所建议的新学制所取代。黄丽松在1969年4月14日出任南大副校长，他虽然有一套把南大发展成为一所完整而又独特的大学的想法，可是这所谓〈完整而独特〉的设想未必是符合新加坡既定教育政策的需要，这也许就是黄氏在1972年9月便离开南大的原因。黄氏离任后，南大便进入一段由薜寿生长校的过渡时期，在1974年实行和新大统一招生后，南大实际上便成为一间由政府部长或官员直接管辖的学府。由于南大早已停止向大马招生，同时又因新加坡的华文源流的学校，已于六十年代后期逐步并人英文源流的教育系统，到1980年南大与新大合并时，南大的消逝看起来也显然是极其顺理成章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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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原载《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特刊》59页。)